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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活动] 【川剧人生】我当了一回“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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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0-26 13: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了一“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视、电脑,广播也不发达,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十分贫乏和单调,在城市,有电影院、剧院,情况稍好,在农村,一年到底就只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哼哼山歌小调,聊以度日而已。
    村民最渴望的是县川剧团下乡演出,但县剧团巡演有限,很难得遇上,于是民间业余戏班应运而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或打围鼓座晿,或粉墨登场,让群众过过戏瘾,打打文化“牙祭”,以解人们“饿戏”之谗。因此,那个年代的四川人,没有不喜欢看川剧的,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哼上几句西皮,吼上几段高腔。川剧的普及程度可与今日之流行通俗歌曲媲美。
    1957年,我跟随父亲到溪县回马上小学,父亲是刚立一年的回马中学的教。建国不到10年,百废待兴,没有钱修学校,拥有三重大殿的法华寺被改为中学。学校濒临涪江,地处山坡,远离场镇。点煤气灯,吃山下井水,自种蔬菜,条件艰苦。课余的文化生活,主要是听留声机放唱片。川剧《思凡》、《拷红》、《秋冮》、《送京妹》、《做文章》、《南阳关》、《柜中缘》、《五台会兄》、《营门斩子》等等,教职工耳熟能详,袁玉堃、陈书舫、许倩云、竞华、杨淑英、周企何等等名角的唱段,人人都能随口哼哼。大家课余饭后常常围在留声机旁,跟着唱片,或静听、或哼唱,摇头晃脑;或拍板、或踏脚,沉醉其中。在那样浓烈的川剧氛围中,经过两三年的浸染,我也无师自通,学唱了不少唱段。一亮嗓,字正腔圆,有板有眼。老师们称赞说:“这娃娃是个唱戏的料!”
    1960年暑假,蓬溪县川剧团副团长、著名丑角黄益昌(戏名“黄狗儿”)来回马招生,有老师给他说:中学有个老师的娃儿很要得。黄老师到中学对我一面试,马上拍板:收了!但父亲不答应:“娃儿刚读完五年级,小学都没读完。”我向中学校长胡延新请求道:“胡伯伯,你给我爸爸作作工作嘛,我想去学唱戏。”胡校长说:“娃儿,学戏很苦哟!”我说:“我不怕,再苦总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苦!”胡校长看我态度坚决,就跟父亲说:“刘老师,娃儿想去,就让他去吧!我现在已调任县文教局长,正要去县里报到,可以带上他,送他去剧团。”
    父亲终于答应了,我欢天喜地跟着胡校长步行90里路到了蓬溪县城。胡校长送我到县川剧团时,全团演职人员正在剧场里开会。听说新生来了,会议暂停,一下围住了我。团长问:“唱得来吗?”我一点不怯生,雄纠纠地回答:“唱得来!”“唱哪一段?”“马房放奎。”“好,琴师给他拉起!”琴师立即去后台拿出胡琴拉了起来。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和着琴声扯开嗓门唱了起来:“明亮亮,灯哪呀光,往前照呀……”一句未完,掌声四起。大家啧啧称赞,有的说:“这娃儿扮相乖,要得!”有的说:“嗓音清亮,可造之材!”
    就这样,我成了蓬溪川剧团新招收的7名新生中的一员。同时招进的还有城关镇的陈东兴、蓬莱镇的蔡德秀等。根据各自的条件,分派了学习的行当,我被定为生角,师从敬子贤先生。
    我们跟从师兄师姐天不亮起床,吊嗓、练功。练了几天,才知锅儿是铁铸的,决不是说说“再苦总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苦”那么轻巧,浑身疼痛,四肢僵硬,连解大手都蹲不下去。但这样的正规学习并没有坚持多久就受到了冲击而停止了。
    一个原因是时值大跃进,全民吃大食堂,生活特别紧张。剧团虽然自办伙食团,演职员的粮食供应也相对充足(武生每月35斤,主要演员30斤,一般演职员24斤,学员18斤),但由于肉蛋奶禽等副食极端匮乏,大家仍处于半饥饿状态。吃不饱,营养严重不良,得水肿病的逐日增加,造名册去领糠丸子来填肚子。恐慌中,人人面黄肌瘦,个个无精打彩,老师没心思教,学员没力气学,能混则混,一盘散沙。
    二是城关职工隔三差五被抽调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剧团也不例外去“大战三秋”。一声令下,自带口粮、伙食费下到生产队挖红苕、点小麦,在人民公社大食堂与社员一道喝照得见人影的麦麸面汤汤。饿得头昏眼花,只好一边干活一边偷偷啃生红苕。
    三是下乡演出。剧团除了在县城不时挂牌演出,还分成两个队送戏下乡,我跟队去过文井、明月等地,同样吃大食堂,睡地铺,苦不堪言。
虽没人教,但只要有心学,也还是可以“偷师学艺”的。排练、演出时,学员在场当观众,天长日久看多了,也可“无师自通”。当然,这得有悟性才行。
剧团量身定做,为我安排了一个“娃娃生”的折子戏,叫《安安送米》,又叫《七岁孝》。这是一出宣扬孝道的戏,很有教育意义。我演安安,王纯熹老师演母亲庞三娘。虽然只有三个人物,剧情也不复杂,但内容煽情感人,常常是台上台下泪眼一片。由于演过好几场,场面感人至深,其剧情至今不忘。
这是明传奇《跃鲤记》的一折。也是中国历史上二十四孝中的一个故事(姜诗孝亲,涌泉跃鲤,一门三孝,安安送米),说的是东汉四川广汉郡发生在孝泉这个地方的故事。书生姜诗(川剧中移名为姜林广),误信谗言,迫于母命,将妻庞三娘休弃。三娘无颜回归母家,只得寄迹尼姑庵中。其子安安年方七岁,放学回家得知母亲被休,痛哭流涕,朝思暮想。知母迁居在白衣庵生活清苦,便决定给妈妈送米,让妈妈吃顿饱饭。每天上学,安安都要带上米在老师家寄吃一顿午饭上学途中,路过土地庙,安安就抓一把米放入口袋,磕个头,藏在土地爷爷背后。说也怪,安安的米,鸟儿不啄,老鼠不吃,仿佛被安安一片孝心感动了似的。
    几个月后,安安看米存得不少了,就偷偷地到白衣庵看妈妈。一路行来,安安唱道:
               小安安背米心伤惨,想起母亲泪不干。
               可恼婆婆太凶残,赶我亲娘离家园。
               我每日书馆把米攒,要与我娘饥寒。
               米袋压的我浑身是汗,背不动了我拉向前
    母子相见,又惊又喜,涕泪纵横。安安把米掏出来,母亲脸色沉重,问安安米是从哪儿来的 安安把攒米的经过告诉了妈妈妈妈转悲为喜高兴的是有了这么一个孝顺、懂事的子。母子俩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
    这个故事流传了上千年,家喻户晓,深受群众欢迎。由于我的扮相乖,嗓音亮,很投入,晿哭腔时常常博得满堂彩。演出效果很不错,我也算是当了一回“小童星”。
剧团还排演了两个大幕戏。一个是新编现代剧《蓬莱仙境在人间》,是紧跟政治形势、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映阶级斗争的戏,一个是古装神话剧《白蛇传》。我作为配角上了这两幕戏。在前戏中饰演小朋友,在后戏中饰演金山寺法海和尚身旁的小和尚。都只是凑个人数走走过场。
    在那食不裹腹的饥荒年月,为饱肚子大人们都忙着找寻食物照顾家人,谁还顾得上管这些学徒娃娃。冬天来了,几个月没洗澡,衣服也少换洗,我的衣裤头发里长满了成团的虱子。剧团在遂宁演出,父亲的同事景仁杰老师来遂宁出差,受父之托到剧团看我。找到我时,我正晒着太阳,脱下毛线衣抓虱子。我对景伯伯说:“你告诉爸爸,就说我很好,吃饭不要钱,每月还发2元零花钱。天天有戏看,安逸得很!”其实,因营养不良,我己经有病了:坐一会儿就睡着,睡着就小便失禁,棉裤湿了,晚上就在灯上烤。
剧团的指导员叫吴端甫,以前是蓬南小学的校长,他对我疼爱有加,剧团偶有凭票供应的加餐饼干,他几次悄悄叫我去他寝室吃几片。
春节快到了,妈妈到剧团来看我,把我搂在怀里,捏着我的肩,一边哭一边数落:“也不知你爸爸怎么想的,十来岁的娃娃不读书,弄来学晿戏,把娃娃整成这个样子,造孽呀!”我说:“妈,你不要怪爸爸,是我要学戏的。”
吴指导员给妈妈讲:“你这个娃儿有走尿的病,还是带他回去治治病,继续读书吧!”
过完年,我退团回到回马小学重读五年级下期。另外6个新生先于我已陆续退团回家了。但早两年进团的王厚盛师兄坚持了下来。临走,我把节约下来的2斤粮票送给了他。每天只有6两粮,本来就不够吃,哪来的节余粮票呢?那时虽才12岁,但懂事,也许是受7岁安安给母亲送米的启发,也许是受周围的大人们都在为家人节省粮票的影响,我也学他们的样有意要为在农村连包谷糊糊都喝不饱的母亲积攒粮票。
两年后,父亲调动工作,我跟随回到了老家。从此远离了蓬溪川剧团。
人生易老,弹指间60多年过去。半年学戏,在我人生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却是深刻的,终生的。半个世纪中,无论是离乡背井求学,还是从北到南从教,都难改我的川剧情结,川剧乃至戏曲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
看戏不仅是看古怪的脸谱,斑斓的服装,也是在看人世百态,读史明志,增长知识;听戏不仅是听铿锵的锣鼓,优美的声腔,也是在听唱词和剧情,满足悦耳赏心的审美趣味;迷戏不仅是迷恋传统舞台上独特的传情达意的表演技巧,也是在迷恋乡土文化蕴含的丰富情感和艺术魅力,品味馨香雅韵,充实感官知觉,吸吮文艺醍醐。如今,尽管文化多元、艺术繁荣,导致戏剧衰落,川剧辉煌不再,但我对传统戏剧演绎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仍情有独钟。
    2013年,我为过戏瘾专程去成都,在锦江剧场的悦来茶馆(小剧场)偶然见到了还活跃在舞台上的王厚盛师兄。看他宝刀未老,我特别激动;看他念唱做打,勾起我浮想联翩。不待他卸装,我赶去后台与他相见。虽然岁月催老了我们的容颜,但当年的情谊还深深扎根在心中,乍握手都能彼此叫出姓名。
在悦来茶馆里,我俩品着淡淡醇香的清茶,各自娓娓述说分别后的际遇,尘封的如烟往事被撩拨开来,对世事的巨变,人生的无常,川剧的前景,感叹万端。
相较于川剧界的众多同行,王师兄还算走运。1980年,蓬溪川剧团到成都演出,因他扮相粗犷、嗓音厚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铜锤花脸,被成都市川剧院看中,经过一番周折,1986年正式调入。后来还当了该院13年业务副院长,评为国家一级演员。他退休后舍不下钟爱一生的舞台,周六下午还到悦来小剧场演出,虽年近七旬,风彩依旧,深受戏迷追捧。
王师兄告知:很关照我的指导员吴端甫在我离团的当年就受了处分。原委是:
1961年下半年,剧团去绵阳演出,花脸演员田桂行因个头大吃不饱,又因出生地主家庭而受歧视,演完《打銮》后潜逃新疆去找活路。上级认为,剧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吴想将功补过,向公安局领了一支手枪,披上一件羊皮袄,独自去新疆追寻逃犯。找了两个月无功而返。加之他与剧团女演员耍朋友,被组织上认为“作风败坏”,二罪并罚,被撤职下放回蓬莱小学。
我的指导老师敬子贤还健在,90多岁了。
今天,回首特殊年代的这段往事令我不胜感慨。人总是被时势所左右,十字路口的走向选择决定你的命运。我要是咬牙不退出剧团,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像王师兄一样成为名角走红?还是像众多川剧艺人一样下岗失业穷愁潦倒?
川剧这朵艺术王国的奇葩不应该成为时代的弃儿,我衷心期望川剧得以振兴,重现辉煌!
                                  2022-10于嘉陵江畔瞰涛斋作者:刘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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