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林场（下）
（接上篇）林场给我的童年带来过很多美好的回忆，但小时候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街上还有那么多人像农民一样下地干活？除了桔园和几块并不大的脐橙广柑李子这些果树外并没有松林柏树林为什么要叫林场？而更让我们感到好奇的就是听说林场曾经在1964年被国务院表彰，还被授予了由周总理亲笔签名的奖状。
、国务院的表彰，总理亲笔签名的奖状，这该是多大荣耀啊。可在我们看来，林场的人和大多数街坊并没有什么不同啊，居民靠背力打临工生活林场的人靠种地种桔子蔬菜生活，他们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呢？那张奖状是什么样子？大红鎏金的？总理的签字是毛笔写的还是钢笔写的？字体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的签名是否相同？奖状写了什么？
读小学后才知道，所有林场的人在1958年林场成立之前其实都是街道居民。
解放后的几年中，我国经历了很多困难，高桥街道的居民也曾经面临生活难以为继的困境。为了为国分忧，也为了解决部分居民的生活，比照农村组织初级社高级社的模式，乡政府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倡议并决定在街道组建一个“居民农场”，鼓励居民自愿组织起来开垦街道周围的山坡荒地，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居民农场要想正常运转，除了乡政府的支持，还需要一些有技能能吃苦的人加入进来，于是，刘光丙郑云等人加入了林场，副乡长赵正文还兼任了农场最初的兼职场长。
组建居民农场的初衷是想让部分自愿加入的居民自力更生开垦荒地用于种植蔬菜果树以减轻国家的压力，没成想几年下来，农场不仅在街道周围的乱石坡上开垦了三十多亩荒地还在长滩岸边鹞子潭边开辟了十多亩水田，桔子树开始结果各种应季蔬菜也大量产出，好一派丰收景象。居民农场虽然是个自力更生的好路子，但土地资源不足将是农场发展的最大障碍，于是乡政府和农场的组织者们便把发展果业提高到发展农业的同等地位并于1958年将农场正式更名为“林场”。
林场发展势头不错，国家又给每个社员每月供应不少于街道居民粮食定量一半的政策，还有公社干部亲兼任林场领导，在更名为林场后的那几年又有不少居民加入进来使林场的总人数达到了一百一十个。人多了，劲头就足，经过几年的辛苦劳作，林场的土地面积虽然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果园里的桔子广柑，田地里的水稻小麦红薯洋芋烟叶油菜籽却连年获得了大丰收。
在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好多街道居民都经历了一段特别难熬的艰难时光，但林场社员们却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不仅让自己的生活没受多少影响，种植的蔬菜瓜果还帮助了包括街道居民在内的生活困难群体度过了难关。三年困难以后，林场的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林场也不失时机地提出“以林为主，林粮间作，烟果药杂全面发展”的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中的烟，指的是当时烟草行业急需的主要原料“白肋烟”，因为不愁销路而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作物被广泛栽种。
几年后的1964年，已经远近闻名的高桥林场，因为连续多年为国家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且在“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表现突出而获得了国家的表彰。虽然没见过实物，但我们都听说林场被国务院授予了“红旗林场”的荣誉称号，颁发的奖状上还有周总理的亲笔签名。也就是在那一年，声誉鹊起的高桥红旗林场甚至还接纳了十几个重庆的插队知青，那个把我和青元子偷桔子逮个正着的李长蓉就是其中之一。
收入逐年增加，生活连续改善，又确立了十六字的发展方针，林场社员的干劲自然也就更足了。短短几年，他们不仅把好多看上去基本没有利用价值的乱石窖开垦出来，还扩大了桔园引入了无核桔脐橙和其它水果品种，前场长刘光丙的芍药种植和没角羊养殖示范也给林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县林业局委派的专职技术人员黄恕也常驻高桥为其提供技术指导。相比之下，倒是像我们这些吃饭完全靠国家定量供应的居民，日子却过得紧紧巴巴。
为了补贴定量的不足，每到农作物的收获时期，我们就会去刚完成收获的地里捡拾散落的粮食，而林场的土地就是我们最爱光顾的地方。洋芋开挖了捡洋芋，麦子收割了捡麦子，红苕收获了捡红苕，除了水稻不捡包谷豌豆黄豆胡豆什么收割捡什么，实在没有什么可捡，我们还潜入林场的油菜地里偷摘油菜叶红苕地里偷割苕藤子甚至跑得林场社员的自留地里偷菜拿回家喂猪。因为实在防不胜防，不少林场社员在看见我们背起背篼逡巡在山坡上时，他们只好无奈的规劝我们割苕藤子不要割主根，摘油菜叶尽量多摘黄叶子，去自留地偷菜尽量小心不要践踏了刚刚栽下的小菜苗......
有年十月的一个周末，我们跟在林场社员屁股后面捡红苕，也就是老家人嘴里爱说的“扦红苕”。社员们在前面一垄一垄地挖，挖起来的红苕被堆放在地中间显眼的位置，我们一帮“扦红苕”的大人小孩紧跟其后用锄头对挖完红苕的土地再次翻挖，希望找到遗留的或人家不要的残缺，偶尔也会趁人不备以极快的速度从苕堆里勾一根两根。跟在人家身后“扦红苕”，社员们并不太排斥，如果遵照他们的要求去做甚至还会得到鼓励。
林场的旱地不但不成块，还基本都开垦在陡坡上，如果顺坡使锄头泥土就会向下移动，不出几年斜坡就会逐渐被挖平，所以我们在“扦红苕”时被要求反向使锄头，这样可以延缓斜坡被挖平的时间。——从这个小小的要求就可以看出林场的土地是多么匮乏。
1972年，因为林场的“烟果药杂”连续好几年全面丰收，国家供应的一半定量被取消。也就在那一年，高桥开收修建到下两的公路。修建公路必须占用土地，可无论如何规划，林场不到二十亩水田的将近一半都必须被占用。一边是地方发展必须的公路修建，一边是百多号林场人赖以生存的根基，孰重孰轻虽然一目了然，但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林场利益也是决策者们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多方论证后，最终公社做出决定，水田必须占用，插队到林场的十几个知青全部分流到其它大队作为占用土地的补偿。
高桥的公路修通了，仁和、平岗和石滩也开始陆续修建公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这些公路的交汇点都要经过高桥，都要占用林场的土地。地方发展是县里的大政方针，林场虽然不愿意但也只能做出牺牲，作为补偿，政府恢复了林场社员一半的粮食供应定量，农业税也做了相应降低。
然而，那几年林场的运气好像总是不好。多年来一直茂盛的小河沟竹林开花了，两年不到，分布在两岸边坡上的大片竹林全数枯萎死去，最后不得不全部清除将沙地用来种菜。计划的芍药种植推广因为芍药过剩供销社停止收购，还算红火的柑桔也因为小商贩大量贩卖外面质量更好价钱更便宜的品种而变得滞销。为了自救，林场部分社员便利用住在街上的便利开始弃农经商。
八十年代后，林场的大部分年轻人对在土地上讨生活变得越来越排斥，他们不少人或通过升学或外出打工或找门路进单位当临时工，几年下来，留在林场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还未成年的小孩。人少了，平均到人头上土地又变多了，于是，那些没机会外出的留守老人们便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放到伺候剩下的果树和土地上，依靠水果和蔬菜种植来延续自己的日子。时间到了九十年代，国家不再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大米白面可以自由买卖，吃饭不再是问题。为了彻底解决林场留守人员的生活，政府根据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有关政策对林场社员购买保险实施了优惠，如此一来，林场所有留守社员的养老得到了保障。
曾经风光一时的林场渐渐逝去了，但我却一直对总理亲自签名的林场奖状感兴趣，因为从未见过，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真的。那年回老家，在街上见到多年没见面的林场副场长吴显成时，我便向他问起有关林场那张总理亲笔签名奖状的下落。在他家，吴显成给我讲了不少关于林场的事情，我这才知道，那张珍贵的奖状早在1968年就已经被烧毁了。
吴显成说，奖状是林业部颁发的，上面的亲笔签名是当时的林业部部长刘文辉。虽然被不少人以讹传讹夸大成周总理的亲笔签名，但获得部委表彰同样是件了不起的荣誉。然而，正是那张刘文辉亲密签名的奖状，在文革一开始就成了林场的包袱。因为大地主刘文彩是刘文辉哥哥这层关系，林场那张奖状也自然成了红卫兵们千方百计搜寻的“罪证”。害怕一张奖状给林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林场领导们几经商议最终还是无奈地将其焚烧了。
怪不得街坊们鲜有人亲眼目睹过那张奖状呢，原来它早就被烧毁了。如果不是文革，那张奖状是不是会一直保存下来，即便林场不存在了，那张奖状是不是依然可以向后人昭示高桥曾经有个林场，它曾经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面红旗，而这面红旗还被被林业部表彰过，颁发的奖状上还有时任部长刘文辉的亲笔签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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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4 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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