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单名媛”背后,消费文化为何从解放走向虚伪

鼻子

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开放和逐渐富裕，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一度是某种解放的力量，是对以往保守的社会价值观的冲击，象征着一种可欲的更好生活——至少你可以通过钱，买到一种以前无法过上的生活。但现在，在众人眼里，它开始变得可笑和虚伪，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最新出现的流行词“拼单名媛”。

    所谓“拼单名媛”，源于前一阵网上曝光的“上海名媛群”的微信聊天记录，暴露出一些外表光鲜、出入高端场所的“名媛”，其实是“拼单”的，如“15个人在丽思卡尔顿拼单一个房间，每个人只需要200，就能住上每晚3000的魔都顶级酒店”。消费主义的虚荣本质在其中表露无疑。然而，社会的观感难道一直是这样吗？

    ▌小资：一种褒贬交织的话语

    换作以前，在“拼单名媛”这个词还未出现的年代，这样的行为很有可能被说成是“小资”。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就在多年前，这个词还曾盛行一时，被广泛用于指一种并不大富、但尽量追求品质和情调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与现在这样更注重物质奢华的取向相比，那时的“小资”更讲究“文艺范”和“格调”，但其基底无疑也是消费主义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含义复杂、评价不一的标签。所谓“小资”，就是“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ie）的简称，有时也音译为“小布尔乔亚”。在革命年代，这可绝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身份，因为被归为这一类的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小市民，大多被视为不坚定的分子，偏好温婉、伤感、浪漫的爱情，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超过对革命理想的坚守。在一些人看来，知识分子天生具有小资属性，要想融入革命潮流就必须时刻自我分析，以期实现自我改造。在秧歌舞流行的年代，交际舞也被斥为堕落的小资情调。

    直到1980年代初，整个社会的氛围仍然如此。后来声名鹊起的作家贾平凹，因为写的小说有唯美倾向，偏重主观情绪，被当时文学杂志的编辑退稿，理由就是他小资思想很严重，以至于在偏重现实主义文学的北方根本发不出作品，但上海评论界却很快接受了他，进而将他当作大作家来看待了。

    1992年后，中国在“下海”的全民赚钱热潮中，第一次开始正眼看待“小资味”。人们开始意识到，这并不只是“矫情”的，也代表着一种更高的、市民化的生活品质，那甚至和一系列形象相关：体面、整洁、举止文雅，有别于以往那种粗粝的生活。毕竟，当家里有了点钱之后，谁不想过上好日子呢？

    “小资”男女们的悠闲生活。© 法国电影《女友的男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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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那是一种遮遮掩掩的新生活，有时还出以一种小心翼翼的自嘲，大抵也只有大城市里新潮的年轻人付诸生活实践；随后，它逐渐得到羡慕、肯定和追随，尤其是那些从小地方进城的新市民，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他们进城的主要的内在动力之一。一个原本带有贬义的词，一点点变为集自嘲与自炫于一身，进而又在一些人眼里成了褒奖。历史学者海青2010年在他的著作中说：“在革命过程中被反复批判的‘市侩’、‘小资产阶级意识’，今天已成为普遍的精神形态。”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小资”也沾染着虚荣的气息，有时嘲讽那些刚刚洗脚上岸没多久的农村孩子也装模作样地端起一杯咖啡故作深沉，但与现在有所不同的是，那大抵并不尖刻，更不是全盘否定，常常不过是无伤大雅的戏谑。更大的区别在于：在那个刚刚从革命的紧身衣里挣脱出来的时代，像这样的消费主义场景还带着一点解放自我的快感，象征着令人兴奋的向上阶层流动，以及一种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新时代的自我认知

    仅仅不过十年时间，这一切就已翻转了。“拼单名媛”一词透露着强烈的讥刺意味，恐怕谁也不会以此自居，甚至都未必会以此自嘲。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因为另一个新流行语“凡学”（凡尔赛学）同样指向这种刻意炫富、夸张做作的人设。虽然仍然有许多人追逐、渴望着那些象征更好生活方式的东西，但如今人们并不肯定这种消费主义所指向的可欲生活方式，而是讥讽这种追求本身就是虚荣可笑的。

    流行词的盛衰，往往折射出社会心态的深层次变动，这正是最好的例子之一。2009年问世的《蚁族》一书让一个社会现象进入公众视野：大学扩招后进入职场的新一拨人才，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是精英选拔出来的“天之骄子”，而变成了大学普及教育下的工具人。这个机制一方面让原本边缘的年轻人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另一方面却让他们在职场上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少的向上流动机会，更何况还要面对大城市里日益望而生畏的房价，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们的价值光谱和自我认知。

    现在很多人说到的“小镇青年”，也是在那之后才作为一个群体现身的。那很像19世纪欧洲（尤其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中写到的“外省青年”——他们野心勃勃地努力奋斗，就为了进入大城市，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那也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巴尔扎克《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中有一段话：“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也许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中心城市原本就不像西欧那样发达，直到现在，中国急骤的城市化进程才催生了像当初欧洲那样的社会现象和群体。

    这是经受艰难拼搏与内心幻灭的新一代人，“美好生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触手可及，漂泊的年轻人更难真正融入大城市，找到家的安定感觉，但他们又很难回到死水微澜的老家，像盆栽植物那样空耗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愤世嫉俗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解压手段，他们放弃了进入所谓上流社会的梦想，而自嘲是“loser”和“小镇青年”，并对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予以无情的嘲笑，因为那有着嗅得出来的虚荣和虚伪。

    不难想见，在这样的氛围下，精英主义带有不接地气的可疑味道，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优越感。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沈诞琦写到的“波士顿人”在2015年受到网上群嘲，不仅仅是因为那种风格，也因为这背后流露出来的对上流社会的认同、向往，拨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实际上，像“拼单名媛”这样的现象，如果按照以往上海人最推崇的“实惠”理念，可能相当正常：既然想消费又没那么多钱，那么拼单也并不丢人。只不过“实惠”更讲求物有所值，通常也不那么炫耀。更重要的是，上海自近代以来就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一条破旧的弄堂里可能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没人知道你的底细，因而“表面文章”不仅有必要，也有用。这样，你可以在这里自由地造一个人设（上海话说“拗造型”），维持自己的体面，进而拥有一份不同的生活与自我形象。

    然而，“拼单名媛”和“凡学”话语的逻辑则不是这样，那倒不如说是熟人社会对虚伪的反应，因为那背后透露的意思是：尽管你费尽心思想变成另一个人，但拆穿了看，你的底细其实就那样——可笑之处也正在于这种落差之中。所谓“熟悉产生鄙夷”，一个人无论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在和他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朋友面前，是很难产生什么距离感的。就算是耶稣，老家的村民们一旦得知他是在马槽里出生的木匠之子，他头顶上的光环也就一下子消失了。

    在这里，对消费主义的敌视、对“做更好自己”的攻击，以及隐约可见的厌女症，都透露出某种程度上的保守意识，而这也与近些年来社会的整体变动一致；不过，从另一面来说，这又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后现代意识，那是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强烈关注，要求人们“做自己”，而不是妄图通过不必要的粉饰“变成另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它发出了时代的强音，表明新的一代将更清醒地认同自我身份，并将更自信地面对外部世界：不管怎样，我，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