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高桥镇（旧名神潭溪）》那街系列之——食品点（下）

韦平 · 发表于 2022-4-12 10:14

食品点（下）

（接上篇）

当时有政策规定，无论街道居民还生产队农民，杀猪后必须将半边猪肉卖给食品点。那几年饲料短缺喂猪不易，为了给自己多留些猪肉，人们便想方设法各显其能。喂得起两头猪的，一定会把留给自己吃的那头猪喂得又肥又壮，而卖给食品点那头猪则得过且过，只要体重不低于一百三十斤就可以交到食品站抵“任务”，收生猪的工作人员也就无话可说；只能喂一头猪的便在杀猪后的剖边上打主意。一头猪从脊背中央被剖成两扇，带尾巴的半扇猪肉称为“硬边”，反之就是“软边”。虽然食品站并未规定应该售卖硬边还是软边，但人们总是喜欢带猪尾巴的所谓“硬边”。如果手法把握得当，剖边时，刀在猪脊背上稍稍偏离中线一些，就可以让留给自家那半扇猪肉至少多出五六斤肉。

那年秋天，高桥七大队有个农民来食品点卖肉。将一扇硬边从背篼里取出放到食品点门市部那张大案板上，还不忘将双手在衣服上蹭几下然后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坐在一旁藤椅上的岳润生一支香烟。右手挡开递香烟的手，岳润生并没看卖猪肉的人，而是端起放在条桌上的一个硕大搪瓷茶缸，揭开盖子放到嘴边吹了几口气，将浮在面上的茶叶吹开后喝了一口茶，这才起身走过去检查那扇猪肉。

将猪肉翻过来，岳润生的脸色很快就变得阴冷了起来。表情一直紧绷的卖肉农民又一次更加谦卑地双手给岳润生递上了香烟。

“不行，你就这样欺骗政府欺骗国家？！你以为把硬边背来就能蒙混过关了？！哼!我干这行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吧，小伙子！还想在我面前耍滑头。告诉你，一看这个剖边，我不仅知道你‘偷’了多少肉，我还知道剖边的人在剖边的时候脚是怎么站的，拿刀的手是怎么下刀的。我最恨的就是耍小聪明的人！好了，别来这一套，今天你必须把留在你家的那半边猪肉给我换过来。别给我找借口，没用！来回四十里山路，是不是？那是你自找，你活该!我告诉你，要是耽误了时间，换来的猪肉出了问题，我不但不收，你家的任务还是零光蛋，我还要通知你的大队对你这种欺骗国家的行为开批斗大会，你信不信?！”

卖肉的农民心有不甘，一直腆着脸想要让岳润生回心转意，但见对方态度十分坚决，也只好无奈地背起猪肉往回走。几十里山路，当天肯定是回不来了，第二天他有没有将留在家中的半边猪肉换回来我没有见到，但好多人却看见他背起装了半边猪肉的背篼离开食品点的时候，一路都在低头抹泪。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不到伤心处何以至此啊，——“五等人气死人”指的恐怕就是这些农民吧。

原以为一、二等人应该属于手握实权或后台很硬或相互有关系的人或至爱亲朋，后来才发现街上好些小媳妇也在其列。因为肚子缺少油水，那时候人们买肉基本都喜欢肥多廋少，但也少有个别例外。供销社下属一个在国营食堂里卖牌子的人称会计的妇女就是其中之一。只要女会计去食品点买肉，卖肉的人都会笑脸相迎极力满足她嗲声嗲气“喜欢‘坐墩’上那块又瘦又嫩的肉做小炒”的要求。每次买完肉，看似弱不禁风的女会计不知是手上没劲还是别的原因，总喜欢把一坨不过一两斤重的用卖肉的人特意给她找的报纸包好后托举在手上，而这一行为被好多街坊认为她其实就是“炫耀”。

如果说女会计买肉属于二等人，另外一个人称琼姐的妇女那一定属于一等人。二十七八的琼姐身材高挑形象俊丽，不仅能说会道还是街上的文艺骨干。并无工作的琼姐一个人带着四个小孩在街上租房居住，依靠在县城工作的老公每月寄钱回家，日子过得倒也有滋有味。小街多闲人，闲人就爱传闲话。见琼姐活得滋润，特别是一到冬天，琼姐就会找街坊帮她熏制腊肉，而数量之多更让闲人们羡慕嫉妒恨。是呀，一家六口人只有丈夫一人在外挣钱，每月寄到街道邮电所的汇款不过二十元，就算让四个小孩和自己吃饱饭也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人家琼姐不仅自己衣着光鲜，几个小孩个个都收拾得干净利落，这恐怕不仅仅是能干就能做得到的吧，——闲人们大多这样猜忌。

街上的闲人们最喜欢聊的话头当然是“偷人”了。话题虽然和街上几个小媳妇有关但说得最多的却是琼姐和食品点的谁谁谁和某某某，但大多不过是捕风捉影并没人逮到什么真凭实据。虽然闲话在街上疯传，但人家琼姐丈夫每次回家，和食品点的谁谁谁和某某某关系却比较亲密，他们还时不时被琼姐丈夫邀请去家里吃饭喝酒，这让爱传闲话的人很尴尬。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七十年代，那一年琼姐最小的儿子也已经两岁了。有一次谁谁谁的老婆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来高桥探亲，很快人们就惊讶不已，因为谁谁谁那两个女儿居然和琼姐的二女儿和大儿子的长相非常相似，如果没人提醒，人们都会以为他们是一家人。就在这个发现在街上持续热传的当口，有人又发现琼姐的小儿子和食品点的某某某的相貌居然也像“一个巴掌拍下来的”。平心而论，琼姐的在街坊们眼里并不是一个“讨人嫌”的人，甚至还因为她爱说爱笑爱唱爱跳而深受大家喜欢，但因为那段时期街道居民对食品点那几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好感，于是也就喜欢将孩子像谁这类事情添盐加醋，一来解闷二来也是表达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不满。

不过，不满归不满，但当时人家造反派的势头正盛，稍不如意就有可能搜集你的“黑材料”，对你上纲上线，甚至开你的斗争大会给你触及皮肉的专政，所以大多数人也只能三缄其口，买肉时逆来顺受而已。1969年春节前夕，就在人们为过春节买不到肉而发愁的时候，河南有关方面给四川部分老边穷地区送来了关怀——咸猪肉。不知是不是公社有意为之，河南咸猪肉的分配是公社直接委托给街道进行的，这让大部分属于四五类范畴的人总算得到了公平分肉的机会。凡街道居民，每人都分到了无需肉票的三斤咸猪肉，每斤八毛钱，我和母亲也很欣慰地买到了六斤。正是因为有了河南人民支援给我们的咸猪肉，那个春节总算让我们过了一回少有的吃肉吃到腻的瘾。

吃肉吃到腻的机会虽然极少，但日子还得过下去。闲暇时人们虽然喜欢在背地里津津乐道琼姐的孩子像谁，但更多的还是努力干做自己的事和希望往后的日子更好些。1970年年底，食品点的王正德、常达章和岳润生因为在1968年5、6月间组织或参与了下两区多个公社的非法批斗大会并造成数十人被批斗人员打伤致残甚至被打致死而先后锒铛入狱，李明也被开除了公职。这时候，街上的人才知道，1968年5、6月间，食品点几个造反派参与的在七个公社的“粉右”“和对敌斗争”中，共非法批斗1193人，打伤致残145人，打死24人，自杀身亡者4人。

食品站的几个造反派抓的抓开的开虽然是小小高桥的一大新闻，但却有人记起了一年多前的冬天那头自然死去的老牛和“食品点将要出大事”的预测。一时间，人们对那头死去的老牛到底是天神还是恶煞的兴趣，远远超过食品点那几个人被抓的新闻。一段时间，我们一帮发小只要聚在一起，就会对曾经见过的那头牛津津乐道，以至于后来我下乡时见了牛内心多少都会生出些敬畏之情。

犯法的人被抓了，食品点的工作还得继续，于是又有四个工作人员被调到了高桥。不多时街坊们就发现，和文革开始前那个几个食品点工作人员差不多，这几个新来的对人都比较友善，虽然买肉照样凭票，但态度和语言却很亲切，夏天的旁晚乘凉还经常去三合泥坝和居民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那个叫符德诗的因为喜欢打篮球而和街上一帮年轻人关系很亲密，另一个叫傅大义的不仅对人没有架子还因为说话比较幽默而特别受年轻人的喜欢。

那时候，各项工作已经渐入正轨，食品站每个当场天也开始收购活羊活牛了。负责收购的工作人员是区食品站派下来的发小蔡铁娃子的爹。于是，菜铁娃子、我和其他几个发小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地轮流成了往下两食品站赶——我们称之为“吆”牛羊的承运人。当时从高桥“吆”一条羊2毛钱，“吆”一头牛6毛钱，每个当场天最多有二十条羊或七头牛需要赶到下两，按每次四个人计算，我们每人可以挣八毛到一块钱，这在当时那可是笔不小的收入，因此我们很感激菜铁娃子他爹和菜铁娃子。

收购的羊或牛需要当天送到下两食品站。冬季白天短，下午四点后天黑得很快。有个冬季的当场天，待收购结束办好运送手续就差不多快下午五点了。那天虽然只要十六只羊，但因为其中有两条可能是病羊而走路很慢，我、青元子和爱娃子三个发小一路紧赶慢赶到了小两食品站就已经是晚上快九点了。虽然到处找接收的工作人员，但人家知道后都在第一时间赶来对羊进行清点和验收。等羊子验收完成归圈我们领到工钱后已经差不多晚上十点了，更要命的是，天又下起了小雨。

那时候下两到高桥还没修公路，别说雨夜天黑看不清路，饿着肚子双腿也没劲走啊，住店又舍不得钱。万般无赖，我想起了高桥食品点傅大义的爱人在下两食品站工作，于是便打算去找她。之所以找傅大义爱人，是因为她每次去高桥就喜欢和我妈在一起讨论针线活儿，而我也就被我妈要求叫她“傅大嫂”。敲开家门，才知道傅大嫂和她的一女一儿都已经上床睡觉了，见了我们三个不速之客后，傅大嫂很是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了屋。本来只想找个不淋雨的地方凑合一夜，可在听了我们一再声称吃过晚饭后，傅大嫂依然坚持给我们每人煮了一大碗面条。看着我们几个狼吞虎咽的样子，傅大嫂轻松谐谑地说：“看你们个个吃得那个‘饿怂’样儿，还说吃了呢。小孩子家家的，出门在外就不要客气，听见没。”

因为心怀感激，那一夜我没睡好；之所以心怀感激，是因为猪肉紧俏的年代，我们渐渐在内心形成了对食品站工作人员特别是女性工作人员的一种“敬仰”情结，甚至认为，如果要我在当公社书记和去食品点买肉这两个工作中做出选择，我想都不会想就会选择去买肉。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想法在改变，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傅大嫂当年给我们煮的面条，倒不是我内心还残留着对食品站工作人员的所谓“敬仰”情结，而是对傅大嫂的善良心地和乐于助人心怀敬意。

1974年秋季，一场洪水把高桥巴中街下河街几乎全部冲毁，这其中也包括食品点的老戏楼。很快，在八台山下那座全部用条石垒砌的长长的供销社靠东边一头，一座一楼一底三个开间一进二的土墙食品点被修建了起来。几步石梯直达大门，门楣上挂起了一块高桥食品点的招牌，虽然房舍并不高大，但总算有了一个单位的模样。那时候公路已经修通，运输变得容易，牛羊生猪的收购宰杀规模也日渐增加。居民的猪肉供应虽然还需肉票，但执行并不严格，对于确有需求的人家，一斤肉票也可以买到两斤猪肉。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猪肉供应很快变得丰富，1986年本来已经不需要的肉票也被明文正式取消。随着个体户的加入，生猪收购猪肉买卖变成了买方市场，食品点也慢慢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而蜕变成了个体承包。九十年代以后，虽然高桥食品点的房子还在，但街上的人却更愿意把它当成是里面唯一员工的住家和承包的摊档。说是员工，但工资需要自己卖肉自己挣，因为地段不好，生意受到影响，没过两年，那个唯一的员工也离开了那个早已名存实亡的食品点。

2016年秋季我回高桥，那天正好是个当场天，不长的街道上有好几个卖猪肉的摊点，而蛮娃子的肉摊是他们中位置最好的，占据在高桥小学老大门东侧的拐弯处。本来不想耽误人家做生意，但比我小五六岁的蛮娃子认出我后很是热情地拉着我就如数家珍地给我聊起了他的肉摊。因为一只眼睛和一只手受过伤，开起肉摊后蛮娃子主打卖肉老婆走村串户收购生猪和杀猪。两口子配合默契为人热情加之在买卖中善于变通，他们的生意在街上几个卖肉摊档中属于最好的。

在我问及之前的食品点是否还存在时，蛮娃子告诉我，本世纪初，已经空置了好几年的高桥食品点最终还是作价卖给了私人，如此一来，存在了半个世纪的高桥食品点最终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走向终结。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