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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谭明明的案子情节非常简单，可概括为十六个字：醉酒驾驶，肇事逃逸，超速追尾，致人死伤。当地检察机关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商丘市中院已于今年1月开庭审理。
但这起情节简单的案子由于附带民事诉讼的介入，变得异常复杂了起来。今年1月开庭审理后，法庭决定择期宣判，至今没有下文。据网上信息，主要是提起民事诉讼的伤者家属在法庭上提出了巨额索赔诉求；被告方家属则表示，赔钱可以，但希望对方出具刑事谅解书；而原告拒绝出具，还当庭要求死刑，被告方就不肯人财两失了，反正谭明明名下没有什么财产可供执行，既然你既要钱又要命，就让法院判吧。而法院考虑到原告家庭为救治伤者已倾家荡产，还欠下巨额债务，更需要未来生活保障，索赔意愿强烈，故迟迟未下判决。下判决容易，但活着的人怎么办？附带说一句，此案中另有两名死者，但其家属并未提起民事诉讼，依法至多只能旁听庭审，法庭无须考虑他们的诉求。
该案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绝大多数人的主张是“该杀”，要求法庭尽快从重予以严惩。不少人还主张强制执行其家庭的财产，逼迫其家长代女儿赔钱。还有人从上述二者的关联中发出“社会不公”的抗议：凭什么有钱人可以花钱买命？
我的看法是，就案件本身的刑事部分而言，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适用刑法第115条规定，即“……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这里有个争议的地方，刑法该条第二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此不排除法庭最终认定其系过失犯罪的可能，这要看律师的辩护和相关证据的支持。只是这样一来，前述民事诉讼引发的争执就不见得是花钱买命之争，而会变成花钱买刑期之争。这里还要附带说一句，世人俗称的花钱买命或者花钱买刑期，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毫无问题，据此抗议“社会不公”就不必了。
我不掌握全案详情，对于刑事上能否认定其过失犯罪不持观点，何况我深知我国法院判案有时还要考虑一些其它因素（比如民意），我本人对该富二代的行径也恨得咬牙，杀了我没意见。但对该民事部分目前陷入的胶着状态，我想着重谈点看法，我的立论基点是姑且承认被告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没错，商丘中院迟迟未下判决，表明该案民事部分目前确实陷入胶着状态。围绕着被告谭明明的生死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被告方的想法非常现实，就是要全力保住女儿的命，为此他们愿意付出巨额赔偿，他们也付得起，但这个钱必须由对方拿刑事谅解书来换。而原告方对造成自己家庭惨状的被告是恨之入骨，绝不饶恕，要谅解根本没门，不仅不谅解，还要求对方必须赔钱。
除了双方各怀心思的尖锐对立，作为第三方的法庭现在也身不由己地陷入了左右为难。直接下判决严惩吧，法律程序上没问题，但伤者一方向法院吵闹要钱怎么办？何况其境遇也确实值得同情。或者宣布较轻的判决吧，那宣判后钱就不一定拿得到了，至少不会那么多，法院不得给人骂死？另外，考虑到前面引用刑法条文中的过失犯罪的规定，我突然想到有没有这种可能：法庭经过对案件的全面审理，其实已心知肚明这是过失犯罪无法重判，所以现在的拖延判决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策略，说无奈，是想避免原告拿不到钱导致法院挨骂的尴尬，说策略，是想让“死刑”威胁始终悬在被告方头上，逼迫他们主动掏钱买命。如果这样，法庭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但无论是法庭的煞费苦心，还是原被告双方的各怀心思，现在都无助于矛盾的妥善解决，案子就这么走下去，在法律允许延长的最大期限内必定要有个结论，届时也必定会有一方哭天抢地了。而万一是以过失犯罪最高判7年（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巨额索赔又落了空，你叫伤者家属情何以堪？那不要了她们的命么？而那时候商丘中院也只能硬着头皮承受舆论的汹涌吐槽了。
其实这起看似无解的案子还是有解，关键就在于做人的境界，在于世道人心的清浊和社会文明的高低。我想起了多年前南京发生的一起案件，一位在华工作的德国教育专家夜晚被入室偷盗的几个小毛贼杀了，破案后罪犯面临死刑的判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该德国专家的家人来到中国后，竟然向中国法院提出请求，希望轻判几名罪犯，她们认为这是悲剧，不愿意有人为此再失去宝贵的生命。中国法院最后当然是依法严惩被告了，但德国死者家属的这种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人性的力量，一种文明的体现。真正的人性和文明，不仅体现在社会的正常生活中，更体现在面对阴暗乃至邪恶的立场取舍上。复仇是快意的，也不违背现行道德，所以我丝毫不指责谭明明案中的伤者家属“既要钱又要命”的表态。但更高的道德是制止作恶后的宽恕作恶者，改造作恶者，若能如此，一个社会将迎来光明的坦途，而一个人，比如谭案中的伤者家属，也将摆脱自己面临的巨大困境，抚平心灵的创伤，开启新的生活。
问题是，身处我们这个戾气深重的社会环境里，她们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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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4 0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