别总是把“家长持证上岗”当笑谈

红牛奶

生养易，教养难。在家庭教育上设置“准入门槛”的话题，历年的两会上都不缺各类创见。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许洪玲建议：孩子要升小学，“家长”也要上课，得拿到“合格父母”证书。

“家长持证上岗”，是个暧昧的笑谈吗?

很显然，这里的“持证上岗”，并非指向生育权，而是特指为人父母的教养义务。日本小说家伊坂幸太郎有句醍醐灌顶的名言：一想到为人父母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没错，如果说孩子是一张白纸，又如果这张白纸因“投胎模式”而选错了不合格的父母，再如果这个社会不能对父母的教养义务拿出“硬核约束”——很大概率上看，都可能衍生出批量的悲剧人生。

“父母的教育”固然很重要，但“教育父母”这件事好像始终不被重视。最后，就是“虎妈狼爸”等粗放模式，借助眼球效应折射着民间的某种刚需。去年大火的连续剧《都挺好》中，苏明玉的一句反问，让人百味杂陈：“我让你生我了吗？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人生远比影视剧更残酷。“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这些令人心碎又莞尔的桥段，谁说不正折射出家教能力缺失语境下深深的“无力感”?

事实上，早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相关提案，建议为家庭教育立法，家长经培训后“持证上岗”，以此提高家长教育水平。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荣珍提过建议，制定《家庭教育法》，明确家庭教育的义务和责任，确立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即便不是在每年全国两会这个时间窗口，隔三差五，也不乏有识之士将“家长持证上岗”旧话重提。

所谓“家长持证上岗”，不过是个通俗的说法，严格意义上说，它包含三个充要条件：一是“证书”的仪式感，对应着家长培训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二是“持证”的常态化，将“家长”这个家庭角色导向职业化；三是“家长持证上岗”与孩子升学同步，纳入社会教育的大版图。

一言蔽之，让教养责任从泛化的道德呼吁转向刚性的法律义务，这才是“家长持证上岗”的灵魂所在。

放眼全国，实践不少。从江西到贵州、从重庆到江苏，针对家庭教育的地方性立法从未止步。2010年开始，东莞在10多所学校探索“家长持证上岗”模式，2017年被东莞市教育局和市妇联认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全面实施“家长持证上岗”。

时至今日，国家层面亦有呼应。比如2010年2月，全国妇联、教育部等7部委就首次联合发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2015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2019年5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 (修订)》……

然而，问题也是明摆着的：一是“家长持证上岗”被狭义的家长学校所代偿，二是父母教养责任和义务仍缺乏全国层面的规范与制度。

全国教育大会上，顶层设计有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有几个共识越来越清晰：其一，越是重视教育，就越要重新审视家庭教育的意义及地位。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委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在《我们需要新家庭教育观》中说，当前，中国家庭教育存在的危险之一，是家庭教育学校化、模式化、形式化。一部手机、一个PAD，就打发了孩子的童年时光，这样的教与养，已经僭越了安全的底线。

其二，毫不夸张地说，大部分形而下的教育问题，都能找到家庭教育的症结。2019年有个大热的社会词语，叫做“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无可原罪，但是，如果家庭教育仍停留在心口相传的原始阶段，迟早会与这个惟变不变的世界冲突不断。不久前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已相当普及。2019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1%。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家长不能研究孩子及家庭关系的变化——“无证驾驶”的后果就是各种憋屈、各种抓狂。

不是现在的孩子难教育了，而是滞后的家长素养跟不上孩子社会化的进程了。

“家长持证上岗”，就是真正以孩子为本、以家教为本。为人父母这种能力，从来不是先天遗传或者自动习得：不要以为“为了孩子好”，就自动升级为好家长。有人学“孟母三迁”，砸锅卖铁买了学区房，却懒得跟孩子看部动画片;有人深谙《傅雷家书》的篇章，可除了买回本名著，从不会与孩子促膝长谈……中国家庭教育的唤醒之道，首先不是唤醒孩子、而应该是唤醒假装很专业、貌似很像样的“家长”。

是时候把“家长持证上岗”提上议事日程了——从准父母抓起、从立法和制度抓起、从公共服务和财政投入抓起。一来，这是诠释“家风连着国风”的关键;二来，这也是家庭教育立法的必然。再说句题外话，在“我国离婚率连续15年‘涨’声不断”的今天，说不定“持证上岗”还能附加了“冷静期”的疗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