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义奎:火井川剧团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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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井川剧团史话

高义奎

川剧属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是我国戏曲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叫“川戏”。旧时，火井境内各庙宇共有戏台七八座。单是火井高场就有金台山、城隍庙、江西馆三座戏台。但凡庙会课期、逢年过节，间或有外地戏班来火井高场唱戏，一唱就是十天半月，非常热闹，据说著名川剧演员固驿康芷林、油榨薛绍林夫妇等也曾随戏班来火井唱过戏。火井是邛崃西路第一重镇，自古就是邛崃山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周建镇，隋朝建县，历史悠久，人文底蕴丰厚，川剧就曾是其中一个亮点。

一、“纯如堂”与“纯如剧部”

火井老百姓历来非常喜爱川剧。早在清末民初，火井高场就有民间组织的“板凳戏”，也就是会唱川剧的爱好者聚在一起，抬根板凳一坐，随着铿锵悦耳的川剧锣鼓阵阵响起，演员不化装，坐在板凳上，字正腔圆地唱起川剧来，因此，当地俗称“板凳戏”。唱板凳戏的人，大多于晚上或逢场天，在茶馆里坐唱川剧，或是应有钱人家祝寿、婚庆等邀请，到场唱川剧助兴。后来，人们把这种文娱活动称为“打玩友”，把这种松散的民间娱乐组织，称为川剧“玩友”。当时，在火井享誉一方的川剧玩友名“纯如堂”。

川剧玩友纯如堂成立于民国初期。后于民国二十二（1933）年前后，在火井头面人物陈芷渊（其人就是川剧爱好者）的授意下，由曹科斗出面组织，在纯如堂的基础上，创办了火井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川剧团，取名“纯如剧部”，由曹科斗任管事，并购置了戏服、锣鼓、道具等。当时著名演员有：何济川，人称“何花脸”；打小鼓的陈明科、钟礼文，人称“打鼓匠”；还有邓朝刚、杨登林、李宗慧等。那时的纯如剧部，人气旺，班底厚，除了在本地演出外，管事曹科斗还带领剧团到邛崃、芦山、名山、蒲江等辖地演出，声名远播。若有外人临时要求参与唱戏，则称之为“票戏”，其人则被称为“票友”。但是没几年，剧团由盛渐衰，每况愈下，渐趋困境，听说到蒲江演出之后，因生活难以维持，便倒闭了。只因代远年湮，人事沧桑，已无从知晓其具体情况。后于民国二十六（1937）年，火井袍哥“八大公口”总舵把子陈芷渊支持陈天赐等人，重新亮出玩友“纯如堂”的老招牌，并承接了原纯如剧部的全套箱底，以“江西馆”（陈、罗、黄、夏等姓的“同乡会馆”）为根据地，以城隍庙部份庙产收入和赌场部份盈利为主要经费支撑，其根基更稳固，场面上更吃得开了。这时的主要演员有：唱“挂须”的余光兴、陈天赐，唱“花脸”的何德堂（老“花脸”何济川之子），反串“小旦”的男青年陈朝德，打大锣的杨朝安，还有胡仕全、寇世华、刘发荣、罗鸿勋等。逢场天，便在茶馆里打玩友。每逢袍哥码头上有外地客人来拜访，就要打玩友以表热情欢迎。纯如堂常唱的川剧有《长生殿》、《王宝钏》、《活捉王魁》、《营门斩子》、《四郎探母》、《单刀赴会》、《南阳关》，等等。

纯如堂活动的地方主要是火井高场的各家茶馆，如中街的“清仁茶社”、“德盛茶馆”等。当时高场有六七家茶馆，为了招揽生意，各茶馆老板都争相邀请纯如堂到自己的茶馆打玩友，并要管招待。纯如堂专门制有一块招牌。那是一块差不多有五尺高，约一尺五宽的白色木牌，正中上部写着“纯如堂”三个金光耀眼的鎏金大字，下面画着十分引人注目的川剧脸谱“红脸关公”头像。凡是要演戏之时，除了提前在街上张贴醒目的海报外，就在演出场所前头摆上“纯如堂”这块金字招牌，很是气派。逢庙会、课期，纯如堂有时也要化装登台演川戏，如在“江西馆”的戏台上就曾演过川剧《活捉王魁》、《南阳关》、《杀惜》等，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在那文娱生活匮乏的年代，纯如堂就成了人们享受高雅娱乐的上好地方。

民国三十二（1943）年，火井地区广种鸦片烟，当时盛行“赶烟会”，外地客商云集高场，非常热闹，也是川剧玩友纯如堂的鼎盛时期。这年秋天，芦山县大川乡马德培家给马老太爷做生，聘请火井纯如堂前去参加寿庆。此时，已有一个外地戏班正在大川唱戏，本来大川街上地盘就不大，纯如堂无意间跟那个戏班唱起了对台戏。这天，天高气爽，秋色宜人，那边戏台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这边马家院锣鼓喧天，宾客齐聚。此时，纯如堂唱的是《王宝钏》，主唱王宝钏的正是反串小旦的青年男子陈朝德。好个陈朝德，只听他唱得字正腔圆，情感真切，时而尖声清脆，时而温柔缠绵，一会儿象温泉漫淌，一会儿如珠落玉盘，抑扬顿挫，节奏明快，动人心弦。这声音随秋风在空中悠扬飘荡，惊动了那边看戏的人们。大家侧耳细听，纷纷循声移步，不知不觉来到马家大院，踮起脚一瞧，尽皆大惊。原来如此动听的小旦之声，竟然出自一位英俊男子之口，真是大开眼界，饱享耳福啊！那边戏台前的人顿时减半，这边马家院内早已人满为患，乐得马德培全家喜上眉梢。从此，火井高场纯如堂的名声更响了。

纯如堂组织松散，要演出时便迅速集中，平时就各自在家，不愁吃饭问题，所以易于存续。纯如堂长期活跃在火井地区，为火井人民带来高雅娱乐，直至1950年解放后才消失。

二、对川剧情有独钟

火井人民喜爱川剧，对川剧情有独钟。如，解放前的1944年农历五月廿八，是高场城隍庙每年的庙会期，邛崃“新又新”川剧团于五月廿就提前来到高场。据说，这是川军十七师师长刘树成的川剧团，团里的演员大都是科班出身，是刘师长在全省聘请川剧名师刘晓羊等当教练，专门创办的“新又新科社”（相当于现在的专业培训班）严格训练出来的，每个演员都演技高超。还有一个最独特之处就是，演员们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新”字（据说这个“新”字是表示辈份的）。如，著名小生谢文新，解放后成了成都锦江川剧团的顶梁柱；著名武生李勇新，后来是乐山川剧团的台柱子；著名小旦姚眉新，后来是邛崃川剧团的骨干；还有陈建新、吴辉新、彭继新、熊再新、庞谐新、谢秀新，等等，后来都是川剧界名流。听火井八十多岁的老年人讲，“新又新”班子到高场时，演员大都西装革履，坐的是“滑竿”（当时最体面的竹制人力交通工具），到了高场“济康”（火井袍歌总舵把子陈芷渊的三间街房）外面落脚，漂亮的滑竿一溜摆了半截街，好大的气派啊！当时，轰动了整个火井及周边地区，人们都说“这个戏班子好提劲啊！”新又新剧团唱的川戏有《火烧红莲寺》、《目连救母》、《四下河南》、《白蛇传》、《长生殿》、《御河桥》等。台子坝人头攒动，万年台上表演精彩，不时传来阵阵欢呼喝彩之声。前来看戏的人络绎不绝，午场、夜场，场场爆满，连演半个多月，意犹未尽。新又新剧团离开火井以后，戏迷们仍然沉浸在兴奋之中，不时还有人吼几句川戏呢！

解放后的1955年，火井举行首届“物资交流会”。那时火井不通公路，邛崃川剧团便用马驮行李、箱笼，步行翻山走马岩顶来高场，在万年台上演出十多天，几乎场场爆满。山区群众热情很高，就站在台子坝看戏，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非常热闹。特别是演《白蛇传》时，更是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尤其是台上扮演“白蛇”的小旦郭存筠（平乐镇人）光彩照人的手眼身段，和生动传神的精彩表演，引得台下不时欢呼，阵阵喝彩。又如，1957年，火井再次举办“物资交流会”，邛崃川剧团又来高场助兴。戏台就搭在下场的女学堂内，堂子头有看戏的坐凳，是从火井木材公司借来的脱皮杉树条绑的，虽然简单粗糙，总比过去没有坐凳好多了。每天午场、夜场，观众水泄不通。尤其是演整本川戏《四下河南》时，观众踊跃，场场爆满，演员精神饱满，观众兴致愈高，十多天气势不减。剧团依依离去，观众余兴未消。延至六十年代初，南宝山农场成立了川剧团。1964年，该剧团下山到高场演出，剧场设在火井公社大礼堂。唱的川剧有著名小旦沈红琼主演的《白蛇传》，还有著名小生张国华主演的《拉郎配》，等等，亮点频现，精彩纷呈，又让火井戏迷们过了一把戏瘾。

三、辉煌一时的“火井川剧团”

1980年，科学春风吹遍大地，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全国文艺复兴热潮高涨。雅安、大邑、邛崃等地的“火把剧团”（持续时间不长就倒闭的民间剧团）此落彼起，异常热闹。当时还是集体化，火井公社二大队三中队地处高场“河南街”，那时这里只是断断续续有一些民房，还未形成正规的街道。时任中队长的高朝友和会计邓发忠等中队干部开会研究决定，在火井中桥南头靠西的一片空地上，修一座剧场，共有七间砖木结构房屋，其中修有戏台、演员化妆室和后台休息室等，是为“火井中桥剧场”（此剧场以后在处理集体财产时分别卖给了私人），对外出租，收入归中队集体所有。就在剧场刚刚修好的1981年春天，大邑县王泗川剧团来高场演出，再次触发了火井戏迷们的戏瘾，因而场场爆满，票房极好。火井热血青年陈启林、韩仁平等人皆投奔到王泗剧团学艺，一时间传为佳话。火井一批爱好川剧的戏迷和退休干部，也跃跃欲试。延至这年7月初，听说王泗剧团已经倒闭，人员四散。以李贤良、江玉良、余廷伟（原“纯如堂”唱挂须的余光兴之子）等人为首抓住时机，自筹资金，积极兴办“火井川剧团”。首先，余廷伟主动把自家的锣鼓响器拿给剧团使用。接着，听说孔明乡有个火把剧团刚倒闭，有戏装、道具等“箱底”要卖。于是便由余廷伟赶到孔明去联系，方知该箱底已经卖了。正当失望之时，听孔明当地人说，雅安也有一个火把剧团垮了，要转卖箱底，余廷伟急回火井告以实情。李贤良和余廷伟二人立刻赶到雅安与对方商谈，最后以600元成交，当时的600元不是一笔小数，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师一年多的工资。对方要求付现钱，李贤良二话没说，便把私人做生意的钱掏出来，买回了急需的箱底。事后有人问及此事，李贤良说：“我个人出钱算什么？不要让外人说我们火井人买东西付不起现钱，丢火井人的脸啊！”紧接着，又将王泗剧团的几位师父，如胡志忠（夫妻）、李昌武（夫妻）、孙崇文（夫妻），还有一个打小鼓的黄斑虎，聘请过来当教练。又招收了十多名年青学员，如陈卫萍、高清琼、谢素芬、高兰辉、陈云、杨建英、王芝华、杨明华等，加紧进行培训。另外，还有原王泗剧团的老演员曾素华、陈玉郎、黄老二（名字不详）等也前来入伙。通过紧张训练，终于在这年的7月下旬，在火井中桥剧场正式演出。临开台前，为保证开个好头，一炮打响，吸引观众，李贤良和余廷伟还亲上成都，请川剧名角关天培、巫世荣，并包车送二人到火井参加开台戏的演出，演出非常成功，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当时，火井剧团每天上演午场、夜场，票价每张7角，连续演出近两个月，演员情绪越来越高，戏也演得越来越好。特别是逢场天，附近几个乡镇，如油榨、三和、南宝、高何，甚至水口、夹关、平乐的人们都来高场看戏，票房收入可观，群众非常满意。在此期间，火井川剧团声名远扬，人气颇旺，慕名而来的外地名角参与演出的很多，如安县的肖顺禄、李代秀，成都北门的李花脸（名字不详），雅安的刘打鼓（名字不详），还有邛崃川剧团的名丑角、老演员范吉生，等等。一时间，火井川剧团人才济济，兴旺发达。

火井川剧团的组织机构为，团长：李贤良，副团长：江玉良、付维鼎（兼任出纳），顾问：高廷华（退休干部），会计：谢皇清（退休干部），外交余廷伟等。乐器组有，司鼓：黄斑虎，司锣：付维鼎，司琴：李扯扯（名字不详）。表演组有，须生：胡志忠，武生：陈玉郎，文生：李昌武，小旦：刘碧琼、刘艳华、李昌武之妻（名字不详），丑角：黄世明，等等。另外，曾聘请陈启林作川剧宣传画，如当时陈画的“秋海棠三盗龙角剑”就很引人注目。演员工资一个月发一次，除了胡志忠、李昌武、孙崇文、黄斑虎等几位师父，每月固定工资为70元（当时一个小学教师每月工资才40几元）以外，其余演员基本上是“记件分账”，即每月除了集体伙食和剧务等必要开支外，按劳记件，计算报酬，一般演员每月工资在40元左右。学员只给伙食，没有工资，后来学员评表演优劣发给奖金。

延至1982年夏，剧团开始走入困境。师父胡志忠也因与剧团领导闹矛盾，离开了火井。原崇庆县（今之崇州）王场川剧团的老演员陈玉林，把火井几个优秀学员陈卫萍、高清琼等带到了王场剧团。时隔两个多月，李贤良又亲自到崇庆县王场，对陈卫萍等进行耐心说服，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火井人要热爱火井，学好本事，要为家乡服务啊！”最后，高清琼、陈卫萍等终于回到火井剧团。火井乡政府非常关心和支持剧团，在此困难之时，乡政府领导动员全乡各个村集体出钱包场，剧团便逐一挨村演出，以解决暂时困难。之后，乡政府又积极帮助剧团进行组织整顿，动员陈天寿（退休教师）参与剧团领导，任剧团团长。乡政府领导又鼓励和支持剧团到外地演出，并提前与沿途有关乡镇领导打招呼，请他们对火井川剧团予以关照，提供方便。于是，陈天寿、李贤良和余廷伟等，便齐心合力，带领剧团踏上艰难的征途，先后到油榨、三和、南宝、马湖、大同、石坡、孔明、临济、道佐、天台等乡演出。每到一处，一般至少都要演出一周，甚至十天，奔波数月，历尽艰辛。如，在石坡乡大礼堂演出时，由于发放奖金，没有发给打鼓匠黄斑虎（因为他是每月固定工资70元），黄便闹情绪，到河边去钓鱼，就是不出场。于是，团里紧急研究对策，一边安派陈天福对黄做工作，劝他不要任性，一边由陈天寿和李贤良火速赶到崇庆县王场去请打鼓匠。黄见情况不妙，只好上场，从此不敢再闹情绪。又如，在孔明乡演出时，一天晚上演《穆桂英打雁》，临场发现扮演小“卒”的王芝华突然不见，四处寻找无人，眼看要立刻上场。正当火烧眉毛之时，只见李贤良急中生智，抓起戏服往身上一穿，扯起一面小“卒”用的彩旗，踏着锣鼓声，急忙跟着其他演员跑上前台，并用旗子遮住自己的脸，生怕漏黄献丑，终于成功救场。还有一次，办理外交的余廷伟，提前到平乐镇联系演出事宜，不管怎么说，平乐电影队的陈队长担心影响自己的生意，就是不同意剧团在平乐演出，最后只好作罢。余廷伟又赶至道佐乡联系演出场地。当时，道佐乡大礼堂的台子还未完工。道佐乡长非常支持，积极组织群众抓紧填方，待剧团赶到时刚好把土方填满。当天晚上，就在泥土上铺起晒簟演出，演员情绪很高，演出圆满成功，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但是，拖着几十人的班子，要吃饭、发工资、开奖金，等等，剧团领导深感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为了节省开支，剧团沿途转移大都是租用拖拉机，十分艰苦。如，从道佐出发，途经一陡坡，拖拉机因力量不足而倒退下去，使一人受皮外伤，险些酿成大祸，事后想起，真是令人后怕啊！因此，剧团到夹关乡王店村后便休整几天，又转到天台乡演出。数天后，当时天车坡电站的领导伍长廉（火井人，原任火井公社党委书记）得知剧团要回火井，便主动派了一辆汽车免费送剧团回家。奔波两个多月的火井川剧团，疲惫不堪地回到火井，正好是打谷子的农忙时节。剧团领导随即向火井乡政府汇报在外演出情况，以及账务收支结算。此时人心涣散，演员大都回家了。留下的戏服、道具等，后来也由李贤良自行折价处理，以抵其投入的部份资金。轰轰烈烈一年多的火井川剧团就此宣告歇业。

今天，火井川剧团已谢幕舞台四十年，成为火井一段难忘的历史。而今，电视早已普及，电脑渐进千家，成为火井人民极其方便的文化娱乐载体。但是，一提及火井川剧团，当年亲历的人们便兴致勃发，侃侃而谈，津津乐道，记忆犹新。不时有人还会吼几句川戏：“老国太舍得一只手，老包我舍得一个头……”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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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火井地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贡献都，后人应该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