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后期苍王峡的青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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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后期苍王峡的青年工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西方文化传播及对青少年思想影响呈现出三大典型特征：一是西方大众文化制品的娱乐化传播与影响；二是西方价值观生活化的传播与影响；三是互联网多媒体信息化的传播与影响。
1980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旺苍县国华区盐河乡(当时为盐井公社)苍王峡景区。从旺苍出发，经过高阳、双汇、出金鸭滩、徐家河后便到达了盐河乡。这里树丛密茂，悬崖峭壁，有打雷洞、猫钻洞、仙人洞、佛儿洞、响水洞、天眼洞、钻洞子、烟洞子，尤以龙潭子、云雾山的“毛主席睡像”最出名。全乡8个行政村、50个农业合作社、1100余户、4200余人，幅员面积102.5 平方公里，平均海拔650—2270米，地貌深度切割，坡陡沟深，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和生成条件极为恶劣，种田在人，吃饭靠天，人称“天管农业”。贫穷:就像幽灵般附缠着那里的人们，严重束缚着盐河经济的发展。当时农村很缺乏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文化都低，我在当时算是当地的一个“秀才”了，回到农村后不久就担任风景村团支部书记，上任后在全村青年团员中广泛宣传政策、村规、法制，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等。1982年3--5月开展了“法制宣传教育月”活动，通过办专刊、邀请公社党委书记罗岐山作专题报告、组织专题讨论，及时制止了禁鱼期在盐井河流域捕鱼的陕西毛坝河、英翠区冯大春等捕鱼者。全村发展团员16名，积极支持县林产公司盐井河采育场工作，运送各类生活生产日用品50万余公斤，建场材料3万余公斤，承包公路3公里。全村青年50余人参与采树种支援甘肃省造林活动，共采集各种树种子200余公斤，受到了县团委的表彰。1983年4月16—19日出席了县第八次团代会，全县代表选举了王宗榜为团县委书记，赵修云为副书记的新的团县委班子。1984年春，我调到盐河乡工作，担任乡邮递员，工资每月32.5元，那时乡干部的纪律是比较严格的，不管是开会、学习，还是公益劳动，都不能迟到早退，如确因特殊原因必须请假。在经济和男女关系上，受西方文化传播和影响要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松的多。使我记忆犹新的是与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年轻干部因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犯了错误，被调到其他乡工作。我因在一次乡干部集体劳动搞菜园地时，已过吃午饭的时候，劳动还未结束，肚子很饿，便随口说：“算求了，肚子饿的慌，把午饭吃了再来”。乡党委书记罗岐山板着脸，带着很有份量的语气斥责道：“嚷什么？你们年轻人一点苦都吃不得，肚子饿有什么了不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是怎样过来的， 我看是你们思想有问题，是怕苦怕累享乐思想在作怪。”书记的严厉批评搞的我们很难堪，下午在乡干部集中学习时，书记又再次批评我们几个年轻人有怕苦怕累的思想，还批评我、周绍平（现在县公安局工作）、吴清先(现在县人大工作)、周仕聪（时任副乡长）、李申（现在朝天区工作）要把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上，用在工作上去，要我们好好反省反省。乡团委要搞一个具体方案把经济建设和群团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乡上的菜园地也由你们几个青年干部负责，伙食团没菜吃，我是要你们负责的。下来后我们几个年轻同志嘀咕，以后我们都要小心点，不然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根据书记安排的几件事，我们确实忙了几天，才算把事情弄好。
1988年我参加全省招聘干部考试，聘用为国华乡政府干部任团委书记。1990年参加了广元市团委培训，三月我又参加了团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的“高举团旗跟党走，艰苦奋斗建功业”的培训会，时任团县委书记赵俊科作了主题演讲，并对“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作了安排，培训期间还安排了演讲比赛，每晚青年团干部都在原党校左侧的大食堂内举行舞会，赵贵英、张彩莲、李朝一等青年团干部用录音机磁带和着三步四步的青年舞曲翩翩起舞。1991年国华区委针对山区贫困现实，派工作组深入国华乡高寒村社了解情况，当年全乡人均有粮280余斤，人均纯收入只有100余元。山湾村的3、4、5、6、7、8社，山峰村的3、4、6、7社，山坪村的3、4、7社，山寨村的4、5社这些社海拔都在1300米以上，大部分农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屋不避风雨，就是生产和生活用具也十分缺乏。山寨村四社曹正久，穿的衣服遮不住羞丑，用一块塑料布缠在腰间，怕出门见人。高山村的老百姓是这样概括他们生活的----“住的通风房，睡的扠扠床，吃的混顿饭，穿的透身凉。”据统计全乡35岁以上的光棍汉有220多人。
团县委赵俊科书记把此项调查情况向县委组织部作了汇报，一是选派了林业局干部林全锐到国华乡作科技副乡长；二是对高寒村的小学生实施希望工程，山峰村、山寨村的16名读不起书的孩子重新背上了书包。山峰村三队的杨基昌家中五口人，母亲八十多岁，妻子身患重病，女儿王英因哥要念书而缀学，儿子杨仕省成绩好但无钱再读，团县委了解这一情况后，把他纳入“希望工程”每年200元，杨仕省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任《华夏时报》的副总编（高级记者），年薪20 万；三是大抓粮食生产实施地膜覆盖，92年春组织高寒村社的群众利用挖山药，买木材，筹足买地膜的钱，包村驻社的青年干部又逐村逐社逐户讲解地膜覆盖的技术要领。青年团员闵全红，家住山峰村六社，家里实在很困难就在乡干部手里借钱买了地膜，在4、5月份扯笋子，采薇菜备足地膜、种子的钱还了乡干部。闵全红一家在1991年收粮仅1880斤左右，92 年光种地膜收粮就达5000余斤。
为顺利完成全乡地膜3000亩的任务，乡政府在年初的工作要点中把全年工作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关键，三个重点”即以科技扶贫为中心，统揽农村经济工作，确保两个稳定的实现；把握好粮增产钱增收两个关键；突出科技、农业基础设施、场镇建设三个重点。在具体操作上突出“三抓”：即抓青年干部，抓关键，抓落实。从青年干部中抽出宋大凯、杨震、向保思、青萍、任辉永、乔春兰六名干部组成青年突击队。按照关键时候安排关键的人抓关键的工作的要求，对全乡地膜覆盖，扶贫攻坚等工作进行交叉检查，我和向保思带山坪村干部向长祥（时任支部书记）、向安思（时任村主任）、闵万雄（时任村团支部书记）、还有村妇女主任，历时15天对山坪村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一查干部到岗到位，比出勤率高低，看各队干部是否亲自抓扶贫；二查群众发动和技术培训，看有无技术资料和示范现场，比广大农民的脱贫积极性；三查大春育四苗的进度和质量，看旱育秧、地膜玉米、红苕苗和多经苗的长势情况，比1992年农业计划的落实；四查“两杂”种子和“三农”物资的计划完成情况，看各村社的工作积极性，比当年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入的增长；五查水利及当前使用情况，看当前人畜饮水工程的进展，比管水用水制度落实；六查增收的脱贫措施，看蚕桑、烤烟、畜牧业（生猪生长情况），比谁的科技项目完成好。通过检查对各村的科技扶贫是一个大的促进，经县上验收全乡完成地膜2898亩，粮食产量翻番打滚。
为制止西方文化制品的传播和影响，根据先进文化发展的要求，抢占农村文化阵地，按照团县委的安排，乡团委每年“五、四”、“六、一”都在国华电影院组织召开青年团员、少先队员大会，每年发展团员100名以上，在每年“三·五”学雷锋活动中组织上百人 的青年突击队，对毛林子(青年林)进行管护，现在都以成为50余公分的松树。
为制止西方和台湾敌台信息的传播和影响，乡团委和武装部、妇联配合搞好群团工作，每年动员应征青年入伍，为部队输送合格兵员。为了搞好民兵军训，90年后每到三伏盛夏、数九寒天，国华乡民兵都会训练，全乡民兵在平整好的训练场上打靶、投弹等。在一阵军号声中男女民兵杠着步枪，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口令，出现在训练场上，在“国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的豪迈军乐声中，合着音乐的节拍操练，有翩翩直舞持枪瞄准的，有冲锋刺杀的，摸爬滚打的军事动作。当时山寨村三社的谭永奎的儿子有点懒散还经常赌博，我们知道后让他们在全村的青年民兵大会上检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占领了农村青年的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1993年初我调到福庆乡，仍然从事青年工作，按照团县委和福庆乡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做到青年工作同农村经济工作，兼职的党政办的日常工作、统计站的工作相统一。
（东河镇干部  旺苍县文史员  宋大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