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和001 导读语

星河建材0226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的秘密档案。
他，降生在川北农村一个风雨飘摇的地窖里，在苦难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14岁结婚，15岁就为人父，稚弱的肩膀过早地挑起全家人生存的重担；他命运多舛起落沉浮，曾坐过牢，4次死里逃生，5次婚变，打过上百场维权官司，饱尝了人间冷暖和世态炎凉。
他，只是一个小学文化、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青年农民，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以超常的胆识和毅力，历时数年历尽艰辛，研制成功的科技，被誉为“21世纪重大科技成果”，获得国家57项发明等专利，在国内外获得30多项个人荣誉。
他，发明的新型绿色环保建材，与延续几千年的秦砖汉瓦、几百年的钢筋水泥建材有着本质的区别，被媒体称为“中国绿色建材之父”；他立志要在有生之年，致力于天下穷人住房问题，他发明的专利技术已在世界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用他发明的秸秆建材技术，完全不用钢筋水泥和传统砖瓦来修建房屋。
他，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却走访过世界几十个国家，曾得到过两个国家总统、三个国家总理接见，埃塞俄比亚总统亲自为他建成的项目剪彩，并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奖”；2010年3月和2012年2月，他受邀随同国家高层领导分别出访北欧和美国；2008年，他的项目列入联合国 “千年阳光计划”向世界推行；2009年9月，联合国鉴于他发明技术转移对人类所做的特殊贡献，授予他“杰出创新奖”。
当今这个奇人，他的名字叫——周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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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奇人周兴和》励志小说连载 ● 再版絮语

     《当今奇人周兴和》一书问世以来，迄今已有8年多时间。这期间，几十家媒体、上百家网站对该书进行了宣传报道；其中喜马拉雅听吧录制的语音版，已有上亿人次下载和收听。作者收到的各方面信息，总体反映还不错。8年间，该书已加印3次，计有12000多册——在而今书市萧条的境况下，这个印数也说得过去了。

　　曾记得，在2012年9月此书首发式上，我曾说道：在本人的写作生涯中，我曾写过开国元勋聂荣臻、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中国核动力开拓者彭士禄、中国歼10战机总设计师宋文骢、中国六机部部长柴树藩、中国著名舰船专家王荣生、西南杂交水稻之父周开达、全国民族团结模范朱云才，等等。要说调转笔头写一个农民企业家，那真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但实践证明，写这样一个独特甚至传奇的农民企业家和发明家，还是有着特别社会意义的。

　　也曾记得，此书首发那天，国外贵宾友人、国内有关领导、各界朋友，以及20余家新闻单位应邀参加了首发式。新华社领导和记者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该社名记隆敏曾做了这样的报道：

　　金秋蓉城，繁花似锦。今天上午9时许，在成都市汇聚了500多人，有来自北京、上海、重庆的文化工作者，有来自大专院校的专家教授，有来自国外的佳宾朋友，其中有拉美格林纳达驻中国大使尼克松先生，有来自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商报、四川电视台、四川卫视、重庆电视台、四川新闻网、四川经济日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20多家媒体记者，还有来自四川省三台县三元镇100多个农民……不同肤色、讲着不同语言的朋友，这些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成都，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参加期待已久的《当今奇人周兴和》一书的首发仪式。

　　人们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兴趣，首先是对书中的主人公——周兴和的好奇，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他创造了人间奇迹，尤其是在改写建材历史方面立下奇功——他发明的“七防”新型建材产品在世界上推广运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世界各国朋友都享受到了他的发明成果。

　　书中主人公周兴和究竟奇在什么地方呢？《四川经济日报》曾以《中国奇人周兴和》为题，报道了周兴和创造的奇迹。

　　农民企业家周兴和，在他坎坷曲折的人生中，演绎了传奇的故事。他4次死里逃生，5次婚变，感情经受了残酷折磨。他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坚持搞创造发明，他利用农作物秸秆废弃物为原材料，研究生产一种七防新型建筑材料：不用钢筋、水泥、传统砖瓦建房，经历了“5.12”汶川8级大地震却震不倒；据专家评估，他的专利技术、星河品牌目前价值达200亿人民币以上；五防轻体隔墙板被国家环保部、科技部列入国家重点推广项目，引起了联合国的高度关注；他的专利技术在世界一些国家推广运用，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为祖国争光，为国人争气。人们称他“中国奇人”！他就是四川星河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兴和。

　　主人公周兴和发明“七防”新型建材，被誉为“21世纪重大科技成果”，他本人被誉为“中国绿色建材之父”，周兴和的名字被收录在《世界名人录》。

　　一个普通农民从乡下 到省城、再走出国门，足迹普及天涯海角。他走访过几十个国家，曾得到两个国家政府领导、三个国家领导的亲切接见，并享受过三次特殊待遇：2005年8月27日，A国政府领导亲自为他的项目剪裁，并在致词中说：“星河建材可以改变非洲的建筑命运”；2007年8月23日，中国大使林琳在庆祝会上称赞他的产品说：“星河建材为国争光”；2010年3月和2012年2月，他两次受邀随国家领导出访北欧和美国。

　　主人公周兴和的事迹，从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来，十几家媒体曾有过大量的新闻报道，现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舒德骑先生艰苦努力，写成了这部30多万字的人物传记——《当今奇人周兴和》。今年4—8月，《四川经济日报》分40期连载这部大作，许多网站纷纷转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2012年9月，重庆出版集团公开出版了《当今奇人周兴和》一书。

　　在首发仪式上，由主人公周兴和与作家共同签名的第一本书，现场进行了拍卖，从38元起价，先后有9人激烈竞买，最后以13万元成交。夺冠者是“四川东元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古小东先生。主人公和作家将拍卖书的13万元现金，当场捐赠给周兴和家乡三台县三元乡敬老院……

　　中国中央组织部民营企业党建研究员、四川大学非公有制经济研究所所长李济琛先生曾这样评价道：“在当今中国，真正以自己研发的高新科技产品走向世界，造福人类的，我以为只有两个人和两个项目：一个是袁隆平先生和他的杂交水稻，正在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一个是周兴和先生和他的秸秆建材，正在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宣传舆论的影响不可低估。特别在世界“巴黎协定”签订、国家倡导绿色环保、低碳减排、科学发展的背景下，此书问世更具有它特殊的意义。经过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周兴和这个人以及他的发明项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发改委、住建部、中国建筑科学院，以及解放军陆军后勤部、省市领导，闻讯都来到星河公司考察调研，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埃塞俄比亚、菲律宾、泰国、埃及、苏丹、沙特、加纳等十几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及开发商，也专程来到星河公司参观考察，并与他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从2013年起，俄罗斯建设部长、美国共和党参议院总统工作团队、埃塞俄比亚内务部长、菲律宾内阁部长等都亲自来到成都，与周兴和洽谈技术和产品合作。俄罗斯全国保障房建设、菲律宾全国民生工程房建设、美国“环太平洋生态乐园”建设、解放军总装备部风洞项目建设、解放军陆军后勤部边防设施建设等巨大工程项目，都在与星河公司合作。2014年，周兴和率领团队到俄罗斯考察，受到高规格接待，俄罗斯政府领导和商务部长亲自与他们会谈；2017年，美中人才交流基金会邀请周兴和到美国海湖庄园与高层领导会晤；2018年和2020年，菲律宾政府领导两次来函邀请周兴和到菲发展。

　　迄今，星河公司的绿色环保产品，已经发展到第11代，获得国家发明等专利50余项，列为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级环保推广项目、国家双高一优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全国重点诚信品牌、联合国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推广项目等。

　　同时，用植物纤维新型建材建设楼房的国家标准，已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正式公布实施；由星河集团主导的植物纤维新型建材高层建筑标准，正在组织制订——我们深信，随着这些标准的实施，我国绿色植物纤维建材的生产和运用，将迎来一个姹紫千红的春天！

　　我们同时相信，《当今奇人周兴和》一书，随着时事的变迁，随着星河集团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会有它的市场和读者。现应读者热切要求，出版社之邀，经修订后首次以英文出版，推向全世界。这无疑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程中，为世界了解周兴和先生发明创造的传奇经历，为我国绿色建材的宣传、推广和应用，起到其它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   者    舒德骑

　　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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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奇人周兴和》励志小说连载之一 ● 地窖出生的孩子

　　“这些年，不少来采访的记者都曾问过我，你童年时期记忆最深刻的事是什么？”汽车在公路上疾驰，周兴和说话间停住话头，陷入久久的沉思。良久，他抬起头来缓缓说道，“要说记忆最深刻的，或许，就是我出生时那个阴暗潮湿的地窖，就是我开始记事时那个挡不住风雨的草棚吧……”

　　周兴和所言不谬。

　　时值深秋，我来到生于斯长于斯他的家乡三台县。

　　三台，位于川北丘陵地区，原本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之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郪王国都城就建置于此，此后历为州、郡、府之治所，唐宋时与成都齐名。这里既是交通“襟喉之地”，又是商品集散地和经济文化中心，素有“川北重镇、剑南名都”之称——然而，沧海桑田，斗转星移，自明末清初之后，这里却是极其贫穷和落寞了。

　　周兴和的老家，坐落在三台和盐亭分界的一个山坳里，一条崎岖的山间小道，连着山那边盐亭县的毛公乡，下山来就是三台县的三元乡。山下有条小河，叫魏河。千百年来，魏河两岸的人们，都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繁衍生息。

　　1953年农历八月初八，周兴和就出生在这贫瘠的山窝里。他出生那年，天干地旱，过了处暑，灸热的太阳依然烘烤着这块龟裂的土地。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午夜，虽说已至仲秋，但家里依然又闷又热。

　　他降生的地方，的确是山坡上一个装红苕的地窖里。

　　他家栖息的这个地窖，和北方人居住的那种冬暖夏凉的窑洞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四川农村，农民常在坡壁上挖出土洞，用来储存红苕洋芋之类的东西。由于南方多雨，植被繁茂，这种地窖夏天潮湿，冬天阴冷。遇到雷雨天，雨水就哗哗冲刷着洞口，像要把地窖冲塌；到了冬天，呜呜的寒风透进洞里来，像要把人冻僵。

　　在乡村，只有那种穷得不能再穷的人家才会在这种地方栖身。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家里真是一贫如洗。潮湿闷热的地窖里，只有一张用竹木搭起的床铺、床上铺的是干草，干草上只有一张破烂的草席，草席上只有一床破烂的棉絮。”时间过了几十年，周兴和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破烂的窖洞外，是用茅草搭的一个草棚，用以挡风避雨。茅草棚里，一眼泥灶，一口破锅，锅里煮的东西，大概和大户人家的猪食相差无几，更不要说和如今城里人养的猫狗食物相比了。”

　　不过，日子尽管过得艰难，降生到这个破窖里孩子嗷嗷的哭声，还是给这个贫苦的家庭添了一丝生气，带来一丝喜悦，特别是老来得子的父亲，更是喜不自禁。

　　周兴和的父亲叫周显文，是一个乡邻皆知的苦命人。

　　循例，写人传记，至少要刨根问底上溯到主人公的八代祖宗，如若此人祖上曾在朝廷为官，或是社会名流，声名显赫，便可以此来证明主人公是出自名门望族。但，周兴和祖上是官宦人家还是贫家小户，是大富大贵还是穷愁潦倒，由于他父亲幼年失亲，他的家史已无从稽考——只是，他父亲对祖父的情形还是知道一些的。

　　兴和幼年时，曾听父亲说过，祖父是个乡村医生，由于医术还算高明，在当地还有一些名气，辛劳一辈子，也有了一些积蓄。他父亲13岁那年，与外出行医的祖父准备回家过年，不料祸从天降，在川北大山里遭遇了土匪。土匪不但抢了祖父的钱财，还杀死了他祖父和挑夫。年幼的父亲见事不妙，滚下山坡，躲藏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才逃过一劫。

　　祖父死后，父亲无依无靠，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为了活命，无论寒冬酷暑，早晨黄昏，年幼的父亲端着一只破碗，手拿一根打狗棍，四处流浪以乞讨为生。饿了，就求人家施舍一个红苕或半碗米汤；困了，就蜷缩在破庙或钻进草堆。父亲一辈子饥寒交迫颠沛流离，受尽世人白眼和富人欺凌——这一点，无疑会在年幼的兴和心中刻下深深的伤痕。

　　兴和父亲稍大，一个农村草药医生见他实在可怜，这才收留了他，让他结束了讨口要饭的日子。此后，父亲在为这个草药医生挑担打杂之余，偷着学了一点草药知识和医药常识。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就靠偷学的这点本事维持自己的生计。

　　1950年川北解放后，父亲才回农村分得一份土地。第二年，他的生计好了一些，经人说合，与兴和的母亲在这个破窖里组成了一个家庭。这一年，他的父亲已经51岁，到生下兴和这一年，已经是52岁了。

　　兴和的母亲叫侯树清，出生在一个贫家小户里。她的前夫姓王，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解放前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死在了炮火中。但，却为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留下一双儿女。

　　父亲没有文化，儿子生下后，按乡间规矩，他请场上的八字先生给儿子算过命。不知是那算命先生信口雌黄，还是故弄玄虚，他排完兴和八字，捻了捻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须，掐指细细一算，高深莫测地告诉他的父亲：这孩子出生的年辰属水，为“长流水”；出生的日子属木，为“石榴木”；出生的时辰是甲子时，相书上称为“海中金”。由此推断，此人既为长流水中之石榴木，一生命运波折起落沉浮，只不过木漂水中，倒还有惊无险；命相既为“海中金”，就不怕火烧雷劈水淹土埋。此人长大之后，为人诚信耿直义气仁慈，但胆大倔犟爱认死理。一番推论下来：此人此生虽有大灾大难，但也会有大福大贵。

　　父亲闻言，又惊又喜，他既为儿子的未来担心，又为儿子的未来欢喜。

　　儿子稍大，父亲请人给他取名“兴和”。至于他为何认可儿子这个名字，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大概，既然儿子一辈子多灾多难命运坎坷，他祈求儿子再不要像自己这样受穷受苦，能够衣食无忧兴旺和平吧！

　　兴和的降生，虽说给这个家庭带来喜悦和生气，但让大人焦心的是，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母亲生下我后，后来又给我添了个兄弟。当时我父亲已经50多岁了，母亲常年有病，在那种艰难的境况中，单是要喂饱一家人的肚皮，就够父母操碎心的了。”周兴和回忆道，“我那时人小，除了饥饿和寒冷，经常仰头呆呆望着我家住的那个黢黑破烂的茅草棚。寒风吹来，屋檐下几绺茅草在风里飘飞，棚顶上千疮百孔，整个草棚都在风里摇晃。小孩子胆小，我经常都怕那草棚被风刮走或垮了下来……每当那个时候，，我就幼稚地想，等我将来长大了，一定给家里修一间像模像样的房子，也给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都修一间不怕风吹雨打的房子！……”

　　当然，这只是一个儿童天真的幻想罢了。

　　农村穷苦人家的孩子命贱，除了生活上得不到温饱；生了病，也无钱吃药打针。说句刻薄点的话，基本上是听天由命自生自灭，只要生下来的孩子不被饿死冻死病死，能够长大成人，就算得上是苍天格外怜悯的了。

　　但，在兴和出生后的那几年，·······他们家里的生存境况就更加艰难，甚至惨不忍睹了。

　　冥冥之中似乎已经注定，降生在破窖这特殊之处的小兴和，随着他的第一声啼哭，就预示将要和贫穷与苦难为伴，就要和饥饿与寒冷相依，就要饱受未来生活的煎熬和磋磨。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或许，三元场上那八字先生为他算出的宿命，还是有几分道理吧！

　　不过，纵观周兴和一生的际遇，却应了我们老祖宗孟子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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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奇人周兴和》励志小说连载之二 ● 可怜天下父母心

       山上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山下的水清了又浊，浊了又清。

　　日子尽管过得艰难，小兴和还是渐渐长大了。

　　周兴和8岁那年，父母送他到学校去读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兴和的父亲虽不识字，但他早年要饭时，像所有的乞讨者一样，学会了不少要饭的顺口溜，也到过乡场大庙里听人念过不少戏文，他早年听到别人说的这些话，虽没有完全弄懂其中的涵义，但大概的意思他还是知道的。

　　父母从小生活在贫穷艰难之中，他们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大字不识一个，这让他们一辈子吃尽了苦头，所以他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女也成为睁眼瞎子。这时已经解放好几年了，连老头老太也要被赶到村上扫盲班去扫盲，何况正在读书年龄的儿女呢！所以不管家里再穷再苦，他们也要送儿女们去读书。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时。”兴和背着书篼上学第一天，学校的老师就给大家念了这首颜真卿的《劝学》诗。那时兴和人还小，虽不能完全弄懂这几句话的良苦用心，但基本的意思他还是知道的。

　　农村孩子上学不容易。学校在山那边盐亭县的毛公乡，无论寒冬酷暑，无论天晴落雨，他每天都必须沿着通往毛公乡那条崎岖的山道，翻过那座山，再下山来到学校上学，来回大概要走两个小时。刚开始家里还有点吃的时，他就带个红苕或包谷中午充饥；到后来，家里没有东西可带时，中午就只能喝几口凉水，饿着肚皮等着放学回家去。

　　小时候，兴和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他整天沉默寡言，也不善言辞，不愿和同学们过多的交流。他们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农村孩子，家里虽说都不富裕，但比起兴和来，还是要好得多。夏天，兴和从来没有穿过鞋子，都是打着光脚爬坡上坎；冬天，衣着单薄的他，常常蜷缩在课桌下，冻得像只瑟瑟发抖小狗。然而，由于他聪慧敏思，学习还算努力，成绩在班上不算落后，有时还受到老师表扬。

　　父母虽都不识字，但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当然都望子成才，将来能有所出息。他们教育儿女的方法，除了信奉民间那“黄荆棍儿出好人”的至理名言外，督促儿子学习的方法更是别出心裁闻所未闻。

　　贪玩是儿童的天性。放学后，为了下塘去洗澡，上山掏鸟窝，兴和有时做作业就难免马虎了事。父亲倒还好一些，反正他不识字，小兴和作业做得好坏，无论给他作何种辩解都能蒙混过关。但，只要他老人家听到老师或同学告状，小兴和就别想蒙混过关了，必然就要受到父亲惩罚。父亲惩罚他的方式，就是打他的屁股。为了打儿子的屁股，他还专门研究过打屁股的黄荆棍儿粗细。棍儿粗了，怕打折了儿子的骨头；棍儿细了，又怕起不到惩罚的目的。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吃饭的那种筷子粗细最为合适。同时，为了对儿子起到警戒和威慑作用，他老人家经常准备了10来根粗细不一的棍儿，放在固定的位置上，有备无患随取随用。

　　相比起来，他母亲就显得比父亲精明多了。

　　母亲虽不识字，可比兴和的父亲强多了，她自有对付能识字儿子的办法。那时的老师，都要求学生要写毛笔字。由于没有字帖，老师先在学生作业本上写一行字，然后学生照着老师的字再写。这种学生临摹老师字迹的方法，无论如何聪明的学生，都不可能把每个字的一撇一捺，写得和老师的一模一样——这就好了，每当兴和把字写完，他母亲就开始检查他的作业了。她虽不识字，但自然有她检查作业的方法，她别出心裁地用农村缝衣裳的棉线来当标尺，来量每个字一撇一捺的长短，看他写的字是否都和老师写得一模一样。如若有的字笔画写长了或写短了，在她心情不好时，小兴和就惨了，不但要被扯耳朵，还要被黄荆棍儿抽打。

　　可怜天下父母心！

　　兴和至今都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外出了，他做作业时就马虎了一些，母亲回来时已经很晚了，但她再晚再累也要检查儿子的作业。她不检查则罢，这一检查，周兴和就惨了。她依然用她有效的工具来量每个字的长短，测量的结果，兴和这天写的字，10个就有8个长短与老师写的不一致！

　　这还得了！母亲检查完作业后勃然大怒，一下就走到床边，一把揪住小兴和的耳朵，大声责问他为什么作业做得这样马虎！兴和痛得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由于多次受到母亲这样的惩罚，他也憋了一肚皮的气，不由自主就顶撞了母亲几句——这下他就更惨了。母亲一只手扯住他的耳朵，另一只手就抓起父亲早准备好的黄荆棍儿，劈头盖脸就就给兴和一顿乱打。兴和一边哭叫，一边辩解，可他母亲根本就不听他的辩解，反而打得更凶！

　　父亲见母亲打他打得有些过分，倒心痛起儿子来。他劝他母亲道：小孩家不听话，要打就打他的屁股，不要把他的耳朵扯聋了。谁知母亲闻言更是愤怒，她回过头来把气撒在他父亲身上：娃儿不听话，你还要给他护短！你老叫我不要扯他的耳朵，要打他的屁股。我问你，打他屁股？那屁股能听话吗！

　　尽管母亲没有文化，但她骂的话其实是没有错的，人听不听话，关键在于耳朵，关屁股什么事呢？

　　“现在想起来，父母望子成才的良苦用心值得理解。连香港有位著名的企业家都说‘孩子三天一打，打进清华’之说。我们当然更不能苛求没有文化的父母，对他们的儿子能采取更好的教育方式。”周兴和说道，“其实，如今我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还要感谢他们这种特殊的教育方式呢！”

　　寒风萧瑟，黄叶纷飞。转眼间，难熬的冬天又要到了。

　　那时，幼小的兴和在父母黄荆棍儿惩戒下，无非是偶尔遭受些皮肉之苦罢了，在那些艰难苦涩的年月里，留在他心灵中更刻骨铭心的痛苦，则莫过于空前的饥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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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饥饿寒冷童年梦

　　兴和至今也记得，这年冬天特别冷。

　　那一天，放了学的小兴和背着书篼，又冷又饿地从毛公乡小学出来，艰难地爬上了回家的那条山道。他已一天没吃东西了，肚皮早就饿得贴着脊梁骨了。爬上一个小山坡，他眼睛发黑腿脚沉重，一路不断扶着路边的小树，好不容易才爬到了山顶上。

　　云帐铅灰，风寒露冷。

　　路湿苔滑，下了几级坡坎，他脚下一滑，险些摔倒。那条每天都要走过的林间小路，今天似乎变得特别漫长，好像没有了尽头。实在走不动了，他只好抱着书篼，在一个避风的凹地坐了下来，昏昏沉沉靠在一棵树干上歇息。天色昏暗，四处阴森森的，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只有刺骨的寒风呜呜地吹着，像有人在他耳边凄凄哭泣——是的，最近生产队里老是死人，经常都有大人小孩这样哭泣。

　　良久，他抬头朝山下望去，只见荒草摇曳，雾霭弥漫，稀落的树丛间，掩映着几块高低错落的薄田瘦土。隆冬时节，草黄山瘦，田野杂芜，一派萧条的景象。原本该是社员们收工后吃饭时间了，然而一座座低矮的草房中，没有人声狗吠，没有一户人家房顶在冒炊烟。

　　兴和那时虽然还小，但他也知道，解放没几年，这里也和全国一样，农村开始了合作化运动。先是办了初级社，然后是办高级社，到后来，又办起了人民公社，全体村民都将土地归公，所有牲口和农具也集中到了生产队。每天天不亮，上工的钟声一响，几百号人就大呼隆集体上工；到天色晚了，这才打钟收工回来。

　　1958年，也就是兴和5岁那年，人民公社成立后，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家家户户连菜刀铁锅也收归公有，由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到了吃饭时间，大人小孩就欢天喜地拿个大碗到食堂去开饭。

　　刚开始，人民公······难熬的时光。

　　寒风依然呜呜吹着，暮色渐渐浓了起来。兴和的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落在半山腰上一堆新鲜的黄土上——难道，今天生产队又死了人么？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不行，无论如何都要走回家去！

　　天上飘起了雪雨。他扶着树干站了起来，感到很冷很冷，不由得又裹了裹破烂单薄的衣裳。此情此景，不但想起了躺在田角边饿死了的大哥，还突然想起前不久看到的一本连环画上的故事来。

　　他记得，这本连环画的名字叫住《卖火柴的小女孩》。书上的那个小女孩是个外国小孩子，她在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除夕之夜，光着脚穿着单薄的衣裳在街上卖火柴。因为一根火柴都没卖出去，她不敢回家，回家后怕被她的爸爸打。她的家，也像自己的家一样，挡不住风也挡不住雪。夜深了，天更冷了，小女孩躲在一个避风的墙角里，她快要冻僵时，划燃了一根火柴取暖；她快要冻死时，又划燃一根火柴。天亮后，人们发现这小女孩小手里拿着一束燃烧过的火柴，已经被活活冻死，被漫天的大雪掩埋了！

　　年幼的兴和看完这个故事后，他很难过很辛酸。有一阵，他总是在想：这是一个多么可爱又可怜的小女孩呀，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那么多有钱的人，就没有一个善良的人来买几根小女孩的火柴呢？为什么穷人的孩子在大雪天就不能有双鞋子穿呢？他们家和自己的家一样，为什么就不能有一间能够遮风避雪的房子呢？……

　　是的，人的一生，刻在童年心底里的痕迹最深。或许，周兴和幼年时的这些遭遇，对他后来豪爽侠义，热衷于扶贫济困救灾救难，有着深刻的影响吧！

　　天就要黑了，小兴和挪动沉重的双脚，沿着那条湿滑的小路，一步一步向山下走去——他不能像故事里的那个小女孩，在这无人知晓的地方饿死冻死。他要回家去，家里毕竟还有一堆柴草，会给他带来一丝温暖。

　　后来兴和长大后，再看到这本书时，他知道了写《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的作家叫安徒生，是个丹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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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少年失学当农民

　　艰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了过来。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农村尽管还是生产队集体劳作，但随着公共食堂下放，各家各户房顶上终于冒起炊烟，可以自己开伙了。无论粗糠麦皮，还是苕藤菜叶，总算能自家烧火煮点吃的了。同时，各家各户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能够种点瓜菜充饥了。

　　阿弥陀佛，周兴和他们全家除了王姓大哥饿死，其余的家人总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存活下来。

　　在这场天灾加人祸的大灾难中，据四川年鉴数据统计，在这三年中，整个四川的人口不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000余万人——但不管无论如何，这场波及全国、特别是四川的饥饿惨剧终于告了个段落。

　　然而，好景不长，那时的政治运动似乎没了没完，紧接着农村又来了个“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刚结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这场历时10年的空前浩劫，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后来又是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学校停了课，工厂停了工；到最后又是革命左派们“文攻武卫”，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打得乌烟瘴气，弄得民不聊生。

　　这些折腾，连地处边远山区的三台县未能幸免。

　　学校停了课，教室结蛛网，教书的老师都成了靠边站的牛鬼蛇神。周兴和当时只有13岁，也就无书可读了。

　　父亲那时已经65岁，母亲也是病怏怏的，加之他们起早贪晚辛勤劳作，生命便渐渐有些枯竭了。那时，生产队分口粮全靠挣工分，做够了工分才能分口粮；工分没做够的人家，生产队要你拿钱才能称粮。兴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不但挣不了工分粮，连分基本口粮的工分也挣不够，多年来已欠下队里不少超支款，每次只能再三求生产队赊口粮。这样的家庭，在当地显然只能低声下气，最让人瞧不起的。

　　兴和记得，那是一个有冷风和落叶的夜晚，父亲点燃煤油灯，迟疑了许久，终于对兴和说道：“兴和，我13岁时，你爷爷就死了，就自己讨口饭吃。现在我和你妈都老了，要扭不动了……今年你也是13岁，又是家里的老大，现在既然读不成书了，我看，就回生产队劳动，挣点工分，挣点口粮吧……”说完，父亲忧郁地看了他一眼，把头低了下去。

　　听着父亲那苍老喑哑的话语，望着斑驳的土墙上父亲那可怜兮兮在灯光下飘摇的影子，兴和心里一酸——老了，父母都老了，犹如两根燃尽油汁灯草，随时都有被风吹灭的厄运了。如此一来，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就要毫不留情地落到自己稚嫩的肩膀上了。已经老了的父母亲，是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辈子的。

　　“唔。”过了好久好久，兴和才含泪点了点头。灯光很黯淡，他父亲肯定没有看见他眼睛中就要溢出的泪水。

　　兴和已渐渐长大，慢慢懂事了。这时，他想读书，梦里也想读书。在他的潜意识里，农村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可能跳出农门，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这个时候，他才只读了5年书，小学还没毕业，眼看就要扔下书篼，上坡和锄头粪桶打交道了。他不甘心，实在不甘心！但，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他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除了要理解父母的苦心，听从父母的教诲，分担家庭的负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父母没有文化，眼前只是一片墨黑。这一辈子，他们活得实在太可怜了。他们就像碾坊中的老牛，每天是又饥又渴拉着沉重的生活碾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着碾盘边上那个圆圈，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地走着自己人生的路子。

　　几十年来，他们吃的是干枯的草，喝的是苦涩的水，眼睛上蒙的是黑布条。他们不知道碾坊外面还有蓝色的天空，天空中还有五彩的云霞，云霞里还有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鸟儿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唱着悠扬婉转的歌。

　　但他父母坚持要送自己的儿子去学校读书，严格甚至严厉地督促儿子学好文化，其实是很明智的。虽然，他们的儿子没能读到多少书，所学到的知识也很有限，但这些知识毕竟还是开启了儿子的心智，让他知道了许多他们那一代人不知道的事情。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他必然就会透过碾坊的缝隙偷偷去看外面的天空，便会看见天空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追寻和遐想的内容，便会生出许多飘飘渺渺五光十色的非分之想，便会回过头去看碾坊里蒙着眼睛的老牛，气喘吁吁挣扎着走圆圈实在太痛苦太悲哀，进而就会产生出拼死一搏穷则思变的念头来……

　　感谢可怜而又伟大的父母！

　　在父亲和他谈话的第二天，兴和就扛着锄头和社员们一起上坡了。那时的集体生产，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要上坡，到天黑了才能收工回家来。一个全劳力干一天记10个工分，10个工分大概值8分到1角钱。兴和年幼体弱，他干一天，大概能挣5到6个工分，能值5到6分钱。而且生产队还规定，每人每月至少要上26天班，未上够天数的人还要倒扣他工分。就连到了大年三十，社员们也要上坡去捞渣子回来添粪坑，家里粪坑的粪水达不到队里要求，也是要被扣工分的。

　　从这个时候起，兴和小小年纪，就和队里所有的人一样，开始承担起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一出工，每天免不得就要下田栽秧打谷，上坡担粪挖土。夏天，田里烈日烘烤蚊叮虫咬；冬天，坡上寒风刺骨挨饿受冻。刚开始，他劳作一天后，常常是累得精疲力竭全身酸痛，回到家一头就想倒到床上，但他只能咬牙坚持着。

　　难熬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着。

　　但那时的兴和，每天肩挑背磨、吃苦受累都还罢了，叫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和家人在村上不但要受到别人的白眼，还要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究其原因，在兴和9岁那年，他家终于搬出地窖，从中山村3组搬到了1组，来到他母亲的祖母留下的房子里居住。这个组的村民几乎都是姓王，王氏家族在这里人多势大；而只有兴和一家是外姓，且又是老的老小的小，当然势单力薄。在那各家各户为各自生存的穷苦环境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受到有的人欺负就是必然的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简单而复杂的原因，让还不谙世事的周兴和，更是过早地结束了本该拥有的少年生活，过早地承担起一个成人也难以承担的家庭生活重担来——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即便不是挣扎在地狱，至少也是坠入到黑暗的深渊了。

星河建材0226

第四章  　少年失学当农民

　　艰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了过来。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农村尽管还是生产队集体劳作，但随着公共食堂下放，各家各户房顶上终于冒起炊烟，可以自己开伙了。无论粗糠麦皮，还是苕藤菜叶，总算能自家烧火煮点吃的了。同时，各家各户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能够种点瓜菜充饥了。

　　阿弥陀佛，周兴和他们全家除了王姓大哥饿死，其余的家人总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存活下来。

　　在这场天灾加人祸的大灾难中，据四川年鉴数据统计，在这三年中，整个四川的人口不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000余万人——但不管无论如何，这场波及全国、特别是四川的饥饿惨剧终于告了个段落。

　　然而，好景不长，那时的政治运动似乎没了没完，紧接着农村又来了个“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刚结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这场历时10年的空前浩劫，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后来又是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学校停了课，工厂停了工；到最后又是革命左派们“文攻武卫”，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打得乌烟瘴气，弄得民不聊生。

　　这些折腾，连地处边远山区的三台县未能幸免。

　　学校停了课，教室结蛛网，教书的老师都成了靠边站的牛鬼蛇神。周兴和当时只有13岁，也就无书可读了。

　　父亲那时已经65岁，母亲也是病怏怏的，加之他们起早贪晚辛勤劳作，生命便渐渐有些枯竭了。那时，生产队分口粮全靠挣工分，做够了工分才能分口粮；工分没做够的人家，生产队要你拿钱才能称粮。兴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不但挣不了工分粮，连分基本口粮的工分也挣不够，多年来已欠下队里不少超支款，每次只能再三求生产队赊口粮。这样的家庭，在当地显然只能低声下气，最让人瞧不起的。

　　兴和记得，那是一个有冷风和落叶的夜晚，父亲点燃煤油灯，迟疑了许久，终于对兴和说道：“兴和，我13岁时，你爷爷就死了，就自己讨口饭吃。现在我和你妈都老了，要扭不动了……今年你也是13岁，又是家里的老大，现在既然读不成书了，我看，就回生产队劳动，挣点工分，挣点口粮吧……”说完，父亲忧郁地看了他一眼，把头低了下去。

　　听着父亲那苍老喑哑的话语，望着斑驳的土墙上父亲那可怜兮兮在灯光下飘摇的影子，兴和心里一酸——老了，父母都老了，犹如两根燃尽油汁灯草，随时都有被风吹灭的厄运了。如此一来，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就要毫不留情地落到自己稚嫩的肩膀上了。已经老了的父母亲，是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辈子的。

　　“唔。”过了好久好久，兴和才含泪点了点头。灯光很黯淡，他父亲肯定没有看见他眼睛中就要溢出的泪水。

　　兴和已渐渐长大，慢慢懂事了。这时，他想读书，梦里也想读书。在他的潜意识里，农村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可能跳出农门，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这个时候，他才只读了5年书，小学还没毕业，眼看就要扔下书篼，上坡和锄头粪桶打交道了。他不甘心，实在不甘心！但，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他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除了要理解父母的苦心，听从父母的教诲，分担家庭的负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父母没有文化，眼前只是一片墨黑。这一辈子，他们活得实在太可怜了。他们就像碾坊中的老牛，每天是又饥又渴拉着沉重的生活碾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着碾盘边上那个圆圈，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地走着自己人生的路子。

　　几十年来，他们吃的是干枯的草，喝的是苦涩的水，眼睛上蒙的是黑布条。他们不知道碾坊外面还有蓝色的天空，天空中还有五彩的云霞，云霞里还有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鸟儿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唱着悠扬婉转的歌。

　　但他父母坚持要送自己的儿子去学校读书，严格甚至严厉地督促儿子学好文化，其实是很明智的。虽然，他们的儿子没能读到多少书，所学到的知识也很有限，但这些知识毕竟还是开启了儿子的心智，让他知道了许多他们那一代人不知道的事情。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他必然就会透过碾坊的缝隙偷偷去看外面的天空，便会看见天空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追寻和遐想的内容，便会生出许多飘飘渺渺五光十色的非分之想，便会回过头去看碾坊里蒙着眼睛的老牛，气喘吁吁挣扎着走圆圈实在太痛苦太悲哀，进而就会产生出拼死一搏穷则思变的念头来……

　　感谢可怜而又伟大的父母！

　　在父亲和他谈话的第二天，兴和就扛着锄头和社员们一起上坡了。那时的集体生产，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要上坡，到天黑了才能收工回家来。一个全劳力干一天记10个工分，10个工分大概值8分到1角钱。兴和年幼体弱，他干一天，大概能挣5到6个工分，能值5到6分钱。而且生产队还规定，每人每月至少要上26天班，未上够天数的人还要倒扣他工分。就连到了大年三十，社员们也要上坡去捞渣子回来添粪坑，家里粪坑的粪水达不到队里要求，也是要被扣工分的。

　　从这个时候起，兴和小小年纪，就和队里所有的人一样，开始承担起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一出工，每天免不得就要下田栽秧打谷，上坡担粪挖土。夏天，田里烈日烘烤蚊叮虫咬；冬天，坡上寒风刺骨挨饿受冻。刚开始，他劳作一天后，常常是累得精疲力竭全身酸痛，回到家一头就想倒到床上，但他只能咬牙坚持着。

　　难熬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着。

　　但那时的兴和，每天肩挑背磨、吃苦受累都还罢了，叫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和家人在村上不但要受到别人的白眼，还要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究其原因，在兴和9岁那年，他家终于搬出地窖，从中山村3组搬到了1组，来到他母亲的祖母留下的房子里居住。这个组的村民几乎都是姓王，王氏家族在这里人多势大；而只有兴和一家是外姓，且又是老的老小的小，当然势单力薄。在那各家各户为各自生存的穷苦环境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受到有的人欺负就是必然的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简单而复杂的原因，让还不谙世事的周兴和，更是过早地结束了本该拥有的少年生活，过早地承担起一个成人也难以承担的家庭生活重担来——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即便不是挣扎在地狱，至少也是坠入到黑暗的深渊了。

星河建材0226

第四章  　少年失学当农民

　　艰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了过来。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农村尽管还是生产队集体劳作，但随着公共食堂下放，各家各户房顶上终于冒起炊烟，可以自己开伙了。无论粗糠麦皮，还是苕藤菜叶，总算能自家烧火煮点吃的了。同时，各家各户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能够种点瓜菜充饥了。

　　阿弥陀佛，周兴和他们全家除了王姓大哥饿死，其余的家人总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存活下来。

　　在这场天灾加人祸的大灾难中，据四川年鉴数据统计，在这三年中，整个四川的人口不但未增加，反而减少了1000余万人——但不管无论如何，这场波及全国、特别是四川的饥饿惨剧终于告了个段落。

　　然而，好景不长，那时的政治运动似乎没了没完，紧接着农村又来了个“四清”运动。“四清”运动刚结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这场历时10年的空前浩劫，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始，后来又是红卫兵“革命大串联”，学校停了课，工厂停了工；到最后又是革命左派们“文攻武卫”，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打得乌烟瘴气，弄得民不聊生。

　　这些折腾，连地处边远山区的三台县未能幸免。

　　学校停了课，教室结蛛网，教书的老师都成了靠边站的牛鬼蛇神。周兴和当时只有13岁，也就无书可读了。

　　父亲那时已经65岁，母亲也是病怏怏的，加之他们起早贪晚辛勤劳作，生命便渐渐有些枯竭了。那时，生产队分口粮全靠挣工分，做够了工分才能分口粮；工分没做够的人家，生产队要你拿钱才能称粮。兴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不但挣不了工分粮，连分基本口粮的工分也挣不够，多年来已欠下队里不少超支款，每次只能再三求生产队赊口粮。这样的家庭，在当地显然只能低声下气，最让人瞧不起的。

　　兴和记得，那是一个有冷风和落叶的夜晚，父亲点燃煤油灯，迟疑了许久，终于对兴和说道：“兴和，我13岁时，你爷爷就死了，就自己讨口饭吃。现在我和你妈都老了，要扭不动了……今年你也是13岁，又是家里的老大，现在既然读不成书了，我看，就回生产队劳动，挣点工分，挣点口粮吧……”说完，父亲忧郁地看了他一眼，把头低了下去。

　　听着父亲那苍老喑哑的话语，望着斑驳的土墙上父亲那可怜兮兮在灯光下飘摇的影子，兴和心里一酸——老了，父母都老了，犹如两根燃尽油汁灯草，随时都有被风吹灭的厄运了。如此一来，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就要毫不留情地落到自己稚嫩的肩膀上了。已经老了的父母亲，是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辈子的。

　　“唔。”过了好久好久，兴和才含泪点了点头。灯光很黯淡，他父亲肯定没有看见他眼睛中就要溢出的泪水。

　　兴和已渐渐长大，慢慢懂事了。这时，他想读书，梦里也想读书。在他的潜意识里，农村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可能跳出农门，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这个时候，他才只读了5年书，小学还没毕业，眼看就要扔下书篼，上坡和锄头粪桶打交道了。他不甘心，实在不甘心！但，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他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除了要理解父母的苦心，听从父母的教诲，分担家庭的负担，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父母没有文化，眼前只是一片墨黑。这一辈子，他们活得实在太可怜了。他们就像碾坊中的老牛，每天是又饥又渴拉着沉重的生活碾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循着碾盘边上那个圆圈，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地走着自己人生的路子。

　　几十年来，他们吃的是干枯的草，喝的是苦涩的水，眼睛上蒙的是黑布条。他们不知道碾坊外面还有蓝色的天空，天空中还有五彩的云霞，云霞里还有自由自在飞翔的鸟儿，鸟儿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唱着悠扬婉转的歌。

　　但他父母坚持要送自己的儿子去学校读书，严格甚至严厉地督促儿子学好文化，其实是很明智的。虽然，他们的儿子没能读到多少书，所学到的知识也很有限，但这些知识毕竟还是开启了儿子的心智，让他知道了许多他们那一代人不知道的事情。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他必然就会透过碾坊的缝隙偷偷去看外面的天空，便会看见天空中还有许许多多值得追寻和遐想的内容，便会生出许多飘飘渺渺五光十色的非分之想，便会回过头去看碾坊里蒙着眼睛的老牛，气喘吁吁挣扎着走圆圈实在太痛苦太悲哀，进而就会产生出拼死一搏穷则思变的念头来……

　　感谢可怜而又伟大的父母！

　　在父亲和他谈话的第二天，兴和就扛着锄头和社员们一起上坡了。那时的集体生产，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要上坡，到天黑了才能收工回家来。一个全劳力干一天记10个工分，10个工分大概值8分到1角钱。兴和年幼体弱，他干一天，大概能挣5到6个工分，能值5到6分钱。而且生产队还规定，每人每月至少要上26天班，未上够天数的人还要倒扣他工分。就连到了大年三十，社员们也要上坡去捞渣子回来添粪坑，家里粪坑的粪水达不到队里要求，也是要被扣工分的。

　　从这个时候起，兴和小小年纪，就和队里所有的人一样，开始承担起繁重的体力劳动了。一出工，每天免不得就要下田栽秧打谷，上坡担粪挖土。夏天，田里烈日烘烤蚊叮虫咬；冬天，坡上寒风刺骨挨饿受冻。刚开始，他劳作一天后，常常是累得精疲力竭全身酸痛，回到家一头就想倒到床上，但他只能咬牙坚持着。

　　难熬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着。

　　但那时的兴和，每天肩挑背磨、吃苦受累都还罢了，叫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和家人在村上不但要受到别人的白眼，还要常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究其原因，在兴和9岁那年，他家终于搬出地窖，从中山村3组搬到了1组，来到他母亲的祖母留下的房子里居住。这个组的村民几乎都是姓王，王氏家族在这里人多势大；而只有兴和一家是外姓，且又是老的老小的小，当然势单力薄。在那各家各户为各自生存的穷苦环境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他们受到有的人欺负就是必然的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简单而复杂的原因，让还不谙世事的周兴和，更是过早地结束了本该拥有的少年生活，过早地承担起一个成人也难以承担的家庭生活重担来——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即便不是挣扎在地狱，至少也是坠入到黑暗的深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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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十五岁时做父亲

　　周兴和的父亲一天天更衰老了。

　　他母亲身体也越来越是消瘦。近一两年来，她常常感到全身无力、胸口发堵、心慌气紧、吞咽困难，做什么事都力不从心了。

　　这时，他母亲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她预感到了什么，出人意料的是，她在同兴和的父亲商量后，竟主动和村里一户王姓人家攀起亲来。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王家人商量了一阵，竟然同意了这门亲事！

　　父母给周兴和谈的是本队的姑娘王琼华。

　　周兴和刚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当他听到旁人议论后，感到十分意外和不解，他还远远不到婚娶的年龄啊！这一年他刚失学不久，在生产队才劳动了一年。

　　“兴和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给你谈了门亲事，可能你已知道了。”当母亲和王家人把事情商量好后，她才告诉周兴和，“人一辈子就是那么回事，成家立业生儿养女。王家的条件比我们好，但人家没有嫌弃我们，愿意把姑娘嫁过来——我看，趁我们两个老的还在，听我们的话，把她接过门来吧。”

　　周兴和低头不语。

　　“像我们这种家庭条件，哪里还能东挑西选的。”母亲见兴和不做声，她接着对兴和说道，“你父亲年纪一天天大了，也不能上坡做活路了；我呢，这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你兄弟也还小，还做不得事。人家那王家姑娘，我们是看到长大的，人老实本分又勤快，接过门来还能帮家里做些事情呢！”

　　“我还小，人家要笑话……”周兴和嗫嚅着回答。

　　“14岁了，不小了！”母亲理直气壮对他说，“解放前，人家八九岁接媳妇的多的是，十三四岁就当爹当妈了！看什么笑话？一辈子接不到媳妇，一辈子打单身汉，才叫人家看笑话呢！”

　　“以后学校复课了，我还想读书……”

　　“现在到处都乱哄哄的，还读得成什么书！就算学校复课了，哪个上坡做活路呢，一家人都喝西北风呀！……”

　　周兴和那个时候还小，父母断然的这个决定，他至今依然有些不解：或许，父母是想借此讨好王姓大家族，在和王家攀上亲戚后，将来在村上少受些欺负；或许，是怕他们百年之后，儿子无人关照找不到媳妇，像村上不少男人一样打一辈子光棍吧！

　　这一年，周兴和才刚满14岁，王家姑娘才15岁。

　　是的，他母亲说得没有错，在山区农村，男女早婚现象其实是司空见惯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双方家长谈好后，就顾不上儿子或女儿个人的感受了。那时，男女结婚也不一定非得要到公社去办什么结婚登记，双方家长商定一个日子，最后请来生产队干部和几个至亲至友，摆桌简单的酒席让大家吃一顿，然后男方把姑娘领进家里就行了。姑娘进了男方家，名正言顺就成了男方家里的媳妇，就和男方的小伙子住一起，就开始共同生活，共同生儿育女了。

　　自然，这样由父母捏合成为夫妻的男女，特别还是少不更事的男女，是不能奢谈什么感情基础、情趣相投的，更谈不上什么“爱情”之类的东西了。让儿女们结合，在大人心目中无非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习俗，无非就是家族传宗接代的需要，承担起继承香火的责任罢了。

　　“我嫁到兴和家时，那时大家都穷，周家也没给什么聘礼，他家里给我扯了两件衣裳，就把我接过门了。”时隔几十年，笔者在采访周兴和先前的妻子王琼华时，尽管她年纪已大了，但对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新。

　　就这样，没有什么繁琐的仪式和复杂的手续，王琼华就嫁到了周家，和周兴和成为事实婚姻，和他朝夕相处了。农村生活单调枯燥，山里天又黑得早，两个懵懵懂懂的少男少女住在一起，难免日久生情，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第二年春天，王琼华竟然怀孕了！

　　人类繁衍生息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

　　当王琼华怀孕后，让人焦虑的是，兴和母亲的却病一天天沉重起来。兴和小小年纪既要上坡出工，又要照顾母亲和妻子，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可更要命的是，为给母亲医病，那时家里已经到了一贫如洗的境地。到了冬天，眼看妻子就要生产了，可家里连仅有的一点粮食都卖光了，要生孩子的妻子吃什么呢？

　　“我生大女儿时，是娘家给了我5斤麦子，我吃过两顿面条。”王琼华说，“到后来生几个孩子坐月子时，能有点红苕皮、包谷面吃就不错了。兴和是家里的全劳力，要上坡做活路，娃儿些又小，有点好的也要留给他们，就是叫我吃，我也吃不下去呀……”

　　王琼华生孩子的时间，是1968年腊月。

　　孩子哇哇坠地的哭声，虽说让周兴和有些手足无措，但对病中的母亲来说，或许还是个安慰吧。

　　这时，王琼华才16岁，严格地说还处于生长发育的年龄；周兴和才15岁，也还处于懵懵懂懂的成长时期。可这对小小年纪的夫妻，尽管自己都还没完全长大，却要承担起当妈当爹沉重的家庭责任了。

　　天色阴霾着，从山那边吹过来的风，带着深深的寒意，孩子哇哇的哭声，在这个小山村里传得很远。

　　“周家又添人口了，生产队明年又多了个分口粮的人，周家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了。”村民们听见孩子哭声，抬头望望周家住的那个清冷的山坳，如此说道。

　　抱起襁褓中的女儿，听着孩子的哭声，完全还没有当父亲思想准备的周兴和，虽有几分欣慰，但更多的是无奈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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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屋漏偏遇连天雨

　　周兴和的母亲就死于那个寒冷的冬天。

　　她死时是1969年农历正月十八的早晨。

　　这时，周兴和的大女儿刚出生40多天。

　　母亲的病其实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刚开始她还能起床给一家人做饭，干点轻微的家务事。渐渐地，她开始不能吞食东西，就是吃点东西也不停往外呕吐。但她也是和所有的农村人得了病一样，采取的还是那个老办法——拖。在拖的过程中，全靠父亲上山扯把草药给她治疗。但这些草药全不管事。越往后，母亲的病越发沉重起来，逐渐地她不能起床，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连喝口水都很困难了。

　　“兴和呀，你妈的病这样拖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呀！”兴和上坡时，队里的人都对他这样说——但兴和又什么办法呢？他不但没当家，而且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呀！

　　万般无奈，最后，父亲不知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终于在乡上信用社贷了点款，把母亲送进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叫兴和和他父亲绝望的是，她已经是食道癌晚期，无可医治了！哭天无路，入地无门，无钱手术，无钱住院，在医院待了几天，医院也不愿再治，最后他们也只好采取那惟一的办法——抬回家去拖！

　　这其实就是让她躺在自家的床上，在万般痛苦的折磨中等死了。

　　望着在病痛中倍受折磨的母亲，兴和常常含着眼泪守在她的床前，心如刀绞痛苦万分。作为儿子，他恨自己无能，不能分担母亲的痛苦；恨自己无钱，不能送母亲到更好的医院治疗；恨老天不长眼，如此残忍地就要夺取母亲的生命——这时，他母亲仅仅才50多岁啊！

　　屋漏偏遇连天雨。

　　过了年不久，母亲终于拖不下去了，断了最后那口气。

　　兴和至死也记得，他母亲死时的那种惨况：饱受病痛折磨、无药可医的母亲，已经面色焦黄骨瘦如柴了，只能是躺在床上没日没夜地呻吟着。到最后，她呻吟的次数越来越少，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父亲只能束手无策地守在母亲床前，兴和只能无言无望地守着母亲流眼泪。母亲临死时那绝望的眼神，那嘱咐兴和微弱的声音，永远像刀刻般留在他的心底。

　　穷人的命真的就这么不值钱么！

　　劳累一生的母亲，没过上一天吃饱饭的日子，就这样凄然地走了。

　　埋葬母亲几个月后，按当地农村的规矩，周兴和当时已经独立成家，应该分家自己过日子了。就在这年四月间，小春还没收，在父亲和他的草药徒弟、兴和的师兄夏瑞安主持下，他和兄弟分了家。

　　家是这样分的：兴和已经成家了，应该谦让兄弟一点，分得偏房一间；因为兄弟还没成家，为了将来能够找到媳妇，分得正房一间。这些年，家里欠生产队的超支款300多块，母亲医病贷公社信用社的300块，共计欠外债600多块钱，因周兴和是家里的老大，这些外债全部由兴和负责偿还。家里粮食只有两三斤，父亲和兄弟还要过日子，自然就不再分了。

　　分就分吧，但这样的分法显失公平，兴和心里当然有看法——但谁叫自己是家里的老大呢？兴和抬头看了看苍老的父亲，再看了看年幼的

　　弟弟，他的心里很酸涩很难过。他想起母周兴和分家时就住在这间偏房里亲临死前对他的嘱咐，想起母亲临死时望着他那可怜巴巴的眼神，他不再想争什么说什么。环视一遍家徒四壁的这个家，即使争，又能争个什么呢？他默默起身走到外面，坐在坝子边的石头上半天没说一句话。

　　分家那天，一家人连分家饭也吃不起，兴和两口儿还无粮下锅，刚出生的女儿也饿得哇哇大叫。没有办法，还是等到下午生产队分了半瓢豌豆，兴和趁天没黑，把豌豆磨成面，掺了些菜叶才和妻子煮熟吃了顿晚饭。

　　兴和分到的这间偏房，还不到30平米，阴暗狭小又矮又破，睡觉、煮饭、堆柴草全在一起，连两个人面对面过路都要侧着身体才能通过。房子破烂窄小，没有吃的用的，这些都还罢了，最要兴和小命的，是那欠下600多块钱的债务，不知要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哪！那时，兴和拼死累活上坡干一天活路，还挣不到1角钱；家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喂头猪，只能卖50多块钱！600多块钱，兴和算了算，要几十年才能还得清哪！对于年仅15岁的周兴和来说，这笔钱无疑就是个数不清的天文数字，更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在好多年里都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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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拖不死的穷汉子

　　天阴下雨，天色墨黑。

　　天还没亮，周兴和打着火把，背着草药背篼，沿着下山的那条泥泞小路，跌跌绊绊朝三元乡街上走去——他要趁天还没亮，把这几天扯的草药背到场上卖了，再赶回队里上班。

　　分家后，15岁的周兴和就独自承担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来。15岁，如果按照年龄段来分，他还只是个少年；而今，城里像他那个年龄段的少年，说不定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动不动还要威胁父母离家出走，让父母打着灯笼遍天下去找呢！

　　那时的农村人，除了上班挣工分，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要想搞点副业，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同时，队的规定也不近人情，一户人家只能养一只鸡，一个人只能在自留地里种一窝菜。外出打工吧，不但无工可打，说不定还要把你当成“流窜犯”给抓起来；就是扯点草药卖几个鸡蛋，也会说你不务正业，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没收你的东西不说，还要挨批斗。

　　但，一家人总要活下去呀！为了活命，周兴和顾不到那么多了，他必须要冒着风险千方百计养活一家人。

　　在妻子给他生下大女儿之后，接着几年，又给他生下二女一男。到周兴和23岁时，他已经是4个儿女的父亲了。这时，一家人不说其它，就是吃饭的嘴，联起来就有一尺长；这一家人在当时的境况下要生存下去，不被饿死冻死，就是难以想象的了。那些年，尽管周兴和和妻子没日没夜拼命地干，但还是一穷二白入不敷出，穷得有时连买斤盐巴、打斤煤油的钱也拿不出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家里点不起煤油灯，一个屋里黑咕隆咚的，天一擦黑，一家人就只能窝在床上。

　　熬吧，熬！

　　那时，他们全家人有一半的时间是吃两顿饭。所谓“饭”，其实吃的大多是猪食一样的东西。即便有点粮食，每次煮饭时只能在红苕叶或牛皮菜上撒上把苞谷面或麦麸子。那时，他们全家6口人，10斤包谷面要吃20多天。兴和深刻地记得，1970年过春节时，大年三十中午，他全家人就煮了一顿油稀饭，大人小孩算是开了个荤，算是过了年！

　　辛酸苦楚，往事不堪回首！

　　那时，大人小孩更没有衣服穿。他们连2角8分钱一尺的粗布也买不起，即使买回几尺，也只能用坡上一种叫“狗地牙根”的植物染上颜色，然后自己缝成衣裳穿。因为周兴和要出门赶场、上坡出工，不能光着身子，他一条粗布裤子穿了3年，疤上补疤达5层之厚；出门没鞋穿，他只好打光脚板，连6角钱一双用车轮胎做底的草鞋也买不起。周兴和如此，更不要说几个幼小的孩子了。

　　“嫂子，那个时候，你们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还小，哪个帮你们照看呢？”采访时，笔者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问王琼华。

　　“哪里有人照看哟！……”王琼华原本是个豁达的人，但问到这个问题，她却面露悲切之色，声音明显低沉下来，“那个时候，我和兴和都要上坡做活路，只是收了工回家煮点东西给几个娃儿吃。家里面就是大的照看小的，这些娃儿不管一岁半岁，都是自己在地上爬，只要不摔进粪坑、堰塘里淹死就行了……”

　　家里实在太穷了，他们生下小儿子后，夫妻俩不得不忍痛将最小的女儿抱养给了别人。

　　“是啊，那时候有些事，简直不愿再去回想。”周兴和听了我采访他前妻的情况，他声色沉重地对笔者说道，“那时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几个孩子太小，饿得哇哇乱叫。我每次回到家，看到几个孩子像饥饿的狼崽一样，几双绿莹莹的眼睛都可怜巴巴地盯住你，那心头才不是滋味哪……我不能让孩子们饿死！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上坡去偷！偷红苕、偷包谷、偷蔬菜，只要能吃的都偷回家，半夜煮给娃儿吃。前次我回老家，我对村里的干部说，我是用偷来的东西把娃儿喂大的……村干部说，其实那时为了活命，哪家哪户没偷过呀！”

　　马瘦毛长，人穷志短。那时，无论是在生产队里，还是走亲访友，贫穷透顶的周兴和不是被人看不起，就是受到人家的嘲笑和奚落。

　　走着瞧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周兴和尽管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人，但他又是一个自尊心自信心极强的人。一次他和妻子带着儿女去探访他岳父母，嫌贫爱富的大舅子不但冷落他们，还当着众人的面挖苦和奚落他。当他得知大舅子明里暗里还在给王琼华物色介绍对象后，他气得脸色发青，发誓再不跨进王家一步！

　　为了养活家人，从1968年至1979年期间，周兴和除了生产队的规定每个月必须劳动26天外，完全是靠一早一晚赶集做点小生意，每次做生意要经过中山村2组，那里有个神秘的山洞，听老年人说那里面住着财神老爷，周兴和回忆他每次做完生意回来，总是要到那里去上贡。说来也奇怪，大部分时间上贡后总会多赚几毛一块钱。久而久之，到至今周兴和回老家总会到那里去烧炷香许个愿。

　　为了能还清债务，周兴和顽强地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着。此间，他先后种过蓑草，挖过草药，还悄悄拿到街上去卖，并将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一点医药知识，替人诊断治病。此外，他还冒着风险偷偷做点小生意，无论粮票布票，无论小鸡小猪，只要能赚钱的生意他就做。

　　为此，他被当地“群专组织”和公社革委会视为“走资本主义的毒苗”、“屡教不改的投机倒把分子”，他的钱财和物品经常被没收，还3次被挂黑牌批斗，甚至游街示众，使他一度在家乡臭名远扬，有家难归。

　　苦难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1976年大年十五，周兴和的父亲在三元乡赶场卖草药回来，搭人板车回家，不慎从车上滚了下来，摔断了腿骨。由于也是无钱送医院，把他背回家后，用草药敷了敷骨折的地方，再用竹片固定起来。父亲也像他母亲一样，这时也只能躺在床上拖！

　　周兴和含泪望着在伤痛折磨下的父亲，他除了内心的焦急和悲痛，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嗷嗷待乳的儿女，伤痛折磨得皮包骨头的父亲，他谁也割舍不下呀！他只能在自己每天8两粮食中剩下4两，熬成稀饭送到父亲面前，一口口喂给父亲。那在伤痛中痛苦呻吟的父亲，拖了不到一个月，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眼睛一闭，也走了。父亲走时76岁。

　　“现在，每当我想起母亲和父亲临死时的惨况，我的心里就在流血啊，当儿子的我，太无能了！……”周兴和每当提到他的父母亲，他都自责不已伤痛不已。

　　山路依然泥泞，天色依然黢黑。走了一段路，火把燃尽熄灭了。周兴和背着草药背篼，摸索着往山下走去。这路实在是太难走了，曲里拐弯又窄又滑，烂泥时常遮盖脚背，兴和摔了好几跤，才走到巍河边上。但，天太早，过河船锁靠在河边，推船的人还没起来。周兴和看了看天色，唯恐上班前赶不回来，他脱掉满是泥巴的衣裤装在背篼里，两手举着背篼，就直接淌水过河了。

　　像这样淌水过河的次数，兴和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

　　时值初春，河水冰凉刺骨。兴和下水一步一步往河对岸走去，河水慢慢淹到肚皮，淹到胸口，尽管他咬紧牙关，但冰冷的河水还是像刀一样割着他的全身，他冷得牙齿敲着牙齿。好不容易，他才爬上河岸。一上岸，他全身抖瑟着，顾不得满身水渍，赶紧穿上衣裳朝坡上爬去。

　　上了坡，周兴和回过头去，晨光初现，江天寂寥，风寒露冷。河对岸那条泥泞的小路，在山间渐渐隐现出来；冰冷刺骨的魏河，在晨曦中泛着幽幽的微光。看着眼前的一切，莫名其妙，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突然从他心底里顽强地冒了出来——等着吧，如果我周兴和这辈子有时来运转的那一天，老子发誓，一定要在这河上修座大桥，把公路修到河对面家家户户门口去！

　　这个压不垮拖不死的穷汉子，他的这个念头，到底是白日做梦，还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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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拖不死的穷汉子

　　天阴下雨，天色墨黑。

　　天还没亮，周兴和打着火把，背着草药背篼，沿着下山的那条泥泞小路，跌跌绊绊朝三元乡街上走去——他要趁天还没亮，把这几天扯的草药背到场上卖了，再赶回队里上班。

　　分家后，15岁的周兴和就独自承担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来。15岁，如果按照年龄段来分，他还只是个少年；而今，城里像他那个年龄段的少年，说不定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动不动还要威胁父母离家出走，让父母打着灯笼遍天下去找呢！

　　那时的农村人，除了上班挣工分，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要想搞点副业，那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同时，队的规定也不近人情，一户人家只能养一只鸡，一个人只能在自留地里种一窝菜。外出打工吧，不但无工可打，说不定还要把你当成“流窜犯”给抓起来；就是扯点草药卖几个鸡蛋，也会说你不务正业，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没收你的东西不说，还要挨批斗。

　　但，一家人总要活下去呀！为了活命，周兴和顾不到那么多了，他必须要冒着风险千方百计养活一家人。

　　在妻子给他生下大女儿之后，接着几年，又给他生下二女一男。到周兴和23岁时，他已经是4个儿女的父亲了。这时，一家人不说其它，就是吃饭的嘴，联起来就有一尺长；这一家人在当时的境况下要生存下去，不被饿死冻死，就是难以想象的了。那些年，尽管周兴和和妻子没日没夜拼命地干，但还是一穷二白入不敷出，穷得有时连买斤盐巴、打斤煤油的钱也拿不出来。有好长一段时间，家里点不起煤油灯，一个屋里黑咕隆咚的，天一擦黑，一家人就只能窝在床上。

　　熬吧，熬！

　　那时，他们全家人有一半的时间是吃两顿饭。所谓“饭”，其实吃的大多是猪食一样的东西。即便有点粮食，每次煮饭时只能在红苕叶或牛皮菜上撒上把苞谷面或麦麸子。那时，他们全家6口人，10斤包谷面要吃20多天。兴和深刻地记得，1970年过春节时，大年三十中午，他全家人就煮了一顿油稀饭，大人小孩算是开了个荤，算是过了年！

　　辛酸苦楚，往事不堪回首！

　　那时，大人小孩更没有衣服穿。他们连2角8分钱一尺的粗布也买不起，即使买回几尺，也只能用坡上一种叫“狗地牙根”的植物染上颜色，然后自己缝成衣裳穿。因为周兴和要出门赶场、上坡出工，不能光着身子，他一条粗布裤子穿了3年，疤上补疤达5层之厚；出门没鞋穿，他只好打光脚板，连6角钱一双用车轮胎做底的草鞋也买不起。周兴和如此，更不要说几个幼小的孩子了。

　　“嫂子，那个时候，你们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还小，哪个帮你们照看呢？”采访时，笔者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问王琼华。

　　“哪里有人照看哟！……”王琼华原本是个豁达的人，但问到这个问题，她却面露悲切之色，声音明显低沉下来，“那个时候，我和兴和都要上坡做活路，只是收了工回家煮点东西给几个娃儿吃。家里面就是大的照看小的，这些娃儿不管一岁半岁，都是自己在地上爬，只要不摔进粪坑、堰塘里淹死就行了……”

　　家里实在太穷了，他们生下小儿子后，夫妻俩不得不忍痛将最小的女儿抱养给了别人。

　　“是啊，那时候有些事，简直不愿再去回想。”周兴和听了我采访他前妻的情况，他声色沉重地对笔者说道，“那时最要命的是没有吃的。几个孩子太小，饿得哇哇乱叫。我每次回到家，看到几个孩子像饥饿的狼崽一样，几双绿莹莹的眼睛都可怜巴巴地盯住你，那心头才不是滋味哪……我不能让孩子们饿死！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上坡去偷！偷红苕、偷包谷、偷蔬菜，只要能吃的都偷回家，半夜煮给娃儿吃。前次我回老家，我对村里的干部说，我是用偷来的东西把娃儿喂大的……村干部说，其实那时为了活命，哪家哪户没偷过呀！”

　　马瘦毛长，人穷志短。那时，无论是在生产队里，还是走亲访友，贫穷透顶的周兴和不是被人看不起，就是受到人家的嘲笑和奚落。

　　走着瞧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周兴和尽管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人，但他又是一个自尊心自信心极强的人。一次他和妻子带着儿女去探访他岳父母，嫌贫爱富的大舅子不但冷落他们，还当着众人的面挖苦和奚落他。当他得知大舅子明里暗里还在给王琼华物色介绍对象后，他气得脸色发青，发誓再不跨进王家一步！

　　为了养活家人，从1968年至1979年期间，周兴和除了生产队的规定每个月必须劳动26天外，完全是靠一早一晚赶集做点小生意，每次做生意要经过中山村2组，那里有个神秘的山洞，听老年人说那里面住着财神老爷，周兴和回忆他每次做完生意回来，总是要到那里去上贡。说来也奇怪，大部分时间上贡后总会多赚几毛一块钱。久而久之，到至今周兴和回老家总会到那里去烧炷香许个愿。

　　为了能还清债务，周兴和顽强地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着。此间，他先后种过蓑草，挖过草药，还悄悄拿到街上去卖，并将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一点医药知识，替人诊断治病。此外，他还冒着风险偷偷做点小生意，无论粮票布票，无论小鸡小猪，只要能赚钱的生意他就做。

　　为此，他被当地“群专组织”和公社革委会视为“走资本主义的毒苗”、“屡教不改的投机倒把分子”，他的钱财和物品经常被没收，还3次被挂黑牌批斗，甚至游街示众，使他一度在家乡臭名远扬，有家难归。

　　苦难的日子似乎没有尽头。1976年大年十五，周兴和的父亲在三元乡赶场卖草药回来，搭人板车回家，不慎从车上滚了下来，摔断了腿骨。由于也是无钱送医院，把他背回家后，用草药敷了敷骨折的地方，再用竹片固定起来。父亲也像他母亲一样，这时也只能躺在床上拖！

　　周兴和含泪望着在伤痛折磨下的父亲，他除了内心的焦急和悲痛，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家里实在是太穷了！嗷嗷待乳的儿女，伤痛折磨得皮包骨头的父亲，他谁也割舍不下呀！他只能在自己每天8两粮食中剩下4两，熬成稀饭送到父亲面前，一口口喂给父亲。那在伤痛中痛苦呻吟的父亲，拖了不到一个月，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眼睛一闭，也走了。父亲走时76岁。

　　“现在，每当我想起母亲和父亲临死时的惨况，我的心里就在流血啊，当儿子的我，太无能了！……”周兴和每当提到他的父母亲，他都自责不已伤痛不已。

　　山路依然泥泞，天色依然黢黑。走了一段路，火把燃尽熄灭了。周兴和背着草药背篼，摸索着往山下走去。这路实在是太难走了，曲里拐弯又窄又滑，烂泥时常遮盖脚背，兴和摔了好几跤，才走到巍河边上。但，天太早，过河船锁靠在河边，推船的人还没起来。周兴和看了看天色，唯恐上班前赶不回来，他脱掉满是泥巴的衣裤装在背篼里，两手举着背篼，就直接淌水过河了。

　　像这样淌水过河的次数，兴和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了。

　　时值初春，河水冰凉刺骨。兴和下水一步一步往河对岸走去，河水慢慢淹到肚皮，淹到胸口，尽管他咬紧牙关，但冰冷的河水还是像刀一样割着他的全身，他冷得牙齿敲着牙齿。好不容易，他才爬上河岸。一上岸，他全身抖瑟着，顾不得满身水渍，赶紧穿上衣裳朝坡上爬去。

　　上了坡，周兴和回过头去，晨光初现，江天寂寥，风寒露冷。河对岸那条泥泞的小路，在山间渐渐隐现出来；冰冷刺骨的魏河，在晨曦中泛着幽幽的微光。看着眼前的一切，莫名其妙，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突然从他心底里顽强地冒了出来——等着吧，如果我周兴和这辈子有时来运转的那一天，老子发誓，一定要在这河上修座大桥，把公路修到河对面家家户户门口去！

　　这个压不垮拖不死的穷汉子，他的这个念头，到底是白日做梦，还是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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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春江水暖鸭先知

　　寒冷的冬天终于就要过去。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即使在川北偏僻山中的小山村，也可以嗅到一丝春的气息了。

　　第一缕春风，来自遥远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这一年，小岗村的农民吃够了大呼隆生产方式的苦头，他们实在活不下去了，20多户村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在一盏煤油灯下秘密串通后，在一张纸上按上了密密麻麻几排手印。他们做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决定：划分集体的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在当地领导装聋作哑默许之下，这股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迅速在各地农村悄悄蔓延起来。

　　周兴和是个嗅觉极其敏锐的人。

　　不甘寂寞的他又蠢蠢欲动起来。

　　1974年初，由于他做草药、票证等小生意，又被“群专”组织没收了物品······他这死心塌地······更是在当地声名狼藉，连小生意也无法再做下去了。他怀揣几块钱，告别妻儿，一咬牙远走他乡了。走出家门，他睡车站，蹲屋檐，有时在外地打几天短工，有时在别处做点能挣钱的小生意，挣点钱后再偷偷回家给妻儿买点吃的用的。

　　“中山大队的那个周兴和，不安心在生产队劳动，长期在外当流窜犯！对这样屡教不改的人，早就该专他的政了！”公社革委会领导在大会上把周兴和作为反面教育典型，他们指使“群专组”的人，“这样的人，要把他抓回来，不行就送到公安局关起来！”

　　“那个周兴和，十四五岁就拖家养口的，也不容易。他不偷不抢，也没危害社会呀。”公社里有人动了恻隐之心，“把他抓回来关起，他家里大大小小几个娃儿要吃饭，都饿死了啷个整啰！”

　　“那就勒令他限期回来，交给生产队劳动管制，不准乱走乱动！”

　　到了1976年夏天，公社革委会通过各种手段，勒令周兴和回到了生产队，他们既要继续批判他头脑中的思想，又要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不准他乱走乱动，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

　　可桀骜不驯的周兴和，即使回到生产队劳动，他也不可能是个安分守己的角色。那时，生产队限制一个人只能在自留地里种一窝菜，按规定他一家5口人只能种5窝，他却别出心裁地将南瓜和其它菜苗嫁接起来，然后在嫁接处用土埋起来再生根，让瓜藤继续往前生长。结果，他种的1窝菜变成了无数窝，产量比其他人多好几倍。生产队干部来检查，那真是哭笑不得，然而争论一番也只好不了了之。你说，他到底种的是几窝菜呢？

　　那时，农村还有一件说来令人不可置信的荒唐事：社员家里自己养的猪产生的猪粪，都要全部交到生产队，交不够数量的要扣工分！为了防止养猪户“偷”自家的粪，队里有时甚至在养猪户猪圈里做上记号。但，这样一来，自己家那点自留地里要施肥怎么办呢？周兴和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往粪坑里掺水、添渣、重做记号，他鬼点子多的是！他要保证自己自留地能用上肥料，多收一点瓜菜来填喂大人小孩的肚皮。

　　被监督劳动的周兴和，这时似乎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生产队的干部对他真还无可奈何。

　　还好，山外终于有风徐徐吹到了魏河两岸。

　　这风，夹杂着一丝大地回暖的气息。

　　春江水暖鸭先知。

　　不知是从那一天的哪一个早晨开始，周兴和从生产队的大喇叭里嗅出了一点别的气味。再往后，从许多迹象中，周兴和隐隐约约感到农村有些政策快要变了。在赶场过河船上，有人谈论起了集体生产不会长久了，将来说不定土地还会划归各家各户耕种；谈论起了某领导在某场合说过，搞活农村经济不算投机倒把，个人搞点副业不算资本主义；特别是到后来，社会上竟风传起来***可能要复出的消息！凭着直觉，周兴和感到属于他的机会就要来了。

　　是的，周兴和的感觉是对的。随着时间推移，农村合作化以来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到了1978年初，似乎开始慢慢松动起来：农民在自留地种菜不再限制窝数，养鸡养鸭不再限制只数，到场上卖点鸡蛋小菜，市管会的人也开始睁只眼闭只眼了。

　　夜深人静，这时的周兴和有些坐卧不安起来。有好多个夜晚，妻子和孩子们都睡了，他从床上爬了起来，一个人走到院坝里，坐在坝子边那块石头上，望着远处朦胧的山野，望着山顶上那弯游移的山月，一坐就坐到半夜。

　　多年在外东颠西跑，他见的东西多了，经历的事情也多了，由此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说，就在这偏僻的山窝里当个循规蹈矩的农民，他家永远就只能在这里当贫困户，欠生产队的钱他永远不可能还清，家里大人小孩也只能是永远饿肚皮的命。即使将来上头政策变了，把土地划给各家各户耕种，自己和妻子就是拼死累活地干，最多就是能够买回盐巴煤油，全家人求得个温饱。但，那也只会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守着眼前这一亩二分地终老一生，孩子们一辈子也只能当农民，继续在这里受穷受苦——不行，只有离开山里，到外面去闯荡一番，说不定还能闯出一条生路来！

　　不成功便成仁。周兴和骨子里就是那种宁折不弯、倔犟如牛的秉性。

　　远处山坳里透出一丝晨光，近处的竹枝草叶轻轻地摇曳起来。既然大地就要回暖，自己还像一只蛤蟆一样，蛰伏在洞里干什么呢？

　　周兴和站了起来，深深吸了一口早晨这清新的空气，他跃跃欲试，蠢蠢欲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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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小荷初露尖尖角

　　1983年初春，周兴和野心勃勃来到三元公社。

　　他向公社领导提出，要组建“三台县东风建筑工程队”。

　　“什么，你要组建建筑工程队？”新来的公社领导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接过周兴和办企业的申请书看了又看，疑惑地望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是呀。”周兴和回答他，“你看报上成天都在讲，沿海地区都在大办乡镇企业，这该是支持鼓励的事呀！”

　　“支持鼓励是回事，目前，我们公社还没有人开过这个先例呀！”公社领导放下申请书，接着说道，“你知道要办一个建筑工程队，需要具备哪些资质，通过多少部门批准么？”

　　“这我知道，需要具备的资质有工程技术人员、资金来源、股份确定、公司章程等。”周兴和答道，“办营业执照需要建委、工商、税务、安全等12个部门盖章。”

　　“你既然知道这些，那你具备了哪些资质，又怎么去办这工商执照呢？”

　　“这些都不要领导操心，由我自己去办就是了。我只要以公社的名义去申办，到时你们就只管按规定收管理费就是了。”

　　“这……”公社领导依然疑惑地望着周兴和，他思忖了一下，半天才犹豫着说道，“办乡镇企业，这个事部门领导倒是大力提倡的。但……这样，你可以先试试。你如果能把执照办下来，我们再研究这工程队是否挂靠在公社吧。”

　　得到公社领导首肯，周兴和就开始风风火火地运作起来。

　　这一年，他还不到30岁。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周兴和也和当地农民一样，分得了承包的土地——说来也日怪，中山村这个地方，人还是那些人，土地还是那些土地，可包产到户后，当年全队的粮食增产就近两倍！而且，农民种地也并没有像先前那样，每天起早贪黑在坡上劳作，反而有了空闲时间。周兴和家里和其他人家一样，也逐渐开始吃上了饱饭。过去人吃的红苕藤和牛皮菜，逐渐都让给猪吃了，到后来，连猪食里也能添几把苞谷面了！

　　由此可见，人间的饥饿固然有天灾的原因，但更有人为的祸害呀！

　　求得了温饱，周兴和便在农闲时间，开始正大光明地在三台、盐亭、绵阳等地做药材、香烟、生猪等小生意了。几年下来，让他松了口气的是，他不仅还清了生产队的欠款，还有了一点积蓄。他手里有了一点小钱后，便买来自行车、租来拖拉机开始贩卖树苗、木材、水泥、砖瓦等生意来。

　　或许周兴和原本就是做生意的料。发展到后来，他已不再满足于在本地小打小闹，他的眼界已经逐渐扩大到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西宁等大中城市，他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修房建屋、承揽工程的领域了。

　　由于受沿海大办乡镇企业的启示，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想把事业做大，就必须先有自己的企业。周兴和考虑了一段时间，做了一些准备后，率先在当地提出办建筑工程队的申请来。

　　从公社出来，周兴和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跑工商、税务等部门，办起营业执照来——这个过程很复杂很曲折，恕不赘述了。

　　拿着盖满12个大红印章的营业执照，周兴和把它放在了公社领导面前，这着实让公社领导吃了一惊，对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少不得多看了两眼。

　　“真还看不出，中山大队那个周兴和还有些板眼，这么复杂的事，连我们办起来也困难，竟然叫他给办成了！”公社领导问旁边的人，“听说他家原来就是种庄稼卖草药的，不应该有什么社会背景吧？”

　　周兴和要办乡镇企业啦！这个消息一夜之间就传遍了三元乡——丢下锄头当工人，是这个贫困山区农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事啊！

　　但，年纪轻轻、无权无钱的周兴和，他有本事把这个企业办好么？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面对周兴和，有人恭维，有人怀疑，有人观望，自然也有人妒忌。

　　是的，申办了执照只是企业开办的一步，周兴和眼前面临的难题，他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建筑队，所有的成员都是泥腿子，如何揽来工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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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殚精竭虑 揽工程
　　如何去揽工程，周兴和其实早就谋划好了。

　　那一天，周兴和与爱人王琼华的姐夫严忠伦、大舅子王安全提了10来只大公鸡，背着两只狗腿，以及城里人喜欢的干豇豆等山区土特产，坐车来到省城成都。下了车，他们径直来到省有关部门。森严肃穆，站岗的士兵拦住了他们——两个土不拉矶的农民，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们说明来意，让工作人员有些疑惑的是，他们开口就要找省计经委的张大春主任！工作人员细细将他们询问一番，将信将疑拨通了张主任的电话。可没想到的是，不到10分钟，这个张主任竟亲自跑到门口接他们来了！

　　这个张主任，别看在这里还算品高官，但他与山里的农民，却有着不同一般的特殊关系。原来，这个张主任，先前也和兴和他们一样，是个山里的农村人。当年，他考上了大学，因为家庭困难没有路费、学费去上学，周兴和爱人的姐夫严忠伦，就利用早晚时间在山上偷割蓑草卖，5分钱1斤，将所卖得的10多块钱全部交给了他上学。这个张主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这里工作，后来还当上了计经委主任。但这个张主任不忘旧情，为感谢严忠伦当年对他的资助，还时常寄给他一些粮票布票和旧衣物等——难怪，当他听说此人专程从老家赶来看他，就迫不及待跑出来接他们来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张主任一进接待室，看见那10来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以及那一大堆土特产，他皱起了眉头，随后二话不说，就把他们人和东西都带到菜市场，并亲自替他们叫卖起来。市场上的人，哪里见过这么鲜活的大公鸡，都争相上前购买。周兴和多次叫二姐夫去制止他们，可没有办法，这个张主任和买鸡的人们根本就不听他的。大家把鸡称完，就准备付钱离开了。

　　“大家先不忙付钱，我有几句话要说，你们听完后再付钱。”周兴和终于忍不住了，他急中生智大声对众人说道，“我们是从三台县来的农民，我们老家出了个大学生，如今在省里工作，家乡的父老乡亲委托我们带这点礼物来看他。鸡是自家养的，狗也是自家喂的，干豇豆也是自家产的。中国有句古话，‘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既然他不愿接受乡亲们这点人情，我们又不是做生意的，那我们就把东西放在这里，愿拿的拿，愿抓的抓，这些鸡愿跑就跑，愿飞就飞，我们只好回老家去了！”

　　买鸡的人们一听这话，一下都愣住了，不由自主放下了手里的东西。停了停，有人说话了：“哦，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原来进了城就不认乡亲了呀！……”

　　“你们这是、这是……”张主任此时倒还有嘴说不清了，“乡亲们那么困难，好不容易才喂这些鸡，我实在……”

　　后来，张主任只好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让周兴和他们将东西送到了家里。但当周兴和他们一提到要让他介绍工程时，张主任却一口就回绝了：“乡亲们有什么困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一定帮忙。但，介绍工程这个事，是有严格纪律规定的，你们不要让我为难。”

　　无论周兴和他们好说歹说，张主任绝不答应违背他的工作原则。

　　“张主任，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你。我知道你是怕我们把事情搞砸了，给你带来影响。”夜已经很深了，周兴和见张主任始终不开口，他充满感情地对他说道，“你知道，我们山里的农民，现在虽说有口饭吃了，但经济上实在太困难了，好多人家连称盐打油的钱都拿不出，眼巴巴地就盼着出来做点事，挣几个小钱——你就当给家乡的人做件好事吧……”

　　张主任依然低头不语。

　　“我们了解到，康定近时间要修跑马山公园，我们刚创业，就只想承包点公园的土石方，或者修点上山的路。”周兴和接着说，“这都是些力气活，你知道，我们农村人下力气是没有问题的。”

　　张主任这才抬起头，认真地听下去。

　　“如果你还不放心，我们就跟你到基建办公室去，就像狐狸跟老虎借点威，不需要你明确介绍，我们跟他们直接谈。退一万步说，就是我们把工程搞砸了，你可以说根本就不认识我们……”

　　“那样做，我不是太虚伪了么！”张主任终于松了口，“这件事，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就这样，周兴和顺利拿到了修建康定跑马山公园一部分土石方工程，以及一条上山小路的合同——可，当他回到公社，令人遗憾的是，公社党委经过研究，竟然不同意与周兴和的工程队合伙去承担这项工程！

　　或许，有人嫉妒，在背后放了冷枪，给公社领导泼了冷水；或许，公社有的领导对周兴和的过去还心存疑虑，对太年轻的他还不太放心。总之，周兴和因为势单力薄，没有资金，没有队伍，没有经验，初出茅庐就遭受了挫折，再后来这项工程只好不了了之，遗憾地放弃了。

　　但，周兴和在商海中的公关能力，这时已开始初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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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十一章   寄人篱下太无奈

​　   “大漠黄沙，望瘦天涯。几片黑色的羽毛，抖落于祁连山下。目之所及的无非是，断壁残垣枯树昏鸦……”这是一个诗人对西北荒凉景象的描绘。

　　而今，周兴和来到甘肃高兰县的心境，比这位诗人描绘的还要荒凉，还要焦虑，还要悲哀。

　　“这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是1985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周兴和一起床，就听到工地上几个工段长卷起工人们的工资，甚至饭票逃离工地的消息！

　　“兴和，这个事你要赶快想个办法呀，要马上把他们追回来！不然，这里的工程就要泡汤了呀！”建筑工地的负责人马经理此时已经完全束手无策了，他焦急地要周兴和赶快去把这些人追回来。

　　“这种事，你该早点采取措施呀！”周兴和说。

　　“我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可没想到这些人会这样干哪！”

　　“好吧，我去追就是了，但能不能把他们追回来，我可不敢打包票。”周兴和想了想，跳上一台卡车，就往兰州火车站追去。

　　工地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早在周兴和预料之中。

　　1984年，周兴和组建的“东风建筑工程队”，加入了“三台县富顺建筑工程公司”。又是他四处奔走，通过一些关系，承揽到甘肃兰州高兰县的一项水泥厂建设工程。当时的工程造价为790万元，相当于今天7000—8000万元，应该是一项很不错的建设项目了。

　　工程落实后，周兴和回到三台县，当即给公司马经理建议：由于这项工程施工质量高，工期又紧，但公司的技术力量太弱，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奇缺，很难胜任这项工程，应该到其他建筑公司多聘请一些技术人员参与这项工程。同时，一期二期工程的利润，要让这些技术人员多获得一些。这样，表面上好像吃了点亏，但在两年时间里，就可以为我们培养出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来。这些技术人员，将来就是公司的一笔财富。

　　可这马经理不但不懂管理，还自信而又自负，把建筑这样的工程项目，当成像在农村修房造屋一样简单，当成组织一群村民们修个堰塘那么容易。他完全听不进周兴和的建议，于1985年初，不切实际地组织起近200人的建筑大军，大造声势说支援大西北建设，敲锣打鼓为这支大军送行。这让周兴和暗暗叫苦：在这200人的队伍中，只有7个人是砖瓦工和钢筋工，其余的人都是刚放下锄头粪桶的农民呀！

　　靠这样一群人，就要去承建水泥厂这样大的工程么！周兴和这时是寄人篱下，人微言轻，公司领导根本没把他的建议当回事！

　　这样荒唐的事，在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这支浩浩荡荡建筑队伍，登上向北的的火车，过秦岭，穿秦川，进西北，大部分人都还是头一回坐火车，一路上大家都情绪高昂欢天喜地。可到了高兰县工地一考核，这些人所报的钢筋工、砖瓦工连一点基本的常识也没有。

　　这时，公司领导完全还可以采取紧急补救措施，马上组织这些人学习、培训后再上岗。但习惯了在农村大呼隆种庄稼的领导，坚持要让这些人员边干边学。领导不懂管理，工人不懂技术，这个团队就像一群放出蜂巢的马峰，各行其是乱飞乱蛰。由于工地管理混乱，时间不长，有的工人就将破铜烂铁、板车内带等偷出去卖钱，半夜跑到附近农村偷吃地瓜水果。进而，有些人还跑到农民家去偷鸡摸狗，在附近惹是生非打架斗殴。

　　这样混乱的局面持续了不到半年，由于工程质量屡次检查都出现问题，不久前，工地上就传出建设方要勒令停工的消息——这下好了，几个工段长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一番密谋，如今竟卷起工人们的一点工钱，脚下抹油想溜之大吉。

　　这样的队伍，其实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呀！

　　还好，周兴和赶到兰州的第二天，就在火车站找到了这几个卷款欲逃的工段长。

　　“我说你们几个蠢猪呀，怎么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跑了呀！”一路上，周兴和早想好了对付他们的办法。多年在外应付各种突发的情况，他不但具备了处理突发事件的智慧，还练就了比较好的口才。见到逃走的几个人后，周兴和并不着急，他只是不疾不缓地对几人说道，“马经理是贷款到这里来搞工程的，他才希望你们这样干呢！你们不知道吧，马经理早就通知公安机关，在进站口等着抓你们，说你们是卷款潜逃！”

　　“是么？”几个人听周兴和如此一说，不但没跑，反而都主动凑了上来。

　　“我清楚，你们现在带走的只是一点小钱，更多的资金不在你们身上。你们这一跑——那好了，马经理的贷款和工地上的亏损，就会全部算在你们头上，你们就是满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呀！”

　　几个人再听周兴和这样一说，都有些面面相觑起来。

　　“伙计们，你们想得太简单了！今天就算你们跑了，跑到别处去打工，当然暂时可以逃避。但，你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么！马经理肯定会通过公安机关，去找你们的父母和爱人算账，难道你们就忍心让家里的人不得安宁，在家乡造成不良影响么！”周兴和态度很诚恳，他关切地接着对他们说道，“你们就算住旅馆，走的时候也要给店老板打个招呼，被子枕头是否齐全，连这么点规矩都不懂，可惜你们还在社会上闯荡了这些年！”

　　周兴和不轻不重的一番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让这几个人当即紧张起来。一时间，他们显得束手无策，进而还相互埋怨起来。

　　“其实你们也不用紧张。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马上去买几样工地上需要的工具，带回去主动找马经理说理去！就说这几天你马经理不在，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到兰州去买工具去了，好早点把工期赶上去。”周兴和主动给他们出主意道，“这样，你们还可以给他说，我们拼死拼活给你干，你还污蔑我们卷款潜逃，我们到底卷了你多少款？叫他说清楚——这样，你们不但钱不退，还要找他报销差旅费哩！”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就这样，这几个人不但服服帖帖跟周兴和回到了工地，一路上还给他说不完的好话。

　　但，令人遗憾，甚至悲哀的是：周兴和承揽到的这项工程，才干了不到半年，由于多处工程质量不合格，被建设方勒令停工了！工人们干了几个月，不但没拿到工资，连回家的路费和伙食费也没有。领导一走了之后，许多人爬货车或混客车，躲在车上厕所或座椅下，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四川。回到家里那一刻，许多人衣衫褴褛，一身污浊，头发比女人的还长，比流浪要饭的叫花子还可怜！到了家门口那一刻，儿子见了父母，妻子见了丈夫的那副狼狈相，不少人一句话都没说，就抱头痛哭起来！

　　外出打工的农民兄弟们啊······都要亲自替你们讨要工资！

　　周兴和在干这项工程中，他处心积虑弄得心力交瘁，可公司连差旅费、生活费都没给他报销，半年多时间不但没挣到一分钱，反而负债达4000多元！这，让他深切地体会到寄人篱下的无奈和悲哀，从此更坚定了他个人创业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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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稀里糊涂进班房

​　　秋阳西斜，把周兴和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

　　“这里面的规矩你都听明白了吗？”身着公安制服的狱警板着一张脸，见检察院的人把周兴和送到看守所来，他们给他交代完这里的规章后，打开周兴和的手铐：“进去好好悔罪，等着审查结果！”

　　两个狱警带着周兴和七弯八拐走过两道铁门，来到一间狱室前，打开门将他塞了进去。随后，身后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从这一刻起，周兴和就和外面的空间完全隔离起来，彻底失去自由了。

　　狱室里光线很黯，周兴和从强烈的日光下走进这阴暗潮湿的地方，眼睛一下还没适应过来。他闭了闭眼，一股汗臭尿臭的气味冲进他的鼻孔。良久，他睁开眼睛，这才看清里面的一切。狱室里空荡荡的，除了门口有个尿桶，靠在里边地下草铺上，横七竖八或躺或坐着六七个人。这些人大都衣衫污浊，面色苍白，头发胡子蓬乱，他们见狱室里又进来一个人，都用惊诧的目光望着他。

　　少顷，一个面善的年轻人见周兴和站在那里无所适从，这才从草铺上爬了起来，从旁边拖过一张草席，挨着他的草铺铺好，又从他肩上接过被子放在草席上，周兴和这才在牢室里安顿下来。

　　这是1988年9月。

　　周兴和记得，他进去时，快过中秋节了。

　　“你是犯了哪样事进来的呢？”那个年轻人见他呆呆在草铺上坐下，关切地问他。此时，一个狱室里的人都直勾勾地望着他，想听到他的回答。

　　犯了哪样事呢？周兴和想了想，还真不好回答。他环视了众人一遍，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实话，他稀里糊涂被弄进来，到这时他还没想通，自己到底犯的是哪条罪呀！

　　在甘肃高兰县的工程搞砸了后，周兴和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还拖了一身债。无可奈何，他在那建筑工程公司待不下去了，只好又回到农村。他先是在老家种桑树养蚕，同时把自留山的茅草铲掉种蓑草。那一两年，他和妻子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刚开始这些东西勉强还可卖些钱，可后来随着国家经济调整，丝绸行业越来越不景气，蚕茧收购价越来越低，有时甚至还卖不出去。蓑草的价格，更是越压越低，到后来基本不值钱。

　　这期间，尽管他出去做了几回生意，但都是赔钱的买卖，有一回他出去买棉大衣卖，由于轻信朋友，还被人骗了，连本钱也没收回。如此，老债新债加一起，又使周兴和再次跌入债务的深渊，让他又喘不过气来。债主时常上门催债，坐在家里不走，有时弄得他连家也不敢回。每次债主上门，都由王琼华给人家说不尽的好话。

　　这期间，王琼华的大哥见周兴和折腾这些年，没有什么起色不说，反而又欠一身债，他多次劝妹妹王琼华改嫁，并还给她物色了另外的婆家。但这时王琼华还是没有嫌弃落魄的周兴和，她说：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周兴和现在是有困难，但我要照顾几个孩子，不能离开这个家。

　　到了1987年初，屡战屡败穷愁潦倒的周兴和，他还是不甘心就此罢休。过了年，他带上家里卖肥猪剩下的56块钱，又出门去闯荡去了。出去后，他和3个朋友在盐亭县合伙做木材生意，他们从大山里买来木材，卖给外面的木材商或加工厂，从中赚取差价。

　　周兴和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跟这几个朋友只做了两趟生意，就窥见了其中的商机。他对几个朋友说，我们应该改变经营策略，对运木材的驾驶员不能太苛刻，山高路险白天晚上，驾驶员长年奔波很辛苦，不要在他们身上舍不得花钱，招待他们的伙食要好一点，有了利益要均摊。比如，驾驶员每运一趟木材，就给他们100～200块钱的辛苦费，我们只要求他在木材空隙处，多装50～80个菜板，这笔钱就够他们的生活费和辛苦费了；另外，在汽车大梁下面，多装10副床枋，每副可赚30多元，10副床枋赚的300多块钱就是纯利润了。

　　可几个朋友认为他们资格老，对周兴和的这些建议嗤之以鼻。他们认为，我们是老板，是拿钱请驾驶员运木料，驾驶员理所当然就该按我们的吩咐去做，他不想干，我还不想请他呢！

　　有人说农民一般都目光短浅，太精于算计，都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因而他们常常看到的只是眼前的鸡毛利益，算计的都是分分厘厘的小钱，时常做些因小失大的事情。所以说，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周兴和虽然也是农民出身，但他却具备了一般农民所不具备的另类素质，那就是：诚信、大气和睿智。

　　同时，他给几位生意伙伴建议，为了赢得市场，争取更多客户，应该薄利多销。别人1立方木材卖430元，我们就只卖410元。还有，由于当时很多人不太懂木材材积计算方法，要与林区的人搞好关系，买木材时要求他们在头部退后1～2米量尺寸。这样算下来，1立方就要多出0.3立方米木材，1车10吨木材就可多赚1000元钱。可这几个人依然自恃高深，根本就不把周兴和放在眼里，把他的这些建议当做耳边风，无置可否。

　　志不同道不合。后来，周兴和只好和他们分开经营，连做两笔生意的利润他也没要。

　　但，周兴和和几个朋友分开后，他哪来做生意的本钱呢？他这时采取的方式是，利用别人的资本。比如3车木材只能卖到12000元，他让出资人赚够了应该赚的，超出部分才归他所有。这种生意当然有人愿意干，大家互惠互利皆大欢喜。由于周兴和的诚信和勤奋，很快他就赢得了盐亭、三台、绵阳等许多木材商的信任，销售渠道十分畅通。短短三四个月时间，他个人已盈利5万多元。

　　与此同时，原先和他合伙做生意的3个伙计的经营状况，却是王家老二过年，越过越艰难了。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屈尊下卑找到周兴和，要求还是共同经营。

　　周兴和这时做出了一个既正确又错误的决定：同意再和他们合伙经营。他这样做，当然出于朋友义气，他是感念当初出来时人家曾帮助过自己，现在大家应该有福同享，他这样做自然在社会上会赢得好的声誉；但，原先的合伙人都是些自视清高之人，根本就没把你周兴和放在眼里，这些人是“武大郎开店”，只能是自己比别人高，而今你周兴和不但要和他们平起平坐，反而处处要超出他们一头，他们心理上能平衡么？他们就能心服口服听从你的调遣么？

　　周兴和忘记了古人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诽之”的至理名言——而今，他自己酿就的苦酒，要由自己喝下去了。

　　周兴和被弄到这里来，其实就是这些人把他推进了一个陷阱呀！

　　天慢慢黑了，狱室外甬道上的灯亮了起来。失去自由的周兴和连晚饭也没心思吃，他躺在草铺上，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脑际间始终有个问题在盘旋：自己到底违犯了哪条法律，会被检察院的人抓起来，被关到这里来呢？还有，检察官说自己给人送了钱，不错，自己是给人送了钱，但就是送点钱，难道就犯了这么大的法么？另外，送钱的事，只有自己几个合作伙伴知道，是哪个人去告发的呢？……

　　周兴和百思不得其解。

　　夜已经很深了，旁边的几个牢友鼾声大作起来，周兴和躺在草铺上辗转反侧，始终睡不着。直到天快要亮时，他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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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在特殊的学校里

​　　坐牢，周兴和这一辈子连做梦也没想到。

　　父母亲一辈子尽管穷愁潦倒，但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宁愿饿死冻死，也是绝不会越雷池一步的。父亲在的时候，尽管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经常教育周兴和的一句话就是“毒人的药不吃，犯法的事不做”；还有一句就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平时，周兴和见到戴大盖帽的公安，似乎还有几分胆怯；路过公检法机关门口，他连头也不抬一下，心想我周兴和又不犯法，这辈子也绝不会和这些地方打交道——可，你不想和他打交道，他却要找上门来！世事的变迁，那是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

　　周兴和刚进监狱时，他心情烦躁到了极点。从小他虽说生活艰难，经常挨冻受饿，但他却拥有自己的自由。他能上山捉蝴蝶，下田逮泥鳅；他能下街去赶场，上坡去打柴。

　　这里，吃霉米睡地铺倒还罢了，房间狭窄空气污浊也罢了。使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除了铁门上那个可怜的窗洞，四周全都密不透风，高墙和铁门把世界上所有的阳光空气都与这里隔绝起来。牢室里，白天无光，夜里却有灯。同时，关押在这里的人，天天还要无缘无故被人喝斥，屙屎屙尿都要请示报告——失去自由的滋味，比被人一枪毙了还难受啊！

　　我到底犯了法律上的那一条呢？周兴和想来想去想不明白，他感到满腹的委屈、冤枉、烦躁，有时甚至愤怒起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刚进检察院时，检察官给他交代政策，“你到这里来，就要老老实实把问题交代清楚！”

　　“我除了在地里做庄稼，就是正正经经做生意，不晓得犯了哪样法，你们要叫我到这里来。”检察官的问话，让周兴和摸不着头脑。

　　“我们也不想跟你绕圈子，你给人行贿的事，把它交代清楚！”

　　“行贿？”周兴和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他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行贿“这个犯法的词儿。

　　“就是你给人家送了多少礼，送了多少钱。”检察官见他一脸诚实，确实不是装痴作哑，才把法律条款拿给他看。说实话，他在看那法律条文时，上面的“贿赂”两个字，他还不认识。

　　“送钱？行贿？”周兴和想了想，懵懂知道了这个词的涵义，但他还是忍不住又问，“送礼就是送礼，送钱就是送钱，怎么又和‘行贿’拉扯在了一起？说实话，逢年过节，我经常都给亲戚、长辈送礼送钱，难道都犯法了么？”

　　“跟亲戚、长辈送钱送礼是一回事，但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这送钱送礼又是另一回事！”检察官说着说着严厉起来，他提高了声音，“你别给我们兜圈子了！说，你到底给哪些人送了钱？送的数额是多少？”

　　周兴和这一下终于醒悟过来：自己给人送钱，既然都犯了法，那收了他钱的人，肯定更犯了法。如果自己把他们说出来，他们不是也要到这检察院来坦白交代么！人家在生意上帮了自己的忙，送的钱虽不多，但人家没来敲诈自己，是自己自觉自愿送人家的；如果把他们交代出来，让人家丢掉官位丢掉饭碗，那不就是落井下石，太不仁义太不义气了么！

　　周兴和是个倔犟的人，他认准了的死理，就是10条牯牛也拉不回来。想到这里，无论检察官再怎么问，他都缄口不语了。

　　“你想包庇这些人是不行的，这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检察官严厉地对他说道，“我们是能够调查清楚的！”

　　周兴和抱定了一个宗旨，任随你怎么发问，他都一言不发。

　　“你这个人还真是顽固。”检察官不想和他费口舌了，递给他一张《收容审查证》，“在这上面签上名，捺上你的手印！”

　　于是，周兴和被送到了看守所来。

　　后来周兴和才知道，原来，那3个生意上的合伙人投靠他以后，他们共同经营才5个月的时间，到1987年8月，他们 4人已经每人分得17万利润。照道理，生意做好了，应该是皆大欢喜的事，可偏偏却生出莫名的意外来了！一个和他同做生意姓李的朋友，为人奸诈心胸狭隘，他串通其他两个合伙人，共同告发了周兴和行贿的事情——好啊，周兴和进了监狱，他们自然就除掉了生意上强悍的竞争对手，就可以轻易垄断此地木材销售的天下了！

　　商场上波诡云谲，陷阱丛生。初涉商海的周兴和，由于他的义气和善良，让他栽了个大跟斗！

　　天黑了又亮了，天亮了又黑了。沉闷、枯燥、憋屈、愤懑，失去自由的日子真的太难熬了，日复一日就呆呆地看着不明不白的日光，从墙壁的这边慢慢移到那边，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闭上眼睛做着无数浑浑噩噩光怪陆离的梦。

　　进来一段时间后，检察院的人再也没来提审过他，狱室里的犯人见新来的这个人整天沉默寡言，也摸不透他的底细，所以也并没有欺负他。既来之则安之，过了大约半个月，周兴和才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心境才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心情平静下来的周兴和，有一天，他不知是那根神经发了岔，突然非常强烈地想读书！算起来，他失学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为了一家人的生存，他拼死累活，流离颠沛，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来读书呀！这几年，每当他看见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时，他就想起自己苦涩的童年和少年，除了对那些上学的孩子充满羡慕，他更多的是感到一阵阵辛酸——而今在这牢房里，虽说诸事不如人意，但寂寞清静，百无聊赖，这是多么好的读书机会呀！

　　想到这里，他突地翻身从草铺上坐了起来，走到门洞边，向管理人员报告了自己的要求。

　　那时，监狱里尽管没有图书室，但还是有法律书可以看······。

　　“我还真要感谢那位让我坐班房的朋友······来跟司法腐败分子走‘猫步’！”

　　就是这段难忘的牢狱生活，增强了他的法律意识，使他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孜孜不倦学习和钻研法律知识，2007年他还破例获得法制专家证书。

　　除了学习法律，为了消磨时光，周兴和开始用圆珠笔学习画画。画人物、画山水、画静物，前后画了50余幅画。令人惊异的是，他在这方面竟具备较强的天赋，无师自通。笔者今天所看到的，他在监狱画的那些素描，完全可以和刚进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媲美。

　　在监狱里整整待了11个月，到第二年秋天，他的问题终于审查清楚。说起来，无非就是一个不懂法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给人送了一点钱就是了，所以他被司法机关无罪释放了——但，他刚跨出高墙，他婚姻的危机却已在酝酿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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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深明大义结发妻

​　   尘世姻缘

　　佛经曰：同船过渡前世修。

　　这其实告诉了人们一个浅显的道理：大千世界，尽管芸芸众生熙熙攘攘，但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因素——缘分一说，就不能简单归结为唯心论了。有的人相处几十年，却形同陌路；有的人却一见如故引以为友。尘世的姻缘，恐怕讲究的还是个缘分吧！

　　深明大义结发妻

　　周兴和背着铺盖卷走出看守所大门。

　　时值初秋，空气好不清新，天空好不高远，阳光好不灿烂！他抬头看了看久违了的蓝天和白云，看了看远方的山峦和绿树，眼前竟有些眩晕。当他收回目光朝前望去，眼帘里映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来。

　　那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

　　这个女人，在周兴和被收审期间，和周兴和妻子王琼华到这里来探望了他好多回，除了给他送些香皂、牙膏之类里面需要的东西，再有就是嘘寒问暖，使深陷囹圄焦躁烦闷的周兴和感到无比的安慰。有时，这个女人还和妻子王琼华不约而同走到了一起，他们以姐妹相称，都在为周兴和的安危和前途担心。甚至，在王琼华天晚了或下雨回农村不方便时，她还把她接到自己家居住。

　　这个女人叫刘凤琼，是盐亭县城郊旅馆的服务员。她得到周兴和今天要出来的消息后，专门赶到这里来接他。

　　这个人出现在周兴和极困难的日子里，恐怕也是一种缘分吧！

　　在周兴和进看守所的前一年，也就是1987年6月的一天，他和运输木材的驾驶员来到城郊旅馆住宿，认识了刚到这里才工作两三天的服务员刘凤琼。这个服务员，和其他服务人员一样平淡无华，刚开始并没有给周兴和留下特别的印象。当天晚上，他和喝得醉醺醺的驾驶员回到旅馆，敲开了值班室的房门。

　　半夜时分，一股烟雾从旅店的走廊里蹿了出来，引起了正在值班尚未休息的刘凤琼注意。她循着烟味找去，发现这烟雾是从周兴和他们住的房间里传出来的。她急急打开房门，看见喝醉的驾驶员床铺已被一个烟头点燃。情急之中，她打来一盆水噗地将火烟泼灭。继而，她大声的叫嚷把周兴和两人吵醒。周兴和醒来一看，也吃了一惊，面对恼怒的服务员，他连忙赔不是。

　　刘凤琼没给他们多说，被子铺单烧坏了，叫他们第二天自己去给旅馆领导解释清楚。

　　就是这次未遂的火灾，让周兴和与刘凤琼相识。一来二往，他们逐渐熟识起来。周兴和了解到，刘凤琼因丈夫早年去世，就她一个人拖着5岁的女儿相依为命，她艰难的处境让周兴和产生了同情；刘凤琼也了解到，周兴和家在农村，家里有一个由父母做主从小娶来的媳妇，还有4个孩子，生活也是很艰难的。刘凤琼钦佩周兴和的聪明能干，敬佩他为人耿直仁义；周兴和也觉得刘凤琼善解人意、贤淑重情，久而久之，两人逐渐引以为友。

　　周兴和一个人长年在外奔波，在生活上只能是自己照顾自己；刘凤琼作为一个带孩子单身女人，生活中也有许多不便之处。闲暇之时，两人有时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谈心里的烦恼和苦闷，相互间也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由于思想比较接近，性情比较相投，久而久之，难免日久生情。特别是周兴和被关起来之后，刘凤琼常去看守所探望他，给了周兴和许多安慰，这让他从心底里感到温暖。周兴和慢慢读懂了刘凤琼的心思，一种朦朦胧胧的想法也从他内心滋长起来。

　　但，尽管周兴和与王琼华婚前没有什么感情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观念、情趣、习惯等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可每当想到妻子这些年来和自己一起受苦受难、共同养儿育女的过程，周兴和心里就矛盾到了极点——怎么向妻子开得了口呀！

　　人的感情这东西很奇怪，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萌芽，顽强地顶破土层，生长起来。

　　周兴和被释放的当天晚上，刘凤琼向他明确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迹：“我知道，这几年，你和妻子都是分多聚少，感情平淡。我和你之间，照道理应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我也很矛盾，也不希望伤害到你现在的妻子。”

　　“是呀，就是因为我和他是患难夫妻，我实在是不想伤害她……”周兴和沉默了一阵，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其实，你是城里吃商品粮的，我是一个农村人，又没有钱……”

　　“我不在乎你现在有没有钱，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刘凤琼说，“如果你能在5天之内与王琼华办好离婚手续，我们就可以正式结婚，我全力支持你在盐亭创业。否则，我们就分手吧……”

　　周兴和低头不语，他思想激烈地斗争着。

　　“听我乡上的亲戚说，你如果能到盐亭来办企业，就能够申请10个农转非的指标。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去找那个亲戚帮忙，把你和孩子办到城里来……”

　　刘凤琼的一番话，让周兴和一夜没合眼。

　　天刚亮，周兴和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急匆匆就往农村家里奔去。回到家，全家老小见有惊无险归来的他，一片欢声，妻子拿出了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来为他接风。

　　天黑了，孩子们睡下后，周兴和与妻子有一场严肃认真的谈话。

　　当周兴和把自己与刘凤琼认识的过程，以及这次回来的有些想法如实告诉妻子后，他忐忑不安地等待妻子的反应。此时，四周静极了，只有煤油灯如豆的火苗，在山风里轻轻摇曳。王琼华听完周兴和的叙述后，她没有委屈怨恨，更没有哭天抹泪，而是久久没有吱声——这么多年苦难与艰辛的磋磨，她的心已经磨得很粗糙，遇事不惊了。

　　正当周兴和心里七上八下不能平静时，王琼华说话了：“兴和，我想了一下，我们不能让一家人都在这个地方困死，为了你和孩子将来的前途，我们干脆把婚离了吧！这样，你和孩子的户口，就可以更方便地迁到盐亭城里去了。在农村生活太苦、太艰难了，现在能弄到一个农转非指标多不容易哪！……”

　　“唉——”周兴和这声叹息，不知是松了一口气，还是叹了一口气，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连一向自诩硬汉的他，听了妻子的话，眼睛里也禁不住潮湿起来。

　　“那……你怎么办呢？”

　　“你放心，我个人倒没什么。以后能嫁人就嫁人，没有合适的，年纪大了我就带外孙就是了。”王琼华接着平静说道，“两个姑娘也大了，到时候我给她们找个人户，把她们嫁出去就是了。”

　　“王琼华，没想到天底下还有你这么宽容大度，这么深明大义的女人！”周兴和再听了妻子这番话，禁不住眼泪差点流了出来。停了停，他一字一句对王琼华说道，“我发誓，我周兴和如果将来事业有成，我绝不会忘记你，一定会报答你！”

　　1999年9月，周兴和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专门为王琼华在成都买了商品房，把她和她再婚的丈夫一起接到了成都定居，让他们离开了贫穷的山区。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费、水电费、物管费、医疗费等全部由周兴和承担。周兴和并承诺，负担到他们百年以后——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