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水泥电杆厂的青春岁月（下）

秦巴闲士

      足球情缘：我进入足球队颇有戏剧性：1965年夏，达县专区少年足球比赛在北门大操坝举行，11个县组队参加。达县少年足球队因球门员朱祥福1948生，超过规定年龄，比赛前临时换将，将有篮球基础还差几个月满16岁的我增补为守门员。我虽没经过足球训练，凭着篮球接传球经验，反映灵活，身手敏捷，勇敢顽强，多次力挽狂澜守住球门。因这个资历，1973年、1978年，我入选达县市足球队任第二替补球门员，集训二个月。比赛时，多是坐冷板凳。教练派我观看侦察其它球队比赛，回后提供战术分析。比赛期间，教练与足球队员因要保存体力，多在室内休息，很难有时间观看其它球队比赛，我的“殊遇”羡煞其他足球队员，戏称我为“二教练”。物质匮乏年代，运动员伙食较为优越，能吃上体育饭，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我的读书风华岁月：我喜爱篮球，更喜欢读书。儿童时期看书摊小人书连环画，上学时期去南门口新华书店蹭书看，电杆厂年月，去公园打篮球前要到公园“达县图书馆”。图书管理员姓王，男，脚有些跛，人们叫他“王拜哥”。每次进入阅览室，他脸带笑意，微微点头示意，仿佛是在鼓励。1976年“达县地区图书馆”始建于朝阳东路文化巷，在电杆厂附近，成了我常去地方。有时，下班后懒得换工作服，兴致勃勃去阅览室翻阅书籍。管理员是一个女的，比我大不了几岁，中等个，鹰勾鼻子，烫着卷发，薄嘴唇，说话时上嘴唇往上翻翘，她多次提醒我，衣服穿干净点。当我沉寂在书海中，不知不觉阅览室下班时间已到，这位管理员用手敲击着桌面说：“时间到，时间到”。有时，我从她手上借阅书籍杂志翻阅，不甚满意，要求更换，她将声音提高了几度，说：“你这人总是讨嫌，书籍自己先要选好，不要东换西换”。我急忙道歉，她转身给我一个背影。以后，我去图书馆身着干净服装，遵守她订的规定，但仍难免她审视的目光。有时听见她银铃似的笑声在阅览室荡漾，原来她的男朋友来了。

1969年文革武斗期间，我意外得到一批藏书，中外名著都有，多是那个时候认为的封资修书籍。任凭窗外枪声零星或激烈，我如饥似渴阅读。上世纪70年代初，电杆厂水泥电杆由人工制作改为机器制作，白班夜班两班制，因生产场地局限，每班工作3个小时，我有了更多时间读书。在大量书籍被封存的年月，我自以为是一个饱学之士，人前开始卖弄，滔滔不绝。无论我如何张扬，人们始终说我是一个半罐水响叮当。知识之罐永不会装满，与时俱进，学无止境。

      喇叭裤那些事：文革结束后1978年，两部日本电影《望乡》《追捕》风靡中国，演员身穿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成为当时无数男女青年效仿对象。已经结婚的我穿上喇叭裤，那时，谁要是穿一条喇叭裤上街，就会成为众人眼中“不正经的人”。后来穿的人多了，成为流行时尚，人们见惯不怪、习以为常。而今，服装样式越来越多姿多彩，根据自己的个性与喜欢千变万化，甚而露腰脐。喇叭裤是那时年轻人对中国人审美习惯最初的挑战。

      家庭舞会那些事：1979年除夕夜，电视播出：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此前“文革”期间，跳交谊舞不被允许，是资产阶级情调。受该电视影响，为赶时髦，我购买了一部卡式收录机，播放着音乐，得意洋洋在大街小巷行走，成为达州最早跳交谊舞的人，公园、凤凰山、南门河坝、家庭是我们跳舞的场所。有一个晚上，我们在凤凰山下一个空旷地举办生日派对，跳起交谊舞，派出所一女同志前来干涉，我们据理力争，不欢而散。西门上石岭桥居住的杜善体家中临河有一个空旷地，成为每周六晚有20余人参加的家庭舞会聚集地。深夜12：00结束，大家AA制夜宵，杯盘狼籍，酩酊而归。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杜善体与我成为达城最早商业舞厅经营者之一。

      电杆厂那些成都人：电杆厂有20多成都人，1958年四川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三工区支援大巴山区建设，1959年并入专建司。原达县专区房屋建筑均系砖木结构，工人多系扫盲人员。省建司成都工人给大巴山区带来先进的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和工艺，使达县专区建筑业迈上一个新台阶。

       有人说成都人是“水仙客”、爱“假打”，弄虚作假之意。我所接触的电杆厂成都人不一定是这样。我同寝室一个职工姓刘，一个生产小组，原成都二建筑公司工人，年长我10岁，读大学期间，身患肺病退学。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国字形脸，相貌儒雅似学者，大家叫他“刘教授”。夏天，他打光胴胴上班，瘦骨嶙峋，高挑的身段更显瘦弱，大家又叫他“刘老排”。他30岁而立之年，去32里石板乡与一个下乡女知识青年相亲时，叫我作陪。我们关系很铁，我外地儿子在达城结婚时请他光临婚宴，他参加没送礼仪，握住我的手笑笑说：“祝贺你得了一个好媳妇！好久有空，请全家吃大餐”。我们君子相交淡如水，从来不见他请客吃饭，我回笑了之。另一个成都人彭义兴师傅，年近5旬，混凝土生产组组长，工作任劳任怨，每天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上下地坝工作场地巡视完后，确定无安全隐患才离开。大家叫他“老黄牛”。彭师傅虽是文盲，常翻阅主席红色小语录本，叫年青人读给他听，大家评选他为学习主席著作先进者。文革1969年达城派性武斗，电杆厂停产，我与同厂职工王泽民借机去成都游玩。先去盐市口“刘老排”四合院家中打秋风，到了中午吃饭时，不见留客吃饭。我们知趣离开，脚刚迈出大门，“刘老排”腼腆地说：“你们去哪里吃饭，不如就在我家中吃吧”！答：“我们已有人请吃饭，谢谢邀请”。我们迅即到不远的彭师傅家去“蹭饭”，彭师傅热情接待了我们，吃住一个星期。临走前，彭师傅还给我们煮了10个鸡蛋路上吃。嘱咐我们：“你们回达城后，电杆厂若恢复生产，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其实，假打，各地均有，达城也有，特别是那些弄虚作假的“把子客”：“天把子”、“地把子”、“总把子”等人，开口就是扯把子，难见一句真话。对他们不了解的人，或涉事不深的人，很容易被这些把子话套住，上当爱骗。

     电杆厂那些人：厂总支部书记梁明修、厂长杜秉礼：均系部队转业干部：心地善良，能容纳不同意见，阶级斗争年月，无害人之心，电杆厂没有一人因他们主动整送材料被关进监狱或载上“帽子”。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上面指示将打麻有知名度的一个工人进行批判并押送进监狱。事后，梁明修对这个工人说：“你进监狱的事，不是我们厂方，是上面要求，你在监狱要好好表现自己，争取减刑早日出狱”。

   “ 中国第一”诗人杨其中：（1948—2005）65级民中同学，混凝土工人。六七十年代达城流行一首打油诗“叮叮当，叮叮当，我在河边淘生姜，猛然听见叮当响，原来是鬼老嬷在卖麻糖。”传言杨其中所写。杨从小痴迷古体诗，自誉自己为中国第一大诗人。大家叫他“杨神宝”。他常在大街小巷背着双手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嘴里念念有诗。路遇生人，熟人一概非礼勿视。有时微眯着双眼呆呆注视着你，让你有些心虚。面对不怀好意之人，他会昂首挺胸，用睥睨的眼光扫视着你，擦肩而过。有一些孩童，跟在他后面，拍着手跳跃起哄传唱“叮叮当”诗。杨诗人猛地转身，作恐吓状。偶或，一二个流着鼻涕初学步的孩童，来不及回跑，有些惊慌，吓得哭了。他立即蹲下用手绢擦拭着孩童的眼泪与鼻涕说：“这首诗真的不是我写的”。大家已认定是杨诗人所写，三人成虎，百口莫辩。

      成都大学生孟眼镜：（1942—2018）上世纪60年代后期，成都大学生分配来到达县专区厂矿企事业基层单位，改革开放初期，不少走上了领导岗位。孟训德戴着一副深褐色眼镜，大家叫他“孟眼镜”。来到电杆厂后不坐办公室，要求去最劳累的混凝土生产小组，打着光胴胴，抬电杆，挥铲搅伴混凝土，舍得卖力气，与工人打成一片。改革开放初期，在大家支持下，成为电杆厂经济责任承包制厂长，是达县地区第一个开拓者。电杆厂在他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开展很有成效。大半年后，他帮忙为一个朋友打官司，被判刑一年，止步于领导之路。

  混凝土工人“吴克思”：（1948—2008）65级民中同学，本名吴克勤。爱好读书学习，特别喜欢哲学，言必称希腊，常给大家讲马克思《资本论》，大家叫他“吴克思”。文革武斗期间，去图书馆抢书，用背篼和麻布口袋盛装，说读书之人窃书不为偷。那时，我们是书友，常与他相互交流书籍并探讨。他自学成材，改革开放后，多次对生产设备进行技术革新，提拔为技术员，上世纪90年代初任职厂长。2008年退休前考上建筑工程师，高兴庆贺饮酒过度，脑溢血发作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1982年我考上四川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毕业调建筑工程总公司办公室。今天我已是古稀老人，水泥电杆厂工作20年，那时我正年青，历经改革开放前后时代变化，喜怒哀乐，记忆犹新，不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