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许 龙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因为父亲用山的信念、石的刚毅,塑造了我们4兄弟坚强的骨骼,给子孙后代灌输了鲜红的血液和火热的情怀。父亲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 1922年12月27日,山西省祁县第三区(今东观镇)武乡村堡内街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落里,父亲许光忠降生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入侵,山西渐次成了侵略与反侵略的重要战场,富饶美丽的家乡逐渐走向破败凋零。1945年,父亲和二叔因为让八路军在家里住过一宿,被日本人发现后,二叔死在了鬼子的枪口下。父亲为了给二叔报仇,到西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46年,父亲随游击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个月后的一次战斗中亲手枪杀一名日本鬼子兵,算是报了二叔的仇。 解放战争中,由于有过生意人的经历,父亲在军队中主要做后勤工作,历任战士、文书、生产员、粮秣员、军械员、军械长、参谋、助理员、处长、副主任。战场上的父亲虽然没有冲锋上第一线的任务,但也少不了和敌人面对面厮杀的机会。特别是在著名的解放太原战斗中,父亲堪称神勇抢救团长,为太原的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 太原为山西省的省会,东倚罕山,西临汾河,南北地势起伏,易守难攻,为华北的战略要地。国民党阎锡山集团经过长期经营,修筑了种类繁多的外围据点、纵深阵地和城防工事,仅主要防区就有大碉堡5000多个。太原战役于1948年10月5日发起,至1949年4月24日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守敌13万余人、民团8万人。自身伤亡45000人,其中攻城战役、攻城后巷战伤亡36000人,是解放战争中战斗最激烈、解放军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父亲生前从不提自己的光荣历史,但母亲讲了当时的经过。 总攻前一天下午4时左右,东南方发现有4架国民党军飞机朝阵地上飞来。不一会儿,炸弹把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其中一颗炸弹落在团长身旁约5米远的地方,弹片把团长的腹部炸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洞,鲜血和肠子流了出来。那时,父亲正和炊事班一起为第二天的总攻做准备,听见爆炸声和呼唤声冲了过来,背起负伤倒地的团长朝存放物资的防空洞里跑去。洞子不大,里面堆放着锅碗瓢盆和粮食蔬菜,最多只能再躺进一人,剩下的空间不多。父亲把团长平放在洞口里面一点,自己半截身子在内半截身子在外为团长收肠子包伤口。刚抢救完,敌人的大炮又响了起来,炮弹把阵地翻了个个。一颗炮弹在洞的左侧爆炸,飞起来的弹片和石块一股脑儿朝洞口砸来。父亲知道危险降临了,不顾个人安危扑上去用身体掩护团长,自己却被不知是弹片还是石块的硬东西砸昏了过去。醒来朝身后一摸,才发现后背和屁股上全是血和泥土。怀中的团长虽然神志不清,却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好在生命没有危险。敌人的轰炸扫射和炮击使团里还没投入总攻的一百多位战士牺牲,负伤的不计其数。父亲因保护团长六处受伤流血过多被抬下战场抢救,没有参加对太原守敌的最后攻击。 父亲送去抢救后,团长率领指战员们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炸毁了敌人100多个碉堡,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太原的解放立了功。如果没有父亲奋不顾身的抢救,团长可能已经牺牲了,战斗结局也许要重新写过,所以说父亲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是有功的。不过父亲那次负伤给他的身体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几十年后一遇天阴下雨就会浑身疼痛,以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邛崃担任支左办公室副主任时,腰腿部的风湿病经常发作,有时痛的腰都伸不直,被同事们戏称为支左办公室的“气象预报员”。 1950年,父亲随部队南下解放大西南,一直打到重庆。1953年,调到邛崃县永安场修建油库和兵站先后任油库副主任和主任。 1959年,随着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全面打响,父亲所在的永安场油库和兵站执行的战备保障任务迅速转移到了战争保障任务上。最繁忙最紧张的日子里,来油库运送油料的汽车平均每天有200辆以上,兵站接待的人员不下1000人。10月底每天来油库拉油的汽车多达300辆,来兵站就餐的上前线战土约3000人。那些日子里,父亲带领干部战士们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不少时候还通宵达旦加班加点,直到当天的任务完成。我们记得父亲的手上打起了血泡,没有时间回家吃饭,但没听他叫过一声苦,因为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他知道,后勤工作是前线打胜仗的保障,战士在看着领导,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才能不误战事。据父亲回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中将韦杰当时亲临永安场好几天,指挥过往部队,视察油库、兵站的后勤保障工作,完了还接见了少尉以上的军官。韦杰中将解放战争中曾任解放军61军军长,是父亲解放战争时期的军首长。接见时,将军充分肯定油库、兵站的工作,称赞他们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做出了贡献,还亲口表扬父亲干得出色,保持了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61军本色。 1970年,四川修建战略储藏油库,动员各部队的干部报名参加施工。由于条件艰苦,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报名,几个物色好的对象也找理由东推西躲。最后上级征求父亲的意见,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当时永安场油库的师领导机关成昌兵站部在成都、新津设有家属院,调到困难地方工作的干部一般可以要求把家属安置在成都或新津城市里的家属院中。如此顺理成章的要求,父亲一句也没提过,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只好委曲地在永安场的营房里住了好久。后来全家到了大山深处安家。父亲在那里一干就是几年,累出了严重的胃病,但没有请过一天假休息,直到战略储藏油库修建任务完成。 父亲生活上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从不沾一点公家的便宜。1955年部队发军装时,父亲领到一双4号军用皮鞋舍不的穿,除了开会和节假日穿一下外,一直放在箱子里保存着。父亲对自己的穿戴从来不提要求,只要保暖就行,但却与军装结下了不解之缘。退休时听说要发一套八五式的新军装,高兴的像小孩子过年似的。后来上面来了文件,说离休人员不发军装了,他气的直向母亲发火,说“当了一辈子的军人连一套新军装都没存下,让我走的时候穿什么?”为了讨父亲的欢心,我们兄弟想方设法到成都、邛崃、江油等地给他买八五式的新军装,可大街小巷的商店里卖的都是仿制的,他一件也不满意。后来听说成都有个商店在卖正规的军装,而且是父亲的离休老战友侯义叔叔在当老板,母亲就带着我和妻子到成都寻找侯义叔叔,用了一整天时间才找着,终于给父亲买回一套八五式军装,让他高兴的不得了。这套军装,父亲一直保存在箱子里,直到去世时我们给他穿在身上,圆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生前“穿一辈子军装,当一辈子革命军人”的美好愿望。 ( 七一马上就到了,呈上一篇《怀念父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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