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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古文学派有《礼记·礼运大同篇》，其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为儒家的大同理想，亦可称之为大同之梦，“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春秋公羊传》中亦有“三世说”，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历代公羊家据此而推论出人类社会是发展进步的，即“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这个叫“张三世”，是孔子所传的微言大义。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也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来治理人民，用刑罚来约束人民，人民可暂时免于犯罪，但并不会认为为非作歹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义来约束人民，人民不仅有廉耻之心，而且会主导纠正自己的过失。所以德治与仁政始终是儒家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其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个太平盛世的大同之梦。
儒家的大同之梦虽是如此美好，可社会的现实却又是如此的冰冷。历代以来的王朝，莫不如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说“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能够维持一个不崩溃的局面就不错了。人类社会真正的太平盛世都是很短暂的，大同之梦更是从来没有实现过。“驱除胡虏，日月重开”的大明王朝，能够维持近两百年的太平盛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当时来华的西方和中亚传教士，对明王朝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仰慕来不得了，惊为人间天堂。凡是熟悉中西古代交往历史的人，看过这些外文史料的人，对此应该不会陌生。当时波斯传教士阿里·阿克巴尔在其所著的《中国纪行》中说：“整个中国人，从平民到贵族都培养得懂礼节。在表示尊敬、荣誉和沿守礼节方面，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们相比……我相信，如果谁在中国游历一个世纪，他每天都能看到从未见过的奇迹。”
宋明时期的中国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鳏寡孤独废疾和乞丐都有救济政策，穷人看不起病的，由国家免费医疗机构安济坊、太平惠民局、施药局、和剂局负责治疗；鳏寡孤独废疾安置在国家办的免费养老机构居养院、福田院、养济院；穷人买不起墓地的，由国家提供免费公墓漏泽园；穷人的子女读不起书的，由国家提供免费教育。并且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宋代颁布了《元丰惠养乞丐法》、《居养法》、《养济令》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加以保障。《大明律》中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明英宗天顺元年又下诏，要每县设养济院一所，支米煮饭，日给两餐，器皿、柴薪、蔬菜等均由政府设法措办。有病的拨医调治，死者给予棺木安葬。明代养济院在天下府州县卫皆有。这些情况，现代的人就不大了解了。但即使如此，宋明仍不免有亡天下和流寇肆虐的惨剧发生。
明朝的衰乱是起于嘉靖时期的，万历以后乃至于大坏。1950年，四川简阳县搞土改的时候，从一户地主家里抄出了其先人在明末清初所写的一部日记来，叫做《五马先生纪年》，由于年代久远，崇祯十年以前的内容都已经被老鼠咬坏了，未能保留下来。该日记的作者五马先生傅迪吉在文中记录了张献忠屠四川的部分情形，并以亲身经历训诫儿孙“乱世切莫居住城池，后人要引以为戒”，免得再遇上屠城跑不了。又因为躲避张献忠和大西军的屠杀，而导致当时四川盆地内农业生产已经基本上停止，遂引发大饥荒和人吃人的现象，人肉卖到五两银子一斤。清兵入川以后，因为没有吃的，“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太多的人为躲避屠杀，逃入深山，一躲就是二三十年，“叙州有人避贼，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复至也，惊走上山，行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兽，擘獐鹿啖之，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他们不怕猛兽只怕人，“虽家人亲戚召之，疾走不顾也。”
著名明史专家郑天挺等编著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收录有《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答孙可望书》，其文曰：“自入蚕丛（四川），荆棘塞道，万里烟绝，一望凄凉。茂草荒林，惟有马迹，狐游虎逐，罕见人踪。间存一二遗黎，又皆五官残废。割耳截鼻，刖足剁手，如游异域，忽睹罗刹形不类人，喘延余息。备询厥故，始知令先君（张献忠）之造福于川，盖功德若此其惨毒也。乃曾不旋踵而令先君（张献忠）身首异处，尸饱馋鸦，可见天之所报，人之所为，已足昭鉴。公等碌碌，犹尚不悛。欲挟令以欺天，逞前奸之故，智词多悖，碜煮实险。深窃揣中藏，岂以皮王视我也。尚修邻好，奉教有期。如云会猎岷峨，则水路可通舟揖，陆路可容车马，弟惟有叉手瞠目而听之矣。”
今四川省广汉市房湖公园内尚保留有张献忠的圣谕碑，此碑是1934年加拿大在四川的传教士董笃宜于广汉城郊一农户的茅屋墙脚发现的，此碑与民国时期所说的立于成都少城公园内的张献忠《七杀碑》不是一块碑，网上经常有人把这块碑的碑文与《七杀碑》故意混淆。关于张献忠的《七杀碑》究竟存不存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说有，并且编入了当时的文物档案里，1950年成都解放后，移交给了当时的军代表张追光，解放后的历史学家则坚持说没有此碑，说是民间讹传，这个问题因为各执一词，现在真相难明，姑且不论。现存四川广汉市的张献忠圣谕碑正面碑文为“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落款为“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圣谕碑反面为南明抗清将领杨展所刻《万人坟碑记》，碑文曰：“崇祯十七年，逆贼张献忠乱蜀，将汉州（今四川广汉）人杀戮数十万，予奉命平寇复省，提兵过此，痛彼白骨，覆以黄壤，爰题曰万人坟，是用立石。凡我士民，春秋霜露，伤父兄之惨难者，一以恸先灵，一以仇寇厲，拜扫依依。忠孝之思，竖髪难昧，宁不勃然而兴乎。挂平寇将军印左都督杨展题。隆武二年仲冬月吉。”
明朝末年，在四川成都的欧洲传教士所著的《圣教入川记》对张献忠在成都制造大屠杀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记载，1918年在上海的教会组织才让法国传教士古洛东把它翻译成中文。当时只印了两千册，教会内部发行，现在已很难见到了。四川人民出版1981年根据四川省图书馆的藏本重印了3200册，作为历史学界内部研究使用。
还有一本书叫做《蜀警录》，是明末四川秀才欧阳直所著，又名《欧阳氏遗书》，作者本人在明朝末年被掠入张献忠军中，后成为刘文秀的幕僚，永历帝逃到缅甸后，他隐居于民间，靠教授私塾维持生计，留下此书，“笔耕舌耨，始免流离之苦。回忆所遭，历历在目。痛定思痛，不知泪落之何从也。《诗》曰：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其直之谓也。”
欧阳直在书中说：“春秋而下，实则乱多于治，我生不辰，遭逢乱世，四海鼎沸，九庙烟飞。忆维罹祸之惨，独吾蜀也唯甚。先民有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验之今日，语诚不诬……献贼困成都，攻围累日不下，仍穿洞至八角楼下，纳火药轰之。楼随墙崩，烟迷数里，声震天地，城遂陷。蜀王及妃吞冰片坠井薨。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贼营伍密藏者暂得免。纵兵肆掠，招各乡之绅士军民入城。凡在村寨中者，尽捉赴城剁其手。发兵旁掠各郡，分设有司。各路有护解官兵到即立斩。仍查蜀宗室妇女充妓院……初，献贼入蜀王府，见端礼门楼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足俱肉身。讯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楼，献忠遂效之。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大明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于本营将弃。由是剥皮之刑繁兴矣。凡所剥人皮，掺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若送葬俑，识者已知其不祥。又自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背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许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刑更惨毒。献贼发定北将军巡顺庆、保宁，左都督马元利、骁骑都督刘进忠分历川北各州县。发安西将军巡嘉眉，方洪二都督分历川南各州县。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剁手无算。每贼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余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一百有零。呜呼！惨哉！……献贼开科第定为例。凡应乡试生员，会试举人后至者，妻女充妓院，本犯剥皮。有司教官俱斩，左右邻连坐诛十家。查乡绅调入京，后至者法亦如之……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同伴俱斩。每日夜差官请令巡查，巡役则昼扮闲人。混入兵民中省视；夜则听篱察壁，入户逾垣。凡有日间偶语、夜间开言者，不论兵民是非，一概谓之说乱话，立刻锁解皇城，都督王尚礼杀之。言及时事者，同住人并戮。虽至亲遇于道，不敢相问慰，遥望即各低头去……献贼宫中鬼昼见。夜闻萧墙内外喊声，察之寂然。献贼日惶惑焦激，出必杀人。献忠调远近乡绅赴成都，尽杀之。调各学生员听考，到即禁之大慈寺，齐集之日，自寺门两旁各站甲士三层至南城。献忠坐街头验发，如发某一庠过前，一人执高竿悬白纸旗一副，上书：某府州县生员。教官在前，士子各领仆从行李在后，鱼贯而行至城门口，打落行李，剥去衣服，出一人甲士即拿一人。牵至南门桥上，斫入水中，师生主仆悉付清流，河水尽赤，尸积流阻，十余日方飘荡去尽。献贼发兵出剿百姓，令曰除城尽剿，凡剿一处，先令地方官清四至界并乡导人送领兵官前，一日照四至界趾，布兵环围；次日开剿，四下齐向中央搜杀，如围场合龙口之状。龙口合而野尽，然后屠其城。剿毕复扒草寻穴，细搜数日乃复命。倘有漏网者，或于别处发觉，罪坐领兵官。尝见郫县解一逃民，审系峨眉人。查剿峨眉官洪都督剥其皮。剿局始自祟庆州，终于再屠成都城。盖开城时所屠者，原住城内之人。今所屠者，招勒进城之人也。献贼令各将士，自杀其新收妇女。如系蜀人，更不许擅留一人。禁人带藏金银，有即赴缴，如隐留分厘金银或金银器物首饰，杀其一家，连坐两邻。于前门外铺簟满地以收之，须臾，钮扣亦尽。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本鞘箱笼……时无栽插，内地无粮，惟远诣董卜高杨各边土司籴运。计斗米需值六七十两，尚难寻买。饿死兵民尸即复为饥者食……余自西营归里后，又为摇黄（另一股入川的陕北流冦）执入营。尝见贼每以小儿抛空中，下用长枪刃接儿。承之使儿横签刃上，手足抓刨如飞状。众则哄然大笑。又见将人活绑树上，于肘下戮洞，盘出其肠缠其身，以为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手足，以儿头撞钟，鸣则髓出，众皆称快……蜀中升平时，从无虎患。自献贼起营后三四年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内江奔溃，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于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前。一虎浑身纯白，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虎之口，而蜀人几无噍类矣。”
张献忠“屠蜀”过去在四川是妇孺皆知的历史，地方志书、民间家谱和碑刻中也有极为详细的记载，郭沫若在其解放前出版的回忆录《少年时代》中也讲到这个事，凡熟悉四川地方历史的人都是清楚的。解放后张献忠被定性为“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仅仅这个定性，就无法对他进行客观的研究，更不可能去研究什么他屠蜀的问题了。关于张献忠和他所在的陕北流寇，明末安徽合肥举人余瑞紫在崇祯十五年张献忠攻破庐州（今合肥）时，被掠入张献忠军中，与张献忠朝夕相处四个多月，后逃出，著《张献忠陷庐州纪》一书，民国十八年为安徽地方学者刊刻出版。作者叙述，张献忠所部每攻占一城，先抢骡马，再抢年轻貌美之妇女和财物，然后又掳掠青壮年男子，最后将当地房屋建筑全部烧毁，制造大量难民和流民，以此来裹挟这些难民和流民跟随他们一起造反，雪球越滚越大，明末流寇最后发展到几百万人，就是由此形成的。攻占一座城市大抢、大杀、大烧后，并不驻守，在官军到来之前就会放弃，然后又去攻占和破坏另一个地方。张献忠部队中能打仗的人当时不过几万，裹挟的青壮年男女却有十多万，张献忠的每一个士兵都有妻室，有些甚至有两三个老婆，这些妇女都是在各地强抢来的。甚至每一个士兵还配备有佣人和伙伕，这些士兵平时都是需要人伺候的。如果打了败仗，为了逃窜中不受拖累，又往往把这些妻室和佣人、伙伕全部杀掉，士兵骑上骡马逃跑。明末欧洲传教士所著的《圣教入川记》中说：“时南京明兵已抵邛州（今四川邛崃），离成都两日路程……献忠出川，又行一种惨无人道之事。即深虑人马上路，行程较迟，因各营中妇女众多，有妨进行。如献忠除有正后四名外尚有妃嫔三百人，文武官员及各营将官有妇女多人，而兵弁犹多，皆由搂抢而来。献忠见妇女多，不能急行。于是，下令集文武各官及各营将校计议，表明意见，饬令次日将妇女引至大营外一律杀之。献忠除留后妃二十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尽皆杀绝。至于各营妇女，齐集一处，号令一下，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集如山，血流成河。献忠残暴，令人骇闻。计是日所杀妇女之数，已有四十万之多。献忠杀妇女后，狂喜欲舞，并向百官称贺，谓已脱妇女之扼，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次日由成都城下拔队起行。”
明末清初的四川，实为一人间地狱。始自贵州彝族土司杨应龙、奢崇明、安邦彦之乱，彝兵入川，杀四川巡抚徐可求，屠重庆，围成都百日，所过州县皆残破，大肆杀掳，蜀人死者百馀万。四川南部凉山地区的彝族奴隶主亦趁机叛乱，疯狂烧杀掳掠川南汉族人民。当时人曹学俭在《蜀中广记·边防记第四》中说：“宁番（今冕宁）一卫为屯者凡九十有二，今无一人存矣。行数十里，鸡犬无声，人烟绝迹，间有一二存者，亦刀锯之孑遗耳。”《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正月乙丑载：“云南巡按朱泰祯疏言……臣所经建昌（今四川西昌）一道……独有松林站以至礼州，从禄马站以至白水，共四百里，白骨山积，营垒丘墟，室庐空旷，夷氛独横。”崇祯以后，多股陕北流寇纷纷入川，一斗粟、中斗星、过天星等踞巴山，摇黄贼、夺世王、争天王、争食王、行十万、马朝、薛仁贵等十三家攻破四川巴州、通江、东乡、太平、新宁、开县，屠其城。张献忠、李自成亦几次攻入四川，“绅士人民俱扎山寨自固，每寨悬锣。无事，人皆空身下寨耕插，寨上望有贼兵将到，即鸣锣为号，人尽趋寨守之。自壬申至壬午，凡贼前行，兵即后至。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旋转于川北、川东，迄无宁日。贼固酷于杀掳焚劫，而琐细不取，兵则但不多杀人，其劫掳吊拷悉同于贼。且并敝衣小物，莫不席卷。而民不聊生矣。”此后张献忠据蜀，其部和裹挟入川的男女多至百万人，与蜀民争食，遂引发蜀民激烈反抗，南明军队趁机反攻四川，蜀人与之配合，到处袭击张献忠所部，“‘起义兵斩伪令者所在皆是，乃西川人性戇愚，特明顺逆，不量势力，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后来竟弄到这样的地步，‘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由此引起张献忠和大西军对四川人民的报复性大屠杀，当时张献忠极为痛恨四川人，称之为“蜀獠”。张献忠死后，清兵入川，到处搜刮粮食，又展开了进一轮对四川人民的屠杀。后来入川的清军被贵州南明将领王祥夫妇和驻守川南的南明将领杨展打败，全部驱逐出川后，另一股流窜进入四川的陕北流寇摇黄贼（又称姚黄贼）又在四川境内到处屠杀残民，“自乙酉以迄戊巳，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稍存孑遗，馀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截，继则食野草，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后来陕北流寇小红狼别部武大定等人又用奸计杀害南明在四川的大将杨展，屠杀乐山、峨眉一带的人民，引起新一轮混战。然后又是张献忠馀部孙可望假装归附南明，软禁永历皇帝后，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派刘文秀从云南进兵四川，攻打南明在四川的残余势力，清军吴三桂所部亦趁机从陕西入川，两面夹攻南明在四川的军队，南明在四川的巡抚马乾兵败自杀，督师四川的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被刘文秀俘虏后沉入岷江。今天四川西昌老城北门外砖厂附近尚存明末白骨塔一座，又名万人坟，其中所埋男女尸骨万具，就是刘文秀当年屠妇戮婴的赫赫武功！刘文秀所部后与吴三桂在川北的阆中决战，大败，逃回川南。清军因为缺乏粮食，也没有南下，双方长期隔着四川盆地相对峙，此后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个时期川西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人烟了，只有川南、川北和川东山区还有少数人口，驻扎在川北阆中的清军也因为缺乏粮食而经常饿死和逃亡。蜀道艰难，清军要不停的从陕西把粮食运到川北来，在当时也是困难的，所以驻扎在四川北部的清军人数也不多。满清对于已经基本没有人烟和残破的四川地区也缺乏攻取的欲望，所以南明和满清之间的军事较量转移到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区。后来孙可望降清以后，清兵也没有从四川进攻云南，而是从湖南、广西攻贵州，又从贵州攻云南，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进军路线，就是因为四川缺乏粮食，野无所掠，而蜀道艰难，从陕西运粮到四川也困难。当时吴三桂的军队曾经从陕西进入川东，又从川东进入贵州。一路上人烟断绝，“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吴三桂的幕僚马玉赋诗云：“空山惟有啼鹃泪，剩屋曾无乳燕巢”，还说是“未足状荒凉万一。”南明当时驻守重庆的将领杜子香听说吴三桂的军队逼近后，自知无力抵抗，遂率部撤离重庆，吴三桂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荒凉的重庆，随后即进入贵州。吴三桂反清以后，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又打了一些仗，主要是在川南，但都不算太激烈，四川仍然不是主战场，主战场还是在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地。
由于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很多地方千里无人烟，野兽遂得以大量繁殖，虎豹和野狗成群，“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顶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弃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以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清朝的荣昌知县张懋赏等主仆八人到县城赴任，“方入城，蒿草满地，不见一人，日未暮，群虎拦至，攫食五人。”据《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载顺治七年满清四川巡按的奏疏，清军占领顺庆（今四川南充）后，“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廓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现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现存32名……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耶。” 更有野狗，牙挟风毒，人中其毒者必发狂而死，百十成群，一犬吠声，众犬皆起，过路行人，须臾毙命。
到清朝康熙年间彻底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四川全省仅剩户籍人口九万多人，其中西昌地区有一万多人，当时全省实际人口当然可能不止这个数，因为很多人逃进了深山里，不在户籍统计之列。另外这个九万人口，也不包括当时四川境内的少数民族，因为封建社会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不纳入朝廷编户的，也就是不统计少数民族人口。根据对四川民间的家谱和地方志书的记载来分析，笔者估计当时四川境内可能尚有汉族人口五十万左右，他们主要是生活在川南、川东和川北的山区。四川盆地内现在的汉族人口主要是后来康熙二十四年以后的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实际上是南方各个省的移民都有，不仅仅是来自湖北湖南的移民。现在四川盆地内的官话与川南、川东、川北山区的口音就有很大差异，后者所操的方言被认为是明代以前的老四川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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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8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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