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传统戏曲的式微

鼎尚者

        在《如果乡音都死去了》一文中，贺卫方先生写道：“无论如何，在如今这个通讯与传媒高度发达、交通极其便利的时代里，方言的处境是愈发艰难了。”随着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与普及，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客观地讲，在幅员辽阔，民族及方言众多的中国，为更进一步增进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与国家凝聚力，以及市场经济日益发达之下的人际交流与沟通需要，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十分必要，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方言、方音的保护、研究与传续。这在当下还真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文化问题。

       所谓方言，是指某一地域及特定族群或民族的一种地方性、区域性语言，是一种独特的族群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族群或民族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成果及习俗，通常被当作构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标志性元素之一。中国现代汉语主要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官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也有分为其他比如十大方言区的，其语音、词汇自然各具特点，无不承载着特定区域的风土民情与文化习俗及其生活状态。

       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现象，在民族乃至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意义。首先，方言传承着族群或民族文明。语言，当然包括方言，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蕴含着一个族群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文化信息，具有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底蕴。正如语言学家周海中所说，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每种语言都能表达出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性以及文化、历史等，都是人类珍贵的无形遗产；当一种语言消失后，与之对应的整个文明也会消失。比如，山东怀仁镇的方言“不溜不溜”（形容人或动物争先恐后向前急行的样子），就保留了《诗经》时代的语言文化——“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诗经·小雅·吉日》），只不过传续中有所演变而已。而曾经建立过北魏政权的鲜卑族，为大唐气象的形成打下了厚重的社会文化基础，据记载，李世民家族还有着鲜卑血统。而拓跋氏在推进汉化的过程中，其语言、文化等也同这个古老的民族及文明一样，慢慢融汇、消失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之中。世界上各个民族或族群及文明的存在与发展，与其语言包括方言的存续是密不可分的。其次，方言体现出族群或民族迁徒与融合的特征。研究和比对不同地区间的方言及方音与词汇，可以考证生活在不同地区或历史阶段族群的迁徒变化或融合及其文化习俗的传承接续，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方言的比对，基本就可以区分某些地区的居民到底是原住民还是迁徒于某地，加上其相应文化习俗的研究则就更为清楚了。即使对海外华人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广东一带的客家人称闪电为“火蛇”，而川西周边方言则叫作“忽闪”，由此基本可以判断曾有客家人移民川西并影响了川西的方言、方音。而雅安荥经，贵州遵义、安顺等地的口音与成都邛崃非常接近，那说明应该在某个时期出现过族群的迁移及方言、方音和文化习俗的交流与融合。第三，方言反映了语言及文化演进。一方面，方言往往保留着许多古音、古韵及词汇，对研究族群或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像《诗经·齐风·载驱》中“汶水滔滔，行人儦儦”的“儦儦”（疾走貌）就演化保留在了山东怀仁方言“不溜不溜”当中。又比如，邛崃话至今保留着大量入声字：吃（tsʰɤ）、役（jo）、六（lo），等等，同时还保留了许多上古音，如“斜（ɕya）”；而现在的“子雅”（沉静而文雅）、“打伙”（合伙）、茅厕（sɿ）（厕所）等方言也存在于一些古籍当中，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很有帮助。另一方面，方言在研究民俗、历史及人文理念方面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各种地方戏曲，都是以方言为基础的，方言是地方戏曲的源头和根本。比如川剧，其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唱、念、做、打，一旦离开了四川方言、民间歌谣这些，则不复存在。至于在社会人文历史方面，方言蕴载的内涵更多，像“宝器”（傻子）、“耙耳朵”（怕老婆的人）、“颤翎子”（爱出风头的人）之类的方言，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反映了四川人的幽默诙谐与内在的文气及对待生活的豁达态度，其意蕴、趣味更是普通话难以准确表达的。

        当然，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方言也存在一个发展、鼎新之演进。比如《录鬼簿续编》中“名姬刘婆惜”的“婆惜”（年轻歌舞声伎），演变成了现在南京的“潘西”（年轻女子）；而“巴臂”（把柄或事由、根据）这个方言，今天已经很少听到了。同样，产生于上世纪的邛崃方言“打屁车”（摩托车）、“偷屎爬车”（小轿车，与偷屎爬即屎克郎有些形近）等方言今天也基本没有了。相应地，生活中又出现了“打脚板（儿）车”（低档、不好的轿车）等新的方言。即使在学校、广播、影视和全球化的社会交往中，普通话是越来越普及，但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包括青少年学生大量使用的还是方言、方音。虽然其“生存”的空间面临着普通话的“挤压”，许多方言字词也都已从词典中消失了，比如过去词典上“足”旁一个“拜”字的“㗑”（同音）在现在的词典上已经没有了，而只能用“跛”，这就难以表达方言的意味了。但是，“京味”、“川味”、“广味”之类的方言还是大有“市场”。只是我们对方言的认识还存在着偏差，有些人甚至还羞于自己的方言、方音，而在挖掘、研究与传续方面的工作更是滞后，这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在由方言延及戏曲时，贺卫方先生还不无感慨地说：“作为地方戏基础的方言的边缘化也是地方戏面临毁灭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观点，个人却有些不敢苟同。虽然方言是传统戏曲的根源之所在，但当下方言的边缘化趋势应该并非传统戏曲式微的根本原因。

       中国戏曲最早可追溯到上古原始歌舞，现在保留下来的“傩戏”或“跳端公”（端公大略与巫师相近）应该是其余绪。之后，出现了“社火”之类新的歌舞，一直演变到唐代中后期出现戏曲雏形，以及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随着元代《窦娥冤》等的出现，中国戏曲也趋于成熟。源于宋、元之际“南戏”的明、清戏曲已发展到中国戏曲的繁荣时期，高明《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而汤显祖的《牡丹亭》成就最大。明代中叶以后，江南一带兴起昆腔（昆曲），涌现了《十五贯》、《占花魁》等经曲剧目，明后期则以流行的折子戏为风尚。清中叶之后，昆曲开始衰落，而在地方戏高度繁荣的基础上产生了京剧，并在同治、光绪年间走向成熟与兴盛。在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大力推广“普通话”及导致方言边缘化问题的干扰，但是，从宋、金的“院本”到元代杂剧，再到南戏、昆曲及京剧，都有一个兴起、繁荣、衰落甚至衰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其根本原因不在其他，而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化的发展上。在唐代，城市已具相当规模，宋、元时期的商业都会和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市镇进一步得到发展，明、清时期已然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南方的市镇更加繁荣。由于城市的承载及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戏曲也因此而不断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发展，以及人们文化审美趣味的变化，不同的戏曲及其种类也必然随之而发生变化，不断地出现兴衰更替。同时，中国戏曲总体上来说，是以远离生活、变异生活的外在形式为特点，以使其更具节奏、韵律、整饬、和谐之美，积累了夸饰性、表现性、规范性和固定性的程序动作，比如“笑”，必须按极具夸张性、表现性且又被规范化了的“笑”的程序动作去“笑”。还有脸谱、蟒袍、翎子、水袖、长胡子、厚底鞋等多式多样的道具以及动作。这些都与追求快节奏和个性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不相适应，而且又缺乏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及形式方面的创新，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及市场经济面前当然会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特别是在现代影视、音乐、电视秀和互联网络等多元文化及娱乐方式的冲击下，传统戏曲更加举步维艰，逐渐被边缘化也就难以避免了。即便是国外的一些戏曲包括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及流派也是在不断的兴衰演变之中，旧的艺术表达方式会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不断取代。这应该是一种规律性的艺术演进现象。

       由此看来，方言特别是传统戏曲的日渐式微是一种客观现实。在这一客观现实面前，我们应该从传承传统文明，弘扬现代文明的高度出发，进一步加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言与传统戏曲的保护、研究与传续工作，并在与现代艺术与现代传媒的结合中，努力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艺术表达方式及审美趣味，以新的语言及戏曲艺术来弘扬与替代“传统”，那么，我们或许会因此而少些“如果乡音都死去了”的担忧、失落与遗憾。但是，无庸讳言，无论方言还是传统戏曲以及其他“非遗”，要想回复曾经的荣光恐怕已经不太现实与可能，正如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