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真相

灰灰太狼1

理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算不上是最重要的会议。因此，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关于这一会议的情况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并未公开。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出于当时批林的需要，为了说明林彪在历史上曾经错误地反对过毛泽东，这次会议的材料才逐渐披露出来。

　　关于会理会议，《毛泽东传》记载：“（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四川会理城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时，林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批评了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过江不利，林彪电话里骂娘

　　林彪为什么会有此举动呢？因为他感到在毛泽东指挥下，行军时走了“弓背路”，搞得部队很疲劳。他这种情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渡赤水以后的第二天，即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０日，他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右纵队（由红一、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二、第三梯队及干部团上干队组成）自西渡赤水后，部队走小路爬高山绕道太多，沿途群众极少，无粮食补给，只能吃稀粥，且受追敌侧击，建议经古蔺向永宁方向前进。４月２３日，当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他又和聂荣臻致电朱德：“对目前行动，建议……须尽速脱离周、吴、孙（周浑元、吴奇伟、孙渡，当时分别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第一、第三纵队司令）而力求消灭万师（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二纵队第十三师万耀煌部），如条件不利时，则应力求迅速超过万师，在万师以北即盘县、平彝以北活动。”电报还说：“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林彪提出“弓背路”说法最早的材料。

　　随后，渡金沙江的一段经历可能加深了林彪的不满情绪。

　　５月初，中革军委决定抢渡金沙江。红军将要渡过的这一段金沙江位于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的大峡谷，两岸多悬崖峭壁，落差巨大，水流湍急。从这峡谷中渡江，是摆在红军面前的又一道关口。

　　中革军委计划从三个渡口渡江。红三军团为右翼，在洪门渡渡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居中，在皎平渡渡江；红一军团为左翼，在龙街渡江。在这三个渡口中，龙街位于西面，在元谋县，是四川和云南之间的主要渡口。皎平渡居中，在禄劝县，同龙街之间的直线距离有６０公里。洪门渡在东面，距离皎平渡比较近。

　　中革军委之所以决定分三个渡口渡江，显然是为了提高渡江的速度。同时，还要考虑到地形、敌情、气候等因素的变化，作好有的渡口不能渡江的准备。

　　红军进入云南以后，蒋介石已察觉到红军的目的不在占领昆明，而在于渡金沙江。２８日，他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要龙云严密封锁金沙江。于是，龙云下令金沙江南北两岸所属部队一律封江，重点则是龙街渡口。

　　林彪、聂荣臻命令一师为前卫，抢占龙街渡口。５月４日，一师到达龙街渡口。此时，江上的渡船已被川军拉到北岸，要架桥又无器材。天上还不时有飞机前来侦察、骚扰。据当时的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我估计一时难以把桥架起来，同时也考虑到如果后面的部队都拥到渡口来，一旦有情况，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因此，我预先命令部队向后架了１５里地的电话线，并派一名参谋等在那里，以便和前来的军团司令部随时取得联络。随后，我们从老百姓那里借来了一些门板，开始架桥。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

　　这时，红一军团司令部已到达１５里外。林彪要通了渡口的电话。李聚奎刚开口说架桥的情况，林彪便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部队什么时候能过江？”

　　李聚奎回忆说：

　　我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什么结果，心里本来就很烦躁，现在一听林彪不愿意听报告情况，就急了。我回答说：“要是干脆回答的话，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这时，站在旁边的师政治委员黄甦就拉我的衣角，示意我不要顶撞，但我还是把话讲出去了。这下可惹怒了林彪，他在电话中妈的娘的骂了一顿。但最后还是问我：“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我一听他的口气有所缓和，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等等情况向他报告了一番，并请示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过河的皎平渡去。他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随后，林彪立即致电中革军委，反映在龙街不能渡江的情况。当日，朱德复电：“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７日兼程赶到皎平渡，８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割断的危险。”林、聂立即决定，沿江边向东，向皎平渡前进。这一夜走得非常疲劳。据聂荣臻回忆：

　　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４８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１２０里地，疲劳极了。

　　１２０里，再加上一夜横越４８道急流，这对于林彪的烦躁情绪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尽管红军此时已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林彪却仍然认为四渡赤水以来路走多了，在龙街骂娘就是这种情绪的延续。他认为部队行军应该走“弓弦”，取快捷方式。现在尽走“弓背”，会把部队拖垮。一路上，林彪不断讲自己的意见，聂荣臻、左权、朱瑞、罗瑞卿都不同意林彪的意见。聂荣臻尽管和林彪共同签署了４月２３日的电报，但并不完全同意林彪的看法。他说：“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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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

　　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１日，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之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聂荣臻回忆道：“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随后，林彪写了一封给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长信。关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彭德怀回忆道：“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把这封信给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了，并要求聂、左、朱、罗签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林彪就以个人名义将信发出。

　　林彪要求更换指挥的意见虽然遭到红一军团几位领导干部的一致反对，但他那嫌路走多了的埋怨情绪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就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

　　红三军团的意见是在遵义会议后，军委派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联名发电报反映给军委的。

　　关于此事，在《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

　　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４５里）。我们１１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人退路，故缴获也不多，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革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关于这份电报，杨尚昆的回忆是：

　　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之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杨尚昆还提到，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对土城战斗也很有意见。黄克诚在同刘少奇谈话时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黄克诚还直接给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意见。

　　虽然有不少干部对路走多了有意见，但提出更换领导的只有林彪一人。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彭德怀的。他说：“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还讲了自己读此信后的思想活动。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另一种是聂荣臻的。他回忆道：“他（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

　　《杨尚昆回忆录》和《毛泽东传》在记述会理会议的段落时均采用了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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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

　　据聂荣臻回忆，会理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但据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刘英回忆，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的。杨尚昆在叙述会议过程时也首先提到张作报告。张当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是理所当然的。

　　刘英回忆：“会议由闻天主持。他先请稼祥讲，稼祥说还是你先讲吧。这样，闻天就简略地把他听到的各处反映，对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彭德怀把意见倒了出来，林彪也讲了。在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会上这些意见，毛主席听了大发脾气，批评彭德怀右倾，说林的信是彭鼓动起来的。我印象中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据杨尚昆回忆：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是）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

　　接着是聂荣臻发言。杨尚昆回忆：“他（聂荣臻）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指挥还行吗？为了这件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林彪）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三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

　　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会议上主要是批评了林彪。“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最后，由张闻天作会议结论。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他还要求向看过林彪的信的同志传达会议精神。

　　会后，林彪回到部队就按照会议的要求，向看过那封信的左权、朱瑞、罗瑞卿作了传达。罗瑞卿在１９７２年揭发林彪的材料中写道：“会理会议后，一天晚上行军，他（林彪）把我叫在身边，要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在后面边走边说：会理会议，他的那封信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批评他，他的那封信不仅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组织上也是机会主义的。毛主席要他把这个批评向所有看过他的信的人传达。他今天是按会议的决定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评，因为我看过他的这封信。（他）对左权、朱瑞可能也就是这一套。”据罗瑞卿说，林彪传达时，并未说明他本人对自己错误的认识。

　　庐山会议上，林彪声明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

　　毛泽东在会上虽然主要是批评林彪，但不满的主要对象却是彭德怀和张闻天。

　　对张闻天，毛泽东除怀疑他到红三军团结合彭德怀反对自己外，还有两件事引起他的不悦。

　　第一件牵涉到三渡赤水前关于打不打打鼓新场问题的争论。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０日，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中共中央负责人开会讨论，大多数同意打，但毛泽东坚持不打。对此，周恩来回忆道：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

　　据杨尚昆回忆，在会议上争持不下时，毛泽东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一位与会者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于是，张闻天便按照组织原则，作出打的决定，并要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

　　散会后，毛泽东反复思考，还是认为不能硬打。当天晚上，他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建议周先不忙下命令，还是再考虑考虑。第二天再开会时，大家被毛泽东说服，避免了一场损失。战场指挥，常常需要机断专行，不宜于许多人集体讨论。于是，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为组长，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指挥作战。

　　经过这一件事，毛泽东对张闻天在战争中机械执行少数服从多数，并决定由彭德怀代替他来指挥，显然不满。

　　第二件是中央从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获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已遭严重破坏，继派潘汉年到白区后，决定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到上海。张闻天自告奋勇提出要去，大家没有同意。毛泽东认为他此举是想离开红军。

　　１９４１年六七月间，在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当面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对此，张闻天当场申明保留。回去后，他就此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因为缺乏旁证，感到说也无用，就没有发出。但心里疙瘩未消。到１９４３年９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于是，“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

　　据刘英回忆：“（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对会理会议作了澄清。我当时正式担任闻天的政治秘书，整风笔记这一部分还是我帮他誊抄的。”

　　刘英写道：“他在笔记中明确写道，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完全是误会；会理会议上，我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过的。”

　　刘英说：“１９４３年张闻天写完这篇５万多字的笔记之后，首先送给毛主席看。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到我们窑洞来送还笔记的情景。他真诚而高兴地对闻天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闻天听了心情舒坦，认为毛主席终究是了解他的，误会也可以从此消除了。”

　　对彭德怀，毛泽东认为他是林彪写信的策划者，并在会理会议上指出了这一点。彭德怀回忆说：

　　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会理这场风波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罗瑞卿回忆：在１９５９年春天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当着林彪的面提起他写信引起的风波，林彪立即笑嘻嘻地说：“当时走得太疲劳了，就冲动，就骂娘。”毛泽东只是点到为止，也没有再说什么。

　　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这一次很明确，他针对的对象就是彭德怀。林彪在会上立即声明，他写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他写信时彭不知道。林彪这样说既反映了历史真实，也意味着在庐山会议正整彭德怀时，他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想同彭搅到一起。由于林彪讲的是真话，彭对林彪这一声明很感激。他在自述中写道：“……到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据彭德怀回忆，从１９３５年到１９５９年，毛泽东曾四次提起此事。他说：“在这２４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到此为止，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误会应当冰释了。但也许是因为疙瘩结的时间太长了，这件事在毛、彭的关系上投下的阴影始终没有彻底消除，从而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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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