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点（中）
（接上篇）
随着一声“牵右派”、“打反革命”的嘶吼从食品点大门口传出，人们很快看清，欧绍汉牵着一根套在邓大义脖子上的麻绳在前面奔跑，邓大义挥舞拳头紧跟在欧绍汉屁股后头穷追。牵绳的欧绍汉跑得慢了会被邓大义追上施以拳头，反之邓大义则会被欧绍汉拉拽倒地摔得鼻青眼肿。岳主任有言在先，俩人必须争先恐后以证明自己痛恨对方，摔得头破血流或被拳头揍得面目全非都是施加者向革命群众表示认罪是否深刻的态度。为了证明自己认罪态度更深刻更鲜明，欧绍汉和邓大义沿街一路狼奔豕突，声嘶力竭的“牵右派、打反革命”呼号声一阵紧似一阵。
小小街道，那里见识过如此滑稽场景！虽然也有人对此颇有微词，但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的一众小孩子却对此趋之若鹜，紧跟在欧绍汉、邓大义身后大笑起哄指指点点，甚至还有人不断提出新的玩法以增加娱人声色的看点。一圈下来，好多人觉得不过瘾，于是俩人被命令互换角色，很快欧绍汉的脖子上被套上了绳索而邓大义又成了牵绳的人。在新一轮一声又一声“牵反革命”、“打右派”惨叫中，在水泄不通的围观人群中，岳润生领导的食品点造反派的名气又一次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牵右派”也好“牵反革命”也罢，在食品点造反派眼里那不过是对黑五类实行专政的小打小闹。为了表现出对阶级敌人实施专政的“稳准狠”，他们觉得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手段，而手段之一就是在街上办起了对黑五类进行专政的“学习班”。冷老师是高桥小学的老师，因为对学生亲切我们基本都叫她“冷姨”。冷姨因为家庭出生和丈夫的历史问题而在文革中被划为黑五类。本来生性柔弱心地善良的冷老师，在造反派眼里那就是善于伪装的“毒蛇”，是老实本分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无时无刻不在想让革命群众“吃二茬罪受二茬苦”的祸心，就必须对其施加更强有力的专政，让他们原形毕露，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其永远不能翻身！
记得那是1967年隆冬。虽然也关押在“学习班”，但因为不少造反派红卫兵都是冷老师的学生，他们并没有对冷老师有什么过激言行。正是因为不少人一提起冷老师就会给她说好话，反倒给她惹来灾祸。一个阴冷的上午，冷老师被人押到公社一间空置的土屋里，食品点岳主任要对她进行单独审讯。说是审讯，其实就是训斥加打骂——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做“触及灵魂和肉体”。身体本来就单薄冷老师，被众多围观的人簇拥在房间，弯腰低头朝向一张条桌后面的岳主任，身上虽然穿了厚棉衣但却依然可见她因为恐惧双手双脚而不住地颤抖。
按惯例对冷老师一通“打到某某某”、“某某某不低头就砸烂她的狗头”的口号过后，岳主任开始对冷老师实施批斗。在列举了“给革命儿童灌输‘封资修’‘牛鬼蛇神’妄图把他们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的一系列罪行后，岳主任越说越激动，到后来俨然到了不能自控的程度。就在有人对岳主任“对敌人有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阶级感情赞叹不已的时候，就发现他突然走到冷老师面前，一双手瞬间将冷老师举过头顶，没等围观的人反应过了，冷老师已经被岳主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不少人惊讶不已，就在几个围观的人走过去要看看冷老师被摔的情况后，却见她缓缓地从地上抬起了头继而又慢慢爬起来歪斜着身子站在岳主任面前......
1968年初，高桥食品点又来一个叫王正德的人。街上消息灵通人士很快就知道，王正德是区食品站造反派的负责人，职位在岳润生之上，他来高桥食品点一是因为高桥的造反工作开展得好，二是来此酝酿一场更大的活动。就在那年的六月三日，在王正德岳润生常达章等人的策划参与下，全公社在高桥小学举办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所谓“粉右”和“对敌斗争”批斗大会。
记得那天艳阳高照，热浪滚滚。一大早，各大队就将五花大绑的五类分子押到学校的大天井里。在主持会议的人宣布会议开始之前，几个五类分子在造反派的呵斥下将一捆捆青杠棒、厚厚的斑竹块子和柴块子撒到天井四周；紧接着五类分子们反剪双手被人连打带踹的滚进天井里并勒令脑袋触地跪在青石板上。看见五类分子们一个个屁滚尿流地跪在地上，周围的一帮造反派红卫兵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听得“开始”一声令下，顷刻间，青杠棒斑竹块子柴块子“噼噼啪啪乒乒乓乓”震天价响成一片，痛哭声，哀鸣声、嚎叫声、呵斥声、责骂声回荡在天井传播出好远好远。
阵阵棍棒声中，就见王正德领着手握一杆步枪的常达章走到五花大绑头已触地的小学老师魏全德身旁。在王的授意下，常达章举起枪托对准魏老师的后脑勺狠狠地砸了下去。见应声倒地的魏老师身体还在抽搐，王正德从常达章手里抓过步枪生生地用枪管刺向魏老师的后脑勺。可怜的魏老师，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喜好干净素雅与世无争。她也许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就被人活活打死在自己教书育人的校园内。见魏老师已经没有了呼吸，李明甚至强迫两个五类分子硬是拖起魏老师的双脚往外拖。在将魏老师尸体拖往她家河边草丛中的那一路上，魏老师后背和她那披头散发的脑袋就这样被人连拖带拽从学校天井一路石梯一路“乒乒乓乓”，这一幕让凡是看见的人无不触目惊心！
几场批斗大会下来，别说五类分子害怕食品点的造反派，他们名字甚至还被用来吓唬调皮小孩。无论多调皮的小孩，只要大人说句“食品点的人来了”，就会立即停止哭闹并怯生生地躲到父母身后。
批斗大会虽然疯狂，但持续时间并不长。听说“革委会”下了文件，要求各行各业恢复生产。这时的人们才发现，正是因为文革兴起的大串联、停工、停课闹革命影响了正常生产秩序。随着文革的深入，物质供应特别是猪肉供应变得越来越紧张。猪肉变得稀缺了，街道居民每人每月一斤猪肉的定量供应的执行也越来严格。每月一斤猪肉实在不能满足我等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孩的需求，于是吃肉就成了我们当时最渴求的奢望。猪肉不能多买，但想吃肉的渴望却在不断增加积累，于是人们便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获取动物蛋白和脂肪。
猪肉太少，牛肉就成了补充，——虽然牛肉油水少缩水大。也不知为什么，文革那几年几乎每周都有病牛、“跑了山”的牛——就是摔断了腿脚的牛被送到食品点售卖宰杀。牛肉虽然不要肉票，但除了和食品点工作人员关系较近的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只能望肉兴叹，倒是剔肉剩下的那副骨架放到烧烫猪水的大瓮子锅里煮了后，我们可以去排队剔骨头上的“巴骨肉”。巴骨肉虽然没多少油水，但味道特别香，筋头巴脑的吃起来不仅特别有嚼劲软骨还很脆爽，所以只要见到有人往杀猪场赶牛，我们几个住在附近的小孩子就特别兴奋，期待杀了牛煮了骨头好剔肉。
那二年之所以被宰的病牛“跑山牛”多，听人说是因为“农业学大寨”。那二年，农村到处都在兴修水利改土造田，长距离石料水泥运送大多依赖耕牛，超强负荷加上山路崎岖，不少牛不是摔断了腿脚就是得了温病。在肉类食品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文革期间，生产队无权处置受伤得病的耕牛，因此这些牛只能售卖给食品点。
比起刘新全杀猪，杀牛不仅场面血腥过程也很残忍。记得那时候有个家住三星寨的杀猪匠姓汪，他不仅杀猪手艺高，杀牛手艺同样精湛。汪师傅中等身材体型偏瘦，看起来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可一旦手拿杀牛刀他脸上的冷峻就能让人倒抽一口凉气。待宰的牛被栓在杀猪场旁边空地上一颗黑桃树的树干上，汪师傅的助手手拿一根麻绳将牛的四个蹄子逐一套上。因为套法讲究，虽然看上去松松垮垮，但只要用力将攥在手上的绳子使劲一扯，原本对四条牛腿并无约束力的绳索顷刻间被勒紧收拢成一点，因为站立不稳，牛在努力挣扎中很快失去平衡而轰然倒地。
虽然牛比猪的力气大得多，但因为被绳索束缚了牛腿，倒在地上的牛除了牛鼻子喷着裹挟了水雾的粗气外四条腿几乎无法动弹。等到牛鼻子的粗气也变得低沉了，汪师傅便从容地拿起一把磨得锋利的大板刀挽起袖子走到牛头处。在靠近牛的后脑勺处蹲下，左腿弯曲将膝盖抵住牛后颈下部，双手把牛头扭转让牛脖子稍微朝上，腾出一只手将牛鼻索勒紧后牢牢踩在右脚下，这时候的牛已经憋得难以喘息了。
看看牛只剩下肚子还在一起一伏，汪师傅便用左手在牛脖子上来回婆娑，似在搜寻最佳的下刀位置。但见他左手在停留处轻轻拍打几下后，拿刀的右手飞快地擦在刚才拍打的部位使劲将刀来回一压一割，就见一条深达四五寸的割口早已将牛的喉管血管割断。刀还没来得及抽出，一股殷红的牛血便顺着那道豁口喷涌而出飞溅到一米开外。再看那被宰割的牛，除了被控的四条腿还在无力地抽搐外，就只剩下腹腔还在不停蠕动。随着血液将牛脖子前面那片长满杂草的地块浸透，牛也最终归于沉寂。
看着被宰的牛颈部那道又深又宽的刀口，围观的人中总有人感叹，前世做了恶这世才变牛，辛辛苦苦一辈子临了临了还要挨一刀！虽然对大人们的感叹并不能完全理解，但还是觉得牛脖子上的那条刀口对牛来说一定是痛苦不堪的事，于是心里就有些矛盾。一方面希望有更多的牛被宰，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巴骨肉，但另一方面又希望牛不被宰或被宰时别整那么一道又深又宽的刀口。我知道，希望牵到食品点的牛“临了临了不被挨刀”只是我少不更事的天真幻梦，可谁承想这个幻梦还真的现在了一条牛身上。
记得那是1968年冬天。有天下午，有人将一头又瘦又老的黄牛往杀猪场楼下牵。牛走得慢，牵牛的人也不着急，由着牛的步伐慢吞吞地走。知道第二天又能剔巴骨肉了，我和发小们都很兴奋，跟在牛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地围观。太阳已经落山，待验了级过了秤，牛就被关到一个铺了厚厚一层干谷草的猪圈里。在我们围在猪圈栅栏外的时候，那头牛也拿眼睛盯住我们看。之前也常被牛盯住看，觉得一对牛眼大多没什么内容。为了寻找刺激，我们喜欢拿根木棍对着牛头牛身指指点点，待牛有所反应时，内心就会获得一种欺凌弱者的快感，尽管被大人发现后会对我们厉声责骂。
就在我们和对那老牛指指点点的时候，有人说牛好像在哭，仔细一看，还真的发现牛眼角有眼泪往下滴。这牛难道知道明天要被宰杀而伤心？于是再仔细看看牛眼，却发现那张牛脸上居然隐隐约约有了悲伤的表情。听见小孩子的说话，几个还没离开的大人也过了看了牛几眼，然后就听有人对牛说：“唉，这都是你前世做的恶啊。要是老天爷觉得你可怜，今天晚上阎王就把你的‘簿子’勾了，免得明天挨一刀啊。”第二天早上，当汪师傅手提工具提篮走近猪圈，却发现老牛跪卧在猪圈里的干谷草上。原以为那家伙正在悠闲地闭目养神，汪师傅嘴里不禁嘟哝了一句“你龟儿子的心真大啊”。待放下提篮后才感觉有些不对劲，进入猪圈用手一模，发现老牛全身早已冰凉僵硬了。
受老天保佑而免遭屠刀之苦的老牛，顷刻间就在高桥两条街上传开了，前来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看着那头还跪卧在猪圈里的老牛，人们议论纷纷，什么“命大福大”的、什么“前世做了好事”的、什么“牛是玉皇大帝派来体查民情”的，甚至还有人据此推断高桥食品点的人有大灾降临。虽然对大人们把老天爷和自然死去的牛联系在一起颇感兴趣，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希望快点把死牛剥皮剔肉然后把骨架放到瓮子锅里煮，煮好后抢骨头刮肉，然后把巴骨肉买了拿回家让老娘炒了我好打牙祭吃牛肉。
猪肉的短缺就本来就让人们对食品点的工作人员崇敬有加，而对全公社文革大方向的掌控和对“阶级敌人”实施触及皮肉专政的“稳准狠”更让人对他们顶礼膜拜。一时间，人们根据是否能从食品点买到猪肉而将人划分为五个等级，这就是所谓的“一等人送上门，二等人开后门，三等人人托人，四等人凭票证，五等人气死人”。
作为街道居民，我和妈每月各有一斤肉票的定量，但因为惧怕岳主任等人，我极不情愿去食品点买肉，因为他们对我这种出生不好的人来说，那可真叫一个“对贫下中农热情似火对地富反坏横眉冷对”！买肉人多的时候总是轮不到我，人少的时候虽然人家也故意拖延时间任你苦苦哀求就是对你不理不睬。好不容易瞟你一眼了，但又总是给你最次的甚至是有些腐坏的且骨头多的肉。每次看我买回去的肉，母亲虽然也长嘘短气但也只能说些安慰的话：“好歹拿上肉票能买回来肉，还不算最差的那些气死人的‘五等人’。”母亲的话不过是要我下次还去食品点买肉，但我却有些好奇，属于四等人的我凭票买肉尚且遭受如此待遇，那“气死人”的第五类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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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9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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