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达城剃头那些往事

秦巴闲士 · 发表于 2023-3-8 20:11

理发简史：古时，我国没有“理发”一词，认为“头发”受之于父母，不能随便剃除。当时，男女都留长发束髻。汉代以后出现了以梳理头发、沐发与梳栉为职业的工匠。那时，男女梳栉都得用梳子和篦子。满清入关后，曾下“剃发令”，将汉族束发为髻一律改为金钱鼠尾，时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举。那时，就有剃头匠挑着“剃头担子一头热”，给人剃发。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后，临时政府明令剪辫，此后，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理发师纷纷回国开设理发店，理发业开始兴起。

老达城剃头那些人和事：清朝初期，达城街头就有剃头担子摊贩，以剃头编辫子为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掀起一股剪辫热潮。达城凤凰头、正南街、上后街、大西街及四大城门入口处等地设立义务剪辫处，凡来剪辫者一律免费。剪辫后，富家子弟、教员和学生等多留背头，外出或会客时戴礼帽，有的则仍戴传统瓜皮帽。大多数穷人则多刮光头，时有言子儿：“光头光头下雨不愁，别人有伞我有光头。”

剃头匠，不仅要给顾客剃头、净面，还兼职推拿按摩，有的还会接骨拿环，必备十六般技艺，即梳（发）、编（辫）、剃（头）、刮（脸）、捏、捶、拿、掰、按、掏（耳）、剪（鼻毛）、染（发）、接（骨）、活（血）、舒（筋）、（梳）补。剃头结束后，要对顾客摩头拉耳或采耳，捏颈拍背，扭肩拽臂，一番操作后高呼“好了”，顾客心满意足付钱走人。

那时，达城理发有帮会组织罗祖会。传说清世宗雍正曾患头疮，害怕剃头伤到痛处。住北京北云观的罗道士改革剃头工具，解除了雍正的痛苦，雍正封罗半幅銮驾，驻宫理发。由此，罗道士被尊称为罗公。每年农历七月十三，达城理发帮召集同业集资聚会，大办罗祖会一天。

达城时有剃头习俗：正月不剃头，二月二剃龙头，婴儿满月剃胎毛，婴儿百岁毛（婴儿出生100天，理发时，蓄一撮毛在后脑勺，迷信为祛病除灾，长命百岁）。

赵剃头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达城大西街关帝庙附近有一个摆剃头摊的年轻人姓赵，身体壮硕，会一些拳脚功夫。顾客多找他刮光头，他用热水湿头打上肥皂，将剃刀在悬挂的刮刀带上下翻飞后开始剃头，末了，给顾客端头、按背、反背背人、揉脸、捏颈肩等。有人手脚扭伤，睡觉落枕，也找他治疗。达城有几个地痞混混见他生意好，想找他收保护费，骚扰他的剃头摊位。赵剃头指着剃头摊旁自己演练的石锁说：“你们将那个石锁举起，我便交钱。”那几个混混试举石锁，纹丝不动。赵剃头笑了笑说：“你们看着！”一手将石锁猛地举起，扔在空中，然后接住，或正面扔、背后扔、裤裆扔，上下飞舞，令人眼花缭乱。那几个混混吓得目瞪口呆，就地跪拜道：“有眼不识泰山，请师傅饶恕。”

赵剃头匠的儿子于1948年生，与我是中学同学，学会了父亲端头、按背、捏颈肩、接骨拿环等功夫，曾在中医院做按摩推拿医生，退休后在成都开诊所。

达城理发那些人和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下江人理发师杜金祥、谢永生等人避难来到达城开理发店，带来理发先进技艺。新工具有手推剪、烫发火钳、木炭吹风机（高度约1米，用白铁皮制作而成，由木炭箱、弯颈、拔风管、喷嘴组成，使用时木炭箱内放进燃烧的木炭，通过喷嘴喷出热能，使头发定型），另请木匠制作木式活动理发躺椅；男子新发型有寸头式、分头式、包头式、学生式，女子新发型有短发式、卷发式、髻发式、波浪纹发式等。那时烫发没有定型药水，用火钳烧红后将头发卷曲而成。达城剃头师傅争先仿效，有的也租店经营。自此，达城人理发开始讲究发型，但不少人仍然刮光头。

解放前夕，达城有理发门市31户，理发担子摊贩10户。

1956年公私合营，达城理发户组成一个合作理发社，设四个理发门市：翠屏理发社、大东理发社、通川理发社、胜利理发社。

1959年，理发社招收学徒，指定师傅学艺。学徒每天上班前要练半个小时基本功，站立双手平举直角卷臂，抖动手腕作刮脸状。上班时先要打扫清洁卫生，那时没有自来水，要去大东街或豆芽厂挑井水。

有顾客来店，要去手拉风扇。那时没电风扇，理发店设手拉风扇，由宽大木板夹蓝色厚布组成，放置于室内顶部，通过手拉动绳索使风扇来回扇动，往下送风。颇为费力，手酸时换人。

师傅有顾客时，学徒站在一旁观看，师傅讲解。半年后，师傅视顾客情况，叫学徒试着理发，在旁边指导。

理发店的职工统称为理发员，是当年响当当的“八大员”之一：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理发员身穿白大褂、戴大口罩，白大褂中部设一个大包，装不同形状的梳子，还有调羹和自制木叉，吃饭时间到，全体轮流去凤凰头翠屏理发社伙食团就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理发师傅叫魏世雄，新中国成立前系重庆大光明理发店的理发工，技艺娴熟，常受命给重庆中美合作所看守人员理发。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到达城理发社工作。他在部队时向组织交待了在中美合作所理发的历史，档案有记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理发社将魏交群众管制，实行监督改造。理发社职工没有对魏刁难，青年学徒常向魏请教理发技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理发社派青年理发员到上海、成都、重庆学习理发技艺：带回青年式（包头式）、凉爽式、运动式、菊花式、明星式及各种类型烫发式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理发社开始使用电器理发器具：电推剪、电吹风、电烫发等。达城理发业逐渐转型为美发，达城人将理发员叫理发师、美发师。那个年代的“操哥”“操妹”，理着新潮发型，在大街上炫耀着走来走去，成为街头特别的景观。不少爱美的男女固定一个理发师理发，一直到老。

“美发翁”李中才：1945生，1964年参军，1969年转业修铁路、水电站，1972年参加饮食公司学厨白案。因馒头、包子做得好，人们叫他“李馒头”。南门口理发店有个学徒姓李，学艺三年，“李馒头”为照顾李氏家门的生意，专门找他理发。李学徒在师傅的指导下，成功理出发型无缝包头式，“李馒头”甚为满意，每次理发都找他。从1972年起，至今没有更改。发式成型后，后期须保持，若经凌乱，便无法再梳头整理。“李馒头”晚上睡觉时特别注意，天亮起床后，头发不乱，每隔一个星期去理发店整理。而今，“李馒头”已年近八旬，上天眷顾，头发乌黑无白发，仍是无缝包头式，蓬松高耸，成为达城引人注目的“美发翁”。理发费从1元、2元、3元、10元、15元、20元逐步涨至如今的25元。当年给李中才理发的学徒，现已年近七旬，因为李中才50余年执着的理发情意，打算不收理发费，李中才坚持要给。

理发师李福生：1946年生，13岁参工理发社，聪明好学，勤学苦练，理发技艺精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评为特三级理发师，为达州理发最高技术职称。福生每天上午下午上班前都要磨刀，牢记师傅教的口诀：平磨抖宕，紧绷皮，刀快手轻。意指：磨刀要平，完了还在磨刀石上顿一顿，需用剃刀处理的部位，要用手绷住头脸皮，快速下刀动作要轻。

福生的师傅早年为街头剃头匠，福生学会了师傅不少绝活技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理发社职工对顾客摩头拉耳、捏颈拍背等善后服务的技艺已少于使用。但顾客若提出要求，福生会欣然应承。拉好躺椅让顾客躺下，刮脸时会给顾客刮眼，称刀锋洗眼，将上下眼睑翻出来回刮洗，刮后，顿感去掉眼内障碍，清亮明目，舒适惬意。最后，使用“跳三刀”技艺，将刮刀搁脖后，顺背颈从上往下轻微跳动三下，痒痒的、舒舒的、麻麻的，飘飘欲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有人说这是享乐主义，剃头匠的不少绝活就此不再传授使用。

福生最过硬的技艺是剃胎毛，因难度高，有家长抱着婴儿来店，众多理发师避之唯恐不及，唯福生接招，从没出现过一例事故。只是如今有医生认为，胎毛对新生儿的皮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不一定要剃掉，可定期对胎毛进行修剪，避免过长或过短带来不良影响。另，婴儿皮肤很娇嫩，剃胎毛的过程中，容易受损伤，带来伤口感染。

　　有青年顾客结婚时找他理发，他嘱咐下班前来，成最后顾客，精心打理，自掏腰包赠送理发费。改革开放后，他在东城壕巷租店开理发门市，理发者络绎不绝，应了“酒好不怕巷子深”的俗语。房东是他的老顾客，30多年不涨房租。10年前，福生因年老不再理发，让儿子接班，自己每天去滨河路茶馆喝茶休闲养生。

　　理发师王友忠：在原东城理发店（市人民公园门口上侧）上班，为人谦和善良，不多言多语，不少机关人员找他理发，有时，机关人员忙不过来，他便应邀登门服务。有位姓吴的机关人员，2000年退休，原家中繁忙的电话声音停止，无人再敲门拜访。半个月后，敲门声传来，原来是王友忠登门理发。吴眼眶湿润，理发结束后，招待王喝酒，每次理发成惯例。前几年吴因病逝世，王带上理发工具，给吴理了最后一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