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苏坡桥川剧“围鼓”
邓代华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中，我降生在芙蓉城西的千年古镇苏坡桥。小时候听大人说，我是被抗日战争的炮火“打”出来的。
几十年的光阴弹指挥间，我已在这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上，虚度了85个春秋。家乡的历历往事在我进入暮年后时时地涌上心头，遗憾的是没有把它记录下来。去年，我的一位老朋友唐福春老师深情地对我说:“老邓，你应该动动笔，把你们苏坡桥川剧“围鼓”的前世今生写写吧。”想想唐老师，这么多年来自费出书，为川剧艺术的传承鼓于呼！他对川剧艺术的热爱和执着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为此，我终于鼓起勇气提起笔来试试吧！
记得从小时候起，我是听着川剧的锣鼓声长大的。那时候的苏坡桥，川剧锣鼓声常年不断，正月有“闹年鼓”从街上走过，从正月初五开始，龙灯、狮灯、牛灯、么妹灯要耍到正月十五，因为苏坡桥的赶场期是三、六、九，所以，正月十六都还有少数的龙灯还要到街上来耍最后一盘。按照历史的习俗，有谚语说：“年到十五止，火烧门前纸，大人做生意，娃娃捡狗屎！”所以正月十六上街耍龙灯的，人称“厚脸龙”！正月的这些活动，无一不是打着川剧锣鼓陪伴着游遍街坊乡里。场镇上的古庙玉皇楼，东嶽庙、地主宫的三个古戏台轮番不断地在演出川剧。正月过完，转眼就是二月十三的花会正期。苏坡桥的花会远近闻名，崇州市、大邑县、郫县、新繁、广汉、绵竹、什邡、灌县、彭州、新津、邛崃、蒲江等周边县、乡的各类农副产品都要到苏坡桥的花会来摆摊设点。花会，实际就是农业物资的大交流。花会期间地主宫的古戏台，上演川剧到花会结束，各行各业的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街头巷尾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花会一完，紧接着就是东嶽、城隍菩萨的出驾之日，各州府县的“喜神会”陆续来到苏坡桥，最多的时候数以百计。菩萨出驾当日，各路“喜神会”装扮着“阴武昌”、“阳武昌”、“鸡足神”、“吴二爷”、“判官”、“小鬼”、“人犯”等各式各样的奇名怪状的妖魔鬼怪作为先导，人们抬着菩萨紧跟其后，最后是居士婆婆，形成连绵数里之长的队伍。从苏坡桥出发，游出近十里后返回庙宇。所到之处，只见彩旗满天、烟火遍地，一队喜神就有一副川剧锣鼓，此时此刻，数以百计的川剧锣鼓声、烟花鞭炮声、铁铳声、欢呼声响彻一片，震耳欲聋，其景甚为壮观。
这些活动一过，转眼就是夏天了，如遇天旱就要耍“水龙”，以求雨。“水龙”用柏丫树枝扎制而成。水龙走过时，遍街的商铺和居民们都要用准备好的清水泼向“水龙”，满天遍地的水花四溅，热闹非常，相似于云南的泼水节。秋天一到又要举行“打清教”。此项活动中要贴门符，烧龙船，放河灯、以庆丰收、防灾害而结束。街口市面常年还有迎亲、送葬的队伍从街上走过，以上这些活动，其特点是都要用川剧锣鼓来作为伴奏，俗称“游街锣鼓”。所以说川剧锣鼓声长年不断，不绝于耳并非夸张。由于川剧锣鼓声的长期耳闻目染，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进而由喜欢川剧锣鼓到喜欢上了川剧艺术。
我的父亲因老年得子，非常惯我，见我喜欢川剧锣鼓，曾买了一套儿童川剧锣鼓，（俗称川北响器），并请人教我们学打“闹年鼓”。逢年过节还要和邻家的张文才、干基元等几家有锣鼓的家庭一起打“闹年鼓”。大约在我五、六岁时父亲带着我拜师曾一风“道长”，学习川剧胡琴。不久，曾老师发觉我悟性好，后来就带着我学习川剧锣鼓。从此，每逢苏坡桥赶场期的晚上，“大有庆”茶馆内就要打“围鼓”，曾老师就带着我去看“围鼓”。那时他拉胡琴，我就坐在他身边看，成了苏坡桥川剧“围鼓”的最小学员。
苏坡桥的“围鼓”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听我父亲说，兴起于光绪，盛行于民国，他的表弟周慕莲，就是在他父亲的茶馆听“围鼓”而喜欢上川剧的，后来，多方求艺，勤学苦练，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川剧表演艺术家。因此，苏坡桥的“围鼓”在名人的影响下，更为兴盛，抗日战争期间，周慕莲曾多次带着成都市的川剧名家到苏坡桥演出和参加“围鼓”坐唱。在他的影响下，苏坡“围鼓”人才辈出，行当齐全，远近闻名。周慕莲的父亲去世后，其茶馆“门顺店”就由周慕莲的堂叔周茂林接管并更名为“一品店”。“一品店”后由其侄儿周志模一直经营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
自周慕莲父亲去世后，苏坡桥的“围鼓”迁移到了西街的“大友庆”茶馆。抗日战争期间，成都的大批市民为躲避敌机轰炸，扶老携幼纷纷疏散到苏坡桥投亲靠友或购置房产。（俗称炮警报）一时间人口剧增，各业繁荣，曾一度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我父亲的一位表弟李星辉（又名李光斗）曾是和我国老一辈革命家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回乡的进步人士，他带头发起募捐，在苏坡桥修建了成都近郊场镇的第一个“公园”，以及东坡亭、礼堂、书报室等配套设施，搞起了“小后方建设”，使苏坡桥的社会面貌，文化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界名人志士纷至沓来，川剧爱好者的名角、玩友也踊跃来到苏坡桥参加“围鼓”坐唱和交流技艺。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坡“围鼓”更加兴旺，其阵容也更加庞大，有著名鼓师高家华、黄维贵、王新如，著名琴师蔡玉泉、曾一风、熊文伯、周育林，锣鼓场面有曹伯成、王焕章、赖雨村、骆国培、向子林、王治平、袁有福、王子良、周昌富以及生、旦、净、丑的各行角色李俊清、李大善、黎石清、郭廉浦、赵仲陶、余琨、刘文、江德全、罗道明、夏中成、伍幺婶、伍孝书、吴朝云、骆国倍等数十人以及附近场镇的玩友。
新中国成立后，苏坡“围鼓”因为是当地的“袍哥”组织“苏合社”领导下的民间文艺组织，活动就自然停止，人员解散。留下的这套非常精致的龙头锣杆，拱背大箱的全套锣鼓行头由苏坡乡中坝村接管。由于长期无人管理和开展活动而尘封了多年，直到1956年，在我担任苏坡桥街村俱乐部主任期间，在苏坡文化站的推动下，我多次与中坝村协商移交这套锣鼓未果。之后又由苏坡，青苏两乡政府的领导出面协商，一致以恢复“围鼓”活动为重，最后中坝村才将这套锣鼓移交给了街村俱乐部。经苏坡文化站及街村领导研究决定，这套锣鼓由我负责管理，摆放在“东坡亭”楼上，作为演练基地，召集人员，定期演练并恢复了“围鼓”坐唱活动。
1958年3月，我响应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前往雅安荥经县落户当了“知青”。之后，由于无人接替我管理川剧“围鼓”活动，后由成都市食品公司苏坡经营站的黄某某（系成都川剧玩友），通过街村领导接管了这套锣鼓。在恢复坐唱活动不久，黄某某因犯罪被判入狱，这套锣鼓就一直停放在苏坡供销社内无人管理。
1962年5月，我的工作单位，雅安泗泙工矿区因矿山下马，精简机构，压缩人员，我被精简压缩回转原籍苏坡桥。不久，苏坡桥的玩友们纷纷要求我出来，再次组织恢复苏坡桥的“围鼓”活动。
当我出面找苏坡供销社联系要回锣鼓时，才知道这套锣鼓早已不知去向，加之领导几经变更，已无法查找。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使恢复“围鼓”活动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到了70年代，随着成都市的川剧“围鼓”活动逐渐恢复，受其影响，我们苏坡桥的玩友们杨成德、夏中成等和我商议后并出资在金牛乡的郎家大队买回了一套旧的川剧锣鼓，又在苏坡建筑公司的支持下，新制作了一个锣鼓大箱，在经过了半年多的筹备演练后，又邀请了以前常在苏坡桥参加“围鼓”活动的著名琴师蔡玉泉、鼓师余新元、黄维贵、王新如以及一批老玩友约20余人，在“清和茶园开锣”，从此恢复了苏坡桥的“围鼓”活动。至此，苏坡桥和成都市的不少玩友和广大的川剧爱好者，闻讯苏坡“围鼓”再获新生，又纷纷前来参与活动，使这一项活动更加热闹，苏坡乡文化站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在重大节日和定期的给予一些经济补助还出资更换和添加了一些设备。并相继成立“成都市玩友协会苏坡分会”。之后，在连年的成都市群众业余川剧活动比赛中多次获奖，成为了成都市知名的玩友团体而享誉一方。
1988年，因我的工作调动，无力顾及“围鼓”活动后，将会长一职通过区文化馆同意，移交给了老玩友杨成德，不久杨成德因病去世，后又几经变更会长一职使“苏坡分会”陷入困境，加之改革开放后，大小茶馆内的“麻将”开始盛行。致使川剧“围鼓”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甚至严重到了没有一个茶馆能够容纳川剧“围鼓”开展坐唱活动了，从此，苏坡“围鼓”先后变更十多处场地，停停打打，苦不堪言，最后，在苏坡桥“宽容酒家”这个最后的场地摆“围鼓”后，又因河道改造，场地变成了施工现场，就此被迫“封箱”至今。
2021年成都市青羊区委七届十一次全会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中，苏坡街道党工委书记在《开启人文生态、平安和谐的苏坡新征程》为题的发言中说：“在做强人文名片方面，以苏坡连萧、苏坡川剧，苏坡快板、书画之乡等苏坡故事为基础，利用辖区，河渠、铁路、院落等特色资源，开放文化营造，开发文旅动能，升级‘苏坡集市’打造地域、生活、情感等于一体的新定义城市经济生活场景。”王书记的这段话，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景。
我们深信，不久的将来，苏坡的川剧“围鼓”定能走出困境，在人文生活的社会发展中将会开辟出一个宽敞、明亮、舒适、大气的文化活动新场地，使苏坡的川剧“围鼓”在党和政府振兴川剧政策的推动下，重现辉煌！把具有历史传统的苏坡川剧“围鼓”和四川的川剧发展，推向一个更加繁荣的光辉历程！
苏坡地区川剧玩友
邓代华
二〇二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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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0-26 1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