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如故里，本在蓬安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是何方人氏？人们熟悉的是司马迁的“蜀郡成都人也”，实际上司马相如是巴郡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县人，他的故里在蓬安。一说相如故里在蓬安，就有人说，这是“文化炒作”，这是“赶时髦”，是“为发展旅游编出来的”。这不奇怪。第一，他们不知道，“相如故里在蓬安”并非今人提出；第二，他们不知道，“相如故里在蓬安”是以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化遗存为根据的。它有理有据，下面试述其详。
一、相如故里 两类记载
纪传体历史的老祖宗、中国最权威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开篇就写道：“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的作者班固抄《史记》，也写道：“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他除了去掉一个“者”字，把“字长卿”三字调了位置，放在了“司马相如”之后，意思一点没变。《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抄《汉书》，亦称：“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也。”他一个字也未变。这是《史记》《汉书》以来相沿成习、 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其他各种历史书、一般的工具书都是据《史记》而书。按一般的说法，这是定了铁案。
但这仅仅是史传中的记载，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史地一类书中对古安汉县后相如县境内有关司马相如的记载，由于它们不可能像《史记》传播得那样广泛，则长期被学者们忽略了。从南北朝梁代以后，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官方和私人编修的地理书和地方志、地名大辞典，以及到过四川、到过古安汉今南充蓬安的官员、文人、诗人留下的书籍、文章、 诗歌，对相如县、对相如县的得名、对司马相如留下的遗迹及有关的文物等，记载描述特详。它们都或隐或显表明司马相如非成都人，而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南充市蓬安县人。特择其要者书录如下：
正史地理志、官私修地理书
1、《周地图记》记载：“相如县，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县（郡）。”
2、《隋书·地理志上》记载：“相如，梁置梓潼郡，后魏郡废。”
3、唐《元和郡县志》记载：“相如县，周闵帝省县。”“龙角山，在县东二百步。”“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五里。居滨嘉陵水，有台名相如琴台，水北有相如坪。”
4、《旧唐书·地理志四》记载：“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
5、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相如县：（[州]东北八十五里，元十乡）。亦巴西县地，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废而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司马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里。《周地图记》：其地有相如坪，相传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即嘉陵江）．丛薄郁然。其台名相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龙角山：在县东，高三百丈，从蓬州朗池县界西来。”
6、宋《元丰九域志》记载：“上，相如：州东北八十五里。五乡。七盘、方山、登井、三溪、永欢、太平、琴台、永安八镇。有龙角山、嘉陵江。”
7、宋《舆地广记》记载：“上，相如县：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西魏废郡，置相如县。县南二十里有司马相如故宅，因以名焉。隋属巴西郡，唐武德来属。有琴台镇、龙角山、嘉陵江。”
8、宋《舆地纪胜》记载：“相如县：在府北一百六里。《舆地广记》云：本汉安汉县地。《隋志》云：梁置梓潼郡，西魏郡废。《寰宇记》云：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后周废郡而县存。以县南二十里有司马相如故宅，因名。其宅在今县治。《广记》以隋属巴西郡，唐武德四年来属。而《元和郡县志》以为周闵帝省县，与此不同。”
又：“相如故宅：在相如县南二十里。《周地图记》：水北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又有琴台。《通典》朗池县下注云：有汉司马相如琴台。”
又：“长卿里：在相如县。文君里：在相如县。弹琴台：《十道志》云，左滨西汉水，丛薄蔚然，名相如琴台。洗笔池、卓剑水、舞剑台：皆司马长卿故迹。按：县令韩振《记》云：世传琴台镇乃长卿之别业也，光圣寺乃长卿之故宅也。……慕蔺山：在相如县二十七里，唐天宝六年改今名。光圣寺：在相如县南四十里，旧传为司马长卿故宅，有石记，漫不可读，父老尚知其为陈子昂之文。……唐陈子良墓：射洪人，子昂之从兄。（笔者按：此注误，陈子良，吴人，非子昂之从兄）贞观二年为相如令，有墓在县之郭外。”
又：“人物：纪信将军：（略）。司马相如：《元和郡县志》：在相如县南三十五里，居滨嘉陵水，有台名相如琴台，水北有相如坪。县有光相寺，旧传为司马相如故宅，有石记，父老知其为陈子昂之文。又《十道志》云：相如有别业于此。谯周：（略）谯秀：（略）。晋·陈寿（略）。阎缵（略）。”
9、宋《方舆胜览》记载：“郡名：巴西南充……人物：纪信（略）。司马相如：在相如县南三十五里，宅滨嘉陵江。有琴台，水北有相如坪。谯周（略）。陈寿（略）。”
10、《宋史·地理志五》记载：“相如：望，以南有司马相如故宅而名。”
11、《元史·地理志三》“蓬州”条下：“相如：州治。至元二十年以金城寨入焉。”
12、元《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载：“顺庆”条“景致”下：“嘉陵江，在相如县，韦应物有诗。”“人物”下：“司马相如，在相如县南，有琴台。”“蓬州”条“县名”下：“营山、 仪陇、相如。”
13、明万历四川右参政、著名的地方史家曹学佺《蜀中广记·蜀郡县古今通释》中记载：“梁天监中置相如县，长卿桑梓也。……废相如县，梁置，兼立梓潼郡于此。李商隐诗：‘梓潼不见司马相如’是也。相如故宅，今为县治。”
14、《明史·地理志四》记载：“蓬州：元属顺庆路，洪武中以州治相如县省入。东南有云山，西有嘉陵江，东北有巴江，西南距府百四十里。领县二：营山、仪陇。”
地方志、地名大辞典
1、明正德《蓬州志》记载：“（蓬州）州治（在南门内）：……元至元戊寅始自云山（笔者按：今蓬安燕山寨）自徙相如县司马相如祠堂之左，今治是也。”
又：“琴台在西南六十里光圣寺内，相传司马相如弹琴于此台下。有洗笔池见存。又有舞剑台与琴台，相距一里，亦相如游乐之所。”
又：“司马长卿祠堂：在州西十步许。元延祐四年驿丞苗成重建。”
2、清康熙《顺庆府志蓬州沿革》：“元置蓬州路治相如县。”“明以相如县省入。编户六里，隶顺庆府。”“营山县梁属相如县。”“琴堂，蓬州治西南六十里，相传相如弹琴于此。”“司马长卿祠，在治西。”
3、清嘉庆《四川通志》：“蓬州：汉安汉县地、梁置相如县兼置梓潼郡。西魏废郡。隋属巴西郡。唐武德四年分属果州，宋因之。宝祐六年改属蓬州。（《寰宇记》：因山为台）元至元十五年移蓬州来治，三十年立蓬州路，属顺庆府。明洪武初以州治相如县省入，属顺庆府。”
又：“司马长卿祠，在州西，元延祐重建。”
又：“相如故城，今州南。”
又：“相如故宅：在州南。”
又：“琴台，在州相如宅右。”
4、民国藏励和主编《中国地名大辞典》：“相如坪：在四川蓬安县南。《寰宇记》：在相如县南二十里。罗洪先《周地图记》云：其地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相如县：南朝梁置，汉司马相如所居，因以名县。明省，即今四川蓬安县治。
文人、官员诗文
1、唐贞观元年（627）相如县令陈子良《祭司马长卿文》说：“慕蔺斯在……厥迹犹存，余芳无泯。予忝宰斯邑，似觌遗尘。抚事怀贤，实劳寤寐。夫游九原者，慕随会而增悲；望魏都者，伫侯赢而顾步。……”
2、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相如县尉王俦《司马长卿祠堂记》说：“邓侯（笔者按：即州司户参军潼川邓良，时摄县事，即代理知县）”慨然语俦等曰：昔秦宓善长卿之化，谓宜立祠堂。吾侪蜀人诗书而儒自长卿始，诚如宓云；况此地又异他所。今祠虽在，不治且废。吾幸为令，此令职也，其可已乎！”“县虽僻左，而江山风物可乐也。闲从人游，皆好学，能文章，亦自有所来矣。”
3、宋乾道六年（1170）（顺庆）府判眉山朱某（名已佚）《琴台留题诗》写道：“晚日开晴雾，行舟过石门。梵王前古寺，司马旧家村。往事书难信，遗名县独存。望迷搜句眼，滩月下黄昏。”
4、明正德《蓬州志》中录徐泰《景贤堂记》称：“乡贤若司马相如，以其为京师文章大家……则列主斯堂，血食百世宜矣！”“故县以相如名，土人慕之 ，已非一世。”
5、明人刘草窗《绝句》写道：“摛葩绘藻少年时，千载蓬山尚有祠。惆怅词人招不起，月明霜冷叫螽斯。”
上面所录史料、诗文仅是一部分，有关的书籍更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专家们对此知之甚少。有一位研究汉赋、研究司马相如的著名专家，到蓬安考察后，惊叹地说：我做汉赋研究几十年了，这些年国内外开过五次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大家都不知道历史上还有纪念司马相如的相如县，就凭这一点，就会让学术界震惊。
但长期以来，“蜀郡成都人也”与“巴郡安汉县人”两种表述，从未直接碰撞过。直到清代山东到四川做官的王培荀，才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提出“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向世人大声疾呼。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由于传播不广，仍未引起更多的人注意。王培荀讲的观点和依据，对与不对，下面具体讨论。
二、故里蓬安 有理有据
王培荀提出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的观点见于他的《听雨楼随笔》，原文是这样说的：
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
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
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周地图记》：台
高六尺，周四十四步，后人建祠。明学使卢雍诗云：“蜀中人物称豪
杰，汉室文章擅大家。此地卜居犹故迹，当时名县岂虚夸。琴台积雨
苍苔润，祠屋滨江草树嘉。（笔者按：“嘉”，另本作“斜”）莫问少年
亲涤器，高风千载重词华。”江北有相如坪，传长卿治别业于此，墓
在灌县东十二里。
王培荀不是一般的官员，他是明末清初大学者王渔洋之后，出身书香门第，“博学多识，勤于著述”（房锐文）。在四川四个地方，前后15年，当了五任知县，为政为文都很有成绩，著述甚丰。他在荣昌任知县时，广泛阅读蜀中典籍，广泛调查研究，撰写记录了有关四川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听雨楼随笔》。该书收录于《续四库全书》中，原版现藏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现已分别由巴蜀书社、山东大学出版社点校出版。他是一个很有学养的人，学术界评价他“对巴蜀历史文化研究有着杰出的贡献”。他上面这段话观点鲜明，证据确凿。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在古安汉县境内有相如故宅、相如别业，有长卿（相如）祠堂和后来设置的相如县。这三点，都是无可辩驳的史实，都是相如故里在蓬安的铁证。“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的观点，既表现了他不凡的学术眼光和造诣，也表现了他思维的敏锐和明确。
因为《听雨楼随笔》是笔记性的文字，没作具体阐释，下面特就他提到的三点证据，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1、相如故宅、相如别业
从《周地图记》以来，各书的记载都认定古安汉县、 后相如县蓬州、今南充市蓬安县境内有故宅、有别业，尽管记叙的文字不完全一致，但有故宅有别业则是共同肯定的。故完可以理解为故里，而别业，从字面讲是别墅，有人以此认定司马相如在安汉县是“流寓（侨寓）”，流寓的意思是“离开家乡旅居外地”。司马相如在安汉县既是“离开家乡旅居外地”，古安汉县自然就不是司马相如的故里了。其实故宅和别业都在古安汉县，正是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的铁证。
据《张家山汉简·二年法令》的规定：汉初“‘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不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田舍。’（320号简）这就是说：想扩大住宅而欲买宅者，如果所买之宅与原有居宅不相连的，不许。反之，如果相连，则自然是允许买宅的，可见买宅地及买住宅，是吏及宦皇帝者的一种特权。”（高敏文，转引自熊伟业《司马相如研究》）由此可知，司马相如在安汉县的别业，是他的父祖辈所置，而非他本人所置。因为在他第一次归蜀及以前，他无钱置；在他再入长安为“郎”之后，置了不便居住、无法管理，他不会置。他能去安汉县置别业的时间，只有他“与卓氏婚饶于财”之后、再入长安为“郎”之前，才有可能。但此时他已在成都有了田宅，不能在远离成都的安汉去置别业。司马相如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南充市蓬安县，有故宅、别业，就充分证明他的祖居地、他的出生地，在古安汉县、今南充市蓬安县，这里是他的故里无疑。
《张家山汉简·二年法令》，早先本是一个法律常识，大家是知道的。年代久远，后人不了解这个常识，就生出一个“流寓（侨寓）”的说法来，再后的人就进一步变成司马相如不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人的“钢鞭”了。这是历史的笑话。
2、长卿（相如）祠堂
中国给个人建祠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给本地的先贤建祠堂，另一种是给对该地有贡献的外乡人建祠堂。古安汉县给司马相如建祠堂，明显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因为《史记》、南充和蓬安的志书以及野史传说，均未提到司马相如在此地有什么贡献，或其他的瓜葛。“通西南夷”，与南充蓬安不沾边，进长安，也不往这边走。古安汉县给司马相如建祠堂，只能是第一种情况，即司马相如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的先贤，这里是他的故里。
查《三国志·秦宓传》得知，谯周的老师秦宓在与王商的书信中提出要给司马相如建祠堂。陈寿当做大事写入了《秦宓传》。但是成都一直没有建司马相如祠堂，只有安汉县建了司马相如祠堂，这个对比，本身很能说明问题。如果司马相如不是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县出生的人，这里为什么如此青睐他呢？
祠堂建于何时，虽然已经弄不清楚了，但建修的时间肯定是很早的。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撰写的《祭司马长卿文》提到“厥迹犹存，余芳无泯”，祭必有祠，它说明唐之前早已有了祠堂，其后历代重修、重建。明正德《蓬州志》还明确记载着：“司马长卿祠：在州西十步许，元延祐四年驿丞苗成重建。”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情史·卓文君》也说：“今之蓬州，唐谓之相如县，迄今有相如祠。”祠堂一直保护到清末民初，年久失修而被损毁。这是全国唯一一处司马相如的祠堂，如果司马相如故里不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县，祠堂的建立就无法解释。
3、古相如县
南朝梁武帝萧衍于天监六年（507）分安汉县地设置新县，因这块地方有司马相如的故宅、别业以及其他文化遗存，新县取名相如县。这个相如县不能一般看待。
从古至今，一个县的建立，它必须由地方层层申报，由中央审查批准（封建社会由皇帝批准），它是地方的愿望和中央的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古安汉县当年分出这块地方以司马相如的名字作县名，这个名字绝对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比如说，安汉县境内这块地方的相如故宅、别业以及有关的一切遗存、史实，准确与否，司马迁的“成都人也”如何解读等等，一定是审查的一个重点。萧衍父子都是一流的学者、诗人、作家，不是糊涂蛋。而且他们都是司马相如的“粉丝”，对司马相如的作品爱得如痴如醉。他们把司马相如当做萧梁王朝正统文化的旗帜、标杆，以夸耀于北朝政权。因此他们的审查更不可能马虎了事。如果下面呈报的是不实的史实，萧衍父子通过了，不仅贻笑南北朝野，而且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统治。因此，相如县的建立，不仅是萧梁王朝对司马相如故里在安汉县后相如县的一个明确的肯定，同时也是向域内域外表明，汉赋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的出生地在萧梁管辖之下，萧梁就是大汉正统文化的代表。这样重大的事，萧梁王朝怎么会轻率从事？
从前面对王培荀提出的三点证据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王培荀的观点，是在充分研究一系列的史实，总结了从陈子良、王俦、祝穆、王象之、曹学佺等人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后，对司马相如的籍贯作出的一个科学的明确的结论。
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近些年来各地的专家学者多方向深入开展研究，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2004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启涛教授发表了《相如赋与四川方言》这篇重要论文。他在文中指出：“根据司马相如赋中的用词情况进行考证，发现了其作品使用方言的现象，这些方言词语在今天的四川方言中依然使用。但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们发现这些方言词可能来自楚方言。”“而其赋中难以找到秦晋方言词”（成都当时的基础方言）。“楚方言可能是司马相如的母方言，这从侧面说明司马相如可能来自楚国或与楚国接壤的地区”（如古代巴国）。“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蓬安县在四川省东北部，嘉陵江中游，古代正属巴地。”“司马相如赋中有一些方言词，至今为蓬安当地民众所使用。”例如《哀秦二世赋》中“岩岩深山之谾谾兮”这“谾谾”与“弄弄”同音，“指山中的深处，或草木茂盛又深杳的地方”。现在南充、蓬安一带还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如：“刺芭谾谾”“树谾谾”。又如《难蜀父老》中“昔者洪水沸出，泛滥湓溢”，这“湓”字，“意为漫出”，“凡是水涌外溢，容器盛物过满外溢，均可言湓”。比如说“水湓了”，“东西装湓了”，“锅里饭煮湓了”，现在南充、蓬安一带同样是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王教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对司马相如赋文中的所有词语作了全面研究、分析，所取得的这个成果是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以后，《新华文摘》选目 ，受到广泛重视。方言被人们称为语言中的活化石，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司马相如赋文中的川东北方言，是这些年来找到的司马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后相如县、蓬州今蓬安的新的可靠的证据。
三、“成都人也” 如何解读
“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成定论，司马迁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错了吗？
这个话尚不能这么说。司马迁是一个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史学家，在文学、史学领域，怎么评价也不为过。鲁迅称他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在《司马迁传赞》中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直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尽管班固曾指出，司马迁“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也有史家考证指出，《史记》有的篇中有“羼入之语”。但他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的记叙，与上说无关，他本人、别人都没有错。它是事出有因，涉及一个正确解读的问题。对此，熊伟业先生曾有透辟的阐述。
第一，从《史记》所记全部人物看，记载人物的籍属，全书体例并不统一。
有的根本没有籍属记载。如《傅靳蒯成列传》中记阳陵侯傅宽：“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没有记籍属。同传中记信武侯靳歙：“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亦没有记籍属。
有的泛言某地人，郡、县均无记载。如《孙子吴起列传》中记孙武：“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国阖庐。”又如《郦生陆贾列传》中记陆贾：“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又如《张丞相列传》中记丞相申屠嘉：“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同传中记丞相邴吉：“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
有的记述籍属，又详到乡里。如《老子韩非列传》记老子李耳：“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吏也。”又如《高祖本纪》记汉高祖刘邦：“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通。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如《陈丞相世家》记丞相陈平：“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
有的详述祖先所出及其变化。如《张释之冯唐列传》记冯唐：“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
有的既述祖先所出，又记自己或自己迁徙变化。如《绛侯周勃世家》记绛侯周勃：“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其先为“卷人”，周勃是“沛人”交代清楚。又如《万石张叔列传》记石奋：“万石君（笔者按：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号奋为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美人故也。”这里既记石奋之父是“赵人也”，又记了石奋两次徙居的情况。
除上述诸种情况外，最多的是“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一类。如《李将军列传》记李广：“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又如《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卫青：“大将军卫青者，阳平人也。”又如《儒林列传》记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上述各例均没有涉及祖先所出，祖居出生地与编户地，有可能是两者重合的，有可能是两者中之一。
《史记》的体例为什么不统一呢？其一，籍贯这一概念是之后几百年才逐步形成的。当时的太史公自然就比较自由了，可以写传主的祖居出生地，也可以写传主的编户地，可以两者都写，也可以两者都不写。其二，作者想统一也统一不了。因为当时籍贯的概念尚未形成，官员们籍属的档案记载就不可能有明确的规定。既然档案没有明确规定，每个人的籍属情况，档案中也可能是五花八门没统一。又因当时实行“编户齐民”的政策，一般说，上下都比较重视户口所在的编户地，特别是祖上不是显赫的权贵人家的人，对祖居、 出生地及迁徙的变化等情况就更可以不在意了。因此集中到太史公那里的材料，同样会是五花八门没统一。材料本身没统一，太史公自然也不可能统一。因此表现在《史记》中的“某地人也”，也只能是祖居地与出生地或编户地的重合，或是其中之一。
第二，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写成的，《自叙传》原本未记“祖先所出”。司马相如有《自叙传》，这是早有定论。《隋书·刘炫传》中记录了隋朝人刘炫说的一段话：“通人司马相如、杨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述风徽、传芳来叶。”刘炫就明确讲司马相如等都自述风徽（即风范美德），也就是说司马相如等都有自叙传。而且到唐代司马相如的《自叙传》还完完整整存在。唐高宗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通·杂说上》中明确说：“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就是说唐高宗时这个《自叙传》还存在司马相如的文集中，与他的赋、文一起流传，刘知几当然是读到了的。他还说：“子长（司马迁）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这段话明确指出：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就是根据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写就的；而且讲了班固没有在《司马相如列传》后写明“自叙如此”，是因为班固当时没有见到司马相如的集子，才没写“自叙如此”的话，于是造成体例不统一。同时，刘知几在《史通·序传》中说道：“自叙发迹”于屈原的《离骚》，“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司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述之篇，实繁于代。”这段话把问题说得很明白，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没有写司马相如家庭父祖辈的情况，是因为司马相如的《自叙传》就只记了“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司马相如本人都“蔑尔无闻”，司马迁当然也只有“蔑尔无闻”了。
从上面的探究分析，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司马相如“自少及长”之前的一段历史“阙如也”，是空白。这怪谁呢？怪司马迁吗？司马相如自己没有写呀，怪不了，没有材料他如何写？有人说，他为什么不去调查呢？谈何容易，这是按现在人的想法去要求古人，何况他写《史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个人的祖居、出生地记或不记，在他看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怪司马相如吗？也没多少理由，其一，他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以自叙为传”，是个创造，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也没有一定之规呀，既没规定也就不可能周全。其二，前面已讲到当时籍贯的概念还没形成，像司马相如这样祖上并无显赫人物，它完全可以只记自己的编户地，谁也无法非议他。但从刘知几前面的话语来考察，他当时不仅读了司马相如的《自叙传》，也肯定知道相如县境内的故宅、别业、祠堂等，也肯定读了陈子良的《祭司马长卿文》，他虽未批评两司马，不过从“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和“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这些语句看，他也颇感遗憾。
第三，有人说，班固的《汉书》和常璩的《华阳国志》又为什么不将司马相如的祖居、出生地添补进去，以弥补这个遗憾呢？这与《史记》未记是同样的原因，比如程郑本是临邛人，但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将其列于“成都”条下，就是因为程郑后来落籍于成都的缘故。也因为这个原因，古代历史书按“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照记不误，古代地理书对相如古县的遗迹、文物、地名同样照记不误。大家也都能理解，谁也无须去说明什么。后来由于籍贯的概念明确了，就是指祖居或出生地，加之相如县省入蓬州，这个固化了的历史地名消失，文物也被损毁，“成都人也”就涉及一个解读问题。
因此，曹学佺、王培荀这一类有着高度文化修养的官员，才在他们的著作中，斩钉截铁地吼明白：“相如县长卿桑梓（故乡）也”，“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对太史公的“成都人也”作出了新的正确的解读和提示。
2003年，中国第一家司马相如研究会在相如故里蓬安正式成立。2004年、2007年，两次关于司马相如研究的国际会议在相如故里蓬安召开，全国参加会议的大学和科研单位，总计在100家以上，收到的论文百余篇。省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谭继和指出：“因司马相如故里问题而引出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是巴蜀文化研究逐步成为‘显学’潮流的一大硕果。这个硕果发蒂于蓬安南充，这是值得庆贺的。”“相如故里在蓬安”，学术界已逐步认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建的《蜀学墙》在司马相如浮雕像侧，明确刻下“司马相如生于蓬安，长于成都”。刘南平、班秀萍所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相如考释》和首都师范大学踪凡教授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司马相如资料汇编》，对“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均作了介绍。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赋学家许结在上海东方卫视讲司马相如，亦对“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作了介绍。
不过《史记》的“成都人也”影响深久，大家已经听习惯，用习惯，要所有的人一下子接受采用这个科学的结论，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南充境内，从明代相如县省并入蓬州以后，很多文物不存在了，人们对司马相如在这里的一切都不明白了。上世纪开始宣传，有人一下警觉起来：这怎么可能，天上不会掉下一个林妹妹来的！甚至还听到这样的发问：“两千年前的人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两千年后的人说司马相如是蓬安人，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你听哪个的？”对这样的责难，我曾笑问：“几千年前的人说，我们脚下的地球是方的，几千年后的人说，我们脚下的地球是圆的，哪个可信，哪个不可信，你听哪个的？”历史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历史去掉了相如县名，历史毁掉了相如故宅、别业，历史毁掉了相如祠堂，要真正解决问题，就是老作家马识途告诫的：要抓紧恢复相如县名，要抓紧恢复相如祠堂、相如琴台；它们恢复了，这些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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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7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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