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途多舛、顽强不屈而又颇显达观的残疾人,在“打好人生一把烂牌”的文案加持下走上神坛,俨然成为当代的生活典范。部分人提倡深挖素材、开号直播,甚至不惜代价希望找到二舅。而在另一方,对二舅的追捧也引发了诸如“消费苦难”“美化苦难”“升华平凡”的不满与愤懑。巨大的争议也使得视频制作者将二舅转移至别处,并公开表示不愿被打扰、让二舅安静生活在小山村,就是二舅故事的最好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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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站衣戈猜想
而无论是褒扬或贬损,无论是制作者有心或无意,这一视频的广泛传播与原视频标题中的四个字——“精神内耗”有关。与之前出现的诸多底层、苦难、平凡等一类故事主人公不同,尽管仍然有人将二舅的故事赋以“现实版《活着》”之名,但二舅视频却更为明确地引导观众与当下的自我生活进行观照与比对,而非仅仅充当品味他人酸甜苦辣的看客,标题《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无疑具有强烈的暗示性。
正因为与更为广袤人群的切身感情联结在一起,二舅才引发更多的关注和争议。小山村里年逾六旬的二舅与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内耗——为什么他们之间,能够联系在一起?原本属于心理学内部的很多词汇,近两年在社交媒体高度流行,这本身即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今天的文章正是探讨了这一事件传播过程中折射出的内耗、投射、焦虑等多种群体心理。
这几天,我们经历了舆论场上一轮“感动-批判-反批判”的内循环,但在这之后,希望它不要归结于睥睨一切的冷嘲热讽。如同文章所说,如果我们能够觉察到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并非等于二舅本人和他的选择,这样的讨论或许并非是一件坏事。
撰文丨王楷文
被预置的前提:何为精神内耗
所谓“精神内耗”(Mental internal friction),在心理学中,内耗效应多属群体心理学范畴。如同单词英文“friction”(摩擦)一般,它指向了一种内部的不协调。而对于个体来说,内耗效应往往呈现回旋式的纠结与犹豫。不少人将这一名词俗称为“想太多”:由于过度进行(往往是)消极的自我暗示,在进行自我控制之时消耗了过多心理资源,人也便容易出现精神疲惫等状态。不难看出,造成精神内耗的外因主要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想努力得到正向回馈,也是内耗者企图回避或解决该问题的终极目标。
精神内耗当然不是二舅视频带火的。尽管该字眼出现在标题中,但视频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一句与精神内耗相关的字眼。事实上,“戒除内耗”已然成为了近年来互联网讨论内容的常青树。除了相关热搜登上社交平台,自媒体鸡汤漫天飞舞,诸多励志文案如“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拥有被讨厌的勇气”等也早已深入人心。不过,具体的使用语境下,这一词语的意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就像“内卷”“社恐”等专业术语的出圈,其词语本义已然在使用过程中逐步消失,更多进行了一番挪用,而词语原属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内涵也转向文化意义。与之相仿,此时的精神内耗则从精神病理,转向一种文化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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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传播较广的“精神内耗”类选题
原始语境中引发内耗的具体的人或者群体,此刻变成了更为抽象的社会结构。趋于激烈的竞争趋势,愈发紧张的社交关系和巨大的阶层分异,让内耗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心理情绪,并“内耗”这一高频流行词语传达。这也使得外部的文化环境内化成一种久驻于心的内在的他者化——一种持续的压力逼促着自己,不得不对比,也不得不紧张。
考研失败、工作失利、容貌身材焦虑……可以说,精神内耗是一个具有高度适用性的标签,人人都可能沾染。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年流行的很多词汇,都有类似的挪用过程。
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很容易存在一种普遍的心理症结,感到一种无法抹除的失败者身份。事事都处于对比、竞争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有人事事都是赢家,况且输的时刻似乎往往更多。宁波乐队“还潮”曾在《八月夜桂花》中无奈自嘲这种内耗的心境,歌词写道:
对抗无非是一种自救
被迫接受的约定
但是整个社会开始内卷
我的忖法变勒保守
对抗的意义,对抗中殆尽
最后得出一句平淡是真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点击二舅视频的一刹,观众实际其实已经被预置了一定的文化前提。似乎我们都已然成为了带着失败兴味的内耗者,想“回村”看看二舅——这个现代社会结构的局外人——到底如何拯救陷于内耗的我们。
一般而言,与苦难、挫折、平凡等主题相关的故事,人们容易带有着更为强烈且固定的审美偏向。对这些主题所产生的共鸣也不脱两种。其一是基于一种普遍性道德伦理的反应,由此而产生了感动、同情与怜悯;其二则是移情,尤其是将其投射至自己的人生,将他者代入自己的身份以产生通感。在《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这样的标题与内容引导下,观众对视频的感受也就更倾向于滑向第二种。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有诸多消费与美化苦难的批评之声,因为二舅的故事一定程度被变异,滑向了不同观众的不同的“切身之痛”。
那么,既然能够投射,二舅的经历到底和内耗者之间有什么共通性?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网红主持人谭乔所播出的一系列节目中,同样有“福贵大爷”“气球哥”等“《活着》现实版”的存在,但将这些底层群众与自身联结的网友却少得多,也没有生发出类似讨论的话题。网友大概十分清楚,尽管饱含同情,但自己的世界与他们的生活过于遥远。但是,为何到了二舅这里,众人就觉得和自己的生活“不再遥远”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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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贵大爷”与“气球哥”
被递归的故事:二舅如何与精神内耗联结
二舅无疑是个不幸的人,经历过诸多痛苦。视频的内容大部分是在表现痛苦以及二舅的回应。但实际上,苦难能否用语言来表现,本身便值得商榷。维特根斯坦论及私人感觉时曾留下这样一句话:“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能推测。”一定程度上,感觉是私人的产物,说话者所说出的“疼”只有其本人才能拥有全部意指,而他者无法与之同一。
事实上,拒绝同一,保持个体的独异性、对别人的故事抱有警惕,意识到对于观众的他异性,也是历来被讨论很多的。在哲学家阿多诺看来,将别人的故事投射至自己人生的做法,就是一种所谓的“同一性幻觉”,因为各种手段,比如媒介传播、心理操控等方式都能够将某种固定的意识投射至众人,使得每个人独具个性的“我”变为被某种意识钳制的、毫无个性的“我们”。阿多诺的讨论建立在对纳粹发动二战的反思之下,与二舅及更多的同类故事看似相距甚远,但仍然表达了一种可借鉴的观点:他人故事与自己人生之间的共通性,很可能只是一种虚妄的幻觉,一场被制造的骗局。
在宏大视角之外,我们更可以信任身体的直接反应。譬如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对自己传达出的模糊联系才是更为根本和基础的存在,他呼吁人们警惕心灵对我们扮演的骗局。如同将他人故事投射为自己经历或经验的做法,这种单一的联结或许会剥夺生活体验的深度与广度,也因此使人变得不自由。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由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实现,而行动也是破除这种骗局的方法——一旦我们行动起来,身体传达的困惑会立刻将我们“敲醒”, 提醒我们自身的行动根本无法达到那种共情对象的体验,就像不少网友调侃的“坐在办公桌前打工,立刻明白二舅没办法治疗我的内耗”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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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看来,二舅其实与当代人的精神内耗无法建立联系。内耗者们无法体验二舅,尤其是年轻时二舅所处的历史语境,且小山村中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与内耗者们充满现代性的生活来说,更是差别万千。在视频中,无所不能的二舅唯一修不好的便是智能手机、汽车与电脑。这三样凝结着现代社会的结晶、代表着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物件,也正像二舅与现代社会的区隔一般,是他目前无法沾染的禁忌之地。
这也就使得“二舅”与“精神内耗”的并置,本身充满着吊诡的气息:一个未曾经历过内耗者生活环境的长者,如何能够解决另一社会结构的时代病?更多意义上,就像是阿多诺所说的,两者间的联结是一种被建构和制造的幻觉。
这种幻觉指向了文案与镜头体现的话语策略,以及整个流量生态下视频扩散的必然逻辑。毕竟,制作者的二舅视频走红,这是创作者希望完成的一项愿望(尽管走红的程度可能比意料中更高)。无疑,在此驱动下,无论是标题的拟定,还是镜头与文案的编织,尤其是其中频频出现的“金句”,其中必然带有着适应流量增殖的考量。二舅视频也就不可能简简单单被制造为一个呼唤人道主义同情与感动的底层苦难故事:不得不承认,将他者命运代入自身生活,容易激发观众的认同、点赞与转发,而纯粹的人道主义关怀,对于流量增殖来说,仍显得困难许多。
于是,尽管视频已然丰富深刻地描绘了二舅生活的鲜活与复杂,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在矛盾地将自己递归为一个在挫折中顽强与从容的励志样本,一个容易被浓缩的符号。而这就接近了德勒兹等学者讨论的“符号强权”——当二舅的故事成为精神内耗的解决方案时,外在力量对人的捕获所形成的僵化-重复的生命图像,也就呼之欲出。但实际上,当我们尝试对二舅乃至任何一个悲苦故事,代入当下自身的生活时,在说出那句“别人这么惨还坚强,相比之下我算什么呢?”之前,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让这种强行的比对和递归破局:
我们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共情的“间离”:精神内耗并非一定是坏事
我们不能将二舅争议的动因完全归咎于媒介环境、流量生态与作品的话语策略。毕竟,从另一方面说,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二舅这样一位奇人,感受小人物抗击命运的鲜活身姿,同样也是媒体和视频的功劳。但无疑,在观看他人故事之时,新媒体日益复杂的环境对每一位观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唤起共情的社会新闻、个体故事?
与阿多诺几乎同时代的戏剧家布莱希特,已经为这一问题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回答。布莱希特提出的“离间化效果”便是指舞台表演不能完全让观众入神与共情,而是应当与观众保持一定距离,帮助其冷静判断。具体而言,戏剧要首先剥去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同时,剧作家运用双重结构法、歌唱、戏中戏、寓言等异乎寻常的方法表现一种生活现象或一种人物典型,以便让观众以一种新的眼光来观察,看清以往熟视无睹的本质。
当然,要每一篇人物故事都达到如此高级的效果,显得有些强人所难。但在另一侧,这也对观众与读者提出了要求:我们是否可以在阅读与观看过程中主动“离间”?这其实意味着适当切断故事与自身理所当然的联系,将视线集中在人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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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完全对故事的冷眼旁观。毕竟,将看故事仅仅视为对芸芸众生的平凡一瞥,也就陷入到宏大叙事观的窠臼之中。它更多是指“自我中心主义”的戒除,不要将他人的一切看做自己命运的写照,也不要将异于自己的生活看做当下的某种标准。在戒除了这些关联之后,我们或许才能看到关注、感动、同情背后的个人。如果还要深一层,那就继续在情感之后,继续反思现象背后的动因乃至本质。就像前两年中科院博士那篇出圈的致谢:“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这让人感动之余,不免思索教育资源的巨大不公。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需要意识到,这是我们作为读者/观众的间离与思考,并非代表我们明白人物本身的辗转反侧、百转千回。
合理介入这些故事与人物,似乎就是在要求我们成为人物本身和制作者以外的“第三者”。在这层视角下,二舅的故事是一个小山村中的个体抗击命运、活出精彩的一隅,是万千国人面对挫折打击的方式之一,也是个体诠释生命价值的一种形式。这样一种“感动-批判-反批判”的循环也正是在这一事件的舆论场中我们共同经历的变化。围绕这一事件的纷争,尽管让不少人心生反感,但它未必是一件坏事。
回归到本文的开头,这难道不也是在管理自己的“精神内耗”吗?正如愤怒激发行动,悲伤引领共情,内耗也并非全然负面。那么“管理内耗”似乎比单纯的“戒除内耗”更为合理:它既呼唤着我们不要调用过多的心理资源,在他者故事与自身命运之间浮想联翩;但同时,它也肯定我们在他者故事中保留自身的思考——只要我们对这一点保持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