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父辈的年

欧阳杏蓬

父辈的年

年关又近，虽然年味一年不如一年，但，年的脚步还是踏过冬月，进了腊月，望到了年关。年已经成了应景式的节日，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年——团圆，在经历过生产队的我们这一代，还留有父辈的印记。那些温暖，那些繁华，那些闹热，那些饮食，那一声鞭炮，那些笑脸，通常会预兆一些喜庆，掩盖父亲皱纹里的尴尬和担忧。然而，父亲的心里，年是随着爆竹一声除旧岁结束的，也是随着旧年的结束开始的。父亲是生活这一条线上的一只蚂蚱，用微小、卑下、脆弱、希望，用小小的力量，推着岁月进入下一个年轮。所以，年，从旧年结束，也从旧年开始，带着祝福，带着不甘，带着希冀与改变，推开春天的大门。

父亲是小心翼翼的，在地里刨食的人，收入单一，收入微不足道，稍有不慎，一年欠收，年关将成为一个家庭最难度过的关卡。年，在宁远的土话里，读难，过年，土话叫“古难”。对父亲来讲，过年就是“古难”——度过一个难关。父亲的年，从正月的暖风里开始准备。农村里的闲人，还在念着“正月肉多多，二月钓麻拐”的俚歌想着“吃正月耍二月”的时候，一家之主已经耐不住了，不等蛙叫虫鸣，用铁锹，用锄头，用犁铧，打开了春天之门。翻地、翻田，种庄稼，种田，都是老本行，干了几十年，已经像掌心里的纹路一样熟悉。但每次开春，心里都不踏实，做一个靠天吃饭的蚊蝇一样的农民，有太多的意外，哪怕是一阵意外的雨，足可以摧毁农民一季精心的准备。父亲没文化，但“一年之计在于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些话还是记得的，深信“人勤地不懒锄是刮金板”，作为家里的顶梁柱，父亲不仅要算计，还要倾力去做，算计不好，日苦夜苦打出屁股，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生活就会出洋相。营务农田不仅要算种子化肥，还要算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家，便是一个最小的社会系统，各种微不足道的关系密密麻麻，如同尘埃蛛丝，而父亲就在这些平凡的卑微的生活里，用自己的算计和贡献，获取小小的收成，滋养一家人和气平淡的生活。

从正月翻地，到二月下种，到三月大地复苏，作物生长，到四月养护田园……一路下来，风里雨里，只为一件事：有所储藏。老天爷赏饭吃，种豆得豆种瓜得瓜，那得搬回家储存起来，豆粮入仓，瓜果入窖，柴火上楼，井井有条。古话说仓禀实而知羞耻，现在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一年四季，父亲像只工蜂，不断地在田园里盘桓，不断地从田园里搬回东西。蚂蚁一样，然而，父亲从不把自己当蚂蚁，而是心甘情愿俯首甘为孺子牛。从正月里油光发亮的肤色，到青黄不接忧心忡忡的菜色，从春播一粒种秋收万颗子的喜色，到凉风吹走燕子大地荒凉炊烟在天底下迷漫的烟火色，一年四季就这样在父亲满是汗味的胸襟里煨熟了，年的味道开始慢慢酝酿，在立冬之后，年已经具象化。有的家庭已经准备了几畦好菜，白菜从九月末就栽下秧的，一旁的空地夜浪费不得，芹菜、香菜、葱蒜，一样一样配点，搭配起来，上街就像摆个菜摊子，从冬月卖到腊月二十九，留一筐三十过年；有的已经把谷仓里的粮食、花生、豆子盘点了一遍，自家留多少，吃多少，余下的，便担到街上变钱；有的开始计划安排那些张嘴的牲畜，栏里两头白猪，圈里还有十来只鸡，河里还有多少鸭，猪得赶紧找过年买猪肉的左邻右舍订出去，鸡鸭多喂点，然后担到街上去；还有的逢人便说自己家的鱼塘什么出鱼，每天都说，大家记下了，也订了自己需要的草鱼、鲢鱼、鲤鱼、鲫鱼……日子红红火火，街上地摊的录音机放起的士高音乐，和卖鞭炮的、卖鸡鸭的、卖猪仔的、卖肉的屠夫的大嗓门，把街镇搞得黄河水不清。到了腊月，街镇已经改成了天天圩，四面八方的人，甚至是别乡别镇的人，这个时候都出动了，用买和卖，把年的氛围推上了高潮。扯布的，买副食品的，买鞋的，手里提溜一个露着番鸭头的化肥袋子慌里慌张的，双手插在兜里向着面前走过的姑娘挤眉弄眼的，打口哨呼朋引伴的，一条街在年的催化下，把一年四季展览开来，山货味、地上的花生壳、街道上冷不丁一泡牛屎、一边叫嚷嚷一边挥手的妇女……从早上七点起圩，到街上人影稀疏的黄昏日暮，都是一种迎来送往的繁忙味道。

父亲带着我卖菜，整个村里的年轻人，都在父亲母亲的带领下，在清水桥的马路边卖菜。马路两边已经解禁，我们村里卖菜的队伍就占了一边；还有卖橘子、卖香蕉、卖苹果、卖糍粑、卖荸荠的，也占了不少地方。卖东西的一脸焦急，两眼在人流里滴溜溜转；买东西的也一脸焦急，一路问价钱，生怕买贵了。父亲安置好我和菜，便背着双手，沿路而上，过了好一会，回转说卖菜的队伍至少排了两里路长，双牌那边都来人了，三轮车，一车一车拉过来，车子不准进市场，个个都拿着蛇皮袋。今天的菜，不好卖，便宜还是能卖。父亲说着这些，还没说完，我已经走远了，父亲转返来了，轮到我到街上看热闹的了。我要去布行，看卖花布的姑娘，那是一个安安静静卖布还在思考的姑娘，我喜欢她的恬静和眼里若有若无的忧伤，春天在我的心里躁动，我知道没有结果，但我每次到了集上还是会去看她，远远看，不过瘾，又从她的摊位前招摇走过——只是不管怎样，她都不知道我在看她——亦或许她选择性的忽略了我，一个乡下卖菜的和一个在镇子上卖布的，注定不会有出彩的事。明知道是这样，我还是会去看，就像在偷看一个谜一样的外部风景，然后通过幻想自洽获得一些满足。我从来没有跟父亲提过，哪怕是父亲举全家之力，为我买下了一辆凤凰牌单车，我仍是守住了这个秘密。

分田到户之后，年关景象与以前有了天壤之别。搞集体，大家把十个手指扯得一样齐，生产队里也早有安排，杀几头猪，分多少红糖，分多少黄豆花生，掂量来掂量去，还是人多粥少，最后，生产队里的那条老牛也安排上了，一家一户分两斤牛肉，这个年大伙基本能过了。然后，家里准备多少纸包糖，多少爆米花，多少荸荠，都要精心计划。年初一，村里的孩子四处走巷串户拜年，不能让拜年的孩子空手。有了猪肉、牛肉，还有血鸭必不可少，这是规矩，于是，便又劁伴搭对，两家人合买一只鸭，杀掉鸭子，鸭血也要平半分，鸭肉不够分量，来客人了，那就花生米、黄豆垫底，总之，想发设法也要弄出两碗炒血鸭，在亲戚面前挣个面子。全家老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不管贵贱，必须整一身新衣服。年三十吃了晚饭后，妈妈拿出来分给大家，大家喜气洋洋，试穿一回，脱下来叠好放妥，父亲也有一套，而且是最拉风的卡其布，这是一家人的门面。到了年初一，天还没亮，喜欢赶早的，起来打开大门放一挂鞭炮，迎春接福，又觉得大清早实在冷清，裹着一身新衣，爬上床再去睡一觉。起来吃了早饭——不是粑粑，便是面。粑粑甜，寓意新的一年，生活甜蜜蜜，面寓意有面子，一年过的高高兴兴。吃过早饭，小朋友便在门口集结，走巷串户拜年，一路嘻嘻哈哈。来拜年的外村亲戚，在村前石板路上，或三三两两步行，或几个推着自行车，车把上挂一块肉，后座上驮个孩子，一路叮叮当当进村走亲戚了。

我对分田到户的最初几年的春节印象特别深刻。

过了腊月，父亲便开始落实过年的各种安排，腊月二十之前卖东西，菜啊、豆子啊、花生啊、鸡鸭啊，都力争在腊月二十之前处理干净，然后二十一杀头猪，二十二“满当克”（到处检查一下），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大扫除，二十五磨豆腐……一切按照老辈人的说法处事，井井有条。那时候，家家养猪，人客多的，请个屠夫，不管猪大猪小，宰一头，猪肉猪杂，管齐；人客少的，两家，三家，商量好，也从栏里拖一头猪出来，请个屠夫宰了，分匀了，提溜回家，大半用来做腊肉，小半用来做酿豆腐。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烘腊肉的炉子，腌好之后，烧生柴熏干水汽，然后架到炉子上，用炭火、茶壳、米糠缓缓烘烤，白肉在烟熏火燎和炭火的热力中，迸出油脂，滴到炭火上，滋滋响，白肉也开始慢慢泛黄，一天一点变化，然后在父亲的翻检中，不知不觉变得金黄，好奇剥开一点外面焦黄的皮肉，腊肉那味儿香得直勾引口水。父亲见了，说晚上就煮一块，那么多腊肉，十天半月吃不完的。到了过年那一天——年三十，照例要先上山祭祖辞年，杀一只公鸡，烧几捆纸钱，恭恭敬敬做三个揖，倒好酒，插好香，口里念念叨叨，请求老祖保佑，再放一通鞭炮后，才算完成了仪式。我们下来四处玩鞭炮，父亲便提溜了鸡回家，在家门口再杀一只鸭，褪毛，然后在炉头上取一个腊猪腿，搞一个菜箕，把这些装好，捧到河埠头，在夕阳下剖鸡剖鸭。河埠头那一溜青石板上，蹲着一排父亲，手里的家伙什大同小异，腊猪腿、腊猪耳朵、白白的鸡鸭肉、黑乎乎的海带或者木耳，一边捋水，一边说笑。说的最多的，就是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过年，鸡鸭肉，红薯酒，管够。还有的感叹，光今晚这一顿，全中国要吃掉多少钱啊……话音未落，立马有人补话：年头苦到年尾，就是为了今晚这一顿……大家说着，笑着，谈着，一致认为这生活好了，放到前几年，想都不敢想，能这么大吃大喝，人心不能足，未来会更好……今年平平过，明年买马坐……大家七嘴八舌，直到夕光落到水面上，河埠头恢复平静，村里黛色屋脊上，淡青色炊烟一绺一绺，缓缓升上除夕的天空，风若有若无，气温正好，明天好走亲戚人家……大家喜笑颜开，陆续回家，因为除夕，生活一下子饱满了，日子一下子祥和了。年在父辈手里，成了一个柔软暖和的节日，散发着优美的人性与人情。

又到腊月，年关指日可待。上班下班，大家都在谈论过年，希望年后能走出疫情的困扰，正常生活的时候，我在犹豫，今年是否要回老家过年。父亲在2020年春节后，拿到了抵达人生终点的单程票，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撒手人寰。没有父亲的春节，每年除夕那天要上山向父亲辞年请安了，孤零零一堆土，那就是父亲的归宿！感觉人生有限，岁月无情，心情特不好。每次下山来，在空荡荡的河埠头上，夕阳苍黄，大地冷寂，当年蹲在河埠头上说笑的父辈，几乎都领到了人生的终点票，陆陆续续下车上山了。而活着的几位长辈，已经不再主持家务，甚至，不再喜欢出门，还爱上了关门过日子。年轻人过年也甚少杀猪宰牛，而是采购一些预制菜或成品，简单省事。巷子里，晒谷坪上，宽阔的村道上，鸡狗匿踪，荒凉冷清。大门上新帖的春联还是那么红艳，而我总感觉到，我接过了父亲的责任，带着孩子们，有些落寞，有些提心吊胆，也有些无奈，但都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母亲，让孩子，看到我的力不从心。我似乎看到了父亲寒星般的眼眸，仿佛在告诉我：这就是做父亲的滋味。

岁月是一张单程票，生活却是个圆，年是起点，也是终点，从父辈，到我辈，到下一辈，距离还是那么长，滋味也没变，形式在流传，一年一年累积，便是一世人生，小小的，负重前行。父辈按部就班，我辈按部就班，无法更改过往每一步，生活不仅要继续，还得要笑，尤其是这年关时节，希望总会让人生豁然开朗。在父亲遗像前，我祈祷再次相逢时，春暖花开，沧海桑田，一切都好。

2022.12．28

欧阳杏蓬

一个农民按部就班的死了

七月半我回老家，烧纸过鬼节，我见着了他。他是我们家族里年纪最大的长辈，我叫他大伯伯，八十八了，其时正坐在堂屋的靠椅上，脸朝大门，默然看着屋外，每见到一次，我都叫一次，一天见十次，我就叫十次。每次叫他，他都仰起苍白的脸，扭动高大的身子，尝试站起来，要跟我握个手，一边从瘪嘴里回应一句“哦，红崽回来了”，很大的答应声，隔几座屋都听得到。我见他实在很难自然地站起身，便走过去，径直坐在他面前的条凳上，他头发干巴，眸子发黄，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问“大伯伯，你还搞得几年”？大伯父看着我，伸出舌头，嘟起嘴，耍一下宝，回我“架就刷了，窝屎窝尿都要人扶了”。（现在不行了，拉屎拉尿都要人操心了。）劝他想开点，人生在世，生老病死，离不了。大伯伯亲切地看着我，不是久别重逢的惊喜，而是藏着别后不再相见的担忧，蠕动了没牙的嘴巴说“寿衣有了，盒子早几年前就准备好了，人总有一道死的，免不了，皇帝都免不了，黄泥巴巴都埋到头顶了，活一天算一天。”我劝他“该吃吃，该喝喝”，大伯伯叹了一声，双手抚着额膝头，扁了扁嘴，不甘心地说“架就刷了，能讲不能行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八十八，离天日子少离地日子多。我什么也做不了，生死为一，无人能分。看着大伯伯萧索的面孔，我照例说先回家看看。
大伯伯是看着我长大的，从喊我“奶崽”到喊我“红崽”。
我是看着大伯伯从一个青壮年农民，活成现在这个颤颤巍巍摇摇欲坠的样子的。
方圆几十里，四五个村子，上万人口，年纪大过大伯伯的，若只算男的，数目不超过一双手。在我们东干脚，大伯伯的年纪，前无古人，有没有来者，不能说肯定没有，但不知道要等多少代人。作为村里的“人瑞”，我们都还给大伯伯打气，说过了一百，就可以领寿星证，政府要发工资了。大伯伯听了，眼神里还有点小骄傲，闪着柔光，笑呵呵，自谦地说“哪还能吃那么久，这岁数过一天算一天的了。哪天阎王勾簿子了，就哪天走。”
大伯伯说话神情自然，对死不以为然。在大伯伯看来，他已经送走很多玩伴、乡亲、熟人了，生死早就看淡，按部就班的活着，活一天算一天，没有波波折折，也是算顺应天命，没必要挣扎了。
大伯伯的房子在村子最东边，隔一块空地，就是坟地、水井、河流和田园。山在后面，壁立如浪涛。门前的田，起初就是大伯伯的责任田。在双枪季节，大伯伯没人手帮忙，靠着自己一个人顶，在家吃了晚饭，又趁了皎洁月光，下到田里，光着背，汗帕往腰间一缠，开始搂稻草，扎草把子，一点不敢怠慢。我去井里提凉水，好几次看到大伯伯一个人在田里，在月光下，在前面柏树的影子里，淅淅索索地，弯着腰，一个人搂草，有条不紊，任劳任怨。搂完草，拖出来，在田埂上晒开草，放水进田，第二天一大早，赶牛下田，犁耙水响，一套弄下来，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安抚不好这块水田。大伯伯光着背，穿着淡蓝色大裤衩，吆着牛，掌着犁，划着水，绕着田埂一圈一圈犁田。遇到犁铧翻起大块泥土，或者犁耙脱手钻出地面，留出一个门槛，在绕回来的时候，大伯伯都要喝住牛，停下犁，按照前人的教法，把大泥垛扒散，把泥门槛重新犁过，仔细的摸几把，不扎手了，才放心直起腰，吆喝牛走水，继续耕作。
大伯伯做事精微，但不是一把种田好手，只能算一个中规中矩的种田人。一生里，没有出门闯过，没有在田里试验过，没有出人头地过，一直埋身岁月，在地里挖挖薅薅，照着二十四节气，想着前人的经验出种下种播种，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逾矩，老老实实，默不作声。如果不是队里或者村里分东西，催缴款，人们几乎都要忘了村里还有这么一个人。双抢季节过去之后，农活从田里挪到了地里，薅红薯草，割高粱，挖花生，灌甘蔗……大伯伯安排的有门有路，丝毫不乱。在村里，大伯伯的收成不是最好的，但是，大伯伯的收成是最稳定的，一兜一兜的红薯结成串挂在檐瓦下，一把一把的高粱在屋樑上劈叉式的骑着。农家的味道，在各种作物在鸡鸣狗吠猪屎臭里，一点点迷漫。到了农闲，家家户户开始做酒，大伯伯也一样，做红薯酒、高粱酒，就是甘蔗酒，大伯伯也能做出来。我每次捉到蛇，第一个就是交给大伯伯，大伯伯会做蛇羹，还有酒，做好菜，大伯伯就舀出甘蔗酒，自己先咂下嘴，陶醉一下，才要我尝一下他的“作品”。甘蔗酒酒精度数还不如红薯酒，但有甜香味，蔗糖的香味，还难喝醉。大伯伯端出菜，就着煤油灯，一人面前置一海碗甘蔗酒，人生本是二两酒，一两辛酸一两愁，在地偏人稀的乡下，不管多少辛酸多少愁了，人生苦短都要过，哪怕是一世辛酸万古愁。大伯伯喝一口酒咂巴一下嘴，轻言细语说，做农也莫怕，天不管地不收，慢慢捱，捱到死，什么辛酸什么愁都一把土埋了。大伯伯喝一口酒，还让菜，看着朦胧油灯，一边回想，大伯伯的爷爷，村里唯一的秀才，在村里开过私塾，教过阙汉骞的。大伯伯谈着前辈的风光，却从没有奢望自己的子女考学，出人头地，他甚至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一根草有一滴露水滋养，养大就好，自己就这么过来的，上了生活的牛鼻索，不由你胡来。农村把大伯伯塑造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勤俭持家不逾矩的农民，乐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折腾，一辈子也不腻。
我喜欢跟大伯伯呆一块，但时间不要长，打打招呼，聊一会天，听他说一说闲话，感叹感叹，就得告辞——大伯伯很善言辞，比如人情事务，比如讨价还价，这个他遵照前辈人教导，要想获利，就得去街上，做买卖，才能不愁没钱。大伯伯作为一个农民，种菜，养母猪，想着方法上街，与别人发生一点关系，自己的东西出去，别人的钱就进了自己的荷包。大伯伯秉持这个理念，除了酒不卖，其他的都好说。在大伯伯的经营下，一年两年，不知道多少年——或者五年八年，在责任田到户，大家都想上街做一些买卖的时候，大伯父准备盖自己的房子了。在农村，每一代人都要建一次房子，来完成人生的使命，这很重要，农村所谓的成家立业，盖房子，就是立业。做大事，大伯伯也不含糊，更不大方，抠抠搜搜，材料人工都掐得死死的，就像他种田，田荒一季，人可不是仅饿一季的。在大伯伯的精打细算下，大伯伯盖起了红砖房，村里人盖了不少红砖房。我想，这个年代是他们的，无论卑微低贱，还是收入微薄，他们靠时间日积月累，积少成多，用自己的选择，重塑了中国乡村。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的父辈用微薄的力量把乡村改头换面了一次。他们以为，就此以后，乡村富裕了，他们带着孩子种好那一亩三分地，可以颐养天年了……
时代很快掀翻了他们的认识，把他们当农民的孩子都异化了，成了产业工人。他们无法辨别和判断，他们本是被动被裹挟的，在洪流里载浮载沉，忍痛挨饿，如奔流江水，以为融入大海后，复旦会更轻，生活会更好，比如不交农业税，比如有养老保险，比如电灯电话，小车高楼……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他们像孩子一样揣摩着，只能这样，看不懂文件，问不到有学问的人，孩子也远走他乡，东邻居、西邻居、后邻居，几十年同在一起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也习惯无人问津的生活，他们靠自己，彼此依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无论灾难，还是平淡，彼此分担，踉踉跄跄，一年又一年，这是乡村千百年维系下来的原因，无论有多少伦理，最重要的就是平常各忙各的，互不相干，到了有事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无论邻居，还是宗族，都会自发的自觉的站出来搭把手，共渡难关。大伯伯虽然人高马大，但不凑热闹，也不喜欢出人头地，像他家空地上的梨树，顺着时间轮转，沿着岁月前行，与世无争，我想，他能活到八十八岁，与他的平和心态密不可分。
离开东干脚的时候，还是早上，走到西边水沟边，听到水沟上面的枞树桔子树杂乱生长的庄稼地里，发出哗哗哗声响，很奇怪，正要跳过水沟，去看个究竟的时候，我大伯伯骂了起来“XXXX的，搞得我一身土了”！我大伯母——这个一辈子没大喊大叫的农村妇女大声说“叫你远点，你偏要爬过来”！原来，我大伯母在前面挖花生，我大伯伯坐在地上，捡花生——我鼻子有点酸，人还没死，就得劳动，这是村里的规矩，不死，吃喝拉撒靠自己。为了趁着早上天气清凉刨回花生，七十多岁的大伯母，居然把八十多岁的大伯伯弄到了花生地里，和他一起摘花生。生活，或者农民两个字眼，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词。我爹在世的时候，说过要想轻松，除非莫吃。只要张嘴，人就不得轻松。我听到大伯伯夫妻俩孩子式的争吵，顿时感觉这流火七月柔软温润起来，没有去惊动他们，自顾自赶路，我还有八百里才到广州呢！
2022年国庆临近，家里人正在讨论一周后能去哪里玩。
三年疫情，城里的人像乡里收割季节的鸡鸭，被管制了起来。乡里的人倒像田头的白鹭，从东到西，自由，但空间有限，对乡下人，已经绰绰有余。留在村里的人，多少人一辈子没离开过县境，别说那些堂皇虚幻的城市了。六毛——大伯伯的儿子打电话来，说大伯伯在当天下午走了。我感觉十分意外，七月半才见过，还见过他们两老伴儿下地摘花生，怎么如此突然？我看了看手机日历，还有两天才到国庆节呢。
回到东干脚，村里的人都聚到大伯伯家，要送他最后一程，一个是乡亲情谊，家家有本人情账；一个是大伯伯已经过了八十八岁，是村里的人瑞，算“喜丧”，来送一程，得个心安。我从广州回到老家乡下，已经夕阳下山，暮晚灰云笼罩深秋山地的时候，在大伯伯灵堂前祭拜一回出来，和乡亲闲聊，说我七月半回来，走的时候，他们两个老老还在西边水沟上挖花生呢！一个邻居说：你还说七月半，今天中午，他老人家还吃了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告诉你大伯母，给他穿寿衣，他要走了。你大伯母没听明白，你大伯伯上床，你大伯母去给他抹嘴，你大伯伯就走了，一下子功夫，你抽根烟这么久，他老人家就辞世了，至始至终，一声哎哟都没喊……另一个跟着补充：如果你大伯母听懂了，帮他穿好寿衣，那他一点时间没耽误，老人家算得准准的，死得自自然然……
我记得七月十半那天下午，我到井边的土地庙拜完土地公，往回走，经过大伯伯的红砖屋，大伯伯还没等我叫他，便主动先和我打招呼，说“红崽，你晓得不晓得，我有孙媳妇了！”大伯伯突然向我发布这个消息，我觉得很意外。我不晓得。我答他。大伯伯说“那我现在告诉你，到时候喝喜酒了，我请你。”抬起头，大伯伯的漆红盒子摆在堂屋正中央，里面烧着纸钱和香烛，烟雾缭绕。大伯伯的红砖房屋檐已经发黑，一副落魄的样子。红砖房对面，六毛修的小洋楼，给乡村带来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在我们手里，我们用异化了的农民的审美，又重塑了一次乡村，从建筑形式上，把乡村向着城市推动了一大步。然而，守旧的我，还是喜欢瓦屋多点，泥地，黒瓦，粝墙。泥地有四季的温度，黒瓦能听风雨，粝墙能挂岁月尘埃，而洋楼，关上铁门，就如同入瓮了，与世隔绝。所以，我更喜欢父辈建造的红砖瓦房，尤其喜欢在红砖房里，听风过屋檐，天净地寂，或雨打青瓦，屋檐水滴滴落入檐沟，滴滴答答，时光温润，现世安稳。
最后一抹余辉被大山吞噬，天空星月朦胧，做完各种祭拜仪轨之后，守夜的守夜，回家的回家。我坐在大伯伯的大门前——以前我经常要在这门口坐的，扭头看一下堂屋里那口红色盒子——并无畏惧，我曾亲眼看见红色盒子装走了我爹，装走了我妹夫，现在装走了大伯伯，某年某月也要装走我，死，似乎并不恐怖。回忆起与大伯伯相处的岁月——一辈子按部就班一辈子循规依矩的大伯伯，一辈子没有追求过存在感的大伯伯，一辈子风轻云淡的大伯伯，悄无声息地养活了一家人——在外人看来，任何一个农民的生活都是微不足道悄无声息的——现在，彻底交班了，一去不返了。我记得，大伯伯在人到中年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拉肚子，拉到全身脱水，这对他来讲，足够惊心动魄，也足够警醒，但他并没有畏惧，放弃风里雨里务农，只是，桌上多了两个酒杯，和我大伯母夫唱妻随，每顿小酌两杯——不管一杯心酸一杯愁，品咂品咂，平凡岁月如流，直到八十六岁，才慢慢放下酒杯——大伯母说有好兴致了，大伯伯还是会喝一杯酒，八十八岁那天，大伯伯还喝了好几杯酒……
最后，门前守着的几个乡邻散去，我一个人百无聊赖，也没有感觉到坐了一天客车身体有甚劳累。东干脚是我唯一深爱的地方，想想，这几年，村里不少乡亲莫名其妙的去世了，德叔、苟叔、石叔、我爹……现在我大伯伯，一张脸，一片草叶一样，那么清晰，那么生机勃勃，一摇一晃，就落了。世事无常，生死常见，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感叹一句，从灯光里走出来，灯光之外，八月末的月光，仍像当年那般皎洁，只是，地荒了，空荡荡的，那些稻草兜子，像无数脚印，漠漠到远处的黑松林。大伯伯走了，以前已经成为以前，交接给我们的，除了按部就班，我想不出，在这片土地上，于农民，还有更好的法则。我也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农民，我正走在大伯伯的影子里，在抵抗生活的异化，在抹去人生的种种可能，一切既定，一点也不茫然，按部就班，前赴后继，向死而生。
2023.1.4

欧阳杏蓬

一位农村母亲三十年的无声执拗

夏末黄昏，人们都赶着天光在地里收尾。眸亮在辣椒地里扯草，实在顶不住口渴，水井不远，要跑过去，几分钟而已。眸亮咽了咽口水，感觉舌头发涩，喉咙冒烟，在辣椒丛里站起来，甩着两手下坡朝井边跑去。跑过二禾田，跑到河坡上，一眼看见河中脬起一个人，眸亮眼睛亮，一眼认出是放鸭子的钰，在河坡上喊了两声，没回应，事情不对，眸亮一边大喊“钰儿溺水了”，一边滑下河坡，捞起水里的钰，从洗衣埠头上来——钰的哥哥已经着急巴里从二禾田跑过来了，手上还有泥，接过钰，钰的身体还很软，软塌塌的。他哥扒了钰的裤子——钰身上只穿了一条单裤，裸着的上身雪白，他哥喘着气着急忙慌地把钰倒扣在额膝头上，一边有节奏地抖啊抖，一边哭丧着声音喊钰的名字。钰的双手自由落体掉在地上，随着身体摆动而在地上拖动，嘴里却没倒出一口水来，肚皮也是软塌塌的。他哥见放在额膝头没效果，又把钰平放在地上，捏住钰的鼻子，往钰的嘴里吹气，使劲吹几口，便按压钰的胸，折腾了好一会，不见钰喘气。村里放牛的正好赶牛路过，旁边的人建议：把钰横在牛背上，打着牛跑几圈，把钰肚子里的水颠出来。他哥流着鼻涕，把钰挂在牛背上，自己扶着，好心的村里人牵着牛，在路上跑了几百米，钰还是闭着眼睛咬紧牙关，没反应。从牛背上放下来，平搁在地上，他哥又开始往钰嘴里吹气，吹几口，按压几下钰的胸，一边喊：钰儿快点醒，回家了。折腾到天杀黑，钰还是没醒过来，隔壁村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翻了翻钰的眼皮，屁股都没落座，拎起药箱，冷淡地说“给他穿件好衣服”，便架脚出门，走了。
钰，时年十四岁，是村里长得最清秀的小伙子，白白清清，和她妈一个模子，一点也不像农村的孩子。腿脚勤快，谁向他使嘴，钰儿都不打愣吞，尽力把事办了。钰是我的玩伴，那天下午，钰在井上边的河里放鸭子，我在三里外的涧桥下面放鸭子。小河弯弯，二禾青青，天也青青，空气里是二禾被太阳晒出来的甜味。河边的村子安静如画，大人或下地锄草，或上山砍柴，按部就班，做着生活准备，一切如常，对于钰，他却遇到了取命阎王，这出乎全村人意料。
这是一条水不深的小河，钰溺水的地方，在洗衣埠头上面，水深还不到膝盖头。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浅水滩，就要了钰的小命。
钰是一条小命，很多村里人对他，对他家，都低看一眼，他爸爸是入赘的，他妈妈耳朵不灵光，是个聋子，耳朵不好使，嘴巴说话声音也不行。他妈妈很少说话，偶尔说话，声音低而嘶哑，像在喉咙里打转，只吐出了尾音，听得人一身起鸡皮疙瘩。钰的爸爸身体不好，凭着一副剃头家伙什，常年在山区里找活计。聋娘一心一意跟着生产队做事，人们有意无意疏远她，常常几个聚成一堆，聋娘一人一支队伍。聋娘不计较，或者，不懂计较，或者，不需计较，一个人就一个人，锄地，割草、扯秧、挖红薯、摘花生……聋娘都是一个人占一块地方，其他人离得远远的，保持距离。村里人维持这样，大致是因为聋娘家穷。聋娘两儿一女，大儿子已经成年，自己男人常年不着家，大儿子受不了穷和隐隐约约的嘲笑，自动申请出门“抓现金”，她带着女儿和最小的钰，粗粮一顿，细粮一顿，没粮青菜白水凑一顿，磕磕巴巴的过着。到二、三月，青黄不接，钰饿不过，还拿一个大碗，到队长家要红薯丝。聋娘一脸无奈，帮着烧火煮红薯丝，一声不响，眼里都是疼怜。
钰平躺在堂屋地上，一丝不挂。钰的母亲，村里最美的女人，其时正挑着一担茅草，呼哧呼哧从山上下来，满脸汗水，头发都被汗水打湿贴在憋红的脸上，头上包着灰白的头帕，沾着草屑，在晒谷坪扔下柴草担子，像往常一样在柴草里翻出柴刀，一手拎着刀，一手扯下头帕抹汗时，女儿哭着冲过来，拉着聋娘就往家跑，聋娘踉踉跄跄，嘴里“哦哦哦”着，进了门，看到平搁在地上的钰，问大儿子，大儿子眼里淌着泪，比划了几下，聋娘明白得七七八八了，扔了镰刀，跪在钰的身边，摸着钰白晰的小脸，沙哑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喊着钰的名字，是肝肠寸断，是愤怒，是不满，是怨恨。无论聋娘用力拍打地面，还是自己捶自己的胸口，钰都没有反应，聋娘摆弄着钰的手，嘴里“哦哦哦哦”地，见钰没有反应，手向身后，摸到砍柴的镰刀，站起来，就往屋外黑夜冲，嘴里“噢噢噢噢”地。大儿子拦下她来，嘴里喃喃着“钰已经走了”。钰的姐姐抽噎着，在房间里找来找去，翻箱倒柜，找不出一件衣服，父亲，哥，钰，三个人都没一件好衣服，都是补疤钉补疤，只好决定把自己新制的白底碎花衬衣给钰穿上。在屋里帮忙的村人，看来看去，家徒四壁，别无选择，只好把他家的楼板抽下几块，锯一锯，拼一拼，做个盒子。把钰装进盒子的时候，是半夜，村子里狗都不叫，整夜通宵，村里都是聋娘“啊啊啊”地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听者跟着落泪，都在想，这下要了聋娘半条命。其时刚好是搞责任制的第一年，能吃饱肚皮，家家户户拾掇好，准备甩开手脚生产的时候。聋娘不知道生活以后会不会变好，也不管社会以后怎么改变，更不在乎人们冷落嘲笑她，她始终不能接受，她出门砍柴的时候，还把灶堂里的煨红薯分了一个给钰，笑着出了门，回来的时候，钰就死了，冷冰冰直挺挺睡在地上，这怎么可能？她怪大儿子没有救醒钰，又自责自己没有照看好钰，从没有让钰吃好过一天三顿，又对钰说那水很浅，可以爬出来。一个晚上，聋娘颠三倒四，说着各种话给钰听。到第二天早上，聋娘的眼睛红肿了，鼻头也红肿了，靠着墙，虚脱了一般，眼睁睁看着几个壮男人把盒子抬出了门，毫无反应。
钰走的时候，聋娘还不到五十岁，还能上山下田。
自钰走后，聋娘变了，平平静静，神神叨叨，夜不回家。
起初几年，聋娘在自家房子的巷子里，或傍在巷子口自家墙根上，或坐在后门，夜复一夜，不管天晴下雨，不管风霜雨雪。后门后面，原本是鸭圈。钰死之后，家里不再养鸭，鸭圈改成了柴房。聋娘身倚后门，靠在墙上，一动不动就是一夜。没人知道她干什么，没有人看到过她的表情——聋娘看到光，便会像兔子一样迅捷地跑回房间里。如果摸黑走过她面前，她会一边”嚯嚯嚯”不满地说一串，一边惊慌地起身进屋，屋里黑灯瞎火。大家知道，聋娘之所以变得这样无助，敏感难眠，是因为钰。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说没了就没了，换做谁当父母，也不是三天两天可以淡忘的。何况聋娘把钰的死归为自己的责任。俗话说，时间是良药，然而，对聋娘，时间如刀，在聋娘脸上、额头上、手背上划出条条皱纹。聋娘一直没有从失子之痛中走出来，反而变本加厉。天气好的夜晚，聋娘走出巷子，一个人摸黑游到离家不远的柏树下，那一行柏树有六棵，每一棵都是抱围粗。在树影里，聋娘拢着手，在最西一棵柏树下立定，身子一动不动，和树一样，融入夜色。如果巷子里狗叫，窗里开灯，聋娘会辨认一下，然后挪动脚步，从柏树走到田边的棕叶树下。外边是石板路，走几步，是桥，是通向外面的村道，是孩子们上学走的路，是黑乎乎的田野。聋娘嘴里“嘤嘤嘤”地，像断断续续的呼吸，念着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天气寒冷的夜晚，她会站在自家屋檐下，靠着墙，一动不动，与墙融为一体。她女儿没出嫁前，出门很快就能找到她，把她拽回家。聋娘耳朵不灵，拈着耳朵皮喊话，听的还含含糊糊，八分靠猜嘴型；一般情况下，她见了来人就避，无论熟人陌生人，人没到跟前，她已经闪开了。到了暗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村人在路上只要听到一点动静，拿手电一扫，定会看见了聋娘，一副漠然索然的样子，眼眸如星，小脸苍白，高鼻梁，苗条身子，十足的美人坯子，看见手电光，她便闪躲， “嘤嘤嘤”地念着什么走开，一副不满被人打扰的样子。狗朝她叫，她不知道，狗跑过来，冲着她张牙舞爪，她才在门后找了一根竹杖，走路当拐杖，立定一处的时候，便搂在腰上。她偶尔会站在我家瓦屋下，双手拢着竹杖，目不转睛盯着晒谷坪上的月光，怔怔发愣。她知道，我和钰是玩伴，以前经常一起打柴放牛看鸭子玩捉迷藏。我和她照面，她从不闪躲我，而是一副不解的样子，走过她身边，她的眼神让人感觉很陌生，甚至冷，或者，是她的钰不见了，我还在人世吧。
钰已经走了很多年，我都结婚成家了。聋娘跟以前也大不相同，人缩小了一圈，眼睛长满皱纹，眼眸发浊，但头脸收拾得很干净；她穿的衣服，还是钰在世的时候置办的那一身青衣，现在已经灰白，这不打紧，洗的掉线了，薄的透明了，烂了，聋娘会找来旧布，裁成正方形长方形，一小块一小块，规规整整，一块一块补上去，针脚密密麻麻，一丝不苟，端端正正。我奶奶说聋娘身上的是“百衲衣”——那些旧布都不知道聋娘是在哪找出来的。有的说聋娘那一身是乌龟壳，味道难闻。年轻人、小孩子不知道聋娘的过往，还以为聋娘是村里的癫婆、疯子，对她另眼相看，不以为然。我们都知道聋娘如此乖张，是她的钰儿一去不返。聋娘不相信，她以为过了十年八年，钰儿会回来，他们会在门口相逢，见面的；或者，聋娘知道她的钰儿死了，认为命运无常，生命渺小、脆弱，怕在这黑夜闭上眼睛，就像钰儿一样，一睡不醒。聋娘的剃头匠男人说“自从钰儿死了，聋娘就没眼皮了。” 到底怎么样，无从得知。在村里，聋娘是不跟任何人交往的，从不进任何一家的门；就是跟她的儿子媳妇，她也刻意保持了距离，几乎不交流，从不和儿子媳妇同桌吃饭。我奶奶生病的时候，聋娘几天没看见我奶奶，也只是站在我家大门前，还并不往屋里看，而是看着对面的墙。我奶奶出来，看见了，平安无事，聋娘眼睛发亮，笑一下，样子很羞涩，然后沿着墙根走开。我奶奶很为她惋惜，说她若不是聋的，这十里八乡的女的，哪个能比得上她，讲人，讲做法，聋婆不仅秀气，在田里土里都有一套，莫小看她是一个聋子，手脚利索得很！奈何，我奶奶怎么表扬她，她都听不见。还有一次，眸亮服毒药死自己，村里人都去帮忙。聋娘也随大伙，去眸亮家，她和眸亮的娘一起在生产队做过事，到了他家，她只是在大门前站着，怯生生的，看着进进出出的人，一副不解的表情。没有人请她进去，没有人在意她。眸亮是在聋娘眼皮子下长大的，父母早亡，兄弟三个相依为命。三十岁，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吃了半瓶农药，毒发身亡。看来，多情的人，不管什么原因，多半不得好过，也不得好死。聋娘在门前站了一会，看见了堂屋里的红盒子，嘴里“嘤嘤”地，又一个人走到棕树下面，置身世外一般，看着无边田野，看着田野里空荡荡的村道，一筹莫展。
后来，她大儿子攒了钱，学着其他人，留下老房子，另择地方盖了楼房，一家人搬过去住。一到夜里，聋娘就拄着竹杖，摸近乎半里路，鬼魅一样，摸到老房子门口站着，即使夜凉如水，年轻人冷得牙齿打架，聋娘无所畏惧，在世人睡静后，踩着狗吠声过来，从不间断。茶叔在她家老宅子门口看到她，用电筒打招呼的时候，聋娘苍白的脸上尽是沧桑，满眼疑问。没有人跟她讲她的钰儿，没有人去打开她的心扉解开她的心结，她用她的钰儿堵死了和别人交流的想法，毁了自己半生，她的家人认为她余生只有如此孤单孑孓了。村里其他人，聋娘是不屑于接近的，是要闪躲的，是怕的。或者，对于生死或人间，聋娘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认识。她的世界无声，她内心的千军万马，或如天上浮云，让她无能为力，然而她不能放下，一点微光，甚至一坨黑暗，在她的世界，或许在孕育可能和希望。聋娘愿意为此坚持，或者，这些让她不安，给了她坚持的力量。年复一年，聋娘已经老了，老得走路像飘，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如同秋风吹水面，鼻子还是很峻挺，但是，鼻涕已经擦不干净了，擦不干净也要擦，鼻子经常被她擦得通红。在路上遇到任何一个人，聋娘眼里都是疑问，仿佛对方有消息，钰的，或者她想知道的。，聋娘偶尔会露出一副探询模样，盯着人家，只是不近前，保持着一定距离，等对方先说话。对方不停脚，聋娘会一直看着对方的背影，目送对方消失。聋娘不仅身上的青衣成了百衲衣，不仅如此，她脚上的胶鞋，也成了“百纳鞋”，补了一层又一层。问她大儿媳，现在的生活好了，怎么不给她婆婆换几身衣裳？这在农村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总有那么一两个管闲事的人把话一本正经地说到人家脸上。聋娘的儿媳妇立马喊冤：每年过年，每年她生日，都给她买了新衣服，买了新鞋，买了围巾，她都不穿，收在她个人的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就是趁她不在家，把她的旧衣服丢了，她和鬼一样灵，能找到捡回来，洗洗继续穿。和她讲道理，她听不到，由得她了。等她百年归寿，把她的新衣服全部塞进盒子里，打包让她带走。
聋娘三十年如一日，风霜雪雨，春夏秋冬，春节鬼节，如夜的魂在村里游荡。没有人知道，聋娘心里有一个什么执念，或者在对抗什么，一直不肯回家睡觉，或者，她真的害怕闭上眼睛。钰肯定也没想到过，他的不幸改变了母亲，让母亲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让母亲的人生自此之后一塌糊涂面目全非。他不知道母亲会如此执着，如此害怕死亡，毫无幸福快乐可言。我们更不懂，聋娘竟然会因为自己的孩子，三十年，几乎不眠不休与时间对抗！是怕睡过去见到钰，还是怕睡过去就醒不过来？无人能知，她不以为然的样子，好像她应该这样，非如此不可。三十年，聋娘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在常人眼里毫无意义——然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活得多有意义，聋娘会去探究意义？三十年的坚持，三十年的煎熬，我们能说她愚昧？她眼里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她怎么看待我们、村里的生活和农村世界？春节过后，倒春寒，聋娘瘦峭如杨柳叶子，开始不吃不喝，走不了路，不能到老宅子屋檐下伫立，不能到柏树下、棕叶树下一站半天了，也不在村道上摸来摸去，村里的狗开始寂寞了。她穿着新的青色棉衣，坐在新居门口的青石墩上，静静地，与石墩融为一体，半天不会动一下，哪怕是动手挠一下痒，理一下发丝。她靠着门墙，面无表情，看着这块她熟悉的地方。前面是无边田园，田园里有大家进出的小路，再往前是山，她放牛砍柴的地方。山顶上的天，灰蒙蒙，毫无诗意，甚至无聊，她还是饶有兴味，好像看出了什么窍门。每天早饭过后，聋娘扶墙而出，坐在门前石墩上，都饶有兴味的看着，甚至，不经意还会笑，很牵强的笑，很无奈的笑，看透世事的笑。只是嘴里，那一口好看的小米牙已经荡然无存。但“白发戴花君莫笑，岁月从不败美人”这一句，还是很适合她，即使她已经老得走不动，眼眉之间的韵味，还有她的斯文秀气。
这样的日子，聋娘没有坚持多久，入夏，青黄不接，天气开始燥热，有一天，她的大儿子把她抱回屋里，她就没有再出来坐在石墩上晒太阳，看风景，独自言语了。又过几天，她家屋里响起了为她送行的鞭炮声。时年，她七十九岁，她的剃头匠男人已经死了十年了。大家在惋惜，再坚持一年，聋娘就活到八十了。村里人也说，聋娘活这么大岁数，是她的小儿子给了她寿元。在农村里，活这么久，值得了。聋娘在世，应该没想过自己活多久，没在意自己活多大年纪。在她的世界里，没有时间这个概念，钰儿是她唯一能听见的“声音”。为了听到这个声音，她一直在等，白天黑夜，一等三十年。农村都变了模样，眸亮、我奶奶……很多人都不见了，聋娘最后放手了，她已经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了，她只能如此了，大吸一口气，撒手了。出殡那天，有人在灵堂的白灰墙壁上，看见了两只大大的黑色蛾子，一动不动趴在门框上方。他的儿子也看见了，跪在一边，眼泪连连，颤声说：耶耶，爸回来，钰回来，他们回来接你了。
大红盒子前，白色绢花下，黑色镜框里，聋娘眼神空洞迟滞，一脸一筹莫展的样子。
这照片，是十年前，她和剃头匠男人一起拍的。她当时很茫然，不知道是在拍遗像。

2023.1.6

欧阳杏蓬

广州的腊月

广州的四季是含糊的，我对广州的季节也是模糊的。
在广州，热天热得要死，擦屁股的一盒纸，只够擦汗。冬天冷得要死，路上的人穿着臃肿，行动如龟，个个怨恨南方屋里怎么不装暖气。在广州二十几年，我不喜欢广州从春末到冬初，每天身上都粘粘糊糊汗津津，一件单衣可以过大半年日子的生活。热的时候，汗流浃背，出口气也是喘的。冷的时间虽然短，一年满打满算，不够一个季节。但广州的冷，可以让人铭心刻骨，咬牙切齿。在广州过冬的人都经历过寒气巴在背脊骨上抖不掉的冷，自谑“过冬全凭一身正气，取暖全靠抖。”
在广州生活，日子几乎一层不变，无波无澜。二十几年，我只知道自己是打工过来的，怎么打工，怎么生活，怎么饮食起居，二十几年，几乎一层不变。生活没有变，人在变，城在变，家在变，朋友在变，朝气蓬勃变成了一言难尽，满怀希望变成了但求平安，朋友有的离开有的去世，生活变得沧桑。生活还是那样，上班下班，逛菜市场，在锅碗瓢盆间接受老婆委屈和失望。二十几年了，世界变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没变，还随着孩子的长大，父母的变老，变得琐碎，变得沉重，变得失望，变得不平，变得彷徨。即便心里有失落，有不甘，但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都不敢松懈。尤其是我们外来的，要关系没有关系，要根基没有根基，要家业没多大家业，一家人悬空似的，风吹雨打，家就要折腾，要烂散破碎。我有时候都怀疑，难道自己当年的选择错了？我不应该在城里定居，应该回到乡下。我自觉乡下的生活虽然清淡，但也是蛮适合自己的懒散性格，我对乡村表示认可。太太有些不甘，我们努力奋斗几十年，从农村跑出来了，几十年后，老了又要跑回去，又回到起点，那这几十年的努力和奋斗不就是白费了？日子就这么拧巴，晴一天，不晴也一天，看着像超市，琳琅满目，色彩鲜艳，其实年头到年尾，都是这个形式。比如到肉食专柜，今年的和去年的，今天的和昨天的，几无变化，鸡鸭鱼肉，一层不变，二十年，一向如此。要想看到变化，那就去菜市场，小区附近没有，走几里路，老人家甚至坐公交车出行，也要拉个兜兜去逛，那里的蔬菜有季节的气息，哪里粗犷、狂野的叫卖有家乡的味道。我家吃饭人少，用不着花时间走几里路，过一个红绿灯，过一个天桥，去到城中村的菜市场买菜。我一直为这个遗憾，我妈、岳母，各自在家，不在我身边，我一点都照顾不到，他们七老八老，血压高，各种老年病，头昏眼花，头痛脚痛，病寒伤痛，我搭不上一把手，按照内子的说法：他们养我们有什用!我看看一旁专心致志玩手机的孩子，也问自己养孩子有什么用？我们还有一颗回报父母的心，现在的孩子，只有一颗随波逐流放任自我的心，他们将会沦落到什么地步，怎么对待父辈？我恨，而归根结底，问题首先出在父母身上，我无能为力，我闭嘴。我甚至麻痹自己，等孩子成人，我回乡下去，老死在家乡，在家乡的山头上占一个位置，倒是一个不错的归宿。
因为这个，我想到了父亲，明天就是他的七十九岁冥寿。
三年前，疫情刚开始，他还没有感受到疫情的凶猛和各种防疫方法穷出不绝的时候，在二O二O年春节后撒手人寰。他是想活下去的，他甚至跟我讲，身体允许，他想再来广州小住一段日子。一个老人谈各种想法的时候，是他生命要交待了的前奏。我不知道，家里以前的老人的生活及其他种种，都是我父亲处理。我父亲为保护我，甚至不让我参加外公外婆的葬礼。他觉得小孩子过早的接触死亡，容易受影响，容易消极。我确实也是怕死的，邻居爷爷死了，戴着瓜皮帽穿着青布褂蹬着白底鞋，直挺挺平搁在地上“抢地气”——在地上冷得僵硬了好入棺摆放定型。我看见了他手里抓着一根桃树枝。晚上做梦，一个晚上梦见自己躺在他身边，哪怕吓醒过来，再睡过去，还是发现自己睡在他身边，怕得躲到旁边的棺材板下面。可能我和父亲讲过这个梦，毕竟那时候我才几岁，还没发蒙。
明天就是腊月二十一。
我站在窗前，阳台上挂着洗好晾晒的衣服、裤子，不仅仅是昨天前天本周本月的，不仅是本季节的，还是本年度的！秋衣、毛线衣、围巾、T裇、衬衣、校服、修脚裤……一长溜。以前，只要墙下的竹篙上晾晒的衣服多一点，父亲便会取笑我妈：挂起和腊肉一样，过年了！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妈不会收捡。而在城市，我能说什么？玩手机已经成为生活首选，可以耽搁吃饭，可以耽搁做作业，可以延迟睡觉，可以让人笑，让人哭……我恨，除了咬一下牙，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是当家的，但我不是我父亲，父亲当年在家，说一不二，令行禁止，妥妥的权威，我们只有认的份。现在，多少子女，学了一点法律知识，首先就用在自己父母身上！邻居曾经告诉我，他被自己的孩子送进过派出所。现在的孩子，除了两个字“操蛋”之外，我想到了惩罚和因果，他们要经历的，会一样不少，付得起代价，付代价，付不起代价，出命。我在心里祈祷，无论是哪一种，都要远离父母，自行承担。
广州已经下了几天雨了。
到底几天？
我便想自己从阳台的衣服堆里扒拉出雨伞的是哪天，倒推一下，十八号下的雨，今天三天了。广州腊月的雨，绝对比春天的雨空灵温柔。虽然腊月的雨带着冷落萧条的况味，我还是喜欢广州腊月若有若无的雨。对于若有若无的雨，有的人很讨厌，不带伞不行，带了伞，未必一直用得上。我也讨厌这城市的雨，容易丢伞。出门一把伞，再出门，看看窗外面阳光灿烂——想不到要带伞了，伞便落在别人办公室了。最多的一个春天，我丢了三把伞。为了不再到处丢伞——一把雨伞，超市卖四十多，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双肩包装雨伞。在广州，随身携带雨桑太重要了。我试过在白云文化公园地铁口躲雨，无助的躲了三个钟。那是广州夏季的雨，雨大且急，黑压压的天，困着地上灿灿的灯，电闪雷鸣，雷就砸在对面的马路上，一声霹雳，惊天动地，整个城都躲在雨帘子，只见一个乱七八糟的轮廓。马路上更是水流成河，大车小车肆无忌惮，追逐着，轮子划开的，是我们的无奈。我给家里人、朋友、同事都去过电话，结果就是让我再等等，广州的雨，最多不过狂暴半天。我等，我等，然后下决心买一个双肩包，只为装一把伞——黑色双肩包跟穿西服的男人其实很配的。而这个腊月，解除了我的双肩包，可以晃着脑袋，在若有若无的雨里，肆意而行。
关于父亲的生日，我闹过好几年笑话。
父亲腊月二十一生日。
奶奶腊月二十二生日。
起初的很多年，我都是腊月二十二赶到家，为父亲祝寿。奶奶生日，家里也不少客人，我还当是这些客人都是为我父亲来的。我甚至惊讶，我舅公怎么都来——我奶奶的弟弟，外甥过生日，一般是不必出现的。直到我父亲满甲子，过六十大寿，要我提前回家准备。我说腊月二十一肯定到家。我父亲才说腊月二十一就是自己的生日，以前没有说，还以为我只能在二十二那天才能回家。听了父亲的教导，我感觉很尴尬——也仅仅是一会，除了父母，我现在记不得其他亲人的生日。我自己的生日，我今年五十二了，我给自己过生日的次数屈指可数。这是要不得的态度。忘记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的生日，后果很严重。自己的生日可以不过，其他人的生日，一年一次，忘了，是轻视，是故意的，家里通常会有一场战火。其实，是我真的对数字不敏感，记不下。
我得下楼买一点纸烛，明天到小区指定的地方，烧给远在世界另一头的父亲——小区里住了不少潮汕人，潮汕人初一十五过年过节必给“老爷”“财神”和祖先烧纸，为此他们在小区里添置了专门烧纸烛的炉子，免去消防安检上的麻烦。其虔诚和规矩，值得国人模仿和借鉴。
在楼上，听到的雨声，有落在棚架的滴滴答答，有落在榕树叶子上的淅淅沥沥。看了看手机，温度十六度，一点都不寒冷，感觉正好睡觉。下得楼来，对面是那棵二十年如一日站岗的榕树，披着湿漉漉的叶子，一树柔绿。目光落在地上，湿漉漉，有积水，但看不出一点雨花。下了阶梯到路上，仰起脸，感觉有小小的蚊子屎般的雨丝落在脸上，彷如有针头轻轻试探一下，便闪开了。往前看，榕树下的白漆灯杆上，绑好了过节的彩旗，大红的，十分醒目。小区的灯笼和绣球，总是要等到年前两天才挂出来。我们从老家过年回来，一进小区，还能看到榕树上的灯笼、绣球，一派喜庆。路上潮湿，心不潮湿，觉得广州的腊月，这个时候，十分的怡人。城里人的年货，于无声无息中，就备下了，在精不在多。腊肉腊肠，烧鸭烧鹅，鸡鸭鱼肉，海鲜虾蟹，能管到年后几天就行。过了初六，饭店开门，比自己在家下厨还方便。吃什么？这多年，一年复一年，还是那几样，鲍鱼龙虾海参象拔蚌帝王蟹……品种愈来愈全，滋味愈来愈淡，年如旧，人不如初，对联如旧，笑脸不如旧，天增岁月人增寿，生活不管是在老家乡下，还是在广州，仍是“今年平平过，明年买马坐”那样的一年望一年。我扫了一眼小区楼下，环形路上、健身广场、榕树下，一个人影都没有。天空中的雨，若有若无。气温刚好，湿润温暖，不冷手冷脚，适合在家呆着，在被窝子里躺着。这是少见的，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好吧，这么安静，是因为疫情。安静，确实令人感觉舒服、踏实。但没有嘈杂和喧嚣，这城市空洞起来，令人害怕。城市的烟火气，还得要老人们在广场上蹦跶，货车在路上狂飙，小车喇叭在耳朵边像一把杀猪刀，小贩的推车在路边飞跑。我们需要热气腾腾的热闹，需要生命在热闹中拧出花来！
超市里有些冷清，或许因为道路有些湿滑，或许还在怕疫情，带孩子的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在家里玩手机了。姑娘家家戴着口罩，影响自己出行的风采——广州因此少了好几抹亮色，城市都冷硬了几许。但广州是花城，花城终究生机勃勃。超市的门口、银行的大门里，已经放好了一盆金桔，花店门口堆了一片还没结蕾的桃枝。进了超市，过年才放的喜庆音乐，已经响了起来。半空中的彩色小旗，中间的大红灯笼，到地上的堆头，那些溢光流彩的年货，还是年的味道。看到堆在一起，一封一封的红包，我就感觉到了时间在催促我，快点走，年关马上到了。虽然角色不是当年的角色，给后辈派红包，是爱，是期待，在旧年结束新年开始之际，一家人乐呵乐呵的，是这几年难得的美气。想一想，腊月确实短，好像很多东西好多东西还在计划中，还在等什么。哦，等过年那声爆竹吗？或者正是如此。腊月赶千里万里回家过年，听到那声除旧岁的爆竹，心才安定踏实，再多辛苦也值了。
超市大门口，汇侨路上，湿漉漉的空气里，三三两两的小车，一拱一拱，走走停停，宛如平常。不管是不是腊月，生活都在按部就班延续。繁华刻板，广州或城市生活的乏味，正来之于此。

2023.1.11

欧阳杏蓬

村里那个从深圳回来的人

我打小就认识勒桑村的文签，周围村里的人都知道他，他父亲有“四签”，除了他，还有武签，儒签、道签。文武儒道，他爹诨号“黑狗”，都不全知道“文武儒道”这些字是啥意思，以为名字就是个记号。村里的老初中声说“好”，那就是好。自勒桑村建村以后，村里唯一的杰出人才就是老宋家出了一个初中毕业生，在蓝山学会了手艺，胸口碎石、胸口切菜，耍魔术，样样都会，在附近几个村轮番表演，把文签看得一惊一乍的，那么糊弄糊弄，就能收到钱，文签一心想要跟着他们搞碗轻巧饭吃，还没来得及拜师——师父已经答应文签，拿出五斤的鸡公就收他做徒弟。文签一直在找五斤的鸡公，不是家里没有，也不是勒桑村里没有五斤的鸡公，而是他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不是他爹有意无意出现，就是村里的狗跟着他，他到哪，狗到哪，一阵吠，惊得他疑神疑鬼。村后菜地里有一大帮鸡，黑狗大叔却在一边地里薅草，正当他怨恨他爹像狗一样的时候，他的“准师傅”在邻村表演胸口切菜，让村里的一个后生试手，后生拿刀在他胸口上抹了一刀，胸口就流血了，什么“金钟罩铁布衫”的牛皮，一秒就破了。这消息传回勒桑村，文签已经在人家果园的鸡圈里抓出了一只大鸡，不好送回去，放在床下面，被他爹发现了，他爹还以为文签孝心，买鸡回来给他下酒，自作主张把大公鸡杀了，气得文签脸发青，说爹不枉叫黑狗，比狗还饿。黑狗大叔有个嗜好，好喝酒，那里有酒味，往那里钻，不管是什么人，连文签都看不起的人，黑狗大叔涎着脸，手足无措，造点事出来也要贴过去，文签感觉那帮人都像狗。
我是怎么认识文签的？捋一捋，还是与他爹有关。他爹喜爱酒，无酒不欢，但不无故白喝人家的酒，还是像老辈人，守着“只要肯动手，少不了两杯酒”的古训。每个农忙的黄昏，黑狗大叔都在附近的河边看四方，地里拢庄稼的，田里插田的，太阳把人影拉得又薄又长，躺在地上发凉。黑狗大叔找好对象——家里必须拿得出酒的，若无其事的溜达过去，问候人家一句“事还没做完”，人家“嗯”一声，他就笑着说“我正好做完事，我帮你搭把手”，话落人下田或走进地里，一边帮忙做事，一边拉家常。话匣子就打开，滔滔不绝，镰刀都割不断。有的嫌他，给脸色，黑狗大叔是看得出来的。看出来，找个借口就溜，一边叨咕“我黄牛婆寻苦路”。喜欢他的，叹他一大把年纪，还这么勤快，不能在乎那杯酒，他就常来往。家里的几个“签”也无可奈何，任他疯疯癫癫出去，摇摇摆摆回来，不照面就好，一打照面，无论是哪个“签”，都没好脸子给他看。黑狗大叔赶圩路过我家门口，正逢我家里吃午饭，我父亲招呼了他一句，请他喝酒。他一点不见外，进门，还不忘先去洗手，落座，取筷，眼花眯笑地给我奶奶让菜，端酒杯……话从前三代说到了现在，什么子孙贤何须买田，子孙不贤又何须买田。一句三顿，一杯酒举三次才喝一口。我们烦得离桌，我爹还说我们不理解“人到哪山唱哪山歌”，不懂“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若经他人苦，未必有他善”。我父亲喝了酒，也滔滔不绝，万丈红尘一杯酒，一杯下肚，中国都是他的。我妈收了桌上其他碗筷，任他二人吹牛，四点钟，人家放牛上山了，他俩吃好喝好了，还坐在那里，一根烟接一根烟，从勒桑村聊到东干脚，从烤烟聊到鸡鸭，聊到夜饭吃什么——黑狗大叔才醒悟，天要黑了，他得回家了。
黑狗大叔走的匆忙，打火机落在我家了，我爹要我送过去——东干脚和勒桑村的人都是大盘子岭搬出来的，对外，我们都自称大盘子岭的。大盘子岭是大几千人的村，是南岭山区里难得一见的大村！东干脚和勒桑村都是自然村，东干脚人口多一点，也不上百，勒桑村老老小小合起来只有四十多个人。如果没有炊烟做标记，外人都不知道山脚下丛林中还住着人！两个村都是被人遗忘的地方。中间隔了一块庄稼地、一条河、一小片油茶林和一小片墓地。我贪图勒桑村果树多，正好去“打标标”——做记号。黑狗大叔回到家就一头栽在床上，鼓鼻向天，鼾声如雷。文签是老二，比我大一轮吧，他带着我，踩着夕阳，赶了几次狗，从村里零散的几棵果树走到了村外的果园——勒桑村家家有橘子园。橘子园里有不少荒坟，就是大白天，别说人，狗斗不敢单独来。文签带我去看鸡，问我，我们村有没有要鸡的。有的话，他捉给我，我卖，得了钱，对半分。他的眼睛在滴溜溜转，说：“你看，那黑尾巴鸡公，至少有五斤。”
文签这丫的真高看了我，我当时才十四岁，在争取下学期入团呢。
我看了看文签，大气不敢出，他那样子，就是个不要脸的“二流子”。
文签伸出手一边在我面前晃，一边抡着手指头，说：“一个月搞得两只，我们就有这个（票子）下县里看录像了。”
我父亲要知道我偷鸡摸狗，不一刀宰了我才怪。
好在没多久我就开学了，再见到文签，已经是十二月，要过年了。我才晓得，八月十五之后，文签跟着家里的其他三签，到深圳打工了。
我父亲说文签在深圳当保安。
我不信，文签那德行，没当过兵，还有三只手嫌疑，怎么可能在深圳当保安。
我父亲还是寡喜欢，以为当保安就不是一般打工的了，是跟着老板走的了，出息了。要我问问文签，等到明年夏天我没书可读了，能不能跟着他去深圳找事做，免得在外头饿死。跟着文签，熟人，饿不死，放聪明一点三两年就能回来盖座房子，娶个婆娘。父亲说的胸有成竹，我差点建议他跟着去。村里有不少在深圳打工的人，挣回了钱，盖了房子。我不知道是怎么挣到钱的。我傻乎乎地觉得只要去了深圳，上班就有花不完的钱，攒下来就能回家盖房子。午饭后，我放牛出门了，看到文签穿着一套蓝布西装，新置的，有棱有角，挑着一担箩筐，甩着手，好像箩筐装的分量不轻，扁担两头上下有节奏了，正从井边过。他应该是去清水桥赶圩，在他街上的姐姐家吃饱喝足了，挑着过年货回家。他一本正经的憋着劲，姿势和他头上向左耷拉的那绺头发很不协调，脸还有点浮肿，好像是坐监出来的，一脸没吃到猪油的苍白。我叫他，他小眼睛还是滴溜溜的，至少在我身上扫了五遍才放下担子。他挑的箩筐用塑料纸封了口，有点沉。我问筐里有什么？是广东搞回来的？
文签神秘兮兮地说：“我告诉你，你不准告诉别人。”
我答应，还拍胸脯，差点点就是一路人了，还不相信我？
文签伸手揩了揩额头上的汗珠子，小声说“砖头。”
我问他在哪挑的，说在清水桥街上，他姐姐家里。
我笑他没卵事做，黄牛婆自找苦吃。
文签接过我递出的烟，一边说不好意思，我该给你派烟，点上火，神秘地说：“从深圳回来，能空着两手？哪个晓得你挑着一担满满当当的红砖！田尾有个女的在我姐的铺子里买糖食果品，看上我了，约好了正月里来看屋，凭什么？就凭这一担！”
勒桑村的人鬼，从古至今。
到年初六，文签就和田尾那个女的结婚了。女的好看，穿一套火颜色西装，高跟鞋，走路低着头，一扭一扭，一看就像演过戏的。我们去喝喜酒——黑狗叔可不糊涂，翻了翻人情账，发了通知，某月某日来喝酒。那天杀了一条一百三十斤的小猪，三十桌，肉菜不够，青菜来凑。大家来喝酒更多的是专程来露个脸，还个人情。过了三天，新媳妇打着红伞回门，我在河坡上放鸭子，文签特地缓了一步跟我炫：“我婆娘好看吧，没花一分钱，还带来了一台缝衣机。”我只看到一个背影，倒是窈窕。 他伸手向我要烟，说他的烟在婆娘家派完了，憋了五里路了。我抽我父亲的烟，一毛二一包的龙山，文签也不嫌弃。他点上烟抽一口，说：“婚结不得，费钱，我现在荷包比脸还干净了。”我趁机说“下半年我不读书了，跟你去深圳。”文签敛了脸上装出来的笑，说：“老弟，深圳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挣到钱的，和屋里一样，钱难赚，屎难吃，你读书考状元，千万莫起这个心。”临别，文签回过头还说“在家千日好出门秒秒难”。这是什么嘛，搞得我一头雾水。
文签算自由恋爱结婚，没媒婆，黑狗大叔跟我父亲商量，让我妈扮媒婆。谢媒那天，文签送我娘一只红鸡公，虽没有五斤，两三斤还是有的，我还是怀疑文签偷来的。我还讲了，当初文签找我一起合伙偷鸡买的事。我娘面色一清，神色一凛，告诫我“偷鸡摸狗，断脚断手，搞不得。”铺鼓岭那些姓李的，几十人在广州拉帮结派，偷摸扒窃了好多钱回来，甚是嚣张跋扈。大家都知道，但他们从外头搞钱回来，却当这是本事，是“靠本事吃饭”，富贵险中求，马无夜草不肥，你有本事你上，莫眼红。我想搞钱，对于偷，我有贼心没贼胆，都怪我奶奶成天讲“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的老古董话。
后来，我也去过几次勒桑村里找文签。
毕竟，深圳和他婆娘，都很有吸引力。
文签说，自己确实是在深圳石岩当保安，是一个小家具厂，二十几个工人。他这个保安，不仅看门，还要收捡车间垃圾，如果来车装货卸货，人手不够，他也得顶上。“打工，就这样，老板鬼，我也鬼”。文签笑着说，“一天十二个小时，什么都做，才三百块工资，钱不经花，我就卖厂里的废料，搞点钱抽烟，管他!”文签签眨着小眼睛，想了想，告诫我“你不要学我，没文化，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耍不起手腕，出不了头。”我本来是想看他新娘子的，我一直没看清楚文签骗来的老婆长什么样子。我想认一下，但碍于面子没敢开口说。文签婆娘头发长，额头上刘海深，我和她从没正面照过面，没见过她五官长什么样子。这以后，在路上遇到都认不出。我尝试过换了几次角度，都没能看清文签婆娘的鼻子和眼。出了元宵，想看没得看，文签带着婆娘到深圳打工了。于我，她像一个没鼻子没眼一头长发的女鬼一样神秘。
我没去过深圳，深圳怎么怎么好，是从村里一座一座新房看到的。
两年后，文签老婆生了头胎，回来没地方落脚。文签咬咬牙，盖房子，要搭个窝给婆娘崽女住。在老宅地基上，文签盖了三间土砖房，不像人家建楼房。土砖房成本低，文签更要降低成本，堂屋都没设门，敞口堂屋，鸡鸭猪狗，风和雨，都可以自由自由来去。盖这种房子，是穷人的做法，省工省材料。但这让人大跌眼镜，深圳回来，还盖老辈人的土砖巴巴房?但是文签，又觉得可以了。黑狗大叔中风，四兄弟一个摊了几千块，老人家落下半身不遂，但可以拄根棍子，出门晒个太阳。文签出了医药费，钱不够买红砖了。文签咬咬牙，没办法，人命比狗命脆弱得多，感觉黑狗是白叫了。文签也佩服他爹，自己建屋，吉日上梁，他爹动不了，来的客人不到五桌，都是自家亲戚。那些江湖朋友，随着黑狗大叔死里逃生已作鸟兽散。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了。我爹还在呢！文签看着坐在梨树下石墩上歇气的父亲，父亲穿着捡来的衬衣——不知道是哪个儿子不要的，骨瘦形销，胡子拉碴，两眼无光，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要告别了。文签心里惊了一下，父亲没功劳，只有苦劳，一辈子在勒桑村周围转转，为了一口酒——现在把自己搭进去了。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哄鬼的！
文签养了一个儿子，时东，养了一个女儿，时英。
在大伯父的丧宴上，邻居德向我介绍时东：哥，这就是勒桑村文签伯的儿子时东，我初中同学。时东一头短发，四方脸，脸色青紫，好像一直喝醉了没醒酒一样。中等身材，年轻，肉紧实，浑身有用不尽的力量。我看了好几眼，才在他的嘴型上找出他和他父亲很像的轮廓。都多少年了！我问他多大，他瓮声瓮气地说和德一年的，今年二十五了。我和文签竟然有二十五年未见过面了。勒桑村，东干脚，相隔不到一千米，深圳到湖南，八百里！想到他爷爷和我父亲就开始有交往，到他们这一代，可算世交了，顿时感觉关系近了不少。问他在做什么营生。时东倒也不拘束，大大咧咧地说：“我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广东工厂倒闭了，回来一年多。现在屋里，那家过了老人，就来帮忙，抬棺，挑水、抬花圈什么的，管事的安排什么，就做什么。反正，我一身力气。”
“你爹呢？”
“我爹在家，鼻咽癌，都两年了，以为今年要死了，地方都看好了，没死。”
鼻咽癌，我马上想到了吸烟。我父亲吸烟，肺结核，肺癌，没撑出三个月就挂了。鼻咽癌，两年，不知道到几期了。但已经签下生死状，就等阎王勾簿子了。我似乎又看到了文签的狡黠，样子却是眯着小眼睛在笑，是他用砖头换回了一个老婆，还是当初他骗了我？很滑稽，我居然觉得不重要了。对一个生命屈指可数的人，我祝他好运。
春节后，天气很好，德带我到东边枞树林子捡蘑菇。枞树林子密不透风，掉在地上的枞毛都干里干浆，一点水分都没有，扒开枞毛，地上也不湿润。德还在强调，他早几天在枞树林里捡过半篮子马卵菌。我便跟着德，一味的往前走，走出树林子，抬头一看，勒桑村！二十几年没来了，树林边都建了楼房，在楼房大门前硬化了的空地上装了压水机。这是我熟悉的乡村景象，人们纷纷从祖宅搬离，到人稀的地方建房，好像是财路来路不正，还是计划要做见不得人的事。紧紧凑凑的一个村，被扯得稀稀散散，拢不起来了。以前的那种担心隔墙有耳，现在不用担心了。以前早饭夜饭端只碗，游半个村唠家长里短的婆娘，现在出不去了——家家户户都关着门，青天依旧，人间大不同了。我压水洗手，还特意叫德在一边防着狗。在我的记忆里，勒桑村不大，十来家人，但家家户户都是养几条狗的。过了进村的水沟，狗来的比开会还整齐，咬的，追的，叫的，看的，后退的，像个社会。现在，门边敞开的狗洞，居然没有狗窜出来了。抬头，看到钉在二楼的摄像头，我居然有点不适应。乡村的人际关系，已经完全被城市异化，完全陌生了！
走过一截田埂，便进了勒桑村，看到了村边无精打采的竹林，也看到了文签的土砖巴巴房子，很寒酸，像一顶发霉的烂毡帽扣在空地上。前面的两座土房子已经崩塌，代之的是旁边一栋新的两层楼。我很奇怪，为什么不建在老房子地基上，而要建在旁边的菜地里？德眨巴眼睛，说省钱，请人扒拉掉老房子就得开支。我默言，绕过竹林，居然一眼看到了文签！在敞口堂屋门口，他躺在躺椅上，胳膊边的茶凳上摆着他的老人机。他上身一丝不挂，白花花的，在静静地享受太阳的暴晒。我叫了他一声。他惊了一跳，偏过脸，见是我，多年不见，还是一眼认出来了，赶忙伸手要拉衣服遮住他瘪瘪的肚子。我当作没看见，走过去，德已经从敞口堂屋找了一条长凳来。我坐下，给他敬烟，我是礼貌性的，他鼻咽癌，他可以一口拒绝。但是他没有拒绝，而是伸出手指拈了一根，架在嘴上，说“抽这么好的烟。”一边转过头，朝屋里喊“来人了，搞点瓜子出来剥。”喊了几声，没人回应。我问时东呢？文签说那儿子不听话，初六出门去深圳上班了。喊他娶老婆，他却学人家爱时髦，说没结婚只有一种烦恼，结婚后有无数个烦恼，现在，当爹的，和狗一样，不受待见。说完，就要我给他点烟。我问你不怕死？文签不以为然地说：一根烟死不了，我婆娘都咒我两年了，我都没事。婆娘，娶得好，是个宝，娶不好，是个恼。点上，点上，好多年没抽这么好的烟了。看着他急不可耐，我把口袋的华子掏了出来，剩不到十根，放在他旁边的茶凳上。文签很自得的喷一口烟，看着前面的竹林，自言自语说“以前在屋里种田是小丑，后来到深圳打工蹦来蹦去以为不得了，和跳狗蚤一样，现在老了回来了，有儿子崽女了，还是和小丑一样。我这种人，注定不得好死，认了”。看着我搁在茶凳上搁下的烟，他还不忘揶揄我一句“你现在这么好了！”聊了几句，我要走，我什么也没说，对于癌症病人，已经两年病程了，他肯定知道结果，我说什么虚伪的话，都会让他不高兴。不如什么也不说，走。忘了，二十几年，我还是没见着他老婆。他老婆，操心他两年了。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估计他老婆也在巴不得他死早一点，这对大家，都是解放。文签呢？文签不会同意。这人间，他还没玩够吧。
回到家，告诉母亲我去了勒桑村，还见到了文签。母亲问了一下文签的状况，我说精神头还好。母亲突然问你给钱没有？你该拿两百块钱看他一下。他是可怜的。他儿子这两年没搞到钱，他那蠢婆女儿又嫁到别省别县，没钱回，婆娘巴不得他死。他三个兄弟还可以，每个月轮流出钱给他到医院做检查拿药，不然，坟土高头草都几尺高了。两年了，估计没几天了。我妈说完，又感叹：一个人哦，没名堂，最后都是要死的。我妈高血压二十几年，心脏搭桥五年，从阎王殿门口走过一回了，还是怕死。死有那么可怕吗？人死一坨泥，个个如此，才有春草葳蕤，岁月峥嵘啊。过完元宵，又到广州，未及清明，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是清明前回还是清明后回。母亲却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人是有命主的。阎王喊你三更死，不能留你到五更。我莫名其妙。我母亲说：你还记得文签么？文签得两年多癌症了，没死，操心他的，他婆娘，项项好好的，二月初一夜里死了，夜里哪个时候死的，都没人晓得！我母亲感叹。搁了电话，我想打电话给文签，却打给了时东。这个快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已经代替母亲，在家照顾他父亲。他对他母亲的死却不以为然，反而庆幸，以为他母亲在受磨难，苦够了，现在早死早投胎。不死就活着，但像我父亲，就不该了，像个大石头压着我们。我本来想安慰他的，没想到从他的话语里，我听出了文签的味道。
去过深圳的人，见过人世繁华，难道就看开生死了？
还是在哪片土地上，受过苦难折腾仍然庸常生活的人，已经无惧生死了？
唯一让我感到人间还有一点温暖的是，文签还有三个兄弟。

2023.1.14

欧阳杏蓬

蜂房

1
窗子向西。
每个有太阳西沉的日子都很好。
阳光从没有装玻璃的不锈钢条格子里射进来，从光滑的地板瓷砖上折射到天花板，整个客厅被阳光映得焕然一新。从不锈钢条格子里看出去，是小区的一栋一栋楼房，高的是电梯楼，矮的是楼梯楼。可以看到楼梯楼天台上的一丛树，几棵发财树，被人遗弃了，又被热爱树的人搬到了天台上自生自灭——走出屋子的树在天老爷的照看之下，居然长成一蓬青绿了。侧耳听，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八角“嘎吱嘎吱”叫。是谁侍弄的？在我偶然的几次观察里，我没有在天台上看到过人影儿。
眼睛朝西数过去，高高低低，一共十二栋楼房。
在天底下，像倒置的蜂箱里，一块一块的蜂巢。
最西的楼房最高——开发商在顶层加建了一层夹层。粉红的瓷砖在夕阳余光里更是妖娆——像一张粉脸，满含蜜汁的。
站在最西那一栋搂的西窗下，应可以看到西边郊区种满通心菜的田野。
那片田野我看到过，绿油油的，平坦宽阔。如果不是沟壑和榕树阻挡，田里的通心菜可以长到白云山脚。
也可能长不到那么远。
也可能长到山坡上。
沟壑和榕树后面，是云雾，时淡时浓。云雾下面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我无法知道。白云升起，妖娆给了白云山。白云山耸起，威武给了广州城。广州城耸起，东南西北的人都来分一杯羹了。城高了，人的视线就不再像以前放得那么远。
每天的工作，不需要把视线放那么长远。
工作每天都在重复做反复做，人们沉浸其中，慢慢忘了视线还可以放很远。
视线放很远，视线放在鼻尖底下，生活一时都难以改变。
生活像一块虚妄的碑。
不是刻上你的名字，生活就是你的。
生活在哪里？
在脚印子里吧。
脚印子被你踩着，看不到。你可以理解成“你即是所有”。

2
隔壁的父亲又在骂儿子。
这个邻居，我是花了四年时间才结识。
他江西人，开出租车。每天六点钟，就从房里推出自行车，哐当哐当进电梯。晚上，九点半之后，有时候甚至更晚，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听到电梯响，听到哐当哐当的声音，听到隔壁敲门，知道他回来了。
他的儿子没有广州户口，读高中，没有指标，跑到清远读民办学校。
读民办学校的人，一个是成绩不理想，一个是年轻，还不能走上社会，一个是家里对他还有点期望，给他机会去努力努力。
邻居的孩子不是吊儿郎当的孩子。
邻居每次夜里回来，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骂儿子一顿。
儿子在家，直接骂在儿子头上。
儿子不在家，就骂在自个儿嘴上。
他老婆怕邻居听到，影响自家人观感。他一进门，老婆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关门。
关着门，还是开着门，我们还是能听到邻居的骂声。
门关得上，阳台堵不住。
结识他之后，才知道，他一个人开一台出租车，一天开十几个小时。
开得烦呀！
骂人跟收入没关系。就是心里烦。骂骂人，出了气，心里就不堵着了。
开出租车是个什么样的差使？有客的时候，给客人陪笑脸。放空的时候，转悠着，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碰运气，一路期待。
你知道邓丽君的歌好听，还是王菲的歌好听？
还是邓丽君的歌好听，一边开车，一边听邓丽君的歌，不会打瞌睡。
他想笑，一脸板结的疲倦，笑不出来，只露出两排牙齿，跟鬼一样。

3
老贺把房子租了出去了。
老贺是我的朋友——至少认识二十年了，东北的。当初我贷款买房子，他老疑问我有没有能力每个月续还贷款。
还不上，就再卖掉。
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续还每个月的贷款，能过一天便是一天。在民营企业打工，屁股下的位置每天都是活动的。老板不开心，自己不开心，行情不好，自己发现生财之道……都能实现自由，但充满担忧。
我要买房，就一次性拿下。老贺说。
我住了两年之后，老贺把房子买在了我楼上。
我住你楼上，你老婆凶你，你就跑上来。我老婆凶我，我就跑你那里躲一躲。
老贺的老婆是湖南桃花江的，我老乡，模特身材。老贺喜欢美女，赚的钱，没少撒在她们身上。往往到了谈婚论嫁，不是老贺逃了，便是别的男人横插一杠，把婚事搅黄。
老贺和湖南老婆结婚，生了孩子，老贺才安心下来，这回踏实了。
在电梯里，碰到出租车司机。
你朋友把房子卖了？
你朋友把房子卖给我了我老乡。
老贺在电梯里告诉我只是把房子租出去。他手头紧。待渡过难关，再搬回来。
老贺的租，其实是卖。
老贺的“再”，是再见。
二十年的朋友，就因为自己手头紧把房子卖了，脸上挂不住，索性朋友也不要了。
老贺去了哪里？
我又快三年没见过他了。

4
这回有点不一样。
我从来没看到电梯门口的大堂里一下子聚了这么多人——而且多是老人。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平日里，没有一次见他们这么整齐的聚在一起。
开门的时候，发现门把上挂着一张二指宽的纸。
纸上只有一句话：要求物业对出租电梯间给一个说法。
电梯已经不是单纯的电梯，不知道从哪年起——分众广告还是框架广告在江湖上名声日隆的时候，电梯间就成了一个花花绿绿的商业空间。
牛奶广告。
机车广告。
附近商场开业的优惠购物广告。
金融广告。
美食广告。
在电梯里，大家不用人盯人尴尬，可以盯广告转移视线的时候，这些老人比我们还先发现背后的奥秘。
买房子的公摊面积，不仅仅包括电梯间，大堂、走廊、小区路边的运动场所……这些都是人人有份的。好处怎么都被物业拿走了？
电梯换根拉索费用要公摊。
大堂换个顶灯费用要公摊。
墙面换几块瓷砖要公摊。
要个说法！
看着群情激愤的老人们，我自愧不如。
或许，只有他们才能对付物业。
上班族，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周旋？
这帮认真起来的银发族，好可爱！

5
小区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
虽然马达声机器声声声传来，这在广州，应是正常的。没有这些声音的搅和，广州还是广州么？
但有两种声音很让人不舒服。
春天夜晚，楼下绿化带里猫叫不止。公猫找母猫，通常在后半夜，叫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一个猫在这边绿化带里叫，通常能带出好几只猫来叫。
睡意朦胧的保安员惊醒了，拿着长棍子拍打绿化带，把这些不安分的猫驱离。
我却恨起猫来。
这恨的结果，是再也睡不着，于是发誓不养猫。我自己不养，家里人也不许养。由猫及狗，狗也是不允许养的。孩子好几次从同学家得了抱狗回来养的机会，都被我让他养鱼来否决。他讨厌养鱼。
还有一种声音，来自于人。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蜂巢里的住户，还是租户。
夜里十二点之后，外边的烧烤摊不营业了。更晚一点，夜场依规定不营业了。一群男女哐哐当当进了大门，在楼下过道里踢踢踏踏，肆无忌惮喧哗，女人不时发出尖叫——在夜深人静里女人的尖叫就像一把杀猪刀，我能干涉么？高空抛物，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常常把他们等同于我在家禁养的猫狗。
一这么想，我就不生气了。
对面很多窗亮起了灯，他们惊醒了这些入梦的人，也唤醒了他们的尿意。
尿尿，想想，也是最好的报复。
一这么想，我就不生气了。

6
十二层蜂房，有多大？
我住了几年，仍然没有时间去走一道。
那些走道，被分成一街、二街……终于多少街？
一街很好，两边都有榕树。榕树冠接在一起，绕出一个洞。人走在街上，抬眼皮子看尽头，就像在林荫洞里走，有一种穿越感。
二街边有运动场所，转盘、高低杠、起做仰卧的铁架子……玩这些的，老人多过孩子。孩子们吃完饭，就被赶去了学校，走出学校，又被赶到了辅导班。老人们就把运动场所的器械当作了新奇玩意，每一种器械，摸一遍，练一番。仔细点看，就可以看见挂在转盘上像个团鱼翻不过身来的老人，在战战兢兢的扭腰起身。
前面还有个广场，这里早晚都是妇女们扭秧歌的地盘。
她们来自各地，五湖四海，但到了跳舞时间，舞曲抹平了地域身份和生活感受，自觉排列成行，整齐划一的出脚、挥手、扭腰、摆胯，很机械地扭出了韵味。
好在——我数了数，广场离我住的那栋楼隔了五层。
不是有这五层巨大的隔音板，我想，早晚我也会跟他们一起疯了。
走完了，才知道小区只有一街二街！
两条街边的房子像人的左右手，从东向西搂，搂着里面的十层蜂房。
还好有这些不知疲倦的来自天南海北的老人！他们像上辈子就认识了，或者与生自带自来熟的功能。见面打招呼的，不是我们这些板着脸的青年、壮年、中年，而是这帮满脸褶子的老年人，山东腔、湖南腔、东北腔、河南腔、潮汕腔……一张张笑脸，融在一起，嗡嗡的，这蜂巢就有了生机。讲的不难为情，听的很难为情。尤其是潮汕话，听半天，鬼弹琴。我们自顾不暇，他们却慢下脚步，把地上的阳光都踩出花来了！
没有这些老人，这十二层蜂巢，就像荒废了！

7
在这里买房子，当初只是权宜之计。
每个离家出来打拼的人，都有一个权宜之计，掩盖叶落归根的梦。
对于异乡，那种疏离感——人情的、文化的、生活的，社会的，时刻都能感觉到。我们是因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但又因为来处不一样，对明天的诉求不一样，在这里工作、碰撞之后，选择了不同的态度面对生活。
在这里住了住了十几年了——我开出租的车的邻居已经把房子卖了，搬到了清远。
我觉得他会后悔。
但是从那之后也没有看见他在小区里出现过。就像当年的老贺，离开了，就离开了，没有归期。他的个人计划里，也没有回来的安排。
反而是我，权宜之计，却还一直在这里住着。
不是我多么热爱这里。
我不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小孩在这里上学。
小孩读完书了，我回去吗？
在我的计划里，我是要回去的。
因为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了，我仍然慌慌张张的，没有归宿感。
我们是蜜蜂，在一起久了，到了时候，一定是要分窝的。
每个人都有去处。
可谁也不知道，最后落下脚印子的地方是哪里。
我的隔壁住进了一户新搬来的邻居，重庆的，还带了两只小黄狗！
——我开始有点惧怕这蜂窝了。
——这么多年，我居然没有一种生活的热爱！

欧阳杏蓬

　　我们种菜

　　父亲种菜，是有寄望的，要拯救濒临破产的家庭经济。
　　那年，父亲举全家之力，盖红砖房，攒了半辈子，钱还是不够。但他觉得非建不可，我们长大了，要分房睡了，原来的房子不够住了。还好，我父亲性子刚烈，一向言出必行，没费劲就在亲戚那里借到了钱，承诺就像一个一天一天逼近自己的贼——这个贼是自己的放出去的，自己必须亲自收回来。父亲没有更好的手段，除了一如既往的养鸭子，养猪之外。养鸭子可以解决我们每个月读书的开销，养猪可慢了，喂猪草，八个月才能出栏。盯着猪栏里的白猪，眼睛都掉出来了，白猪还是小猪，不会像气球一样，能几口气吹大。好在父亲终究是在社会上闯过，明白种田种地是大本，勤劳是生活的倚仗。田土分到手，最大的方便，就是自己想什么时候种，想种什么，自己点个头就算数。
　　父亲能想到的，就是种菜。
　　我们种菜，熟门熟路。
　　以前每年九月后，秋风还温暖的时候，太阳还温软的时候，茅草在泛黄的时候，父亲也种菜。他有一本历书，里面有二十节气，什么节气干什么农活，一清二楚。父亲挑了一块地，其实村里种菜的人，多半也选择了这里。靠水源近，在风干物燥的秋天，地里种菜最费水。尤其是白菜，早上不浇一次水，晚上不浇一次水，基本得不到吃。地是红薯地，红薯刚挖回去，堆放在墙角。处理红薯的惯常方法有三种，一种直接喂猪，每天装一筲箕，倒进铰刀机里，转几下手柄，切丝儿了，早上和猪草米糠一起熬来喂白猪。猪吃红薯，是最高级的待遇，一般要催肥了才下这个本钱。到猪吃红薯，猪若有知，一定是悲伤的。一个是刨丝儿，用箩筐装了，趁太阳好，挑外面晒，或晒在晒谷坪上，或晒在棚席里，或上山，晒到大石头上。红薯丝儿晒干了可以储存起来，放瓦缸，用袋子装好了放土仓，都成。肚空了抓一把，是那时候最为常见的零食。每当想到这个，我就想起钰哥儿，大冷天，缩着手，流着鼻涕，赤脚穿着矮帮子水鞋，猫一样蹭到队长家，靠着门框，抖抖瑟瑟，向大婶要红薯丝回来吃。钰哥儿死了五年了。我伙伴里，他是最早死的一个，死前没吃过几顿饱饭。他母亲因为他，夜夜在门口守着，五年如一日。红薯的第三个做法就“很宁远”了。估计也只有宁远人才这么干，红薯在墙角放得发蔫，担到河埠头洗净，回来大锅蒸熟，捣烂，和上“酒娘婆”（酒药）拌匀。酒娘婆是自制的，挣钱难，能自己动手的，大家从不觉得麻烦。大自然也照顾勤劳的人，做酒曲的红蓼草到处都是，割回来晒干，糯米蒸熟发酵，拌上切碎了的蓼草，捏成一个一个，乒乓球大小一只，晾干备用——我们没守着苏峰奶奶做酒曲，不知道还有没有隐藏的工序。装进大瓦缸后，几乎不用管，拌了酒娘婆的，快的三天，慢的五天，就能听到瓦岗里咕嘟咕嘟的冒气泡。闻一闻，酒味正浓，就得想定往哪家借蒸锅了。红薯酒，宁远的茅台酒，有做酒经验的人家蒸出来的红薯酒，下喉了，会有回甘，甜丝丝的，酒精度不高，诱人再喝，结果，红薯酒喝多了照样“打脑壳”，醉了会头疼几天。为什么说这么多关于酒的事？我舅舅、我姑丈，没喝酒的时候，都是酒仙，喝醉了，都是醉鬼，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比如掀桌子，桌子边还一大桌人呢。因为我有喝酒的舅舅、姑丈，家里的红薯，多半是用来做红薯酒的。
　　挖红薯是一兜一兜挖的。我妈说，挖过红薯的土像狗啃过，觥觥爆爆。我知道这是凹凸不平的意思，有多不平，凸起的像酒器阵列，凹下去的像响过炸雷。我应该向妈妈学语言的，除了这些她随口而来，用书面语无法表述出来的口语外，她还会“平话”——这是加密过的宁远话，要翻译成普通话，得先翻译成宁远话，当时我还以为和电视里看到的香港白话有关系，是“中原古音”，对比了一番，其实没一点关系。“平话”更小众，只在宁远、新田、蓝山几个地方流通。妈妈嫁过来后，很少说“平话”，村里没几个人会说平话。我也没诚心向妈妈学平话，附近只有外婆家那边的村子说平话，平时用不上。不管我整地是快是慢，只要达到父亲的要求，日头落岭前整好。一定要整好。父亲的要求是不打欠条的。我一边挥着锄头，一边想钰哥儿，抬头看山上，他的小坟堆就在山坡上的茅草里，靠着一块黑岩，离路很近。葬下去的时候，在路上还能看到坟头新土。他由此吓了我好几年，赶牛都不敢从他坟前过。我怕死人，不光是钰哥儿，我姑奶奶死了，我怕，我奶奶死了，我怕，他们生前对我那么好，无微不至，我怕他们坐起来问一句什么。我没想过死，从来没有想过，却看到了死，那么可怖，我应该远离，包括死去的亲人。他们离开了人世，就该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冒出来，我觉得人世没什么好留恋的。我还想我舅舅和姑丈，什么日子会来我家喝酒。我们家盖房子，他们上山帮我们偷过两根杉木檩条，听到了追击他们的护林员在身后放枪——守山的鸟枪，中一枪铁砂子，半个月下不了床。那山能望见，西边，阳明山的南脉，太阳坠向西边，还要在山顶歇一会，红彤彤的，软塌塌的，磨蹭好一会，把半边天羞得不好意思，才拉起幕布把它遮住。哦，太阳要下山，我看到后面的山影正朝我挪过来，像壁虎一样，我的影子也变长了，向着坡下的田野扑去。好在红薯地平了，能种一百棵白菜吧，这在我的父亲的计划里。隔壁一小片地，父亲用来种芹菜。芹菜是馅料，佐料、配菜，搭配白菜种，白菜卖完，芹菜就能上桌，当然也能上街了。我父亲是个好农民，热爱生活，信仰勤劳致富，他把田土里的事做完了，闲不住，倒过锄头，在田埂上捣一路泥窝，点上肥，种上毛豆。这让他踏实，禾抽穗，毛豆就能收了，这像格外奖励，让他兴奋。
　　在我们这块地上面，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也在锄土。
　　我喜欢红色，村前村后都是桃花，可能小时候就接触红，对红一见钟情。穿红衣服的姑娘，令人遐思。姑娘叫云桃，好吧，老队长的女儿，头发绾起盘在脑顶，脖颈白皙，身材健美。队长家是老婆当家，老婆说什么，扁一下嘴都不行，为啥，老婆为老杨家生了一窝崽子，没叫一声苦。孩子多，照顾不过来，想要钱花，自己想办法。云桃便捡了这块家里不种的地，自己上肥种菜，然后自己担上街卖菜，自己挣钱自己花。她已经是我们村的专业户，西葫芦、西红柿、小香瓜，五花八门，每个月都有新鲜蔬果上街。她读过中学，知道一些窍门，种一些冷门，卖一些冷门。比如我们计划种白菜、芹菜，问她，她说不种白菜和芹菜，种什么，她不说，说下了雨再决定。我父亲算的是白菜易种，大众蔬菜，好卖。一百棵，保守算四斤一棵，四百斤，保守算一斤八分，一块土的白菜卖到十二月， 年前有三十二块钱收入，加上隔壁种的芹菜，十二月能收入五十块钱，猪卖几百块钱，还账，卖菜得的，解年三十的燃眉之急。我看着云桃，她不是我们村最漂亮的一个，但是，她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种菜卖菜的姑娘。老师讲的自立自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自尊自爱，都用在云桃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我妈看见我在盯着看云桃，但她硬是当作没看见，说我过了年就十八了。
　　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有她的骄横惯了的母亲，我不敢有什么想法。
　　太熟了，不好下手。
　　红薯地改成了菜地，分了畦，又用锄头尖儿挖了浅浅的窝。黄昏，山影消失了，田野漠漠，对面大院子上空炊烟正在大合唱，父亲提着锄头把子来了，走进地里看了看，动了两下锄头雨，便蹲下身子帮我收拾扔在沟里的石子，说一些题外话，比如这天气，晴稳了，不下雨，正好种两块土小菜出来卖，别说好价钱，至少脱手快，总比烂在手里强。顿了顿，又叹息，农民搞两个钱，都是苦出来的。可能他想起天不下雨，种了菜苗下去，每天都要下水沟挑水上来浇灌的苦事了。他不敢去想我将来怎么办，他已经盖了房子，他觉得这是他尽了父亲的责任。我将怎么生活，他不敢想。因为他一想，就认为我的一生将复刻他的一生，这令人窒息、绝望。我能看得出他的担忧，这两年，他一直眉头紧锁。我想，不仅仅是要还债，而是他觉得为人父亲，担子实在沉重，还只能他一个人扛的时候，他已经少言寡语了。我想帮他，安抚她，却没其他办法，所以，尽量按他说的去做，在体力上，分担一点。我不怕辛苦，这好像不只是我家的遗传，是中国人的基因了。
　　一百棵白菜，五担水上去，加上那一垄芹菜，再多挑两担水，虽然有点繁琐，但农闲季节，田里没禾，鸭子不用管，浇菜根本不算事儿。还有，妹妹也可以来帮忙，家里有几担水桶，我力大负责挑，她负责浇，一顿饭功夫，就能把白菜地芹菜地浇的透湿。父亲仰头看我，好像我长大了，懂事了。这对他来讲，有点措手不及。好像是家里穷逼出来的。不过，怎么说，这下他还是开心的，喜形于色，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大声唱起了“九九那个艳阳天”。他只会这一句，唱了三遍，声音开始在嘴里打转，之后戛然而止，估计他也为他只会这一句不好意思了。
　　村里没一个闲人，街上什么东西都能卖出去，趁着秋闲，种点土，占了这双手，腊月上街也有事做，动动手，说不定能过一个好年呢。就是最爱脸面——可能是脸皮薄，不喜欢和人打交道的茶叔，也种了几垄葱蒜，到时候安排小妹挽个篮子上街卖，换几个小费钱，她自己花都行。村里这些姑娘，要说能干，还是没有一个赶得上队长的女儿云桃。
　　做买卖要耐心，种菜是这样，卖菜也是这样。
　　种菜没有诗意，哪怕是白菜开花，一地金黄，心里还是苦哈哈的。不过，每天下午，太阳落山之前，趁着沟水还暖和，去担水上坡浇菜，能遇到云桃，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我觉得女人就得像她，敢想敢干，不靠爹不靠娘，自食其力，这一种品德就是美德。我偶尔也会接近她，比如在回村路上，故意拖拉一会，等到她跟上了一路回去。可惜的是，两个人并没有什么话可以说，那些赞美她的话——如果种菜也值得赞美的话，对二十岁的她来说，我觉得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相向而行，招呼过后，就沉默，走过一段土路，下坡，过桥，不是她故意延迟一下脚步，就是我加快脚步——男人嘛，走路如风。比起种菜，我更喜欢卖菜。腊月，白菜上市，我便跟着父亲上街卖菜。到了街上，才吓一跳，镇子里的公路两边，都是卖菜的，装菜的挑子从镇子进口堆到出口，两里路长，都是卖菜的。自觉自己种的白菜又嫩大，包的又紧，上了街，才知道天外有天，甚至直接影响了我继续种菜的信心。但是，百货装百客，在街上，只要有耐心，坚持到散圩，菜还是能全部卖出去。这让我稍微有点安心。
　　过二十了，腊月的天气，时雨时阴，冷风吹，更能感到生活的火热了。白菜卖的差不多了，下一圩，准备揭开围子卖芹菜。卖完芹菜就过年，想想，激动人心。
　　白菜只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在菜地里，扑鼻而来。如果砍回来，洗干净，放在一边，白菜的香味不凑近是闻不到的。芹菜不一样，没到地头，那里种了芹菜，跟随风就能找到。摘到家，一个屋里都是芹菜的香味。芹菜确实只是一种配菜，煮白菜放一撮，煮豆腐皮放一撮，都下饭。好吃的是芹菜炒牛肉，二两牛肉，两斤芹菜，一样好吃。最后一担白菜是凑的，我们地里只有十来棵，不够一挑，父亲架不住行情好，又到蒜苗地里，扯了一抱蒜苗，配在一起，搭成一挑。要买年货，买什么，父亲才能决定，加之天色阴阴的，冷风夹小雨，我的皮鞋漏水，就由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去赶集，我带着弟弟妹妹看家。灶头上，正在烘腊肉，这可是过年的重头戏，着火了，就砸了。父亲挑着担子，一头高，一头低，晃晃悠悠，并不着急，年关赶集，不分早晚，卖完东西准数。母亲挽着竹篮，里面装着两只公鸡，这是值钱货，十五六块一斤。据说，卖十只公鸡就能过一个好年。我们有两只，还有一大垄芹菜，卖了过年足够了。想起过年，心里暖暖的。不过，想到芹菜，还没回过神来，天空里下起了雪。湘南，那时候雪线还在南岭九疑山，或者更南一些，到广东连州。刚下过小雨，地上有些湿，是“硬皮古”——雨水没渗下去，下面还是很干的很硬的土，走在上面，上面一层湿土极易粘鞋。我回头叫妹妹找伞，准备给父亲送去。妹妹说这个时候，他们早到了街上，用不着雨伞了。弟弟在一边也搭嘴“落雪了还打雨伞？”想了想，落雪不打伞，还是有趣的事。突然想起了地里的芹菜，那可以说是地里最后的“宝贝”，下雪，冻坏了，就不值钱了，还放不得，放久了，会溶掉烂成一堆肥料。妹妹说你挑畚箕，我帮你打伞，我们到土里把芹菜扯回来。弟弟说他没雨鞋，他在家烧火，看守腊肉。
　　找了工具，出得门来，倒让人惊喜，瓦上、墙垛上、桔子树上、冬茅草上、岭脚、田里、田埂上，都有了白色积雪。久违了的雪。瑞雪兆丰年啊。雪花落进脖颈里，凉凉的，如秋水之吻，透心。我们手忙脚乱东倒西歪跑到地里，脚上的两只鞋，粘满泥，一只都有五斤重了。芹菜上面，已经有了一指厚的积雪，蓬松的，带着凉气，也带着芹菜的香气。我扫了一把雪在手上，捏了捏，就成冰了。此时，正好两只鸟惊叫着飞过头顶阴暗的天空，投向山坡上的树林。我又想起了钰哥儿。又一年了。他也是喜欢雪的，饿着，流着鼻涕，一手牵着裤头带，一手去摘棕叶树棕叶上挂着的冰溜子。摘下一根，塞进嘴里，吸溜着，说好甜。妹妹却叫了起来，她拔出来的芹菜，根都断在土里了。这样子，是没卖相，卖不出去，坏事了，舍不得，她干着急，怨自己无能，把伞丢在一边，用双手去扒芹菜根上的泥，是干泥巴，板结得紧，根本扒不动，着急地冲我说，赶紧叫老毛送把锄头来，用锄头挖。我看了看，云桃正在收她地里所剩无几的心里美萝卜，锄头钉在一边，没用。其它各处，都是着急忙慌扯着薄膜给芹菜盖薄膜的人，没带锄头。手冷的生疼，我使劲拍拍，恨自己没想起盖薄膜这回事，赶紧跑到云桃那里借锄头。我挖，妹妹在一边抖掉泥巴。我挖完了，蹲下来，和妹妹一起摘泥巴，看过去，看到村头，弟弟一个人，在漫天飞雪里，巴在我们新的红砖房墙角，伸着头，像一只猫，正在向我们这边张望。看到我挑起担子了，他就猫一样迅捷，转眼就窜回去了。回到家，弟弟一边嘴里说着腊肉没事，看着呢。一边倒上往脸盆里倒热水，说他看着我们烧水的。忙过一阵，我们三个人守着火炉坐下来，没有看彼此一眼，没有多说一句话，静听着雪在屋外发出的声音，享受着家的温暖。我想，这一辈子，无论穷和富，无论父亲以后在不在，我们三个都不分开，一辈子都要在一个锅里吃饭。
　　后来，发觉辛苦两个月，种了几百斤蔬菜，得的钱，还不够过一个年用，什么勤劳致富？我不信了。我要离开土地，去寻找梦中的橄榄树。我父亲总误以为，我要去外面找一棵树吊死。我解释，勤劳是一种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还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品质叫智慧。我出去谋生，就是智慧。父亲说他脑筋不够用了，世界怎么变，他还是信仰勤奋。我便十分肯定地告诉他，我要去找一棵树，不是它吊死我，就我吊死它。我父亲以为我受了什么刺激。是不是云桃嫁了，没嫁给你。云桃嫁人了，我确实有点忧伤。她那么勤奋，那么健美，自立自强，应该晚一点，或许嫁一个更好的人家，而不是嫁一个有点腿瘸的小学代课老师，有知识，我想着不是她嫁人的唯一选项，可她却信了。嫁过去，在那边继续种菜贴补家用，只是到鲤溪街上卖菜了。她喜欢种菜的充实和卖菜的收入，种菜给她的人生带来了满足感，她认为知识能当幸福生活生的压舱石。我疑惑。想到缘分两个字，我又无话可说。这世间的事，哪有无缘无故的呢! 云桃嫁人了，她种菜的地，种上了奈李树，每年春天，都要演一场悲剧。我不种地了，父亲一个人操心不过来，在地里种上了桔子树，春天，白花点点，满天星星一样，香飘大地，蜜蜂飞舞，嗡嗡嗡着勤劳一个春天。
　　蝴蝶多好，正在结伴飞过阳光里的轻风。

　　202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