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人生] 川剧 江湖班社的崛起

九峰客

                                                                          川剧 江湖班社的崛起

                                                                                                          郭勇

        万年台留名清代中期，四川戏班的数量、规模、形制愈加完备成熟。官绅自养、自乐的家班、官班日渐消隐，民间的“香火戏班”“江湖戏班”竞相出现。江湖戏班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创造出符合行规、适应民情、顺应市场的演出程序，促进了戏曲与文化、宗教、习俗的交互融合，也使戏曲行业成为整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业之一。目前，有确凿证据的江湖戏班，出自当时文献、前代文物以及戏台题墨。历史文献记载的班目 有可信文献记载者，有嘉庆年间的庆华班、金贵班（李调元《续涵海·新搜神记》）、上升班、舒颐部、玉泰班（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咸丰、道光年间的泰洪班（吴好山《成都竹枝词》）、福泰班（李劼人家庭账单）；同治、光绪年间的舒颐班（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宾乐班、文星班、庆华班（丁治棠《晋省记》）。传世的戏班班牌 四川发现的班牌有两块，一是清光绪年间泸州的“鹤龄班”，二是清宣统二年绵州的“涪城亨义班”，两块班牌为20世纪80年代戏曲普查时采集的实物，并以图文入志。旧时，戏班在戏楼搬演时，往往住宿于戏台之上，故有“滚台口”之说。会在板壁、台柱等处，留下各种文字信息，包括演出时辰、戏目、班社、伶工名字等。经过考察，已在6座戏楼发现清代35个川剧班社题名，有的班目与史志记载相互吻合，但大多戏班已无从稽考。成都天回镇金华寺留有大顺班、川南大顺班、郫县金竺班3个戏班；资阳迎接镇关帝庙有玉明科班、金玉班、玉青班、建南大顺班等12个戏班；资阳杨柳镇关帝庙有雁江金玉班；绵阳刘家镇马鞍寺有绵竹庆华班、绵州明盛班、射邑金玉班等10个戏班；三台郪江镇王爷庙有长兴班、天顺班、西邑仁和场义兴班等6个戏班；乐至金顺镇文武宫有万盛班、金邑泰顺班、雁江大名班3个戏班。四川现存的万年台（戏楼），已不及清代时期的千分之一，依据这些实证材料，可见清代中晚期四川戏班的盛况。大城市竞争清代中晚时期，戏曲戏班以分散与聚合的双向运动方式，体现出它们适应社会的分布规律，以及适合市场的发展趋势。一者，戏班向四境流播，展示了这一地方戏曲的全民性和覆盖面，有的坐城起班，有的偏居乡野，有的游走府州，有的跨境远传；一者，戏班向中心聚合，体现戏班向中心地带、核心城市的聚集，蔚为大观，雅俗并存。戏班的中心聚合，反映出了不同时空下戏曲的消费能力与需求能力。对照“天府之国”的川西坝，与“穷山恶水”的川北山区，戏班的盛衰是截然两分的，令戏班或如鱼得水，或举步维艰。戏班的中心聚合与四处分散，是以社会需求和民众消费为前导：一方面，各个戏班以庙会神戏为召唤、以水陆码头为跳板，向着中心区域、大中城市集结，竞技求胜；另一方面，占据中心地位、城市高台的戏班，又以逆向的反射方式，向四境扩张。当然，戏班的聚合分散，也会受到社会公序和行业规矩的制约，“一个老鸹占一口滩”，唯有各守其土、各取所需，方能相安无事。戏班的中心聚合，根植于社会经济的繁华与百业的兴旺，为戏班的生存与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士、农、工、商聚居一地，成为培植戏班的沃土；庙会、商会的连绵不绝，为戏业提供了繁多机会；城镇林立的“九宫十八庙”戏场，成为戏班竞技的场所；有水路驿道与四邻八乡相通，便利了戏班的走州闯府。以成都至重庆连线，北线至绵州、顺庆，南线至嘉定、叙府，这片“凸”字形的地域，成为戏班的密集活跃地带。在四川百余个府、州、县中，戏班的极盛之地，首推川西坝的成都府，省会所在，人丁繁盛；继有下川南的资州、叙府，物产富饶，富甲蜀中；再者川东地区的重庆府，水陆要冲，西南商埠。有的地方以神会的鼎盛，成为戏班淘金之地，如资阳城隍会戏；有的地方因地处要冲，引得戏班纷繁过往，如三江交汇的泸州。位处繁盛地区的大中城市，不仅催生、养育了各色戏班，而且呈现出种类多样化、机构大型化的特征，成都既有演唱胡琴、高腔的宾乐班、翠华班、文星班这样的“大众”戏班，也有演唱昆曲的舒颐班这样的“小众”戏班，还有演出灯影戏、木偶戏的小型戏班，清末《成都通览》记载，成都有16个灯影戏班。城市中繁多的演戏机会，对于戏班就是生存竞争，尤其是各地的神戏庙会就是戏班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杀：实力不济者，败下阵去；名班名科（科社，招童子学戏的戏曲组织）凭其华丽的衣箱、齐整的阵容，以及班主管事的巧言利簧，方能夺取出演机会。一旦应邀参演会戏，又将面临戏台上生死攸关的考验，如自流井的会戏，人称“品仙台”，在刁钻的会首（盐巴公爷），挑剔的戏迷审视中，有的戏班博得挂红放炮；然而，台上的些微失误，或调度失措，就会当场招致打哨子、喝倒彩、摔草鞋、丢瓦片，以及“熏花生壳”“熏蚂蟥”之类的恶作剧……戏唱“黄”了，演砸了，戏班唯有服输认罚，不仅分文不取，还有罚戏的教训。



       戏班长驻城市之中，主要在本城的寺庙、会馆及府邸演出神戏、会戏、堂戏，间或出外演出，即是坐城戏班，如成都的宾乐班、太洪班，资阳的大名班，自流井的富春班。清代末期，成都各会馆寺庙，日有会戏及堂会，故全川名班均轮番会萃于锦城。然以老庆华班及太洪班，人材辈出，规律谨严，隐然执川剧之牛耳。而宾乐班主黄金凤更能集旦戏之大成，孕育产生杨素兰、双兰、林金桂、刘芷美、么师弟等若干名旦。丁治棠旅蓉日记中就记载了1897年4、5月间，成都戏场各个坐城戏班。庆华班演出于火神庙，文星班演出于火神庙、湖广馆、浙江馆，宾乐班演出于府城隍庙、浙江馆，还记载了一位“优中翘楚”“诸旦之冠”张四娃。“浙江馆，看文星班，演《波罗花》一场。扮十八罗汉，皆带面具，光怪动目。又演《禅真逸史》中一曲，不知何名，扮梅香者即张四娃，尽相穷神，绰约多姿，有婢夺夫人之势。于《八郎回营》外，又出一奇，真优中翘楚也。火神庙，看庆华班，演《山海关》一场，颇紧饬。扮吴三桂者，驰名优也。次场为《活捉王魁》，杂以阴曹，亦森森动魄。湖广馆，看文星班，演《玉石琵琶》与《挂画》《调叔》三出，俱小旦张四娃登场，声、色、艺三长俱擅，可为诸旦之冠。火神庙，看文星班，看《八郎看母》一场，扮茶氏者为张四娃，唱口铿锵，累累如珠洒盘。如此熟戏，演得簇簇生新，津津动听，真绝艺无两。是时，人涌如潮，吹哨喝彩者，应声四起。女边坐凳随挤而倾，诸茶担为之震摇。一国如狂，信有目共赏之名优也（《丁治棠纪行四种》）。”还有，长期固定在“坐地园子”演出的坐台戏班，如成都江南会馆的舒颐班、合川禹王宫的燕春班。舒颐班，成立于清同治年间，因受总督提倡、官场的扶掖，得以驻留于江南会馆。同治七年（1868年），两江总督吴棠调补四川总督，至光绪二年（1876年）卸任，督川近十年，因其“勤政爱民”，赐谥“勤惠”，在清淮、徐州建有专祠。吴棠雅尚昆曲。督川之后，蓄养昆班。《蜀海丛谈》记其事云：“（吴棠）妙解音律，尤精昆曲。以川省无习此者，乃在苏州招昆班佳伶十余人来蜀，名其班曰舒颐。每晨接见属吏，退即批阅公牍。过午蒇事，则召舒颐班入署演剧，或在署内习静园与二三幕，擫笛度曲。又以舒颐班曲高和寡，虑此后无以自给，乃集资购良田百亩，并以成都江南会馆为常住地。迨公请老去蜀时，授受相承，已渐有知音。是班除昆曲外，且喜摆灯，最宜卜夜，变幻离奇，莫可名状。每冠裳会集，必召之献技；加以授餐适馆，既有常资，故直至民国改元后，诸伶始归星散。公在川时之伶工，光绪末年尚有一二存者。”成都官场每遇团拜、彩觞演戏，必召之献技，“游燕之娱，一时倾成都”。舒颐班在演出之外，还教习昆曲。据《华阳县志》卷十五记载，光绪年间，有洪兰楫，字用舟，官至山东东昌知府，“家居服阕时”（服阕，守丧期满），“益召昆山部名者舒颐，选垂髫童子廿余人，日夜教歌舞”。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中记有光绪五年（1879年），舒颐班在两湖公所为文武官员及幕客献演，呈现萧条之象：“舒颐班一旦，唱《藏舟》甚佳，麓生赏之，唤至则貌奇陋。姑令唱《惊梦》，而班中不知行款，乱杂纷纭，钲鼓聒人，《惊梦》仅草草终场。麓生甚愠，遂去。余与莫总兵并坐，亦欲去，嫌太早不欢，勉终席而还。夜漏十二刻耳。池中四席，楼上二十席，放赏者仅三人，不满二十千。”光绪末年，舒颐班日渐零落，“（舒颐班）专唱昆曲，然曲高和寡，雇演者甚少”。艺员们有的参加了其他戏班，有的改业做了小贩。

李文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