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车坝二马路口五金交电大楼为原豆芽厂址
老车坝转转楼,远处为五金交电大楼
绿豆芽:又名银芽菜,即绿豆经浸泡后发出的嫩芽,有独特的风味及口感。价格便宜、营养丰富。达州夏季炎热,秋老虎凶猛,专家建议多吃绿豆芽等清热的菜。中医说,绿豆芽性凉、味甘无毒,能清暑热、调五脏、解诸毒、利尿除湿,可用于饮酒过度、湿热郁滞、食少体倦,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
豆芽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宋朝,食豆芽已相当普遍,豆芽与笋、菌,并列为素食鲜味三珍。西方称豆芽、豆腐、酱和面筋是中国食品的四大发明之一。据说,李鸿章在光绪年间出使欧洲时将豆芽传入西方。
达城豆芽厂前身那些人和事:明清时期达城即有小作坊生产豆芽。十九世纪后期,达城商铺林立,吸引四周乡民到达城谋生。那时,“山那边人”特别多。“山那边人”指达城西翻过铁山那边的人,尤以渠县涌兴、贵福、三汇、清河人居多。“山那边人”大多是生意人,推动了达城商贸业繁荣。这种“山那边人”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后期。
1926年冬,渠县16岁涌兴农家少年燕啟周,携15岁弟燕兴翻山越岭,随“山那边人”浪潮来到达城,饥肠辘辘寻找水源吃干粮。经人指点,来到小东门城墙外一菜畦地(今天的通川路二马路口五金交电大楼),有一口大水井,正冒着热气,汩汩溢出,甘美清澄。燕氏兄弟二人喝饮后,突生念头,贩卖蔬菜,当即与菜农谈好合作条件。
兄弟二人在菜地附近吕家花园山坡下搭建一个窝棚安家。天麻麻亮,燕氏二兄弟采摘好新鲜蔬菜,挑担在小东门城墙入口处占地贩卖。
有天,小燕兴眼睛长了一个针眼,又称麦粒肿,不少人笑说: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老天惩罚。燕兴无法争辩,眼睛疼痛流泪。身旁一位卖豆芽的大婶见状抓一把豆芽给燕兴说:“用绿豆芽和鲜蒲公英二味共捣烂,敷患处,每日2次,可以治疗。”燕兴试用后,针眼竟然好转,肿粒消失。燕氏二兄弟遂对豆芽产生了兴趣。
卖豆芽的大婶家姓高,儿子高文安与燕啟周同岁,燕氏二兄弟在高家学习豆芽制作技艺。绿豆需水浸泡,水源要充足,水质也很重要。由此想到那个菜地的水井,正是制作豆芽的好地方。燕氏二兄弟自成一家,与高文安各承租这个菜畦地,开始一年四季生产绿豆芽,冬天另增加生产黄豆芽。
菜地外原有一口水井,附近的居民都要来打水吃用,特别是洪水季节,排队拥挤,时有斗殴发生。燕、高两家在菜地内另打了一口水井,用大木桶作豆芽生产工具,选择当年成熟、颗粒饱满、发芽率高,发芽势强的豆粒,剔除裂豆、碎豆、虫蛀豆、发芽率低的陈年豆,经过浸泡、淋水催芽等生产工艺,燕、高二家豆芽的形态和口感为达城人赞誉,燕氏豆芽、高家豆芽声名鹊起。不久,又有几户人家来此地生产豆芽。
达城小摊小贩天不亮来到豆芽作坊,将豆芽肩挑贩卖,不时吆喝:“卖豆芽哟、卖豆芽哟。”有文人唱作: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银芽。那时,卖豆芽不用称,用上大下小的量器方木升,或用手抓。有的小贩练就“一抓准”,如果你要一斤豆芽,不会少一两,只会多一两。
1927年,军阀刘存厚筹款将吕家花园改建为公园(1933年更名为中山公园,1950年更名达县人民公园),开园那天,适逢相邻的豆芽作坊燕啟周娶媳妇,小东门城墙外大小鞭炮鸣响,分不清是公园开园还是新婚的鞭炮,煞是热闹。这一年,菜畦地几家豆芽作坊业主修建的七八间青瓦木板新房落成。紧接着,不少达城人都来抢占这个有水井的风水宝地建房,逐渐成街巷,通行至福音堂。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为抗战需要,汉渝公路修建。达县段已经通车,州河通川桥尚未竣工,滩头街码头设人力车渡,有木质趸船1艘,载运汽车过河。当局要在滩头街码头修一条支路至汉渝公路,要穿行豆芽作坊燕家场地,燕氏二兄弟表态支持,并不要青苗补偿费。达城人叫这条支路为二马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二马路还是黑灯瞎火。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二马路逐渐修起房屋,形成街道,而今,二马路已成为达城吃喝玩乐一条街。
通川桥1938年2月开工,1941年2月竣工,汉渝公路至此全线贯通。
为保证抗日前线军用及生活物资供应的需要,当局决定在达县城修建一个停放车辆、转运物资的场所。将豆芽作坊到公园之间的开阔地填平夯实,建成了达城最早的停车场,停放军车和货车,达城人叫“新车坝”,后来停车场移址,为区别,达城人将“新车坝”改叫为“老车坝”。那时老车坝还没有供旅客食宿和购物的地方。汽车司机都爱喝豆芽作坊的井水,将汽车水箱灌足,军用水壶灌满,顺便购几斤豆芽馈赠亲友。
豆芽塞肉那些事:豆芽塞肉又叫火芽银丝,清宫廷菜,慈禧太后喜欢。原料:绿豆芽和鸡肉泥。精选绿豆芽,弯的不选,粗细不均的不选,有暗伤的不选。去头去尾,用绣花针在两头穿个通透,灌入调味的鸡肉泥。二至三个厨师,一个上午或做好一盘。锅中放油,加入花椒、食盐烧至滚烫,把豆芽放到漏勺上,用热油反复浇淋豆芽,全部变色通透即出锅。
地方军阀范哈儿,听说有豆芽塞肉这款菜,想品尝,令燕啟周呈送一份塞肉的豆芽半成品,自己炒制。燕啟周求救重庆来达城的厨师杨绍轩,杨与两个徒弟用半天时间做好这个半成品,送往范公馆,亲自烹饪。随后,杨绍轩还制作了一份豆芽炒鸡肉丝。
豆芽炒鸡肉丝
因豆芽塞肉耗时长,豆芽已湿润,成菜后没有豆芽清脆口感。范哈儿将这两款菜吃后,对豆芽炒鸡肉丝大为赞赏,既有豆芽的脆感,又有鸡肉的鲜美。从此,范哈儿喜欢吃豆芽炒鸡肉丝,向杨绍轩学习制作,不再说豆芽塞肉。范哈儿去上海时,还亲自下厨烹饪豆芽炒鸡肉丝招待青帮老大杜月笙,以此炫耀。从此,燕氏二兄弟家将豆芽炒鸡肉丝作为自己家菜传承,逢年过节必做。
豆芽厂那些人和事:解放后,1956年,燕、高等几家豆芽作坊公私合营,更名达县豆芽厂,达城其他豆芽作坊业主陆续加入,达城不再有其他豆芽生产者。豆芽厂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设有9个灶烧热水,用于气温低时泡发豆芽。按灶分9个生产组,豆芽厂内部工人把组戏叫成“厂”,将豆芽厂称之为豆芽总厂,组长叫厂长,厂长叫总厂长。一时间,豆芽厂10多个“厂长”被大家叫得笑逐颜开。
每个“厂”有50—60个生产豆芽用的木质黄桶,每个桶可装20斤豆子。每个“厂”的生产工序都一样,有4个工人,一人生豆芽,一人淘豆芽,两人从井内打水,各司其职。工人的工资分为固定工资和计件工资。豆芽厂主要生产绿豆芽,冬季增加生产黄豆芽,生产量根据市场需求而确定。蔬菜上市多的季节豆芽少生产,反之则多生产。那时,豆芽属计划供应,凭票购买。达城取缔蔬菜小摊小贩,设10多个蔬菜店门市,专门供应销售蔬菜及副食品。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城内10多个蔬菜店的人到豆芽厂领取豆芽。1958年,全国各地开始兴办人民食堂,达城各食堂每天也派人到豆芽厂领取豆芽,豆芽一时供不应求。人们自制竹叉,自铸调羹,神气地插在上衣兜里。到点吃饭,兴高采烈奔向食堂。豆芽成为食堂主打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豆芽厂、豆腐厂、酱园厂并称达县三大副食品工厂。特别是豆芽厂那几根烟囱,蔚为壮观。那时,豆芽厂工人可享受购买计划外的豆芽,不要票证,但限量。达城人争先结识豆芽厂工人,或不凭票证在豆芽厂工人手中转购豆芽。
改革开放后,发展商品经济,各种票证取消,生产蔬菜的农民自产自销,蔬菜店门市退出历史舞台,城乡实现自来水化,豆芽生产个体户兴起。豆芽厂开始不景气,那几根烟囱影响环保,1994年停止生产。厂房出售给地区五金站修建办公大楼和商场。
豆芽厂井水那些事:豆芽厂井水甘美,达城人喜欢,那个年代,水夫都爱挑豆芽厂的井水贩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城有许多凉水摊,也叫茶水摊,所用多是豆芽厂的井水。摊位是一个木桌,凉水用普通玻璃杯盛着,上面有一小块方形玻璃遮盖,用来挡灰尘和苍蝇。那些年物资匮乏,白糖紧张,凉水放有糖精增加甜味。顾客喝饮时,摊主还用小细竹棍沾点薄荷水搅拌,很受欢迎。有时,顾客会询问,是否为豆芽厂的井水。如果凉水摊没用豆芽厂的井水,嘴刁的顾客感觉得到。
燕家、高家后人:燕啟周1995年去世,享年85岁。临走前,面对床前的儿女喃喃自语:豆芽,豆芽!燕啟周老人追悼会遗像前,摆放着大盘豆芽,仿佛银色的鲜花。每年祭日,燕家儿女也会在家中燕啟周老人遗像前摆放豆芽。燕啟周生有8个子女,燕兴生有5个子女,高文安生有7个子女,均没有参工豆芽厂。燕家、高家第二代儿女,有总工程师、医师、教师、企事业职工、机关干部、厂矿工人。燕家、高家第三代孙子孙女:有教授、医师、建筑开发商、美术设计者、石油工人、公共汽车驾驶员、出租车司机等。第四代曾孙,多已大学毕业或正读大学。
结束语:昔日小东门外菜畦地,上世纪二十年代演变为豆芽厂;四十年代演变为老车坝;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巨变为繁荣的街心花园商业广场。高楼大厦林立,车水马龙,霓虹灯闪烁。“豆芽厂”创始人燕啓周、燕兴二兄弟与高文安经历民国、新中国及改革开放,繁衍出百多人的三个大家庭。今天,豆芽厂与那两口水井已不复存在,只留下无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