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才《撩开夹门关的面纱》第二篇 铜浇铁铸的骨骼
第二节 水陆码头
南丝水路西出成都的终点码头，其水名有“天河水”、“天水”、“蒙水”、“仆千水”、“仆干水”、“千仆水”、“布仆水”、“百濮水”、“百濮江”、“苞蒲水”、“布濮水”、“耤水”、 “藉水”、“夹关河”、“邛水”、“赤水”、“小南河”、“白木江”、“白沫江”等名称。这些称呼来源可分为五类：一是历史著作，二是文艺作品，三是碑文，四是网络，五是民间口语。
最早称呼“白木江”的，是东晋史学家常璩。常璩的生平著作，前已有简介，这里不再赘述。他在《华阳国志·蜀志·六》中写道：“(李)冰又通笮道文井江，径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至武阳天社山下，合江”。之后《直隶邛州志》、《邛崃县志》引用此称呼，一直到20世纪末。
其水在邛崃山，发源于天台山。天台山古叫大蒙山、古蒙山、东蒙山。大禹治水登山祭天后，被人叫作天台山。《直隶邛州志·民国志》第一卷第104页就写道：“蒙水，凡自名山来者皆蒙水也，盖邛来大山以西皆蒙山。”《都江堰河流概况》又说：“源于镇西山的称火井河又称文井江，源于天台山的称夹关河又称白木江，二河于齐口相汇后始称南河古名邛水、赤水。”
二河于齐口相汇后，又在黄坝大桥上游两河口处，与大邑方向来的䣢江河相汇合流于南河。因大渡河在水利上称为大南河，故在1982年四川省温江地区行政公署、四川省测绘局出版的《温江地区地图册》，和1992年出版的《名山县志》等都书籍中，都称邛崃南河为小南河。
21世纪初编纂的《平乐镇志》称：民国年间，黄绍祥先生与文友闲游平乐江畔，见江水白沫甚多，实则为造纸废水所致，即占一绝云：“缘江观美景，又见夕阳横。白沫如银处，长来滩水清。”众皆赞赏，并口口相传。先生又为平落小学谱写校歌，索性将江名写成“白沫江”，一经传唱，白木江约定俗成“白沬江”。
最早在文艺作品中称该水为“藉水”的，是宋代词人张方。张方，生卒不详。资州资阳人，字义立，号亨泉子。宁宗庆元五年进士。官简州教授，为诸生痛陈佛老之妄。历知邛、眉、果等州，迁直秘阁、四川制置使参议官。充利、夔、成都路提刑，劾墨吏、开新渠，疏陈时政之失。改帅汉中，以兵复天汉、武休、虎头之险，蠲钱三十万缗，米二千斛，给田以恤死节之家。官至尚书兵部郎。有《亨泉稿》。绍定辛卯三月，他在邛州任职期间，到夹门关写有词：“二水溪头车马行，灵龟背后玉龙横。涨泷往日矜河伯，砥柱千年要石兄。藉水右旋江会合，天台曲直卦文明。吾心怵惕便施手，事所当为不问名。”词中的“二水”，即今夹门关邛笼前面的清江和白沫江，“藉水”指两江汇合而下的白沫江，“灵龟”指香严寺所处的龟蛇穴……该词被明·杨慎收入《升庵诗话·卷十》。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川新都人，祖籍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最先在文艺作品写此水为“白沫江”的是沈鶠菡。笔名白沫江。沈鶠菡学中文，教数学，爱写作，有文字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新疆伊犁人民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辽宁少儿出版社和成都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白沫江水弯弯流》，1998年12月由新疆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官方和老百姓就常把白木江改写作白沫江了。
最先在碑文中称此水位“耤水”的，是大清四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巡检司、钦加二品顶带赏赐花翎四川分巡建昌兵备道署理盐茶道、建南使者黄敕即黄云鹄。黄云鹄（1819年-1898年），字翔云，湖北省蕲春县青石岭乡大樟树村人，为北宋·黄庭坚第17世孙，近代国学大师黄侃之父。清·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出身，官至清廷二品大员，历任四川雅州太守、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四川按察使等职。为人执法严正，不畏强暴，提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黄青天”之美誉。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著名学者，经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著有《归田诗钞》、《学易浅说》、《清画家诗史·益州书画录续编》等，编著有《粥谱》等。大清光绪年间，他在小古儿山《蜀道修葺纪事碑》夹鼓上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香严寺里钟鸣大小古几争来往，鹅项岭头月上单双耤水共晶荣”，对联的横额为“周道如砥”。
21世纪初，在民间口头和网络，对此水的探讨颇多：“天河水”、“天水”、“仆千水”、“仆干水”、“千仆水”、“布仆水”、“百濮水”、“百濮江”、“苞蒲水”、“布濮水”、“夹关河”，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是：因水源于天台山的金龙河、龙脑河，所以叫着叫“天河水”、“天水”多从感情出发，五龙台管理处就挂着“夹关河管理处”的牌子；有人说夹门关古为濮人居地，濮人属百濮，临邛称“布濮”。在参加过周武王牧野誓师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中，以濮族人数最多，且分布地域广阔。长期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故有百濮的称号。濮族之所以叫“百濮”，是因为古代蒲、濮、僰、僕皆为－族。古代通假字较多，白木与布濮谐音，故水曰布濮水，江曰白木江，夹关河又称白木江，又称“百濮江”。邛崃水系皆称布濮水，不同历史时期又称千仆水，仆千水，仆干水等。
在电脑上用拼音打字，“耤”、“藉”和“䣢”，用“ji”都能打出来。查字典，东汉《说文》曰：“耤，帝耤千亩也。”《说文》亦解：“从耒、昔声。”但按照古籍标注和邛崃人对水名的说法，“耤”、“藉”和“䣢”都不能念作“jí”或“jiè”。 “耤”和“藉”要读作“xi溪”，“䣢”要读作“chu出”。又因“耤”、“藉”和“䣢”这三个字都表达的是水名，所以在书写时，不少人都在“耤”、“藉”、“䣢”三个字前面，加了“氵”三点水。
其实，这个秦汉时期的水陆码头，与外界的物资交流，主要是靠五尺道陆码头输送小宗商品，白沬江水码头输送大宗商品。《夹关乡志》：“每年都要运出三、四批木材至新津和成都（发往成都的从新津起水后改用汽车运输）出售。当时每米木材在夹关的购价值大米一石，至成都，每米木材售价约值大米五石四斗左右。当时的三斗米约值银洋一元。徐明轩每年在新津、成都两地所售木材约二千米，价值银洋八万多元。总合其他木商，每年成交木材约九千多米……长河船一般载重约二千斤，身长二丈余。船身有弓棚一个，内设被垫、炊具等物，供船工食宿。长河船至夹关，停泊在中桥一带河面，多时二、三十只。”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夹门关人民，平时沿江把竹、木沿河岸堆砌起来，高如小丘，竹木做成连筏。汛期过后，把扎成连筏的竹木，从水路发运外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以前，夹关河中，都还经常浩浩荡荡地漂浮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白花花的木头；回响着撑筏、撑船、拉纤人，拖声幺幺的号子声。
夹门关地区多造纸户即槽户。而夹关的槽户多集中在高沟、郭沟、郑沟、响水沟、曹湾、王营、王店等地，1950年时还有23户。一家造纸，百家卖工。从竹麻制成迷信纸，工序繁多，环环相扣，彼此依存。栽竹子，砍竹麻，捆成麻，运竹麻，捶竹麻；还有装锅的，烧锅的，打竹麻的，淘料的，操纸的，揭纸的，整纸的，切纸的，运纸的；还有烧石灰，背石灰，买碱，买花药……简直是个庞大的联合企业。许多人就靠在这个“企业”中售挤卖力，养活自己。……
这种现状一直维持到20世纪的3、40年代，修通了鼓儿山和五龙台的道路后，这种交通格局才逐渐成为历史。但，一直20世纪80年代，龙安的“汽车船渡口”才真正寿终正寝。
南丝绸水路的终点码头，最先在观音崖被人叫作笮关、笮门关、峡门关、夹门关的地方。从常頞修筑城墙设兵营开始，码头位置逐渐下移。公元前313年和公元前209年，码头位置又两次下移，到公元前128年码头位置下移到双土地“西川第一桥”下。公元553年，修葺笮门洞老街时，码头又移至今邛笼前面的白沫江与清江交汇处。
码头在明代修葺更加规范，用红砂石条砌筑，呈长条状，两端砌有台阶下至水面。码头长50米，宽10米，高1.6米。每天都有二、三十多只船筏在这里靠岸停泊，每天又有一百多头马从这里出发，仅码头工人就有40多人。粮油、盐碱、茶叶、瓷器、日用百货等从水路源源运来，再由码头旱路输送出去，称之为“水旱码头”。最繁华的是北岸长顺街兴顺号盐商码头,麻柳树成为各地货商的交易中心。民间有俗语：“卖不完的夹关”和“买不完的夹关”。
公元1778年即清乾隆43年，庆元桥建成后，船只不能上行至两河口，码头又下移至庆元桥两岸。烟巷子和香巷子成为各地货商的交易中心。
公元1851年即咸丰元年,永寿桥建成后，船只不能上行至庆元桥，码头又下移至永寿桥两岸。台子坝成为各地货商的交易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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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29 1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