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的恶警酷吏们不管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抓来审讯一通后就关进看守所，利用犯人们普遍不懂法律，在看守所又几乎看不到任何法律书的机会，勾结律师，威胁恐吓，强迫他们签所谓的《自愿认罪认罚书》，之后再威胁不准上诉，否则就抗诉加刑；也不准自我辩护，否则就是藐视法庭和认罪态度不好，也要加刑。简易庭无异于秘密审判，庭审不过是走过场，刑期是早就知道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犯人们即使心有一万个不甘，法庭上也完全不敢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只有唯唯诺诺低头认罪而已。等犯人们历尽艰辛刑满出狱后，也到处申诉控告无门，两级公检法互相袒护包庇，会以所签《自愿认罪认罚书》为借口，予以驳回。这已经成为攀枝花公检法的一贯套路。 其实要避免冤假错案也不是那么难，只要给每间牢房发一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就行了，但恶警酷吏们肯定是不敢的，他们就是利用犯人们普遍不懂法律，在看守所又几乎看不到任何法律书的机会，才敢于滥施淫威，胡抓乱捕瞎判，如果犯人们有了法律知识，懂得如何维权，恶警酷吏们就要乖乖夹起尾巴做人了。 我2020年3月份在看守所签了《自愿认罪认罚书》没几天，从其他牢房传过来几本书，其中一本是著名刑法学家、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柏浪涛的《刑法攻略》，我意识到是冤案，赶紧申请撤回《自愿认罪认罚书》，详述不构成犯罪的各种理由，要求立即无罪释放，并向省检和市检进行控告。省检李桐回信说归市检管辖，已经把材料转给攀枝花市检察院，没想到市检踢皮球给办案单位东区检察院，要他们自己查自己，结果可想而知了。我最后被东区法院强行重判一年两个月，重罚一万元。我花整整半天检索过几十个新闻报道，对伪造企事业单位公章、公文的案子，全国几乎所有公检法都是对店老板判刑罚款，对顾客拘留罚款，唯独攀枝花公检法敢于逆天而为，不抓店老板，却对顾客重判重罚，全国都绝无仅有！仅这一类小案子，他们几十年来就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冤案！ 攀枝花两级公检法名为上下级，实为一体，区县公检法相当于市公检法的派出机构，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勾结袒护的，让犯人们申诉控告无门，99.9%都要被驳回。如果全部驳回，又怕上级问责，所以攀枝花公检法每年也象征性地改判几个，减刑几个月，但改判无罪的几乎没有。因为如果犯人无罪，就代表他们办了冤案，要被追责。向攀枝花的纪委和政法委投诉，也是毫无用处，都是层层踢皮球，最后又回到了办案单位，让他们自己查自己。 看守所的王管教直接劝犯人们不要上诉了，他说：“我在这里干了20多年，管理的这两间牢房少说也关过几百人，只有两个上诉后改判的，其余都是八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一个刘管教说：“我在这里干了20多年，就没有看到谁无罪释放的。” 这也是为什么恶警酷吏们当初要强判我有罪，现在又极力阻挠翻案，因为我无罪就代表他们有罪，要被追责。所以他们不停编造谎言，先说我是“伪造印章”，被戳穿后又改口“共同犯罪”，再被我打脸后，中级法院的庭长邓华又弄出个“吸收”。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吸收犯的前提必须是几个行为都构成犯罪，然后大罪吸收小罪。检察官李洪英亲口承认：“给你定个诈骗罪又定不起。”中级法院庭长邓华也亲口承认“花钱刻学校假章不构成犯罪，《刑法》也的确没有伪造事业单位公文罪，但因为你给攀枝花学院造成了经济损失，所以我们就给你吸收定罪了。”还说是合议庭的意见。我有录音为证。真是无比荒唐！既然本人买假章，造假公文，用假公文的三个行为都不构成犯罪，又何来的“吸收定罪，大罪吸收小罪”？0+0+0=1，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所谓的“给攀枝花学院造成了经济损失”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我从2019年3月底入职攀枝花学院，直到2019年11月底被抓，整整八个月，一直在上班，连暑假都在参加幼师培训工作，我并没有比其他老师多拿一分钱，何来的经济损失？就算我真的给攀枝花学院造成了一个亿的经济损失，也不构成犯罪。罪刑法定，哪条法律规定给单位造成了经济损失就要坐牢？攀枝花的这些恶警酷吏们不是蠢，而是坏，他们已经是完全不要脸地一路裸奔，极力阻挠本人翻案，唯恐被追责。 本人名校博士，大学副教授，在高校任教近20年，连香港和台湾的大学都邀请我去讲过学，本人博士论文在台湾一版再版。仅仅因为跳槽到攀枝花学院时提供了一份虚假的政审材料，就被这帮恶警酷吏重判一年多，重罚一万元。攀枝花的公检法何其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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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6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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