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 高桥供销社成立于1951年初，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修建门市部，供销社的三个门市部——百货门市部、生资门市部和采购站只能全部租用民房。 采购站负责收购药材、兽皮和破铜烂铁，门市部租用的是中街一户苗姓人家的房子。那时采购站只有一个人，姓谢，长赤人，四十来岁，衣着整洁，说话和气还有几分幽默，街坊们都叫他 “老谢”。采购站收购药材兽皮这些东西，定价虽然由老谢说了算，但这些物品都有一整套成文的甚至是绘制有彩色图案的等级评判标准，所以在定价过程中，很少因为定价和人起争执。那时，似乎只有羊皮牛皮可以拿到采购站售卖，每张羊皮大约可以卖一两块钱，一张黄牛皮可以买到四五块钱。在一斤大米卖一角三分八、一斤盐巴卖一角七分的年代，一块钱算得上一笔不小的财富，所以能够准确判定且买卖双方都能认可的等级就显得尤为重要。听人说，老谢工作时间长，为人公正，评定等级大多能够得到卖家的认可。即便有疑问，老谢也会耐心的一边对照手里的等级样品一边解释评定的理由，因为评判准确解释耐心，老谢深得人们的尊重。 收购药材是采购站的主要工作之一。神潭溪南江街的刘光炳将自家屋旁边一块大约半亩自留地全部用来种植芍药。白芍种植周期一般要三年，每年四五月间，那片芍药园的芍药花开放时，姹紫嫣红特别像牡丹。即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文革时期，芍药花开时节，还是有很多年轻人跑到刘光炳的芍药园去看大红大紫的芍药花。每过三年，当芍药成熟时，刘光炳就会将芍药根茎从地里挖出来，经过一系列处理并晒干再拿到老谢的采购站卖。每斤上等的干芍药可以买到将近两块钱，一个种植周期刘光炳的芍药可以卖到上百元钱，这笔巨额收入让一街人都对刘光炳的芍药园另眼相看。不知什么原因，六十年代末芍药收购价便开始逐年下降，到了七十年代初，采购站就不再收购芍药了。栽种芍药很费精力，所以老谢在接到不再收购芍药的通知后就在门市部门口贴了告示，可那年刘光炳还是将他的干芍药拿到采购站售卖。虽然老谢一再解释，可无论如何都没能让刘光炳将他的芍药带回去，反而情绪越来越激动。那时候，刘光炳已经将近六十岁了，毕竟三年的功夫，他花了太多的心血、精力和财力，一旦采购站不收，他的损失就会很大。为了不让刘光炳太过生气，老谢一边耐心劝解一边答应帮他问问其它地方是否还在收购。虽然高桥不再收购芍药，倔犟的刘光炳并没有将那片芍药挖掉，而是一直将其保留了好几年，这才让神潭溪在那个灰色年代的仲春初夏还有一片大红大紫的芍药花点缀其间。 为了挣点零花钱，我们读小学时常常在夏秋季节的洪水之后，跑到临河街边的河岸上“捡铜”。之所以能从河岸边的石头泥沙下面发现铜钱之类的金属，源于1933年那场将神潭溪两条街道全部冲毁的洪水。居民家中的铜钱、银元和珠宝首饰在房屋被洪水冲毁时也一并散落在了河道。经过几十年的不断翻找，留在河岸边的铜钱虽然已经很少，银元基本看不见了，但每次洪水过后，我们总能有所收获。将好不容易捡来的几个铜钱拿到采购站，老谢很认真地用小秤称重量，然后根据收购价折算成三分五分镍币交给我们，完了还不忘嘱咐一句要积少成多给家中买点有用的东西的提醒。 有一次洪水过后，我们几个发小又相约到河岸边“捡铜”。从小河沟出口一路翻检，来到发小“破坦克”家后边那条水沟的时候，就听见爱娃子兴奋的叫了起来，原来他捡了一个银元和一个上面生了好多铜绿的笔架。用水清洗之后，那块银元显出了本色，虽然两面图案凹陷处残留有不少黑点，但看上去却是银光闪闪。那个小笔架在经过清洗后，虽然身上覆盖了不少铜绿，但整体保存完好且做工非常精致。我们簇拥着爱娃子走到街上，看热闹的人纷纷围了上来，其中就有老谢。爱娃子将两样东西交给老谢，急切的想知道能卖多少钱。老谢将两样东西拿在手上仔细看了看又掂量了一下分量说，爱娃子，你还是先拿回家去问问父母再说吧。就在此时，在公社出差的一个外地人走了过来，看了看笔架和银元后说他可以出五元钱将两样都买下。五块钱，这可是一笔“巨款”啊，我们听了简直要跳起来了。正在爱娃子迫不及待的要将两样东西交给那个外地人的时候，爱娃子爹和江杰奉走了过来。 爱娃子父亲是个郎中，解放前家境殷实见过不少古玩玉器；江杰奉虽然是买调料甜酒曲子的，但却见多识广。江杰奉从爱娃子手里拿过银元，然后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夹住银元中部，放到嘴边猛吹一口气然后将其放在耳朵边听。虽然隔了一定距离，在江杰奉向银元吹气的时候，我们明显听到了银元发出的悦耳声音。随后，我也学着江杰奉的做法，向银元猛吹一口气然后放到耳朵边，银元发出的清脆声响足足持续了半分钟。悠长的声音清脆悦耳好听极了，忍不住试了几次直到爱娃子不耐烦地从我手里将银元抢了过去。爱娃子爹将笔架拿在手上仔细审视了一会，然后又从江杰奉手里拿过银元看了一下说，两样东西都不卖，这让爱娃子感到非常失望，过了好多天还在向我们说他的银元和笔架。 生资门市部就在我家隔壁，楼上是公社。生资门市部主要售卖的当然是和生活与生产相关的东西，像盐巴煤油白酒冰糖白糖水果糖钢钎二锤犁铧锄头等等，除此之外还卖“宝塔糖”。不像现在的小孩，我们小时候好像个个都长被我们称之为“螬虫”的蛔虫。为了打虫，父母时不时会给两分钱叫我们自己去生资门市部买一颗“宝塔糖”吃。生资门市部的售货员姓冉，下河里——就是南部营山这些地方——的人，当时年龄不过三十岁出头，做事有耐心特别喜欢小孩子。打螬虫的宝塔糖虽然是药，但味道却没有一丁点儿药味反而甜味纯正加上外形呈圆锥状且表面装饰成波浪纹饰，深得小孩们青睐。每次拿了钱去老冉那里买糖，交给他两分钱的镍币后，他从那个硕大的玻璃瓶子里取出一颗用纸包裹的糖来，但并不给我们，而是要来来回回逗弄我们一番，在看到我们实在是急不可耐的时候，才猛不伶仃将糖像变戏法一样交到我们手上。 那时候，盐巴卖一角七分钱一斤，有人从四舍五入中悟出了每次只买二两盐，分五次就能只花一毛五分钱买一斤的门道。虽然听人说过这样的事，但却没有真正见过有谁这样干过。有一次，我就真的看见苗家山有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到老冉的生资门市部只买二两盐。原以为老冉不会卖给她，没想到老冉不仅卖给她，还找了块报纸将二两盐包好才递给她。事后有人问老冉，如果这样卖盐产生的损耗由谁承担时，他说，如果手头稍稍宽裕些，没人会二两二两买的，人都有“磨子压到手的时候”。后来听人说，那个妇女的丈夫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家中还有五个小孩，生活非常困难。 生资门市部除了卖盐卖糖也卖酒。小时候虽然喜欢吃糖，但我对老冉卖的散装白酒记忆同样深刻，因为那时的酒，闻起来特别香醇。生资门市部卖的散装白酒都是用装酒的铁桶从下两背到高桥的，是没有兑水的七十度左右的高度酒。高度酒是要经过勾兑后才能出售的。掺水勾兑一般都在晚上进行，我们有时候喜欢趴在门市部的门板上透过缝隙看老冉往酒里掺水。兑水之前，老冉会将一根玻璃测量器放到没有兑水的酒里测量酒的度数，然后再决定要往酒里兑入多少水。兑水的过程比较缓慢，每次兑水还要仔细称重量。当发现木板后面有人窥视后，老冉并不出来驱赶。现在想来，他之所以不避讳人看他往酒里勾兑清水，应该是觉得自己是在按正常程序进行勾兑没有必要避讳人。文革时期，糖酒香烟甚至盐巴一度成了紧俏物质，供销社和食品站的工作人员成了人们争相讨好的对象，以期买到紧俏商品——当时人称“开后门”。街上有人经过长时间窥视后对人说，食品站的后门几乎天天夜里都要开关多次，每次都有人从里面悄悄带出猪肉，但生资门市部的后门却很少在深夜开启，除非老冉探亲回家或者外出几天，替换他的人才会在深夜 “开后门”将需要凭票购买的糖酒副食品带出来。由此可见，老冉的口碑在街坊们口中还是不错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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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 10:13
好好吃
因为每次是发几大张给生产大队，裁出来剩余的边角料二次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