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神潭溪》那街系列之——高桥乡政府（上）

韦平 · 发表于 2022-1-11 09:41

高桥乡政府（上）

1958年神潭乡更名为高桥公社，1984年更名为高桥乡，2019年设立高桥镇。

高桥公社的办公地是神潭溪街上一户乡绅的四合院改成的，规模和样式在72年拆除之前都算得上全公社的豪宅了，如果能够保存到现在，稍加装修能否成为一处吸引游客的什么“大院”也未可知。

四合院三面都只有一层，而朝街道的却是一溜五个开间的一进二两层木楼，彰显了当年的屋主人期望将显赫大院面向街道供人瞻仰的意愿。土改时，四合院被没收后改为政府办公地，楼下的房间也成了供销社门市部。楼上是放有全公社唯一一部手摇电话的办公室、宿舍和厨房，这些房间全部环绕在一个五六十平方米的天井周围。公社大门开在天井左侧，门外是一排石梯。通过几十级石梯进出公社大门，给人一种威严的心里暗示。

作为一级政府，公社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正好是文革开始的时候，记忆中公社干部似乎都忙着写大字报开斗争大会斗黑五类、狠抓“阶级斗争”和“轰轰烈烈地开展农业学大寨”等等运动。记忆最深刻的要数“以阶级斗争为刚，纲举目张”的口号和以此衍生出来的各种花样繁多的向“黑五类专政”的各种活动和会议。

我家的茅草房紧挨着公社，灶屋顶上就在公社苗书记宿舍的后墙壁。那道墙壁上开了一扇可用竹竿撑开的老式木格窗户，我家做饭炒菜的气味很容易渗透到苗书记屋里。每次做饭炒菜母亲都很紧张，生怕被苗书记闻到了说我们吃得好，——尽管那时候很少炒菜，煮肉的机会更少。因为母亲头上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内心对公社干部有本能的恐惧，就连炒菜煎油都怕油烟子飘出去让人闻到而惹出“这家人吃得好”而遭批斗，可意识形态的东西对我来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虽然母亲做事谨小慎微，但我却喜欢去公社玩，苗书记宿舍也是我喜欢去的地方之一。

苗书记并没有因为我妈是地主分子而对我横眉冷对，相反在没事的时候还喜欢逗我。苗书记不止一次的对人说，比起我哥我算是个乖娃儿。虽然当着苗书记的面，所有人都对此附和，但背地里却都认为我哥才是乖娃儿而我是个“天棒槌”。对此我很不理解，多年后我妈才对我说出了原委。我哥三四岁的时候，苗书记还是当时的神潭乡的副乡长。夏日的一天，苗书记来母亲的醪糟摊喝醪糟。苗书记患“疝气”，夏天穿得单薄，裆下隆起的一个大包被我哥发现后便盯着双眼看稀奇。在苗书记本能地转身背过去的时候，从小就实诚的哥居然紧跟苗书记并走到他跟前问他裤裆里面装的什么。从此苗书记见了我哥就说他是个“搞糟娃儿”。所谓“搞糟”，在家乡方言中就是特别调皮的意思，由此可知我哥当时把苗书记气得不轻。我哥比我大九岁，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并没有见过苗书记的“疝气”，想必已经治好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苗书记作为走资派受到了短时间的冲击，但因为根红苗正表现积极，很快就被解放并主持公社的全面工作。文革期间，每个月都要在小学大操场开一两次斗争大会，全公社一些挂了号的“五类分子”按规定必须定期到公社“请示汇报”。这些人当中，有个叫吴仁迪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最引人瞩目。吴仁迪是国民党军官，听人说他曾经毕业于“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埔军校，还说他本名叫吴宗伦，在一次与日本人的战斗结束后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当即将他改名为“吴人敌”。吴宗伦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夸张，于是改成吴仁迪。有人说，抄家时从他家抄出了一把“中正剑”，文革中自然成了全公社重点批斗的阶级敌人，那些年，吴仁迪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不少打击。吴仁迪是个大个子，方脸，短发，即便经常挨斗挨打，但却能保持衣着整洁步履沉稳。因为是专政对象，吴仁迪见任何人甚是几岁的小孩子都会弯腰点头一脸微笑，自报家门时都自称“吴宗伦”，但除了公社干部外，其他人都叫他“吴人敌”。

公社虽然有一间共用办公室，但几乎所有人包括苗书记在内都喜欢在自己的宿舍办公。吴仁迪是当时高桥公社的“专政”重点人物，勒令每个月要到公社向苗书记当面“请罪”几次。每次去“请罪”，吴仁敌都会蹑手蹑脚地走到苗书记宿舍门前站定，不管是门关着还是开着，他都要先说一声“报告”，然后再根据屋里人的指示继续行动。如果房门是关着的，在喊了一声“报告”后静等片刻，然后再用右手弯曲的食指在门上轻轻敲击几下，如果还没动静，他就会退到天井里，在那里面向公社大门弯腰低头站立等候，如此也可以让凡是走进公社的人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他。一般情况下，白天只要苗书记不下乡，他的宿舍门基本都是开着的。听见一声“报告”就知道来者是谁，眼都不抬然地用手一勾，吴仁迪便弯腰低头走进屋靠墙弯腰站着，稍稍抬起的双眼看着苗书记一脸乞求的表情。

说是“请罪”，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在简单交代完自己近期活动之后，苗书记就开始对其“横眉冷对”的一番训斥，因为太过煞有介事，一些看热闹的人常常会忍俊不禁。训话结束，苗书记照样不正眼看吴仁迪一眼，只是将手一挥嘴里一声“滚”，“请罪”就算结束。站在墙角的吴仁迪听见“滚”字后并不马上离开，而是停留几秒钟见苗书记没有再说什么的意思，才恭恭敬敬地向苗书记弯腰鞠躬，然后退着走出房门。

文革期间大搞“破四旧立四新”，全街道的人——除了五类分子——几乎都对此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狂热。按照“革委会”下达的指示，凡是寺庙神像、牌坊古墓、戏装道具、文革前的书籍典藏等等都属于四旧，都要彻底毁灭。神潭溪小河沟那座石桥两边的龙头龙尾石雕、街道两头的两座石头牌坊以及八台山石壁上残存的摩崖神像等等，都属于要被“破”的“四旧”。因为要抓全公社的破四旧工作，苗书记虽然没有参与街道所有的破四旧行动，但还是亲自领导和参与了拉倒巴中街“贞洁牌坊”的活动。记得那是67年5月的一天，大队人马跟着苗书记手拿纤绳钢钎雄赳赳气昂昂的往牌坊处进发。在牌坊下面，几个石匠和苗书记一番商量，便爬上牌坊顶部将纤绳套在最上端的石头顶子上然后众人排成两排在领头人的号子声中不停地用力拉拽。谁知牌坊结构特别坚固，拉了十几下居然纹丝不动，于是两个石匠又和苗书记商量了一番后再次爬上牌坊，用钢钎撬动石头将其撬松，然后再一起拉纤，在一声比一声高亢的号子声中，牌坊顶部的石顶子终于被拉了下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那块雕刻精美的石头顶子瞬间坠地碰撞出一团烟雾。

就在石匠爬上牌坊准备将纤绳套在下面一块石头上时，他突然对苗书记说牌坊立柱石头中有个窝，窝里有块东西。这个发现让在场的人兴奋不已，在人们的期待中，石匠将那个东西取出然后爬下牌坊将其递到苗书记手上。那是一块长约三厘米宽约两厘米厚约半厘米表面呈暗灰色的东西，苗书记用手擦拭，表面逐渐呈现出金黄色。在场的一个年长的石匠看了看那东西后对苗书记说，这是古人修建牌坊时放置在立柱上的金砖，寓意天长地久。按照石匠的说法，整座牌坊的四个立柱应该都放置有金砖。果然，在拉倒牌坊的过程中还真的在每个立柱的接缝处找到了石匠所说的金砖。几块金属物由苗书记交给了公社的石文书，说是要上交下两区，到底是不是金砖还要经过鉴定才能确定。拉倒牌坊后，街上一干人等又去用二锤砸小河沟古石桥上的龙头龙尾和八台山悬崖上的摩崖神像，因为这两处地方比较危险，毁坏有难度，所以至今还能看见当年没有全部毁坏的龙头龙尾和神像。

七十年代初期，为了响应毛主席“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号召，南江全县开始推进村村通有线广播的工程。村村通广播需要立电杆架线，经过“大跃进”的毁灭性砍伐后，高桥公社除了少数几个大队还保留有不多的集体树林外，其它一些地方基本都是光秃秃裸露的土石山坡，就连社员做饭的柴火都只能用麦秆稻草，立电杆的木材一时很难齐备。苗书记年轻时做过石匠，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终于和其他几个石匠一起找到了用石条替代木头作为电杆的办法。

用石条代替木头做电杆看似简单，实则困难不小。作为电杆的石条至少要有四米长，开采如此长石头的石料场并不是每个大队都有，如果搬运距离太长在那个粮食靠定量供应许多社员靠返销粮度日的年代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任务；石头没有韧性，在安装电线时如果用力过猛容易造成石头断裂不仅费工费时还可能伤人。为了完成这项创举，苗书记在公社主持制定了为参与石头电杆工程的人每人每天补助半斤大米的奖励政策，同时自己也参与其中。

经过一年的努力，第二年初春，全公社的石头电杆基本全部立了起来。为了标记这项宏伟的工程，一根取材自八台山脚下的高约七米的石头电杆被矗立在公社门口外面平台上。那根电杆经过精心打磨表面不仅光滑，而且还将两面中间位置磨光刻上毛主席手书体“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大字并用红油漆描摹，看上去既美观又高大。立那根全公社最大石头电杆的场面我至今还记得，三十几个壮劳力在苗书记和两个老石匠悉心指挥下足足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立好。公社广播网建成后，县里专门来人采访苗书记，几天后苗书记介绍石头电杆工程的录音报道就在全县广播，一时间苗书记成了全县的新闻人物。

那些年，公社不仅阶级斗争抓得紧，农业学大寨也搞得如火如荼。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苗书记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组织批斗大会就是下到各大队“抓革命促生产”，公社的日常工作大多由一个姓赵的副书记处理。赵副书记为人处世比较迂腐，虽然在高桥公社工作了好几年，可与街坊们的关系却比较冷漠，人们大多在背后叫他“灶鸡娃儿”——神潭溪的人把蟋蟀叫“灶鸡子”。公社每年会在三合泥坝放几场电影，放映之前赵书记都要讲大约三四十分钟的话，这对于渴望早点看电影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讲话之前，赵书记会对着话筒咳嗽几声以确认麦克风的扩音效果，他的这一举动被观众称之为“咳卫生嗽”。赵书记讲话既啰嗦又重复，声音尖刻嘶哑，有些像“灶鸡子”的鸣叫，这也许就是人们叫他“灶鸡娃”的原因吧。文革那几年几乎天天都有最高指示通过广播发布，赵书记讲话的开场白也大多是向观众传达“最高最新指示”，只是他爱把“最”读成“巨”的发音，于是就变成了“巨高巨新指示”，惹得好多人背地里学着赵副书记的发音逗笑。

七十年代初期，赵书记调到他的老家所在的公社继续做副书记，听人说他在那里闹出了不少笑话。其中一则故事说的是他下乡到某个大队，大队干部安排他在一户条件较好的社员家吃派饭。为了向公社领导献殷勤，那户社员不仅煮了白米干饭还将家里珍藏了几年舍不得吃的老腊肉给赵书记煮了吃。原指望赵书记会对自己另眼相看，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年评返销粮的时候，赵书记说那户人家有白米腊肉家中一定不缺粮并据此取消了那户人家的返销粮供应资格。此事一经传出，很快就传遍全公社，从此后只要赵书记下乡，要吗没人愿意给他派饭要吗给他吃的全都是不能下咽的烂红苕烂洋芋和米糠野菜。

公社日常事务、扯结婚证打离婚、调解小纠纷等等工作大多由“文书”负责，我记事的时候在公社负责文书工作的人姓石，我们都叫他“石文书”。石文书虽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却具有天生的亲和力，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看见他和谁红过脸，说话总是轻言细语，但处理问题却深得当事双方的认同。

街上有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名叫兴铃子，仗着一身蛮力经常惹事生非。也正是因为兴铃子那一身在神潭溪街上几乎无人能敌的蛮力，一街人都有些怕他。70年夏天的一个当场天，河对面苗家山四大队一位姓李的在部队当特种兵连长的人转业回家等待分配工作，那天也随家人到街上赶场。过了渡船步行到三合泥坝，正好看见兴铃子和一位赶场的社员发生争执，事情的起因是那位社员的背篼不小心将兴铃子妈挂在屋檐下晾晒的衣服弄到地上了。本来是小事一桩，兴铃子却恶语伤人不依不饶，李连长于是出言相劝，谁知兴铃子见对方一身除去了领章帽徽的军装就来了劲，几句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李连长显然不想将事情闹大，何况自己手上还抱着个几个月大的小孩。看见兴铃子急出的拳头，李连长迅速将孩子从左手移到右手上，然后借着对方的势头巧妙的一躲，就见兴铃子几个趔趄差点儿跌倒在三合泥坝。知道对方是个练家子，兴铃子便想借此显示自己的威风，毕竟在神潭溪街上至今都没人是他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