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艰巨的“打通龙泉山”战役中,战塌方、斗泥石流、抗缺氧、激战瓦斯、强攻水帘洞惊心动魄的战斗,时时可能发生,处处可能出现。我们的水利战士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与各种险情殊死搏斗。他们冒着重重危险,闯过道道难关,把龙泉山隧洞一寸一寸地掘进,一尺一尺地艰难推行。隧洞缺氧,常常每5到10分钟就必须轮一次班,几千人次晕倒也吓不倒英雄的水利战士,晕倒了、背出来,清醒了、又冲进去!一个小伙子晕倒被送到工地医院抢救途中,突然从驾车上跳起来高喊“我还有两个炮眼没打完……”接着又晕倒过去了。 “东灌”的指挥长陈启霖和副指挥长陶文忠等简阳领导在车祸中,断了三根筋骨,三颗牙,车里的血用瓢舀,送到医院抢救,死里逃生又继续上阵。后来陈指挥长因劳累过度,瘦了20多斤,大小便失禁。因怕动摇军心,不动声色,偷偷吃药、打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陶文忠书记在动员库区居民搬迁中,被冲动的农民迎头泼了一瓜档大粪,仍然冷静地坚持作说服动员工作。我们党的干部就是拼着命干、忍着屈辱干! 原县公安局教导员郑嘉龄已属副县级干部,简阳成立革委会时他以群众组织代表的身份成为县革委副主任。他这种亦官亦民的特殊角色与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有联系,先后担任“东灌工程”指挥部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指挥长,副书记。他深入群众,哪里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利用特殊身份向各级领导反映群众的心愿。打龙泉山隧洞他向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汇报,修三岔湖他亲自到北京见水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正英,写《都江堰龙泉山灌区志》他是第一执笔人。在市政协文史委编写的《功在千秋》266页正文中,选自他回忆录的就有50页。他还有更多的工作日记,记载着他在“东灌”建设中,亲眼看到的动人情境,收集到的许多令他难以忘怀的好人好事。他既是这场战役第一线的指挥者,又是受教育者。所以,后来他因为“站错队”受到批判,降级的处分。有人问他是否感到委屈?他微微一笑说:“我亲自担任铁二局的李文德治丧委员会的主任,亲眼看到李文德的头都被巨石压成肉泥的惨景。镇金区炸药库爆炸,我第一个赶到现场,目睹两个保管员的被烧焦的躯体被甩出库房骨断肢离的悲壮至今记忆犹新。……比起这些烈士我这条命还在,受点委屈算什么?一想起能有机会参加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这辈子,值了! “东灌”建设中,大多数党员领导来到东灌工地前和在建设过程中都面临着强大的压力。比如说:“龙泉山下有一条大莽,惊不得”、“龙泉山是地震区,动不得”、“龙泉山水利工程是走资派的黑工程,干不得”。谣言阵阵,威胁重重。就在开工几个月后,“你们是搞大洋全”的批评和“你们搞无米之炊”的指责声不断。甚至还有人责令“你们赶快下马”。有的批判“搞东灌是以“抓革命促生产”转移大方向”,“参加东灌的群众组织的领头人是与“走资派”同流合污”!这对刚从关押“走资派”的“牛棚”里释放出来,“靠边站”的干部和与刚摘下“走资派”帽子的干部混为一团群众组织的头头,可想而知顶着多大精神压力!他们为了造福子孙,铤而走险,并肩战斗在一起。在当时这种时代背景下,这对于“东灌”建设的决策者和领导者需要何等胆量和勇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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