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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基层治理还有一个明显趋势，即：越来越多的业务工作成了政治任务，促使基层工作压力陡增。
扶贫、环保、党建、维稳、招商引资、扫黑除恶等都成了重点工作。那些本来是在实际承担行政任务的业务部门，转而成了督查检查部门，具体任务几乎都下沉到了乡村两级。
自治机构成为了派出机构，监察长官成为了地方行政长官……当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维护秩序所需的成本，已经超过了秩序本身带来的收益时，形式主义的产生就是不可避免的。
“攻坚”成了上级部门工作通知文件里最让基层人员头疼的词汇。基层治理不再依靠常规的力量来推动，而是通过责任层层下压来推动。
这种工作方法虽能在短时间内聚集力量，有利于“攻坚”，却极大压缩和限制了基层的工作空间。基层干部在重压之下，只能“对标”上级考核体系，尽力完成任务，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这些任务该用什么方式来完成。
并且，由于各项工作都有较大的时间压力，时间紧、任务重，根本就不可能顾及基层实际。
基层普遍弥漫一个氛围，希望各项攻坚任务赶快结束，早点回归到常规为好。
文山会海、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用B督导A，再用C督导B，再用D督导C……
所有这些，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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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所观察到的基层生态，让我产生不得不惊呼：我们的基层生态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氓化”。
这种蜕变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体现在文化等各领域。
前些年，不少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招收了一批类似于流氓的人员，为他们提供执法设备，委托他们去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民众反抗的棘手任务，如市政管理、计划生育、强收摊派等。
这看似是“以恶制恶”，实则是基层治理无力、无能的体现。
村干部和某些“钉子户”“不服管教的村民”成了天平上的两端，双方在博弈中使用了越来越多的流氓手段。
经济形势的下行，使得深层次问题不断在基层暴露，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群众诉求也越来越多样。
基层干部处于直接面对社会矛盾的第一线，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群众不满。工作做得好群众认为是理所当然，做得不好群众就会有意见，一次失误可能会掩盖掉之前所有的功劳。
而上级的摊派和考核，实际上把基层工作者置于两难处境。如果非要在群众和上级之间得罪一个，我想99.99%的基层工作者都选择得罪群众。
尽管，当他们得罪群众之后，为了平复群众的怒气，上级也绝对不会保他们。
与折腾老百姓付出的代价相比，不折腾所受到的问责惩罚更大。
在河南农村，多年来形成的烧柴火做饭、烧炕取暖是最经济实惠也是最有效的生活方式。并且，这种取暖方式还和北方的房屋设计、建筑建构、家庭空间等密切相关，已经深深嵌入到了家庭生计和生活方式之中。
煤改电、煤改气等看似只是改变了人们的热量获取方式，其实是在撬动社会的文化根基。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很容易落下“流氓化”的污名。或者说，他们是不得不“流氓化”。
纠纷处理不当，就容易产生矛盾；矛盾一旦升级，就容易演变为仇恨。
有些基层矛盾是由于产权不清而造成的，产权不清或没有产权，也是基层自治无法真正实施的重要原因。
毕竟，没有人会用心治理别人的东西。只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才会用心对待。
包括最近平阳县因为宅基地纠纷而杀害六人的事件，这些年，似乎各种事由都能成为基层矛盾的导火索：拆迁补偿、邻里纠纷，甚至连扶贫都能扶出来矛盾（对贫困户的补贴和帮扶，让不少未享受到相关政策待遇的非贫困户十分眼红，导致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结下“梁子”，双方互相仇视）。
种种怪相，都是这种生态的真实反映。
面对层出不穷的基层恶性伤人事件，不禁让人惊呼：被很多人冠以朴实、淳朴的农村，何来如此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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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治安110
(匿名发布)
发表于 2023-1-17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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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发布)
发表于 2023-1-11 1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