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达县那些年的红苕往事

秦巴闲士

　　红苕：又叫番薯、地瓜、山芋、红薯等，四川人叫红苕。红苕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环境适应性强，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明代时期，福建华侨陈振龙于菲律宾将红苕引进中国，福建广东普遍栽培。清乾隆时期，四川（重庆）江津大旱，饥荒四起，来自广东的江津县令派人从广东老家引进红苕，引种头年，红苕大获丰收，江津基本解决饥荒，川内各地纷纷效仿引种，红苕很快成为西南各省主粮。达州境内红苕种植，始于清乾隆年间，面积和产量仅次于小麦。品种主要有广藤薯、白泡薯，产量低，不耐贮藏。1952年后，推广品质优良的南瑞红薯，藤短粗，节间密，叶片厚大，色浓绿，薯块结实多，大小均匀，抗病力强，耐贮藏，品种退化慢，食用口感极佳。

      红苕一身是宝，有“一季红薯半年粮”之说。一般用于窖藏或晒制成红苕干、磨制红苕粉或做粉条等，又可为造酒、醋及酱油之原料。红苕最简单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熟吃，或把红苕切成块和大米一起煮熟吃，称为红苕饭。其余吃法还有蒸红苕馒头、烙红苕饼子等，偶尔也把红苕切成丝，油炸后佐以清油和食盐等当菜吃。红苕藤嫩茎蔓可炒吃或做成咸菜。红苕叶被称为“蔬菜皇后”。

       新中国成立后，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人们劳动热情很高，经几年奋斗，1958年达县红苕大丰收。

       那正是我的儿童时期，达城人争说红苕事，大街上竖立着宣传画：巨大红苕长着眼睛，小脚小手，牵着同样庞大的大米欢乐地奔走。时有儿歌：村里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急得我连忙大声喊，有个红薯滚下坡。

      那时，正是公共食堂时期，各类票证进入人们生活，一斤粮票可以购买四斤红苕。食堂主要供应红苕食品，为方便就餐，我与小伙伴们自制餐具三角叉：用刀具将竹篾片加工而成；自制铜调羹：将铜、锡、牙膏皮等烧红溶化，灌入装有河沙的小木框调羹模具里而成。我们同大人一样，上衣兜插上竹制三角叉及铜调羹，再插上一支钢笔，有的插上两支钢笔，神气地走在大街小巷。吃饭钟声响起，我们在公共食堂排队领取冒着热气的烧红苕，用三角叉插食红苕，用铜调羹喝放了醋的菜叶姜米汤。

       达城人回忆1958年红苕那些事：

       民中教师朱渝生：1958年，红苕收获的季节，我们民中教师带学生下乡支农，时间一个星期。住农民家，公共食堂用餐，主要吃红苕，但供应有限。有时，供应白米稀粥，犹如“打牙祭”。学生们趁空隙挖野葱，将其凉拌，天天都吃的红苕在野葱的拌吃下，更增添了一番难以言状的美好滋味，至今余味犹存。

       支农那几天，我和同校张老师住队长家，有一个晚上，睡到半夜突然被人叫醒，队长给我和张老师蒸了一洗脸盆的红苕，另有一盆泡菜辣椒汤。我和张老师狼吞虎咽地把一整盆红苕和一整盆汤吃了个底朝天。饱肚上床睡觉，却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红苕开始发酵，腹部撑胀如鼓，多次如厕不泄，一夜难受，苦挨至天明。第二天啥物不想入食，不停劳动，不停按摩腹部，刺激胃肠蠕动，直至下午肚中包袱得以解脱。

      我那时才20多岁，不是仗着当年的年轻气盛身体好，险些做了撑死鬼。回想起来至今心有余悸。当年哈吃哈胀，难忘的“苕险”经历，实属傻冒之举，堪为今天的《笑林广记》。

       建筑公司文自树：1958年我刚10岁，记得每个月粮食定量大部分变成了红苕。我们家的红苕被安排在七里沟生产队自己去挖取。母亲先去生产队劳作，我和姐、弟三人放学后就去搬运。姐、弟用背篼，我用挑担，母亲使用更大的背篼，运回城里街道公共食堂。我刚开始挑得少些，以后挑运时逐步加重。当我能够挑40斤红苕一口气（只换肩，不歇气）从七里沟挑回食堂交秤时，我的一个长辈很高兴，称赞了我。我母亲却反对，说我还是小孩，别闪了骨，影响成长。刚开始四斤苕抵一斤米定量，后来增为五斤。那个时候，街上的餐馆都用苕片炒回锅肉，有句口号：粗粮当细粮，越吃越香。

       医疗器械厂陈洪达：1958年我9岁，记得学校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下乡支农挖红苕，在农民家睡地铺住了几天。在山坡上挖红苕时，扯去苕叶，把红苕堆积在一起，趁人不注意，悄悄在小河沟洗一下就吃。有农民知道后，认为我们年龄还小，地里红苕多，没放在心上。支农结束临回家那天，我偷偷将地里堆积的红苕拿几个装入书包，打算回家慢慢享用。但我心里总有些惊慌。当时有一种说法：“只能肚吃，不能怀揣”，私自怀揣就是偷盗。环顾一下四周，见同学们的神色，好像怀疑我有偷盗，让我心虚。要是被人知道我偷拿红苕的事，偷儿“皮皮”就会背起。我不由自主地将红苕掏出书包放回原地，顿时感觉轻松，当着同学的面，将书包内里翻转抖动，表示空无一物，同学们诧异地望着我。

       从那后，我心里留下了一个烙印：偷吃公家，偷拿公家或私拿别人的一针一线，就是偷儿，为人不齿！

       油漆工人邱坦：1948年生，退休后住北京，与子女一起生活，我要他说些老达城红苕的故事，他微信寄来打油诗：

      镜花滩旁镜花巷，帝主宫前抬头望。城墙沿建茅草房，上是大钟天主堂。

      下看便是柴市街，到处都有青冈棒。农民卖柴买吃喝，几步来到东门上。

       有家红苕大餐厅，红苕食品多花样。粮票一斤买四斤，有蒸有炒油炸香。

       一恍时空六十年，往事历历不能忘。薯味甜美不用说，健康食物声名扬。

       红苕餐厅（三食堂）：1958年红苕大丰收，达县粮食局为大量推销红苕在大西街建红苕餐厅。后因行业归口，于当年9月将人员、设备移交给达县商业局，搬迁到大东街与柴市街转弯处，一楼一底，10多张餐桌，30多名职工。餐厅主营红苕品种，兼营其他饮食，当时经营的蒸、炸、烙、烤、酿等红苕食品有百多种。比较出名的有锅贴苕饼、红苕元尾、灯影苕片、拔丝苕条、酿苕饼及苕丸、苕泥等。1962年4月停业。

       1958年，达县饮食公司所属各餐厅，均增加经营红苕品种，先后在红苕餐厅、车坝餐厅、一品香、通川饭店等地进行红苕品种技术操作表演，表演品种好几百个。

       达城人回忆其他年份的红苕事：

       知青任科怀：我1950年生，1965年上山下乡达县堡子区檬双社办林场，两年后，插队落户到檬双公社七大队一队。1978年回城参工学厨师。

       那几年每到开挖红苕的季节，最为热闹，田间地头，红苕堆成小山，我们用背篼背运生产队分配的红苕回知青家储藏。因没有专门的苕窑，便在厨房（村小学的一间大教室给我们作厨房）的中间空地上挖个大坑，留下吃用的红苕，将多余的红苕装在坑里，中间插个中心掏空的竹子，用来透气，再堆上麦麸、泥土掩埋遮盖。过些时间吃用，水分干了许多，又红又甜。红苕是那时的主要食物，用于煮饭，苕多米少，红苕切片烧汤成菜。腊月间，把红苕煮烧，切成条晒干，和砂子一起放在烧热的大铁锅里猛炒，一直炒干，香气扑鼻，吃起来清脆作响。虽是苕干，我们叫苕果，可作零食。春节，我背大背篼苕果回家过年。初一的早上，家中不论大人小孩都在吃苕果，嚼得嘣嘣地响，见了相熟的，抓起一把递过去，邀请品尝，到处都是嘣嘣的响声，不亦乐乎。

       文化宫彭君臣：我今年73岁。1982年，携带5岁多的小女儿去山村姨妈家走人户。姨妈见我们到来，赶紧给我们煮了荷包蛋汤“打幺台”。表妹用小竹筐装满红苕，拖到用青条石围成的火塘边。火塘用青条石围成，终年烟火缭绕，白天煮饭，晚上烤火取暖，燃料是山里捡拾的野杂木柴。火塘中央的木梁上，悬吊着20多个大小不等的腊肉，令人馋涎欲滴。

       表妹说：自从农村包产到户以来，我们家的粮食吃不完，现正是红苕收获的季节，家里地窖都堆不下了。你们走时，多背些红苕回去。望着他们以前菜色的脸现渐红润，我很是感慨！

       表妹说：我先给你们烤几个吃，香得很。说着，将红苕放入火塘里，用刚烧过的柴火灰，把红苕埋了起来。

      烤红苕的时候，表弟陪同我和小女儿去房屋后面的大石盘山坡游玩，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干净、整洁。现铺满了红苕条在晾晒。院坝四周，到处都悬挂着用竹条穿的红苕片。我给小女儿摆大石盘坡上我小时候的故事，女儿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好奇地提问。

       直到表妹大声喊：臣哥，红苕烧了，快点下来！

       望着烤熟的红苕和大块门板腊肉，自家人不客气，忙不迭地大快朵颐。

      上世纪90年代初，表妹表弟去沿海打工，近几年返乡发展生产，将家中的土坯房改建成二楼一底的小楼房。他们不时用手机发微信给我，欢迎我们再去他家走人户，吃红苕，吃腊肉。

       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目前，人们主食是米饭、面食等，每天离不了肉类。红苕与玉米、马铃薯等成为辅食。红苕虽是辅食，中国医学家李时珍将其列为“长寿食品”。其功能在于，能迅速中和米、面、肉、蛋等食品在人体内所产生的酸性物质，能有效防止心血管壁上脂肪的沉积，能防止疲劳，恢复精力，防治便秘，强身益寿。主食辅食，细粮粗粮搭配，合理膳食，更加全面营养健康。

       如今，又到红苕收获的季节，那些年的红苕事，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