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勤轩说无论华中科技大学，还是华中师范大学，都在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和江夏区桂子山无关。说这个话，可见对历史的无知。1912年，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改夏口厅为夏口县。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改武昌县为武昌市，改夏口县为汉口市，汉口市辖汉阳县。1927年，武昌市和汉口市合并，成立武汉市。1937年，重置武昌市。1932年，哪里有洪山区？洪山区是建国后设置的一个行政区划，全境就在武昌县境内。1932年去武汉桂子山，就是去如今的武汉市江夏区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将猪头山改名为桂子山，就是受江夏区桂子山的启发。杨东莼身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赵勤轩对华中师范大学的情况一无所知，就是未做充分准备就给岳父立传表现。至于赵勤轩说“1932年登桂子，猪头”之语，表明他不仅不知道武汉有两个桂子山，两者之间有一些渊源，而且不知道南京有桂子山，新四军曾在那里血战。这进一步表明，赵勤轩给岳父立传，就是新四军的历史也没有全面掌握。如此情况下为岳父立传，很明显就是“仓促上阵”，并非如赵勤轩所言，仍费十年之功搜集资料，才开始创作。准备不充分，学识又不够，赵勤轩为岳父立的传记错误百出是可想而知的。孙犁在《再谈贾平凹的散文》中写道，“自从读了《一棵小桃树》以后，不知为什么原因，遇见贾平凹写的散文，我就愿意翻开看看。这种看，完全是自愿的，很自然的。就像走在幽静的道路上，遇见了叫人喜欢的颜面身影，花草树木，山峰流水，云间飞雀一样，自动地停脚步，凝聚心神，看看听听。”赵勤轩岳父传一翻就是错误，不可能有孙犁笔下的贾平凹散文那大的吸引力，他说阅读他岳父传的“网友”更多了，就是自我吹嘘，往脸上贴金。
我曾经指出，赵勤轩岳父在广西师专的职务应当是“学生生活指导主任”，这个职务其实就是“训育主任”，周洪宇在《杨东莼大传》中也是这么说。赵勤轩说我那几天的文章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他岳父在广西师专是什么职务，质问我“《杨东莼大传》2014年出版，作者周洪宇不是30年代广西师专当时当事人。试问东綦潭：为什么不相信当时当事人薛暮桥等的回忆史料？而要相信非当时当事人周洪宇？同样是后人撰写的传记，为什么相信《杨东莼大传》？不相信《朱克靖传》？《广西师范大学校史》是官方史料，比《杨东莼大传》更有权威性。肯定朱克靖在广西师专职务是教务主任。”所附《广西师范大学校史》史料，是一张截图（标示‘广西师范大学’），上面文字为“杨东莼校长电邀朱笃一（又名朱克靖）前来任教。朱笃一（1895-1947），1919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22年入党，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到广西师专后担任教务主任，教《世界大势》课程”。当时我没有驳斥，后来因为要写其他文章就忘记了，昨天驳斥了赵勤轩以前的辩解，今天继续驳斥他以前的辩解，对他的这个质问做驳斥。
有关岳父离开广西师专的过程，赵勤轩在岳父传中写了。他写道，“1934年4月，白崇禧来桂林，听到有人讲师专‘朱笃一’作了个红色报告，询问‘朱笃一’的身材面貌，便怀疑是朱克靖。白崇禧问桂林专员田良骥：‘听说朱克靖到广西来了？’田良骥不敢隐瞒，说：‘朱克靖在师专教课，怎么你不知道？’田良骥知道事情不妙，私下将情况告知杨东莼和朱克靖。杨东莼和朱克靖感到问题严重，就去见正在桂林家中养病的教育厅长李任仁。杨东莼和朱克靖到李任仁家，白崇禧也在那里。白崇禧故作惊喜状，说：‘啊呀！克靖兄，你也在这里呀。老兄来桂林，为什么不和我打招呼，失迎了！’朱克靖表示歉意说：‘白参谋长，我擅自闯来贵地教书谋生，没有拜会钧座，失礼了。’白崇禧笑着说：‘都是北伐时的熟人，不必客气。’杨东莼校长不愿连累教育厅长李任仁，自己承担责任说：‘朱克靖是我聘请来师专教课的，没有向李厅长和您报告，我很抱歉。’白崇禧说：‘克靖兄来广西，我自当重用，区区教授岂不委屈了。’朱克靖说：‘我是来向李厅长辞职的，这就离开广西。’白崇禧顺水推舟地说：‘克前兄另有高就，我就不挽留了，改日设宴为阁下饯行。’白崇禧不愿意败坏自己的声誉，作出礼贤下士的样子，看望朱克靖。白崇禧指着孩子对朱克靖说：‘夫人出身名门，公子风采非凡，你应该为党国效力呀。’朱克靖一笑置之。白崇禧派吉普车接朱克靖，请朱克靖吃了一餐送行饭，送了1000元旅费。朱克靖又被‘礼送出境’了。”赵勤轩说他岳父去见李任仁时，李任仁是教育厅厅长。
赵勤轩岳父离开广西师专的过程，周洪宇在《杨东莼大传》中也写了。他写道，“4月，白崇禧接到密报，来桂林，心想朱笃一在广西师专搞暴动演习，胆子真大，还作了一个红色报告。那么，朱笃一究竟是什么人，有如此大胆呢？于是，他向有关人员打听，朱有多大年龄，个子有多高，什么脸盘？经过一番询问，白崇禧心里便怀疑朱笃一可能是朱克靖，他也是湖南醴陵人。为了弄个究竟，白崇禧把桂林县的县长田良骥找来。此时的田良骥也不敢隐瞒，只得如实告诉白崇禧说，朱笃一就是朱克靖，事后白崇禧对广西师专的学生说：‘朱笃一就是朱克靖。北伐时，他是第七军的党代表，我们同桌吃过饭。清党时，他逃到北平郊区种菜，我在北平又撞见他。他怎么暗中来广西传播共产主义，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田良骥知道事情不妙，私下将情况告知杨东莼和朱克靖。杨东莼和朱克靖感到问题严重，就去见正在桂林家中养病的教育厅厅长李任仁。一走进李公馆就看到白崇禧在座。杨东莼为保存广西进步力量，不愿连累李任仁，自己承担责任说：‘朱克靖是我聘请来师专教课的，没有向李厅长和您报告，我很抱歉。’接着，白崇禧问朱克靖来桂林工作为什么不跟他‘打声招呼’，朱克靖当即表示，他即将离开广西。此时，精明的白崇禧当然不愿得到一个迫害进步人士的恶名，次日，他用小汽车将朱克靖从雁山西林公园接到桂林一家豪华的大酒店，设宴招待他，并请一些社会名流作陪。席间一阵寒暄之后，白崇禧表示同意他离开桂林，并赠送他1000大洋的旅费。”周洪宇也说赵勤轩岳父去见李任仁时，李任仁是教育厅厅长。
那个时候，李任仁是教育厅厅长吗？不是。当时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是雷沛鸿。雷沛鸿的知名度，不低于李任仁。民国建立前，他参加同盟会，长期从事国民革命的宣传，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争取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民国建立后，他考取公费留学，去英国学习，一战期间赴美，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广西通志·教育志》记载，雷沛鸿1933年9月到1936年5月，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表格不好搬，就不搬运到这里了。如果有人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可以去把《广西通志·教育志》找出来翻阅一下。就是找不到这本书，也没有事，从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第三卷）》可以知道1935年前，雷沛鸿是广西省教育厅厅长。该书写道，“30年年代初瓣桂系推行‘新政’后，需要大量的各方面建设人才，因此比较重视文化教育，认为文化教育是‘完成广西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新社会秩序的有力工具’。先后聘请民主人士、进步教育家李任仁、雷沛鸿任省教育厅厅长，主持全省文化教育工作，延揽专家学者研究和设计文化教育发展规划······被等教育发展缓慢，与广西地方建设不相适应。有鉴于此，1933年第三次出任省教育厅厅长的雷沛鸿提出‘教育大众化之施政方针’，改造传统的初等教育，倡议开展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1933年9月，广西省政府根据雷沛鸿的建议，颁布《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大纲》（次年修订为六年计划大纲）等法案，在全省开展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同年12月，在南宁成立了以雷沛鸿为院长的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作为国民基础教育运动的指导和实验总机关······1934年成立广西特种教育委员会，1935年在南宁开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培养少数民族师资······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是30年代新桂系为适应‘四大建设’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这场教育运动的主持人雷沛鸿，利用当时广西的社会环境和新桂系的支持，延揽一批国内进步教育工作者参与设计和试验，借鉴国内外的教育经验，结合广西实际情况，大胆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动员各方面力量协力办学，使它成为规模宏大的有地方特色有创新精神和群众办学的教育普及运动。”国民基础教育普及运动的主持人雷沛鸿，1935年这场运动还在进行中，那1935年他就是教育厅厅长。
李任仁不是教育厅厅长，赵勤轩和周洪宇称他教育厅厅长，是错误的。我指出赵勤轩和周洪宇都错了，赵勤轩说他和周洪宇都不是当时当事人，我相信周洪宇的《杨东莼大传》，不相信他的岳父传，不存在。
有一点必须承认，在撰写史书上，周洪宇比赵勤轩更专业，做的成就更大。周洪宇学历是什么，赵勤轩学历是什么？周洪宇学的近代史专业，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是著名近代史学家章开沅的学生，赵勤轩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本科，没有获得学士学位，本科毕业论文因为与废名当时研究内容有关，得到了废名的指导。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周洪宇是历史专业科班出身，赵勤轩是中文专业科班出身，两人在历史研究和传记撰写上，就好比一个是专业选手，一个是业余选手。周洪宇的职称是什么，赵勤轩职称是什么？周洪宇是教授，赵勤轩是研究员。教授和研究员相当，不分伯仲。周洪宇是博士生导师，是二级教授，赵勤轩说他也带学生，最多也就是个硕士生导师，研究员不分级，肯定不是二级研究员。到国际外搞学术交流，赵勤轩没有，周洪宇1997年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8、1999年赴台湾从事学术交流，2000年底至2001年6月赴美国 “常青藤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2003年、2004年、2005年又先后赴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奥地利、卢森堡、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进行教育考察和交流，由于“教育上的杰出贡献”，2005年被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授予荣誉证书，可谓是多多。社会兼职，赵勤轩没有说他是军事科学学会、军事文化研究会、中国国防金融研究会副会长或者理事，周洪宇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第二届教育信息化专家组副组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组成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设置委员会成员、海峡两岸关系与国共两党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会长副会长、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中国阳光教育研究院院长等职。发表文章，赵勤轩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周洪宇也不是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赵勤轩说他发表文章几十篇，周洪宇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而且是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中国高等教育》、《人民教育》、《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美国)等中外重要学术刊物上，要是把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也算在内，那就更多了。赵勤轩做过课题吗？有可能做过，杂志主编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便，却没有听他说过。周洪宇是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要从事学术研究，会做课题，二级教授是教授级别里很高级的一级，课题应当做过不少。周洪宇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多项重点课题。奖励获得，赵勤轩在军队服役期间立过三等功，周洪宇研究成果十余次获教育部和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然而，我并没有因为与赵勤轩相比，周洪宇更值得相信，就相信《杨东莼大传》，不相信赵勤轩岳父传。要是我相信周洪宇的《杨东莼大传》，不相信赵勤轩岳父传，我就相信赵勤轩岳父大革命期间是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职。前面引用的周洪宇在《杨东莼大传》中所写的文字，写到北伐时赵勤轩岳父在国民革命军的职务时，说“是第七军的党代表”。到现在，我还没有说赵勤轩岳父大革命期间在国民革命军的职务是第七军党代表，就是相信赵勤轩在岳父传写的岳父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任职是正确的。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分为八个军，蒋介石任军长的第一军，谭延闿任军长的第二军，朱培德任军长的第三军，李济深任军长的第四军，李福林任军长的第五军，程潜任军长的第六军，李宗仁任军长的第七军，唐生智任军长的第八军。第七军是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赵勤轩岳父没有在里面任职过。赵勤轩岳父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任职，周洪宇知道。他在《杨东莼大传》中写道，“杨东莼接任广西师专校长，深知办学之道，首先要建立优秀的教师队伍，于是四处招揽人才。朱克靖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又和杨东莼、刘斐是同窗好友，通过广西师专的庶务罗征书得知朱克靖为躲避迫害，化名在北平遵化县任教，于是写信邀请朱克靖来广西共同工作。”周洪宇写出了赵勤轩岳父“是第七军的党代表”这样的话，有可能是笔误。更不能排除的是，周洪宇搜集史料时，白崇禧讲话时现场就在的人回忆起来，说白崇禧是那么说的。当事人回忆，不能随便改，周洪宇不做改动地用了。当事人回忆有个别地方出现错误，不能原封不动地采用，要做一些加工，周洪宇不做处理就放到了《杨东莼大传》中，是考虑不周。
赵勤轩和周洪宇都说李任仁是教育厅厅长，可能受到了薛暮桥的影响。赵勤轩岳父离开广西师专，薛暮桥在回忆文章《关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回忆》中也写了。他写道，“1933年10月，师专举行建校一周年纪念会，邀请校外教育界人士参加，会上朱克靖同志发表了一个过于激烈的讲话，于是对师专的议论就更多了。不久白崇禧来桂林，听到有个姓朱的做了一个‘红色报告’，他问了身材面貌，便怀疑是朱克靖，即找桂林专员田良骥（杨和朱的同乡）来询问。田知道无法隐瞒，便说了朱克靖现在师专工作。田良骥知事情不妙，立即到师专来向杨朱报告。当时教育厅长李任仁在桂林家中养病，杨东莼和朱克靖却去李家，不料白崇禧亦去李家，这时处境就很困难，只得面见白崇禧。白责问朱克靖来桂林工作，为什么不向他‘打个招呼’？杨朱都向白崇禧道歉，朱并表示即将离开广西。白不愿意留下反动的恶名，所以一面同意朱克靖离桂，一面又请他吃饭和赠送1000元旅费，按当时的说法是‘礼达出境’。”薛暮桥说赵勤轩岳父和杨东莼去找李任仁时，李任仁是教育厅厅长，赵勤轩和周洪宇相信了，就采纳了，写到了各自撰写的传记中。
其实，只要赵勤轩和周洪宇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薛暮桥记起了李任仁当时不是教育厅厅长。在回忆录中，薛暮桥也写了赵勤轩岳父离开广西师专的过程。他写道，“1933年10月学校庆祝建校一周年，从桂林请来许多宾客。开会前一天，杨东莼被白崇禧邀去南宁，庆祝会由朱笃一主持。朱作了一年反蒋抗日的报告过于露骨，桂林有些人纷纷议论。1934年4月，白崇禧来桂林，听到这个消息，询问朱笃一的身材身材面貌，便怀疑是朱克靖。他问桂林专员田良骥（是杨东莼和朱克靖的同乡）：‘听说朱克靖到广西来了？’田不敢隐瞒地说：‘朱克靖在师专教课，怎么你不知道？’田知事情不妙，立即来师专告诉杨东莼和朱克靖。他们感到问题严重，就立即去见正在桂林家中养病的李任仁，刚到李家，见白崇禧也在那里。杨校长不愿连累李任仁，自己承担聘请朱克靖的责任。朱也表示愿意立刻离开广西。白崇禧不愿意败坏自己的声誉，请朱吃了一餐送行饭，送了1000元旅费，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礼达出境’。”在这里，薛暮桥提到李任仁，没有说他是教育厅厅长。薛暮桥不提教育厅厅长的职务，那就是李任仁已经不在这个职位上了，不能再提了。
也就是李任仁不是教育厅厅长了，路璠、何砺锋在《三十年代的广西师专综述》中写赵勤轩岳父离开广西是师专的过程，不提到李任仁是教育厅厅长。他们写道，“有种种原因导致杨校长的辞职，引发点则是1933年10月师专校庆大会。师专邀请来宾参加庆典，桂林县县长田良骥也参加了。校长不在家，校庆大会由生活指导主任朱笃一主持，会上备了丰盛的糖果招待客人。大会快结束时，糖果还剩很多，朱征求大家意见：‘给学生吃去吧。’后便把糖果抛到台下，口里叫学生‘抢呀！抢呀！’。学生听后欢笑着去‘抢’，朱还笑一些未‘抢’到的学生没有用。这正好是‘特殊’学生造谣告密的材料，传出去说师专搞‘暴动演习’。朱平日容不得反动言论，常常当面驳斥。一次国家主义派头子张君劢来校演讲，被朱当面驳得一无是处，他怀恨在心，向白崇禧告了状。加上这次密报，白崇禧就怀疑朱笃一是朱克靖，便找田良骥来问。田只得直说了，又一面忙去告知杨东莼莼。杨知不好，和朱笃一到会仙找李任仁商量。恰好白崇禧由南宁来桂林调查此事，也到李任仁家，见了朱，佯问：‘克靖兄，你也在这里呀，为什么不向我打个招呼？’第二天白崇禧请杨和朱吃饭，表示不允许在广西搞共产党活动，把朱‘礼送’出境。”要是李任仁当时还是教育厅厅长，路璠、何砺锋不会不提职务。人有职务，提到他的职务，是一种认可，也就是一种尊重。
一个人写的回忆文章或者著作，往往后面的对前面的做修正，一般以后面的为准。《关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回忆》写于1986年，回忆录出版于1996年，应当以后者为准。这个简单的道理，赵勤轩也知道。赵勤轩在岳父传中写道，“薛暮桥考虑到广西农村调查报告还有三章没有写完，准备留到暑假后辞职。但新校长来后，新来的军训教官找薛暮桥谈话说：‘薛先生在这里教书，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这无疑是逐客令，薛暮桥只能辞职。”赵勤轩这么写，依据无疑是薛暮桥的回忆录。薛暮桥在回忆录中写道，“杨回来后，找几位教师紧急商量，准备辞职。辞职信还未写好，报纸上就发表了‘杨东莼辞职照准’的新闻。我随即考虑是否要辞职，考虑到广西调查报告还有三章没有写完，准备留到暑假。但新校长来后，新来的军训军官找我谈话说：‘薛先生在这里教书，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这无疑是逐客令，我只能辞职。”薛暮格说是军训教官驱逐了他，赵勤轩也就写军训教官驱逐了他。在《关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回忆》中，薛暮桥不是这样说的，说是新校长罗尔棻对他下了逐客令。他写道，“杨东莼回校后，告诉我们面临的困难情况，商量杨是否要向白提出辞职。在我们还没有作出决定的时候，突然看到报纸发表一条消息：‘杨东莼辞职照准’，这分明是保留体面的撤职。之后我们曾讨论我是否也要辞职，因我名声不大，可能还没有引起白的注意，所以决定我留到暑假。杨‘辞职照准’后新校长罗尔棻不久就来学校。到样不久，他请我去说话，说‘薛先生在这里教书，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我们没有方法保证你的安全。’这分明是迫着我辞职。我说既然我的安全没有保证，那我只能离开广西了。”赵勤轩不采纳《关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回忆》，无疑是他认为后面的回忆对前面的回忆做了更正。在赵勤轩岳父去李任仁家见他，说李任仁的职务这个问题上，赵勤轩和周洪宇不以薛暮桥后面的回忆为准，以前面的回忆为准，是错误的。赵勤轩说我不相信当时当事人薛暮桥，却相信不是当时当事人的周洪宇，还是不存在。
别说周洪宇写的《杨东莼大传》我不全信，就是薛暮桥写自己一生的回忆录我也不全信。薛暮桥在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4月，我离开广西，乘轮船到广州。在广州的街上，无意中遇到王寅生，得知王寅生、孙冶方随陈翰笙在广东作农村调查。王领我去见陈翰笙。陈把我留下，帮他们整理调查材料。后来，陈以《广东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广东省的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发表后苏联立即译成俄文出版，得到国际上广泛注意。这项工作结束后，我们随陈翰笙同去香港，乘轮船回到上海。”陈翰笙写的调查报告，题目叫《广东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陈翰笙在《四个时代的我》中写道，“我就调查得来的材料写了一些论著。1929年写了《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方》；1930年写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1934年写成《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被译成日文）；1936年用英文写了《中国南方农业问题》；1940年写了《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6年在印度用英文写成了《中国农民》等等。”调查报告题目不是“《广东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广东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薛暮桥也并不认为调查报告题目是“《广东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回忆录的后面他就说调查报告题目是“《广东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他写道，“以广东调查来说，调查报告是陈翰笙亲自执笔，中文稿题为《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由中山文化教育馆于1934年12月出版；英文稿题为《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业危机研究，由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这个报告还有日文译稿，题为《华南农村经济问题》，在东京出版；随后又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得到很高评价。”前面写错了，后面写对了，说明仅是个笔误。这笔误的形成，很可能与建国后老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关系。说习惯了，一不小心就把“生产力”写在前面，把“生产关系”写到后面了。
实际上，陈翰笙和薛暮桥都记错了，调查报告题目不是《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找到最初的出版物，就会发现调查报告题目的确是《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调查参与者薛暮桥记错了，调查报告撰写者陈翰笙也记错了，他们记忆力超强都记错了，其他人更有可能错了。要是因为回忆的人是当时当事人，就相信，那就会跟着错了。
囯有国史，家有家谱，学校作为一种组织，也有自己的历史记载物。广西师范大学编写了自己的校史，传统校史，1992年编写了《广西师范大学史稿（1932-1992）》，2002年编写了《广西师范大学史（1932-2002）》，2012年编写了《广西师范大学史（1932-2002）》（重修）、《广西师范大学史（2002-2012）》，2014年编写了《广西师范大学简史》；专题校史，2011、2012年编写了独秀作家群系列丛书《从雁山园到独秀峰——独秀作家群寻踪》、《大学里的作家梦——独秀作家群访谈》、《月牙—独秀作家校刊作品选》、《背景——独秀女作家作品集》，2012到2019年编写了校史叙事研究丛书《图映岁月—广西师范大学建设发展历史图片集》、《校长纪事——广西师范大学历任校长故事集》、《民国师范——民国时期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故事集》、《越南学子—广西师范大学越南校友访谈录》、《往事今说—广西师范大学离退休教师回忆录》《英烈书生—广西师范大学英烈故事集》、《广西师范大学纪事（1932-2017）》、《师大故人》、《往事如今——越南校友回忆录》、《师说新语——广西师范大学口述历史故事集》、《师大故事》。这二十册各类校史书著，无一本叫“《广西师范大学校史》”。网络上找了一下，也没有找到一份资料叫“《广西师范大学校史》”。倒是有一个叫《广西师大校史》”的材料，里面的图片是赵勤轩所提到的“《广西师范大学校史》”图片的来源。这是PPT，总共有八十八页，作者是王枬。这个PPT，是根据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枬、校党委副书记唐仁郭主编的《广西师范大学简史》改编的。《广西师范大学简史》是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年鉴编写室组织人员，历时两年编写。在编撰工作中，广西师范大学档案馆编撰人员认真查阅了广西师范大学馆藏的大量档案和校史资料，赴广西自治区档案局、自治区图书馆搜集有关校史的档案和图书资料，对一些遗留的校史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考证，还在桂林、南宁寻访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国立南宁师范学院的校址遗迹。这本书“以简练的文字和珍贵的图片”，再现了广西师范大学“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校园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展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瞬间，是一部兼具研究性和趣味性的校史简读本”。
《广西师范大学简史》一书，有或多或少的问题。其有关赵勤轩岳父介绍部分写道，“1932年10月杨东莼任广西师专校长后，把朱克靖请来担任生活指导主任（相汉于教务主任），并教世界大势、社会进化史，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有关唐现之介绍部分写道，“其后，广西当局派杨东莼为首任校长，改派唐现之为学习指导主任。唐现之的政治观点和教育主张与杨东莼相异。唐现之虽然也主张培养青年、改造社会，但他不赞成学生过问政治，认为读书学好知识、学会生产技术，将来从事农村教育，才能救中国。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1933年2、3月间，广西当局把唐现之调回教育厅。”生活指导主任管思想，学生指导主任管学习，生活指导主任相当于训育主任，学生指导主任相当于教务主任，明明唐现之干的活相当于教务主任，却说赵勤轩岳父干的活相当于教务主任。赵勤轩在岳父传中写道，“‘集体生活’，朱克靖参照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生活制度管理学生。”赵勤轩在岳父传中还写道，“朱克靖作为教务长，参照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管理方法，规定每星期日下午全校大扫除，所有师生都参加。”“集体生活”是杨东莼治理广西师专的两大口号之一，赵勤轩却将之归到了岳父的名下。《广西师范大学简史》也不例外，这么做了。该书写道，“以团体训练为宗旨，朱克靖参照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生活制度管理广西师专，管理非常严格。规定每周日下午全校大扫除，所有的师生都必须参加，老师们和学生们一样光了脚挑水擦地板。”杨东莼对“集体生活”写有专门的文章，可不是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那样的生活制度。赵勤轩在岳父传中写道，“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一连三期刊载‘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引起学生兴趣。一届学生刘敦安提议在朝会上进行集体讨论，得到班主任朱克靖的赞赏，并向另一班推荐。在朱克靖的启发引导下，学生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学生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是在“班主任和进步学生影响下”，赵勤轩公然篡改历史，说是他岳父“启发引导下”。这个错误，《广西师范大学简史》也犯了。该书写道，“当时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一连三期刊载‘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引起学生们的兴趣。学生刘敦安提议在朝会上进行集体讨论，得到班主任朱克靖的赞赏，并向另一班推荐。刘鸿珍等三名学生经过收集资料和集体研究，写出几万字的文字《中国社会往何处去？》。在朱克靖的启发引导下，学生对时政问题得出比较正确的认识。”《广西师范大学简史》受赵勤轩岳父传影响，再明显不过了。《广西师范大学简史》受到了影响，根据这本书制作的PPT《广西师大校史》，理所当然受到了影响。拿受到岳父传受到影响的PPT《广西师大校史》来证明自己岳父传是正确，亏赵勤轩想得出来。
就是用受到岳父传影响的PPT《广西师大校史》来证明自己岳父传正确，选材上也要注意，不要有打脸的地方。赵勤轩在岳父传中讲到杨东莼邀请岳父到广西师专任教，说的是写信，列举PPT《广西师大校史》的图片说是“电邀”，赵勤轩在岳父传中说岳父考入北京大学，列举PPT《广西师大校史》的图片说是“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赵勤轩说《广西师范大学简史》权威，里面的说法都是权威的，应当相信，那么就不能相信赵勤轩在岳父传中写的。不能相信，除了是写错了，不再有其他可能。
《广西师范大学简史》仅是一本简史，并不全面，更全面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史》。要说权威，那就是《广西师范大学史》。要是赵勤轩认为《广西师范大学简史》中的说法都是权威的，那么《广西师范大学史》里面的说法就更权威了。该书写道，“1932年秋，应广西教育厅厅长李任命邀请，杨先生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校长。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言辞生动，深为师生敬佩。在师专这一带两年多的时间里，杨先生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办好师专，先后聘请了国内知名学者、教授朱笃一、薛暮桥、沈起予、朱少稀、张海鳌、崔真吾、宫亦民、杜敬斋、金光奎(朝鲜进步人士)、刘端生、张汉辅、彭钟文、廖庶谦（伯华）、陈竺同、王伯达、胡守愚等20多人来校任教，并在师专师生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革命真理。”要是杨东莼聘请的是“宫亦民”，那么赵勤轩在岳父传中所写的“美术教师官亦民向杨东莼提出要求介绍加入共产党”是错误的。事实上，赵勤轩没有写错，就应该是“官亦民”。《广西师范大学史》把“官亦民”写成了“宫亦民”，是错误的。犯同样错误的，还有2020年第2期的《南方文坛》刊登的李北京的文章《1930年代广西小说概观》。该文写道，“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于1932年创办不久就诞生了‘师专剧团’（后称‘西大剧团’），师专剧团曾先后公演过由沈起予和宫亦民任导演的《SOS》和《嫩江》、学生自编自导的《征兵》等。” 《广西师范大学史》写道，“经过半年的努力，在广西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第一届招生简章》于1932年6月7日是发出，8月，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完毕，录取新生100名，9月1日开学。”要是“录取新生100名”，那么赵勤轩在岳父传中所写的“教师和学生宿舍是新造的，学校有学生120多人”是错误的。事实上，赵勤轩没有写错，就应该是120名新录的学生。路璋在《我所知道广西师专的一些情况中写道，“唐现之先生以筹备主任报告学校筹备经过，大意是说广西花了12万元钱来办师专，这一笔钱，可以抵得几间高中全年的经常费，我们100多个同学（初进校时是120人，后来减少为108人，所以有梁山泊108条好汉之称）的身上，算一算我们每人应该是多少，说明同学们今后对广西教育事业所负责任的重大。”招录一百二十人，有一些学生因为怕辛苦退学了，后来只有一百人，不能说招录时招录了一百人。达芬奇曾说，“谁要靠引证权威来辩论，他就是没有运用理智。”赵勤轩说广西师范大学校史权威，我应当相信，就是没有运用理智与我辩论。
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我尊重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尊重广西师范大学撰写校史的人员，我相信他们是权威。不管我怎么尊重他们，怎么相信他们，却不可能因为尊重他们，相信他们，不尊重真理，不相信真理。一定要从他们和真理中选择一方，我选择真理。就是这样，我不盲信权威，多思考。杨东莼为广西师范大学的制定的校训，是“尊师重道，敬业乐群”。广西师范大学的解释是，“‘尊师’，意为尊重教育、尊重老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求我们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养成尊师的品德。‘重道’，意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坚持正义、善德立身，要求我们树立科学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治教治学，不断创新，追求真善美。‘敬业’，意为热爱专业、笃学求精、勤勉创新、献身事业，要求我们专致学业、忠于职守，有为社会发展而奉献的价值追求和勤恳作风。‘乐群’，意为和谐共处、诚信宽zhi、团队合作、厚生益众，要求我们善于合作，同舟共济，携手共建和谐校园。”我相信权威，更相信真理，是在践行广西师范大学的校训，会得到薛暮桥和广西师范大学撰写校史的人员的理解和支持。当然了，也会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广大师生的理解和支持。布鲁诺面对火刑说，“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赵勤轩给我扣上再多的帽子，我也不会屈服，继续研究他的岳父传，指出其中的错误。我相信，“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会知道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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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25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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