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计划两三年就回来”
2017年出国时,我并没有想到5年后才能回来。当时计划两三年就回家,毕竟距离远、成本高,不可能每年都回。但突然爆发的疫情,将这趟回家之旅拖延了近3年,回想起来一言难尽。
出国前,我在成都做软件开发,但越来越感到倦怠,也不想那么“卷”,加上年龄不断增加,对前途也愈发感到迷惘。我很早就知道,中国沿海地区,比如福建、广东早年就有人出国打工,但内陆很少有人出去,缺乏那种闯劲。我英语比较好,而且自觉比较勤奋,就想到国外去闯一闯。
2017年10月,我买了一张北京飞往希腊的单程票,抱着“豁出去”的心态,希望能在国外闯出一片天地。之所选择希腊,是因为我一直比较喜欢这个国家,它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而且入境管理措施比较宽松。在欧洲,去别的国家也比较方便。
当时,我的孩子才出生3个月,有人会问,孩子这么小你怎么放得下?我的回答是,不舍肯定是有的;但同时,孩子的到来也给了我力量,为孩子谋一个好的未来成为我走出家门的动力之一。当时我觉得,通常孩子在两三岁前,对母亲的需要比对父亲更多,我计划两三年后就回来,也不会错过孩子成长期的陪伴。
5年未归,孩子“突然”从3个月长到5岁。阿龙在一家超市为孩子购买烟花爆竹。摄影:赵孟
到了国外才发现,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好找。做软件开发的人才很多,希腊并不需要一个中国人。慢慢接触一些华人后,我发现这里做餐饮的华人比较多,餐厅经常招人。中国人普遍很勤奋、能吃苦,在这一点悠闲的欧洲人很难相比。于是,我选择进入餐饮行业,希望未来拥有一家自己的餐厅。这一行也许无法让你大富大贵,但也不会有太大压力,毕竟在哪里都是“民以食为天”。
出去的经历并没有想象的顺利。工作上,我需要从最基础性的做起,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也没什么朋友,生活中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经常焦虑。有一次,我的钱包还被偷了,里面有身份证、驾照和一些现金,损失不小。在外国大家都很少关注中国传统节日和农历日期,只有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时候是中秋节,或者快过年了。我都记不清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是怎么过的,应该比较惨淡吧。
但我每天都会跟孩子打视频电话,隔几天也会和母亲通话,让家人们知道我是平安的。生活上的一些不顺利,我很少跟家里人说,因为除了给她们增加焦虑,没有任何意义。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就是工作两三年自己稳定后再回国,将来甚至可以把孩子带到国外来。这个目标一直支撑着我。
“把能找到的德国品牌啤酒都喝遍了”
到2019年,工作上我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当时了解到在德国做餐饮待遇更好,我就辞职从希腊来到了德国,在一家华人餐厅顺利找到一份工作。
德国的工资待遇确实要好一些,而且各种福利保障也更加到位,但德国整体社会氛围偏保守,对外来人尤其是移民算不上特别友好。比如,在一些场合,对方本来会说英语,但他偏要说德语,让你觉得为难。我想在德国长期待下去,所以报了培训班,准备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德语。
到2020年,各方面都步入正轨,我计划再工作一年就回家。但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很快波及到全世界,德国也出台了管控措施,出入境航班缩减、大量餐饮企业停业。国内对入境人员开始隔离,而且航班极少,价格也非常高。
我所在的餐厅很快停业了,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大半年。如果有签订劳动合同,政府会给因疫情没工作的人员发放补贴;但我之前因为疏忽没有签订合同,所以餐厅停业后我就失去了经济来源。既不能工作,又不能回家,那段时间我过得很消沉。印象中,那一年德国的雪很大,路边清扫出来的雪堆能有齐腰高。
2019年,欧洲不少国家降下大雪。摄影:阿龙
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很快就3岁了,从吃母乳到吃饭,从不会说话到会喊“爸爸”,这个过程我却只能“视频参与”,心里别有一番滋味。虽然出去后,对国内传统节日没什么概念,但家人重要的日子,比如孩子生日,还是会记得,会打电话,买礼物。这个时候就想,要是自己在家里该有多好。
平时,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在强烈想家,但晚上做梦,却不时梦见家乡的场景,还会梦见小时候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我家对面的山顶上有一块平地,在那里修一栋房子,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现在想来,当时潜意识里我还是很思念家乡的,只是被白天的各种其他焦虑压抑了。
那段时间也不方便走太远,我就每天跑步、学德语。我低估了学德语的难度,这门语言与英语和西班牙语都不同,我花费了很多精力,但进展极为有限。如果德语这一关不过,要长期待在德国也是个问题。这些焦虑和疫情的影响叠加在一起,让人很难熬。
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睡觉前我听的是英语或者西班牙语内容,就很容易睡着;如果听的是德语内容,就经常睡不好、失眠。由于在当地没有什么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也不喜欢将这些情绪传递给别人。郁闷时就喝点酒,德国的啤酒品牌很多,我把能找到的德国品牌啤酒都喝遍了。
但这些我都没有告诉家人,她们有时会问我有没有上班,我就说“在上班”,问什么时候回家,我就说“很快了”。
“得知能回国立刻订机票”
德国的疫情管控措施大约持续到2020年下半年,就逐渐放松了。出行、餐饮渐渐恢复正常,我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回国的日期依然很遥远。
到了2021年,这边除了公共场合要求戴口罩,其他生活方面几乎感受不到疫情的影响。期间我也出现了嗓子不舒服的症状,但很轻微,身边一些朋友对病毒都没在意,我也没有做过核酸和抗原检测,不知道是不是“阳了”。当然,我也接种了新冠疫苗。
我经常关注国内的防控政策,老家乡政府一个对接出国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也经常和我联系,告知从境外返乡的政策。从入境隔离到回家隔离,几次加在一起需要20多天,而且费用自理。航班的费用也很高,经常要上万元,想想只能作罢。
而且,就算费劲折腾回来了,要再出国又是个问题。我身边一些从国内出来的朋友,除了回国不准备再出来的,几乎都在等待。
奥密克戎毒株普遍流行后,毒性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宽了管控,我们觉得中国也迟早会放宽,但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并没有想到今年春节就能回家过年。
2022年12月7日,中国发布防疫“新十条”后,大家知道防控措施做出了大调整,都兴奋起来。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入境航班增加了,入境隔离措施也取消了。一切来得太突然,就像疫情爆发一样,我们毫无准备。不过这次不是焦虑,而是高兴。
得知回国不用隔离后,我立刻就预定了机票,家里人知道我能回家过年也很高兴。之前,我已经从德国辞职准备到西班牙找工作,但现在也不准备找了,先回家陪儿子几个月是头等大事。当然,以我现在的经验,再到西班牙找一份工作也不难。
2022年12月17日,我从西班牙飞往芬兰,再转机到香港,从香港入关进入深圳,再从深圳飞到成都,然后从成都坐动车到广元,飞越了半个地球,腊月二十九下午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