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到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总的来说,现金和减税部分要2-3万亿元,可能相当于GDP的2-3%。有人会问有必要这么多吗?尽管听起来似乎很多,其实分摊到中国两亿多个孩子,每月也不过1000多元,比养育小孩的实际直接财务成本还要低很多。之所以要现金和减税的方式,是考虑到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比农村要高很多,而城市里的父母也缴纳更高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险。 2)购房补贴: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可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同时加大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 据估计,每多一个小孩,差不多额外需要20平方米建筑的空间。举个例子,某个大城市的房价是每平米6万,假设一个家庭的年收入20万,那为了生这个孩子的住房成本就是夫妻6年的年收入,所以在中国的大城市,生孩子的住房成本很高。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呢?主要还是地价贵,每平方米6万元的房价中大部分都是地价,等同于地方政府的一种税收。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拿出一部分卖地收入通过贷款免息或者房价打折的方式补贴多孩家庭购房,就可以减轻生孩子的住房成本压力。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能在2万亿左右,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当地的土地供应来覆盖。 3)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 发达国家尤其是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由政府提供普惠性的托幼儿所,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尽可能地回归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把0-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提高到50%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至少十万个幼托中心。按照0-3岁有4000万儿童计算,每个儿童补贴20000元的营运费用,结合50%的入托率目标,每年大概需要4000亿左右的财政补贴。
以上三个鼓励生育政策所需要的财政支出总额,估计要达到GDP的4-5%,但是这是必须的。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低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所以必须要有世界上最大的鼓励生育的力度。这也是成功鼓励生育的那些国家(如北欧国家),所需的鼓励生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如果每个月只是几百元的补助,远远不足以劝说大部分家庭多生一个孩子。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问题,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消费,提振经济。而且这种鼓励生育的投入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 除了以上的财政补贴的政策,还可以通过教育改革来减少教育的内卷式竞争。我们的建议是: 4)教育减负:普及大学本科教育,减轻升学压力,缩短基础教育的学制。 减少教育内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我们对此的整体思路是,实现大学教育的普及化和均等化,从而减弱对大学录取和名牌大学录取的竞争。普及大学教育以后,就可以把中考和高考变成一种资格考试,只要通过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而不作为淘汰和择校的依据。这样可以大幅度减轻中考和高考的压力,中学阶段就可以省去2年复习应试的时间。如果中学阶段能够加速两年,那么年轻人就可以提早两年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也就可以多两年时间去谈恋爱和组织家庭。尤其对于女性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两年,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
以上四项是效果最为显著的鼓励生育政策,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共政策也有助于降低养育成本,例如增加父母的产假,引进外劳保姆,放开技术辅助生育产业等。我们今后还将对鼓励生育的政策再做专门的研究报告。 总的来说,我们希望至少能够拿出相当于GDP的5%的金额来鼓励生育,5%的GDP听起来很多,但是不到我们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只要全社会达成共识,还是可以省出来的。现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还不是很严重,还有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也就是说我们还有钱鼓励生育。等到未来人口严重老化,养老的财政负担加重,鼓励生育的代价就会比现在高很多,所以鼓励生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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