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砖家不可能不知道男多女少是谣言,远没有到影响婚配的地步。也很清楚这样的提案不可能实现,但为啥还要提呢?很显然是有目的的。
以中国大陆平均结婚年龄27岁作为参照,将适婚年龄组限在20岁至34岁这个年龄段,通过汇总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和以后出生的人口性别比相差不大,甚至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还更低些,2010年婚龄期的性别比为四组中最低,只有102。而这个数据,与日本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也是低的。
2010年,我国20岁至29岁的男性人口总数为1.1484亿人,同年龄段女性为1.1358亿人,两者只差126万人,远没有3000万人那么大的差距。
这个结论是惊人的,因为它颠覆了流行许久的一个观点: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管控之下,很多家庭为了生男孩,用B超等手段检测胎儿性别,使女婴流产。尽管我国法律禁止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但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按照王立波的研究结果,不仅超高的出生性别比并不真实,而且西方国家用以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大量女婴被扼杀”的说法也并不符合实际。
王立波这样解释从出生性别比到适婚期性别比的变化,她认为,中国具有男孩偏好的家长在生出女孩以后,并不是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把女婴溺死或者抛弃,性别选择性流产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在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中的中国城乡,男孩偏好并没有把中国父母的基本伦理纲常毁灭。更多的人是把出生的女婴或者超生的男婴以各种方式隐藏起来,这些被隐藏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总会以各种方式出现。
中国的父母总体上还是善良温情的,他们保持着男孩偏好,但也同样爱惜女孩。
传播性别比谣言的本质是为了炒房等利益
魏尚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2012年的长篇论文中严格论证了性别比夸大造成的婚姻市场竞争加剧对房价的影响。
他们研究发现,性别比夸大推动家庭购买更大更贵的住房,而租金回报率随男女性别比的提高而降低,因此,性别比和市场舆论确实推高了房价以及房价租金比。具体而言,如果考虑性别问题的内生性以及数据的测量误差等问题,性别比提高6个基点可以带来房价10.62%的上涨。
但这一逻辑并非如此简单。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只在个别年份才有公布,且由于低年龄组女孩漏报、瞒报等原因,人口专家一般认为中国目前公布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明显有夸大,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
总结而言,与其说是年轻人的“刚性需求”和“丈母娘”需求支撑了住房市场的居住性需求和住房价格,不如说是投资性需求者认为年轻人的这些“刚性需求”会支撑(未来的)住房价格。
在这一逻辑下,投资性需求者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的居住性需求者可以承接他们以投资目的所购买的住房,从而积极入市;而居住性需求者也反过来受到投资性需求者的影响,他们面对由投资性需求者不断推高的房价,也不得不时刻准备着,以求随时尽早地入市购房,以免在未来造成更加难以负担的局面。结果就是,包括已经尝到甜头的投资性需求者和年轻人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购买者都涌入房地产市场来抢购,从而推动了住房价格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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