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将”“戏迷将军”刘树成的传奇人生 邛崃古代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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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将”“戏迷将军”刘树成的传奇人生

                邛崃古代美 编

刘树成(1885--1977)男，别名元钧，刘湘叔父刘文郁之子，外号人称“刘麻子”，四川省大邑县安仁乡（镇）人。刘树成原系刘湘—潘文华集团新17师师长，理发师（待诏）出生。因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冒死救过刘湘的命，所以被刘湘提为师长。1950年率部起义，后历任川南行署农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内江专区副专员等职，终年92岁，在川军将领中如同范哈儿一样，是一个传奇人物，下面我们就跟随胡嘉先生《刘树成与“新又新”川剧团》和张永久《改换门庭的刘树成》等文章去了解他的传奇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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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嘉《刘树成与“新又新”川剧团》

     闻名巴蜀的川军“福将”刘树成，是国民党第二十一军新编十七师（独立师）少将师长。他一字不识，却喜爱川戏，并且亲自组建了一个全川第一流的的“新又新”川戏团，唱遍了巴山蜀水，红遍了川西南。他和戏班的故事，至今流传川西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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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弃业从军 连升五级

    刘树成是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人，出身贫寒，在唐姓亲戚家做过佣工。15岁开始学理发。由于个子矮小脸又麻，人称“刘麻子”。出师后，在安仁镇场中心戏台前摆摊营业，工余时间爱看川戏。每当演出川戏时，他就站在人山人海中踮起脚看，仍常被高个子挡住视线。因而心想，如果将来我有了出息，一定要自己办个戏班子，让老百姓看个够。  民国十一年（1922年），正当军阀混战时期，四川军阀各霸一方，闹得蜀无宁日。在大邑这块土地上，就出了三个军长，四个师长，九个旅长，十八个团长，简称“三军四师九旅十八团”。那些穿“黄皮”的丘八（兵）横冲直闯，估吃霸赊，剃了头不给钱不说，有时还要打骂。刘树成受不了这些气，乃愤然离乡，步行到重庆，找到四川督军刘湘，开始投军。五年的努力才从连队伙夫升为下士。   

    1927年，在一次军阀混战中，刘湘部队失利撤退，忽然一颗流弹飞来，打瞎了刘湘坐骑的左眼，战马长嘶，疯狂蹦跳，把刘湘摔下马来，跌伤了右腿，倒在地上动弹不得，贴身的卫兵也被打散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树成飞奔过去双手扶起刘湘，背在背上，夺路逃命，自己的下身负了伤也毫不察觉，一口气跑进深林，直到后续部队赶来，刘湘方才得救。刘湘分外感激刘树成救命之恩。问及他的家乡住址，父母姓名——他们竟是同族兄弟。从此刘湘就对堂弟格外垂青，不断提拔重用，把他提升为连长，后又任手枪营营长。到1931年，刘树成升为机关枪团团长。1935年又任独立师师师长，负责守卫全军武器辎重。几年间，连升五级，被人誉为“福将”。

二、发展爱好   自办戏班

     

    当了师长的刘树成想起当年的愿望，决定自己办个川戏科班。      

    科班取个什么名字呢？刘树成向他的副师长罗宗信（中共地下党员）请教。罗宗信说“《大学》里有句话——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如取名‘新又新’”。刘树成点头说“好嘛！”又经戏班里的文人刘叙怀等人琢磨一番，终于把科班定为“新又新戏剧传习社”。于是“新又新”1935年正式在重庆成立，地点设在李子坝原“老又新”戏院处，开始张贴广告，招收少年科班演员。条件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12岁到16岁的娃娃。培训时间一年。同时受军事和艺术训练，出科后在本剧团当演员。这消息传开后，顿时惊动全川。须知，当时许多老百姓都生活无着落，能保证职业与收入是多么不易的事情啊。因此不少青少年从四面八方赶来应考。主考老师分工是：张德成、筱桐凤（阳友鹤）负责招考男生；名旦筱群芳、爱丽负责招考女生。通过面试、口试、笔试后，验身高、体重、有无病症，再查看五官相貌，听几句川剧唱腔，声音是否明亮清晰等。一个月后，就录取了男女青少年50名，住校学艺他们的食用均由师部发给薪饷，衣服按统一规定制成发给。男科生意绿川高中生麻制服，戴黑盘帽，脚穿黑色操鞋、打绑带，个个出落得风流潇洒。女科生一律上穿白衬衣，下穿黑布裙，脚穿白色球鞋，冬天要发外套，个个打扮的英姿飒飒。刘树成亲任社长，任命剧作者刘叙怀任副社长，名丑“当头棒”刘成基任教导主任。   

    在旧社会，川剧艺人被列为下九流，而新又新剧社科生的装束如此整洁出众，立刻引起社会的瞩目。《新新新闻》专题作了报道，倍加赞赏。重庆和成都军、政、商、艺界均来祝贺。有的同僚拍肩赞他道：“老兄为川戏培训了一批新人，真不愧为‘戏将军’，必将名满天下”。刘树成笑得合不拢嘴。

三、以老带新    面貌日新

  

    新又新剧社成立后，实行以老带新，传艺包教方式，高薪聘请著名川剧演员授艺。采取一教一，师带徒的方法，从唱腔、演艺上传、帮、带，训练严格，一丝不苟。严师出高徒，几个月后即见成效。为了使科生的名字规划一致，一律重新取名。生旦净末丑各角色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新”字，以示剧社出新人。文生谢文新、吴辉新由张德成包教培训；武生李勇新、吴林新由老艺人付幼林任教练；文旦林琴新、姚媚新等由胡蝶（胡漱芳）、周金钟任教练；花旦李布新、李子新、张汝新、陈多新由陈凤珠、筱桐凤任教练；花脸刘震新、彭继新等由吴晓雷、罗琼林任教练；丑角熊再新、庞谐新、邱福新等由“当头棒”刘成基、刘小扬任教练。包教老师月薪20块银元，学徒月薪两块银元，实行“供给制”。 同时规定社训：科生学艺期间，一律不准吸烟喝酒、不准打架斗殴，不准谈恋爱。如有违犯，将受到处罚，以至开除。再加以军事训练，几个月后全社纪律严明，生活有序。演员乐观向上，苦练川剧技艺，无论声、情、姿、艺均有很大的进步。由于军训治理，后台老板又硬，社会上的恶势力也不敢来肇皮，培训工作十分顺利。

   

     刘树成十分关心科生的生活。有的科生还拜他为养父，成为干儿、干女受到保护。全团新老演员，凡家庭生活有困难者，均可申请补助，解除了后顾之忧。

      经过严格训练，科班已能独立演出。良马要用好鞍配，此时演出的道具、演员的服饰也更换一新，属当时川中戏班最高水平。锣鼓家什崭新，生旦净末丑的衣服都是由绫罗绸缎特制。古装、宫装、开氅云肩、亵子披风、蟒袍、靠子（铠甲）、凤冠等都是雍容华贵、明艳富丽的的精品。其中一套武将用的白盔白甲，就花了一千多银元才从上海购回；一顶缀满珠翠的凤冠和描龙绣凤的宫装也同样名贵。所以，每当戏班演员出台亮相，顿生万道霞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当时有观众赠的一幅对联就说：“南腔北调唱出戏中戏，行头把子换成新又新”。扮将军的因披铠甲而威风凛凛，美姬因金缕玉衣而风采照人。仅以《苏三起解》为例，由林琴新主演的苏三，她戴的枷也是由银质包皮，手舞丈多长的的银锁链条，再加上年轻美貌，人才出众，大有倾国倾城般迷人。她的声腔圆润甜美，观众一听立刻爆发出如雷掌声。名旦石元秀饰演樊梨花，头戴帅盔，威风凛凛，美貌绝伦。《营门斩子》一派高强唱功戏，她嗓音清脆，吐字清晰，台下喝彩声此起彼落。“新又新”初试锋芒，即受到各界好评，日夜两场，戏院有人满之患。  演出的成功，是新老艺人苦练技艺的结果。每天早晨六点半钟，男女演员一听到军号响就起床练功：文生、文旦跑步到嘉陵江边练嗓，练身段指抓；武生武旦丑角飞身攀登枇杷山头练功。书社墙上贴的座右铭是：“闻鸡起舞、枕戈待旦”，颇有激励作用。  1935年，刘湘再次任四川省主席。刘树成向他汇报了新有新的成果并请示公演，得到了刘湘的同意。于是，重庆李子坝新又新戏院修葺一新，准备公演。初冬的一个夜晚，剧社演出了《龙凤呈祥》全本。张德成饰演刘备，文质彬彬，惟妙惟肖；罗琼林饰演孙权，稳重大方；美男子李勇新饰演周瑜，雄姿英发；林琴新饰演孙夫人，雍容华贵；刘震新饰演关云长，忠义肝胆，铿锵有虎声。师部和剧社特邀请刘湘前来过目验收。刘湘同时邀请了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前排就坐，光临指导。刘湘不时对台上人物点头微笑，然后倾首左侧笑向邓锡侯道；“邓公，你觉得如何？”人称水晶猴子的老邓，翘起拇指赞道；“演艺出色，不愧为新又新，是军座执牛耳之盟的洪福也！”刘湘又侧首向田颂尧：“田公，你又认为如何？”人称“田冬瓜”的田颂尧奉承道：“台下台上都是群英会，甫公做四川的统帅，这个戏演出了新意。”刘湘又向幺叔刘文辉挤挤眼睛，号称“多宝道人”的刘文辉连打几个哈哈道：“好，很好！”从此，心有新剧社名声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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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烧旧剧场 重建新剧场

     1936年——1937年，21军军部移至成都。刘湘兼任四川省主席。刘树成的独立师也调至蓉城驻防，新又新剧社随军来蓉。最初，全团驻扎在北门兴禅寺。以后，又搬到布后街某官员私宅。最后，迁到了祠堂街新又新剧院（锦屏戏院前身）。一年冬天，由于临街汽车房失火，至烧到戏院，全团奋起抢救，无济于事。等消防赶到，才扑灭大火。可戏院已经成了灰烬。全团士气十分低落。刘树成得到消息后，马上坐上福特轿车赶来了。他视察了一番后，即令剧社管事召集全团人员就地训话。刘树成站在戏院门口条石上慢慢吞吞地说：“兄弟们，小姐妹们，戏院烧了，是坏事也是好事。烧了旧的我们修新的嘛！钱！我出！大家放心，剧社绝不会垮，你们的伙食费、薪水，停演期间每月照发！请各位暂时在少城公园内栖身，我担保，不出一年，新的戏院会比原来的更加漂亮！”

   1940年——1941年间，新又新剧社暂驻少城公园，在空地上搭草棚住宿，并在辛亥革命纪念塔碑下临时搭戏台演出。后又移到商业场宜昌电影院演出一段时间。由于人新、服饰新、剧目新，颇受成都市市民的欢迎。

    1941年底，新又新剧院重新修复，坐落在祠堂街东口，共两层高楼，场内分堂厢与楼厢，宽敞明亮，拥有一千多个座位，通风设施和音响效果均佳。地面前低后高，俗称“龙吃水”，最后一排也能看清舞台上的演出。堂厢周围是楼厢，成锅边形：三边高，中间低，述当时成都第一流剧场。取名“锦屏大戏院”。新的剧场给剧社锦上添花。

五、新人辈出 新戏轰动芙蓉城

         

     剧社有了新剧院后，立刻排演了一批重头戏，唱、念、做、打、舞，生、旦、净、末、丑角色齐全，轰动成都。《新新新闻》等报纸为之鼓吹，形成场场爆满的场面。有许多剧目，演员形象至今留在观众心中！

如“活吕布”李勇新饰演《吕布戏貂蝉》，把太太、小姐都看入迷了，不断叫好，不断地从台下把银元、金戒指、金项链、玉手镯等扔上台，向这位武小生献媚。戏迷中向他写情书求爱者不少，均被李谢绝。一位追求他的小姐竟气疯了，跑到城隍庙怨神灵不保佑，爬上神龛去扯城隍爷的胡须泄愤。又如文旦林琴新，正值青春年华，貌美如花，嗓音细柔甜润，观众甚为青睐。她在《大审苏三》一剧中饰演苏三，项戴银枷，手舞银链，边走边唱：苏三离了洪峒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台下立刻爆响一片掌声。卸妆后，不少年轻军官、少爷、大学生拥到后台向她鲜花，递情书、送金首饰。新闻记者们也蜂拥拍照宣扬！

   谢文新（文小生） 被观众誉为川戏明星。他温文尔雅，唱腔吐字清晰，嗓音宽、堂、尖三者具备，以情动人。在《访友》中，他饰梁山伯，与后来搭班唱戏的“川剧皇后”陈书舫所饰演的祝英台，可谓珠联璧合。陈唱腔甜美、清爽，咬字与气息共鸣，余音绕梁，动作细腻，举手投足温柔大方，两人合戏，台下喝彩声不绝。后来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张维新（文小生）面美文雅，一派高腔戏，动人心弦。他演《下游庵》的主角徐元宰，中解后回到庵堂寻母，多方设法探问女尼王志贞，演到精彩处，诙谐伶俐，风度翩翩。看戏的太太小姐们不停地为他鼓掌叫好。其中一个将军女儿爱上了他，出钱培养他读书深造。两人结婚后，张告别了粉墨生涯，双双飞到外国定居去了。还有名丑庞谐新、邱福新、熊再新等均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都曾演出《顶灯》一类的犯工戏。唱、做、滚、打、念、翻无一不令人叫绝。  

剧团除了演出传统川剧外，还编演了不少新戏。如曹禺的话剧《雷雨》，由刘叙怀改编为川剧的《自残》，在锦屏戏院公演时也造成轰动。“新又新”还演出了一些进步戏。如宣扬男女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是谁害了她》、《一封断肠书》、《茉莉姑娘》、《哑妇与娇妻》等，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1943年，蒋介石到成都视察，由省主席张群陪同，微服来到“新又新”看戏。当夜，剧团正在演《哪吒闹海》，由五龄童李勇新主演。他年轻英俊，天真活泼，武艺超群，手拿乾坤圈，搅沸了东海水，活捉了老龙王。蒋介石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事后，“新又新”又为抗战义演募捐。在蒋介石生日时，剧社还向他献上了一辆小飞机作为寿礼。蒋介石握着刘树成的手说：“老兄，你不仅治军有方，是川军的福将，而且还是个戏迷将军呢！”

  六、驻防乐山   唱红川西南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刘树成受到四川省主席张群、王陵基的排挤，把他的独立师整编为新十七师，并从成都调到乐山驻防。后来又委任他为山区雷波、马边、峨边等地屯垦司令。“新又新”剧社也就随军搬到了乐山城月儿塘边肖公庙安营扎寨，为当地和川西南观众演出。

到乐山后，演员们仍然自强不息，每天坚持早起，在月儿塘边练声练功。台上的精彩演出更令乐山观众大饱眼福耳福。剧社还在邛崃县招了一批新生，补充新鲜血液。同时应川西、川南各县的邀请流动演出，受到了热情欢迎。每天跟着戏班子跑的戏迷不少。后来各地竞相出现了许多“乡班子”、玩友社，好不热闹。  

1945年冬，刘树成的结发妻子黄氏（邛崃县付庵乡人）病故。“新又新”奉命来到安仁古镇驻扎刘公馆，在街上万年台唱大戏七天七夜，表示哀悼纪念。笔者是当地人，故有幸目睹当年盛况。那几天，只见川西各地乡绅名流、袍哥大爷纷纷前来吊唁。刘树成穿着孝衣，忙着接待来宾，设宴款待。饭后就到公馆后花园——梨园看戏。院内有一小戏楼一座，高长许。一会儿开场锣鼓响了，一处古戏《刘邦还乡》开演，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洪亮豪迈的嗓音震惊了全场，观众鼓掌。台下豪绅有人悄声道：“今天台上刘邦衣锦还乡，台下刘师长威风八面，不也是荣归故里吗？”刘公馆大摆筵席半月左右，每天几十桌酒席谢客，十分气派。

    晚上，川戏就移到安仁乡街上戏台公演。戏台周围，由乡公所团丁十几人站岗值勤，维持秩序。入夜，戏台上四盏煤气灯照得如同白昼。农民们从邛崃、大邑、新津邻县鱼贯而来，挤满了狭窄的街道，站在台前看戏，半夜散戏后，天色漆黑，只见油灯点点，照着数千观众向四面八方散去。

七、千秋功罪 任人评说

     刘树成由于出生贫苦，在四川二十一军担任师长职务期间，与中共地下党人车耀先、王伯高、罗宗信等均有往来联络，在他们的启迪帮助下，观念有所改变，认为一个人只有为群众做有益的事，才能流芳千古。所以，1946年，他回到故乡，将自己买的270亩良田，无偿捐给刘姓亲属与农民耕种，并将5000块大洋捐给新又新剧社开支，以补助他们演出收入不足和救济生活困难者。

解放初期，社会动乱。新又新剧社的艺人四散从业。有的到成都、重庆、邛崃、雅安、温江、会理、西昌等地搭班唱戏，大多成为那些剧团的骨干演员。留下来的人员组成了了乐山川剧团，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刘树成师长也走向光明。1949年10月，她在中共地下党人罗宗信等的帮助下，在犍为县清溪镇率部起义。解放后被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安排在川南行署和省政府工作，并担任政协委员。

刘树成晚年不改初衷，仍然喜爱川剧艺术。在成都家中，常有新又新剧社的老艺人前来拜访看望他。他与他们促膝谈心，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

1977（原文1967年有误）年，刘树成在成都病逝，终年92岁。他一生与川剧结下不解之缘，为振兴川剧出了不少的力，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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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永久《改换门庭的刘树成》

  

    始终跟随在刘湘左右的还有个人物叫刘树成(1885-1977)。此人字元钧,曾被国民党授衔少将,历任川军二十一军手枪大队长、机关枪团团长、独立十六旅旅长等职。刘湘得胃溃疡去世后,刘树成被国民政府收编,任地方绥靖部队新编十七师师长,驻防四川邛崃、眉山、乐山一带。刘树成是刘湘叔父刘文郁之子,从年龄上看,他比刘湘要大5岁,但是政治经验和生活阅历都不如那位堂弟。

    早在1933年,刘文辉与刘湘唱对台戏,争夺四川王的位置,刘文彩使用流氓手段,指派亲信杨德寿、郑松延等五人,前往重庆刘公馆刺杀刘湘。这五名刺客潜伏进刘公馆后,首先找的人就是刘树成。他们的话说得很隐讳,口口声声说是到重庆来做一笔生意,刘树成也不便多问,好生招待他们住了下来。结果后来事机不密,刺客们藏在树上被人发现,抓到审讯处一讯问,又交代了一个新情况:按照刺客们事先的想法,是计划收买手枪队长刘树成下手的。这一秘闻被重庆《新民报》的记者知道了,在报纸上大肆炒作,使刘树成特别被动。最头痛的是,他事先压根儿也不知道从安仁老家来的杨德寿、郑松延是来暗杀刘湘的,更不用说收买自己当刺客一事。无论从他对刘湘的感情,还是按他平时行事来看,刘树成当刺客一说都属于背黑锅,即使给一百万银洋,他也决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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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刘湘手下的一帮师长中,刘树成和周成虎是嫡系中的嫡系。每逢遇到关键时刻,刘湘都要召集刘、周二人秘密相商;刘、周二人对刘湘的感情,也始终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1938年刘湘死后,蒋介石认为四川群龙无首,正是侵吞蚕食的大好时机,立即召集顾祝同、张群、陈诚等人商讨如何解决四川问题。按照蒋介石的意见,准备撤销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让张群接手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消息传到四川,招致川军旧部的强烈反对,他们结成一体,不甘屈服。蒋介石不得己,只好作出让步,让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刘文辉为重庆行营副主任,郭勋祺、郭昌明、许绍宗为军长。如此大规模封官,才勉强平息了来自川军旧部的抗议浪潮。

    然而川军旧部的暂时得势,与刘树成并没有多少关系。刘湘已死,刘树成的保护伞没有了,其地位也一落千丈。蒋介石对刘湘留下的川军这笔遗产,或利诱或威逼,利用川军内部矛盾采取分别蚕食的手法,多方瓦解分化。抗战八年,四川是全国出兵最多的省份,当时川军在各线作战的有唐式遵、孙震、李家钰、杨森、王缵绪、王陵基等部。计有六个集团军,12个军和36个师。日本投降后,川军伤亡人员众多,部队编制也残破不堪，蒋介石不仅不补充兵力,却以整编为名,大量裁减川军,将所有军的番号都整编为师。此时,继承刘湘衣钵的川军首领潘文华,手上仅保存两个师了。刘树成的军队属于裁减之列,自然不在这两个师的编制以内。

    从已故的刘湘身上,刘树成得到了一个启示:有了枪,一切才有希望。见大势已去,刘树成也为自己安排了一条后路。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他安排一帮人夜入兵营,将部队缩编后剩下的一批机关枪、步枪、手枪以及大量子弹等,悄悄从仓库里搬出来,连夜武装押送,从眉山运回大邑,储藏到安仁乡仁和街刘树成的公馆里。

    就是这批枪支弹药,惹出了一桩震动全川的事件。

    将这批枪支弹药运回安仁后,刘树成立刻奉命出征,前往新整编的第五十六军十七旅任旅长。临行前,他放心不下储藏在安仁的这批武器弹药,叫来侄子刘福田促膝谈心,让他负责看守武器弹药,并交给他一个特务连的人马。

    殊不知,此时安仁乡的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争夺其势力范围。他们听说刘树成从眉山秘密运回了一批枪支弹药,早已虎视眈眈。首先,是袍哥组织公益仂、进社的总舵把子刘文彩打起了这批武器的主意,他派人对刘福田进行策反,试图让刘福田自动投靠自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得知情报后,准备组织一次武装劫持。但是没等地下党下手刘文彩那边就已成功收买了刘福田。尽管事已至此,地下党继续努力,在刘文彩组织人马抢夺武器之时,暗地从中拿走了4支德国造罗汉手枪和两支天津造的手枪。

    刘树成得知这一消息后,咆哮如雷,气得操起烟枪狠狠朝侄子刘福田脑门上砸。然而也是毫无办法,哑巴吃黄连,他只好认了这个账。事后,刘树成曾找过重庆行辕主任何应钦,要讨回一个公道。可是何应钦除了同情外,也表示无能为力。此事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

刘树成后来的归宿是这样的:1949年6月,他在刘文辉手下担任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沐川的守备司令;同年10月,在四川犍为县率部起义。解放后,刘树成曾经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委员至今,大邑县安仁镇依然存留着一幢刘树成公馆。此公馆建于1928年坐西向东临街,为三进院落,南向有个大花园。公馆为砖木结构的两层建筑,雕花门窗,实木地板,具有川西民居特色。1949年后,刘树成公馆收归国有,曾做中共安仁区委、安仁镇人民政府办公场所。1993年临街的公馆大门和前院被拆除,修建为临街商铺和办公楼。1999年出售给安仁中学,现为安仁中学初中部教师办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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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刘树成看守武器库的风波

   刘福田  口述   晋惠山  整理

    我（刘福田）的老家在大邑县安仁镇，民国时期这里是一个军阀之乡，素有“三军九旅十八团”之称，刘湘、刘文辉、刘树成等一大批军政官员出生在这里，并同为刘氏家族。按辈份，刘湘、刘树成是我的堂叔。

   1930年我到刘湘部队当兵，安排在21军军部警卫连。1937年10月曾随21军出川参加抗战，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病逝，我扶送刘湘灵柩回川后，在刘树成警卫营第4连任连长。

   1945年，住在成都的新编17师师长刘树成，将眉山部队缩编后剩下的一批机枪、手枪、子弹等，运回安仁镇刘湘公馆和他的公馆内储藏，两个公馆都同在安仁镇仁和街上。

   刘树成安排我带一个加强连回老家，为他看守这两个公馆和这批枪支弹药。我带的加强连有280余人，我把连部设在刘湘公馆内，刘树成公馆平时则派一个班看管执勤。在刘湘公馆前院，有一幢一楼一底的楼房，楼上住士兵，底楼放枪支弹药。公馆内储藏的子弹有10万多箱，每箱有5000发子弹。子弹箱从每间屋的地板一直堆到房顶，一度把地板都压坏了。

   有一天，我骑着刚买的“洋马车”，回家看望家人。当时安仁镇只有两部自行车，都是英国“三枪”牌。从家返回刘湘公馆的半路上碰见了刘文彩，我赶紧下车，向五老爷问安：“五老爷，您回家！”刘文彩道：“福田，你现在风光了！”“那里，那里！托您的福！”刘文彩说“我正要找你，你现在看守的枪支弹药原本是我六弟的，是当年刘湘‘不落教’，在万县给挡了。你把人和枪带到西康去，我兄弟不会亏待你！”我说：“五老爷，我不敢，我是帮人家看守的。”

   1947年春，我的堂叔刘元汤，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无赖，他找到我，想借用二、三十支枪去“起坎（注：抢人）”，几天后归还。由于库房内的枪支都有编号，容易查出来，我既害怕出事，又害怕他不归还，没敢借给他。此后刘元汤对我怀恨在心。

   一个月后，刘元汤伙同10余个兄弟伙，商量准备先翻墙进入刘湘公馆，弄死我后，然后抢枪。当晚恰巧我不在公馆内，先翻墙进去的几个人砍死了守库房的张兴顺、余文玉、夏云成等三名卫兵。这时被流动哨兵发现，鸣枪高喊：“不准动！”刘元汤赶紧指挥兄弟伙惊慌逃走。事后，我了解到是刘元汤一伙干的，但碍于刘元汤是同族老辈子，事后又不知去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47年夏天，刘文辉回到安仁，住在新公馆内。有一天，他的一个副官来找我，说：“幺老爷回来了，他有事找你。”我赶紧去新公馆看幺老爷。刘文辉说：“你跟着刘树成有10多年了吧！家里有多少田？”我说：“我的月薪是50个大洋，收入不多，家庭负担重，应酬也多，买啥子田啊！”刘文辉又说：“你看管的枪枝弹药以及藏在邛崃付庵刘树成公馆内的武器，都是当年刘湘给我挡的，其实是我的。他拿着这些武器到处送人，甚至很多土匪都有，我却得不到一支。你现在把人、枪给我带去西康，我给你任一个大队长”。我赶紧说：“愿为幺老爷效力！”为了方便沿途通行，也使我能放心，刘文辉马上写了一张手令：“委任刘执中为西康省政府独立大队大队长（中校），主席刘手令”。刘文辉怕暴露此事，有意把我名字写成了刘执中。

   刘文辉走后的第三天深夜，我就带领280多人和20多挺机枪、200多支手枪，离开了安仁。刘湘公馆内的10多万箱子弹，由于太重，没有拿走。

   我走后，安仁乡乡长刘绍武等趁混水摸鱼，抢走了刘树成公馆内金银、鸦片和一部分武器。事后，部分群众也到刘湘公馆内哄抢了其它物资。

   次日约10时，我带着人、枪到达邛崃县城，拿着刘文辉手令，找到当地驻军团长陈明扬。下午安排了6辆卡车，将我一行送往雅安。到达雅安后，伍培英（刘文辉女婿、24军参谋长）接见了我一行，当即宣布委任我为警卫营大队长，安排我带的队伍暂到名山县蒙顶山的一个寺庙内休整，伍培英则留我在他的公馆内居住了几天。

   刘树成获悉此事后，在成都找到刘文辉，说：“刘幺爸，刘福田太不落教，把枪和队伍给我拖起跑了，听说是朝雅安方向走的。如到雅安，帮助扣留，把人和枪退还给我。”并说即刻他要回安仁，处理哄抢公馆一事。刘文辉假装不知此事，但表示：“你不必回安仁了，一切事情算我的，我一定负责处理好。”

   我带的280余人到西康省后，伍培英安排了两个连进行保护,实际上也是把我们软禁起来，我们也不断在华成寺、静居庵、梯子岩、水冲坝等名山、雅安等地转移住处。

   过一段时间，刘树成仍见没有“下文”。他又回到安仁，发誓以后不再回安仁居住了，把自家在安仁的270多亩田地，分别送给了本家族田少或无田的人。并将此事告到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政部要求西康交出人和枪。刘文辉赶紧找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请他从中调和，刘文辉向张群表示：“说公我是西康省主席，说私我是家长，这是我们家族内部的事情，这事就由我来处理吧！”

   刘文辉见事情已闹大，电令伍培英要求我交出人、枪，把我带的280多人化整分散，安排到西康各个部队，只把我继续软禁起来。对外声称刘福田带的280多人，到西康后各自逃散，不知去向，现只抓获刘福田，下一步将严厉处置。过后，给了我一笔路费，让我暂回老家安仁镇休息，避让风头。

   我回家耍了几个月后，刘升廷找到我，说：“刘树成到处找你，说要收拾你。这段时间委屈你了，我看你还是到西康去，我给你写个信，去找刘元瑄（刘升廷长子、24军中将代军长）给你安排一个差事。”刘元瑄与伍培英商量后，暂时把我安排到驻防西昌的24军136师军事连（负责军事干部培训）去当连长，准备下一步提拔我当团长，但我带到雅安的人和枪始终控制在刘文辉手里。

   一年后，此事始终没有结果。1948年，刘树成升任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沐川、犍为六县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司令部设在四川犍为县。刘树成由于忙于军务，无心再追究此事，也只好忍气作罢。

   1949年12月，刘文辉和刘树成都率部起义。24军起义后经过整训，与解放军62军合编，我任62军警卫营第二连连长。部队合编后不久，我要求退伍回家务农。

   我现在每月都享受到政府对起义人员发给的生活补贴，每天除了赶集、进茶馆喝茶外，平时还经营着自己两分田的自留地，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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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戏诗一首赠刘树成

      大邑人刘树成是国民党新编十七师师长,属刘湘嫡系。因他是待诏(理发匠)出身,向来为人所看不起。又兼他个子矮小,一脸大麻子,活像个面貌丑陋的老太婆,令人很难想象是位统兵万人的将军。

    一次,他到新津太平场作客。主人是陈子猷旅长(中将)，陪客有双流彭植仙师长(中将)、陈国柱顾问(少将)、和新津县的一些知名人士。

    酒过数巡,忽然门卫送来一张便笺,上写“刘师长树成收”。刘树成接过一看,原来是一首打油诗。诗云:

观君满面好文章，密圈密点数十行;

春来莫向花前立,只恐泥蜂当土墙。

    刘树成看罢,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将便笺递给在座客人传观,引起哄堂大笑。他还别有风趣的说:“写这诗的人真是多才多艺，把我写得看诗即知其人,简直活灵活现。可惜不落名姓,不然我还要奖励他呢!

    刘树成明知有人借诗挖苦他,说他不够格当师长。但他毫不生气,一笑置之,这种容人之量,真是少有。（陈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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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党史人物｜“袍哥大爷”——王伯高

成都党史 2019-12-23 15:41 3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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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笔从戎

王伯高（1897-1949）出生于邛崃固驿镇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父亲王梓舟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初年曾任四川省议会议员、县知事等职，因秉性刚直，不满时政，晚年弃职归家兴办小学。王伯高在邛州联中和四川公立法政学校读书时，中国正值军阀混战、列强鲸吞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重重灾难之中。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是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毅然投笔从戎，于1919年考入川军第三军军官养成所，立志在军界干出一番事业，闯出一条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

毕业后，他历任第三军连长、营长、团副、边防军营长、上校参谋及二十八军第四混成旅团长等职。他原想在部队中做点利国利民的事情，却没想到反而充当了军阀混战、残害同胞的工具，这使他良心上受到很大谴责。他趁1934年部队整编之际，解甲归田，发誓再也不任军政职务，还告诫弟妹子女，千万不要做反动政府和封建军阀的工具。

王伯高任军职十余年，廉洁自守，不事积蓄，弃职回家后，生活十分清苦。邛崃的一些退职军官和失业公教人员，经常到王伯高家中闲聊，议论时政，抨击社会黑暗。后由亲友资助，王伯高在邛崃东街开设中山旅馆。这时，他结识了曾任川军师长的中共特别党员张志和，在张的帮助下，阅读了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

抗战爆发后，王伯高怀着保土卫国的愿望，于1937年底通过张志和的关系，带着车耀先同志的介绍信，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学成毕业后，他于1938年6月被派回四川，展开了抗日救亡活动。

二、抗日救亡

王伯高等回邛崃后，立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首先在大邑县三岔镇成立了“群立救亡社”，从乡镇人员和学校教师中发展社员三十余人，通过“救亡社”组织民众，发动参军，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们的活动遭到了当局的阻挠破坏，王伯高气愤地说：“自己不抗日，又不准别人抗日，哪里还有一点民主自由！”

现实的教训，使他懂得了要在国统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贯彻坚决抗战，争取民主的方针，必须发动群众，掌握必要的武装。在延安学习时，他曾听领导同志讲过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他想，在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盘根错节的四川，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组织哥老会，利用这种民间极为普遍、与社会各阶层都能发生广泛联系的组织形式，聚集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使革命活动镀上一层迷惑敌人的保护色，是一定能够行得通的。他将这个办法告诉了张继和（张志和的弟弟），得到了张的支持，并进一步商量决定，吸收一些好友和进步青年参加，把他们培养成骨干，渗透到各级哥老会组织中去，克服哥老会只讲江湖义气、缺乏政治观念的弱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筹备，1940年农历五月十三关公单刀会的日子，拥有数千人的哥老会信义总社成立了，王伯高被推选为总舵把子。于是，“袍哥大爷”正式诞生了。

信义社成立后，在邛崃东街开设现代书店，与成都生活书店取得联系，出售进步书刊;在桑园、石坡、西禅、水口、双河、清远等乡镇成立邛大地区文化促进社，吸收公教人员、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团结争取各级人士，掌握学校、乡镇领导权;在回龙镇组织自治促进会，以青年知识分子三十余人为骨干，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打倒土豪劣绅为口号，宣传教育群众;在回龙、水口和固驿秘密建立造枪厂，修理、制造枪支。此外，还开设南康商号，作为俱乐部，担负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王伯高利用同乡关系，和驻防邛崃的川军独立十七师团长结为拜把兄弟，邀请他担任信义社大爷;同时，王伯高又参加了十七师师长刘树成在邛大地区组织的青年学社，从此信义社有驻军作为“靠山”，更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

三、掩护革命

1938年秋，中共地下党员黄聘三，以邛崃县稽征所所长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到邛崃开展工作。当时，稽征所有一个姓罗的会计，是重庆派来的特务，经常刺探黄的行踪。王伯高便利用袍哥力量，巧妙地把这个家伙挤走了，保障了黄的安全。

1939年7月，国民党当局实行“新政”，开办乡、保、甲人员训练班，王伯高认为这是一个开展统一战线的好机会，要求中共成都西北区区委书记张黎群派人前来指导。张在延安时，与王伯高常有交往，深知王为人正义豪侠，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要求革命，与党组织一直有工作关系，对王运用社会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是同意的。因此，特派两个党员前往指导工作。可是，在训练班即将开学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察觉两个党员的活动，准备暗下毒手。王伯高得到消息，连夜将两人掩护离境，安全回到成都。

1939年1月，中共川康特委书记邹风平派谭竞平任中共邛崃特支书记。临行前，邹向谭讲：“邛崃王伯高、张继和是政治上可靠的上层民主人士，去邛崃后，他们会掩护你工作的，如遇困难，可同他们商量办理”。

谭竞平到邛崃后，王伯高给他在邛崃县第一小学谋得一教师职位。谭利用教师的公开身份，将邛崃各校教师四十余人组织起来，成立每周读书会，每周星期日在现代书店后院学习马列著作和革命理论，讨论时事，布置任务。每次集会学习时，王伯高便坐在书店门口放哨。

一天，谭竞平正在后院召集会议，两个戴黑眼镜、嘴上叼着香烟的特务走进书店，直往内闯，王伯高见情况十分紧急，立即大吼一声:“站住！买书在前面，后院住家属，你们进去干啥？”两个特务尴尬地一笑:“嘿、嘿、王大爷，我们要买书。”“你们两个，箩兜大的字认不到一挑，我还不清楚你们的老底？今天是星期天，女学生来买书的人多，你们想到这里插烂污，还不跟我滚出去！”特务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走了。

1940年初，地址设在仿陶商店的每周读书会改名为集福票友社，表面上唱玩友，但在内院一间密室，常用来开会。敌人凭着鹰犬般的嗅觉，不久又跟踪而来。一天晚上，当谭竞平在玩友们唱戏掩护下秘密开会时，绰号“花花太岁”的县立小学校长、特务分子杨某突然对集福票友社发生兴趣，随着人群挤进了仿陶商店。他发现王伯高高踞上座，左右两边站着几个彪形太汉，正在进退两难之际，王伯高却将他喊住了：“杨校长，请坐！不知杨校长今晚哪来雅兴，竟肯光临指导。久闻杨校长京、川剧俱佳，素称梨园高手，难得今天这个好机会，欢迎杨校长来上一段。”在一片“欢迎”声中，杨某只好坐下，用男不男、女不女的沙哑嗓子，唱了一段《三巧挂画》，借故有事，夹着尾巴溜了。王伯高的喊声，给谭竞平发了信号，当即结束会议，从容不迫地从后院转移了。

在王伯高的掩护下，谭竞平领导的每周读书会采用讲演、歌咏、金钱板、街头剧和出壁报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日，主张政治民主，反对卖国投降，反对独裁专制，揭露官僚豪绅欺压人民的罪行。他们主编的《每周壁报》在邛崃最热闹的鼓楼张贴时，观者如堵。王伯高经常派兄弟伙保护壁报，还传话给周围商店摊贩：“壁报是宣传抗日的，不许任何人乱撕乱画”，反动分子虽然视之为眼中钉，但也不敢贸然撕毁，所以《每周壁报》办了很长一段时间。

谭竞平每次前往各乡场宣传抗日，王伯高都为他作好周密安排，一方面选择地区，事先通知场镇上的兄弟伙，提供方便，保护安全；另一方面，还选派可靠人员随同前往。

谭竞平能在邛崃安全、顺利地开展党的工作，使四十多名知识青年和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直到谭离开邛崃，调任中共仁、华、彭特区书记，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这与王伯高的掩护有重要关系。当谭竞平回忆起当年情景时，还无限感慨地说:“我到邛崃，王伯高经常和我一起，他关心我、掩护我。我们开会，他为我们站岗放哨；我们下乡宣传，他派人保护，利用他‘袍哥大爷’的身份，机智地将盯梢的敌人赶走，使我好几次化险为夷，没有落入敌人虎口”。

四、天池除霸

号称“邛崃五虎”之一的国民党邛崃县党部委员陈仲才，是反共的急先锋，反共不遗余力。他四处活动，密谋消灭邛崃的革命力量。他亲自收集材料，两次草拟情报密呈国民党最高当局：“奸党头目王伯高自陕北归来，行动诡秘，以信义社为核心，收纳党徒，诱惑青年，非法行为，日益昭著……”。

陈仲才不仅政治上十分反动，而且还是一个欺压群众，无恶不作的大恶霸，群众恨之入骨。

邛崃水口乡天池山的天池庙和天台寺，相传是南宋建造的佛教古庙，庙内古树参天，浓荫蔽日，是县内的名胜。陈仲才仗恃反动势力，将庙中铜铁佛像盗卖一空，中饱私囊。并将山上尼姑庵内一青年尼姑强奸，逼得尼姑上吊寻死。王伯高对此十分气愤，决心伺机为邛崃人民除掉这一恶棍。

1941年5月27日，陈仲才又带着七名武装爪牙窜到天池山，企图估卖庙中树木，遭到和尚与群众的强烈反对，他恼羞成怒，指使爪牙大打出手。王伯高闻讯，立即派人带领武装兄弟伙，会同愤怒的群众百余人，上山包围寺庙，强行制止砍树。丧心病狂的陈仲才竟向群众开枪射击，激起公愤。遂将陈仲才击毙，为民铲除了邛崃一霸。

五、避难成都

早在王伯高刚从延安回乡时，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到1940年以后，王组织的信义社势力遍及邛、大地区，拥有成员数千人，使反动派大为震恐，密报连呈国民党最高当局：“王伯高有不轨密谋”、“中山旅馆主人王伯高系中共主要分子，极力向下层社会发展”、“中共分子王伯高自陕北受训归来，组织信义社作为中共活动之掩护”并“大肆活动”云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川康绥靖公、四川省政府、以及三青团四川省部，除派特务调查外，还密令第四行政督察专员王锡圭“遴派要员，严密彻查”。到1946年内战爆发后，形势急剧变化，对王伯高更为不利。早就想将王伯高置于死地的恶霸陈仲才的胞弟、国民党邛崃县党部书记长陈仲侯，乘机不断向国民党中央和四川省府告密，罗织“奸党组织活动”十一条，说“中共邛崃匪军负责人王伯高领导杂牌武力人枪一万二千余，侍机暴动，建立邛、蒲、大游击根据地。”特务机关获报后，决定“立即将王伯高拿办”。

由于失掉党的直接领导，失掉广大群众有效的支持，加上敌人的追捕，王伯高在邛崃已无法立足。他把准备组织地下武装的枪支弹药，连同他心爱的三十多本进步书刊封存埋藏后（解放后，由其家属送交政府），于1946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秘密到成都避难。

六、壮烈牺牲

1947年5月，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部队在东北、华北各战场节节败退；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蒋介石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采取血腥镇压，妄图一举消灭蒋管区的革命力量。5月26日，国民党最高当局紧急密电，令各省特务机关采取统一行动，于6月3日前将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及其他进步人士全部逮捕。5月28日，省、市党、政、军、警、宪、特头目开会，中统、军统和特委会提出的黑名单上都有王伯高的名字。6月2日凌晨，宪兵特高组行动小组包围了王伯高的住处。等到天明大门打开时，特务们一拥而入，将王伯高扣捕。

王伯高被捕后，直送将军衙门省特会看守所。军法官和特高组对王伯高进行审讯，一再追问他参加过什么革命组织，进行了哪些活动。王伯高从容不迫地说：“我是操袍哥的，不过问政治，与任何党派没有联系。”利诱、威胁，指事逼供都不能奏效时，敌人使用严刑拷打，“捶楚鞭扑，无所不施”，王伯高皮开肉绽，始终不改口。军法官黔驴技穷，只好以“王伯高冥顽不化，坚不吐实”，向上司报告。此后，又经稽查处、督察室、军法组轮番审问，均毫无收获。后来，敌人又耍出一个花招，要王伯高写份叛党自白书，并交出100条枪作为释放条件。王伯高斩钉截铁地说：“拿100条枪交给你们，去杀害更多的革命群众；再搭上一份出卖灵魂的自白书，用这么大的代价换取我一条老命，太不值得。”

关押王伯高的四号牢房，与老党员杨伯恺、于渊的三号牢房仅一墙之隔，共同的信念和命运使他们成为亲密的战友。他们经常通过新入狱的难友探听时局发展的消息，利用放风时间，交换情况和意见。在老党员的感染下，王伯高忘却了铁窗生活的孤寂和痛苦，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锻炼，变得更坚强，更乐观了。他经常谈笑风生，诙谐打趣，受到难友们的尊重和喜爱，大家尊称他和杨伯恺、于渊、王干清为“狱中四老”。同房关押的著名世界语学者、老党员许寿真也赞扬他“不是一般的袍哥大爷，很有革命者的气质。”

1949年12月7日，省特委会的院子里架起了一口铁锅。特务们将案卷材料投入锅中烧毁，弄得纸灰四处飞。这是敌人灭亡、逃窜的征兆！一位难友望着空中飘落的纸灰，激动地喊道:“看呀，下雪啰，冬天来了，春天不远了！”随着喊声，难友们拥向铁窗，望着天空飞舞的纸灰，笑呀，笑呀，笑出了眼泪，笑出了哭声，他们用笑来迎接解放，迎接祖国的春天！但是，敌人已抽出了屠刀。当天深夜，政治犯们就被押到了十二桥边。当刽子手举枪作恶的时候，王伯高转过身来，凝眸即将黎明的东方……壮士捐躯无限意，刑场喋血望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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