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宏国是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人，2021年，他和大舅子韩东开始搭伙跑货车。2022年1月，一次长途货运后，两人因行程报备问题，最终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判决生效后，两人没有上诉，一直处于被监视居住的状态。没办法跑车的这一年，日子也过得拮据窘迫。
2023年1月8日，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变为“乙类乙管”。最高法等五门联合发布通知，对违反新冠疫情预防、控制措施和国境卫生检疫规定的行为，将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定罪处罚。
虽然韩东和贺宏国一审被判之后没有上诉，案件已处于结案状态。但政策的变化还是让两人燃起了希望。新政宣布之初，两人就以“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绥中县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此时，距离一审判决已经过去了63天。
3月28日，在第二次监视居住到期后，绥中县法院向贺宏国和韩东下发了第三份监视居住决定书。关于两人的再审申请，绥中县法院表示“仍在审查中，很快会有消息”。
3000斤玉米是去年的唯一收入
三月底，在绥中见到贺宏国时，他正在家对面的小沟旁劈柴，妻子韩迎春在旁边利落地整理着干树枝。看到记者，两人停下手中的活计。贺宏国一米八上下的个子，花白的头发剃得很短，黑色的条纹毛衫外面套了一件洗得发白的黑棉衣。
他略显局促，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晚上冷，得烧坑，要不睡不着。”相比沉默寡言的贺宏国，妻子韩迎春要健谈得多。在过去的400多天里，贺宏国和妻子女儿一直生活在加碑岩乡，这里是距离县城最远的乡镇，买菜要到几公里外的集市，去县城只有一趟下午两点半就准时收车的公交。韩迎春说，住在这里的好处就是省钱。
贺宏国家里的老屋有两间房，进门五六平米的门厅既是连廊，也是厨房。除了在外上大学的儿子，夫妻两人带着女儿挤在一间不到10平的房里，另一间住着贺宏国的父母。
这一年，贺宏国变得愈发不愿意和人说话，没事就干躺着，要么发呆，要么玩手机，他常常后悔当初去了绥芬河，“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收入，要怎么生活？”没办法外出跑车，夫妻两人去年唯一的收入，就是卖了不到三千斤玉米。
贺宏国和韩迎春回加碑岩乡生活后，也给女儿办了转学。周围的人大多对他们表示理解，但也有人会对着女儿指指点点，“看，这就是贺宏国的女儿。”每次听到，女儿都要回家跟母亲叨叨。让韩迎春庆幸的是，女儿大大咧咧的性格从不往心里装事，“就怕孩子出现心理问题。”
贺宏国的搭档韩东也有一样的烦恼。
被监视居住的日子，韩东满脑子是“我要是进去了，这个家该怎么办？”两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房贷，这些担忧让他睡不踏实。
之前，每次跑车后回家，韩东的两个孩子都抢着和他聊天，有说不完的话。现在每天在家，孩子们却很安静。“我儿子高三，他说我要是最终被判刑就不上学了，去打工挣钱。”
自己偷偷哭过后，韩东告诉儿子，“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即使我去服刑了，卖房卖地都会供你读书。”韩东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他不能让儿子也和他一样。“我妈看见我就哭，所以我也不敢总回老家，就在县城的家里呆着。”韩东说。
韩东也曾尝试出去打零工，“就扛了两天沙子，挣了300元。”长期零工对工作时间有要求，不能缺勤，因为监视居住要随传随到，韩东没办法保证这一点。
贺宏国的货车挂靠的鑫浩源运输车队。他从绥芬河返回的第二天曾到车队办事，接触过他的经理事后没有感染
送往绥芬河的包心菜
在贺宏国和韩迎春的婚姻里，性格爽朗的韩迎春是家里的主心骨，贺国宏在外奔波挣钱，她管着孩子，照顾老人，操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监视居住的一年来，韩迎春怕丈夫压力大，时时宽慰他，鼓励他多出门，溜达也好，找人聊天也好。反倒是最喜欢“凑伙伙”的韩迎春，现在怎么也“叫不出去”。每天干完活，她和贺宏国早早回家。吃完饭，两人就躺在床上“烙烧饼”，“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
时间回到2022年1月22日，韩东和贺宏国从武汉拉了一车包心菜送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当日傍晚6点多，他们经过绥中县，在当地做了核酸，略作休整后，就又出发了，“连家都没顾上回。”路上，核酸结果出来了——阴性。贺宏国安了心，在此之前，他有些感冒症状，鼻子“不得劲”，但核酸结果一直是阴性。
顺利赶到牡丹江市后，他们这趟行程本该就此结束。可贺宏国收到配货人消息，让他们继续将货物送到牡丹江市代管的县级市绥芬河。于是，两人先卸下半车包心菜，又配了半车胡萝卜，当晚开到绥芬河将货物卸下。
“在绥芬河卸车的时候，我们都没下车。”这是让韩东最困惑的地方，他不知道自己和贺宏国是在哪里被感染的。在绥芬河所做的核酸，两人的结果也是“阴性”。
准备返程的时候，贺宏国又接到一单生意，货主让他们去同为牡丹江市代管的县级市东宁，拉一车玉米送到辽宁省锦州市。锦州距离绥中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车程，两人爽快地应下了。
1月25日凌晨，韩东和贺宏国到了锦州，在锦州港卸完货，当日下午2点左右回到了绥中。韩东和贺宏国的户口都在老家村里，疫情之初，每个村民小组都建了微信群，发通知、通报都在群里。两人每次出车回来，都需要在群里报备。
韩东在群里报备了从锦州返回的信息，贺宏国也由妻子进行了报备。回来时，锦州没有疫情，所以韩东和贺宏国没有再做核酸，就各自回家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要求我们去做。”贺宏国说。
1月26日，韩东刷视频时看到了绥芬河爆发疫情的消息。他还庆幸，离开得及时。事后，韩东反省，自己唯一做得不到位的是，从手机上看到绥芬河爆发疫情后，没有及时报备自己去过那里。
贺宏国甚至没有关注到绥芬河的疫情，他很少看新闻，也不怎么刷视频。他更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和绥芬河疫情联系在一起。
据韩东所述，看到绥芬河爆发疫情后的第二天，他曾约贺宏国一起去做核酸，但因为贺宏国住的较远，交通不便，就拒绝了。
直到2022年2月7日，绥中出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病例。
贺宏国被判刑后，为了省钱，他回到老家和父母一起生活
关于感染源头和瞒报
感染者是韩东的小舅子。2月2日，韩东去其家中聚餐。“去之前我专门做了核酸，拿到阴性结果才去。”韩东说。
2月8日，绥中县通知全员核酸，同时，相关经营场所被要求暂停营业，公共交通实行管制。当天，韩东作为密接被拉走隔离。同一日，贺宏国核酸结果异常被隔离，随后两天，贺宏国和韩东的核酸结果相继显示阳性，两人被送入定点医院治疗。
2022年2月11日，葫芦岛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经中疾控基因测序比对，当地首发病例感染病毒株与绥芬河市疫情早期病例高度同源。
与此同时，绥中县公安局找到正在治疗中的韩东和贺宏国，通过视频方式分别给他们做了笔录。两人这才意识到，事情开始严重了。
2月24日，葫芦岛市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宣布查清了疫情的源头是两名曾经去过绥芬河的货车司机。
到现在，对于源头的认定，韩迎春还觉得困惑，“我和女儿一直没阳，我们和他是最密切的接触者了，如果源头是他，我们怎么没被感染？”
韩东的代理律师对“源头”的认定也提出过异议，他曾在开庭时表示，韩东从绥芬河市疫区返回后，经过17天才被确诊新冠肺炎，并不能合理排除韩东从疫区返回绥中县时并未感染新冠肺炎，不排除其返回绥中县后感染的可能。
治疗中的韩东得知自己和贺宏国被认定为引发绥中县疫情的责任人时，第一反应是“自己有责任，但并大”，因为“主观上并没有故意隐瞒行程，也没有瞒报”。“我手机也没关机，也没有换手机换卡。”韩东说。
贺宏国则很委屈，“我们都没症状，确诊时间距离我们从绥芬河返回已经过去两周了。”不过两人没有对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他们心里的想法是，虽然不是故意引发了疫情的传播，但确实去过绥芬河。
韩东与贺宏国的事情发生后，绥中县加强了对货车司机的管控。和韩东同乡的货车司机李伟回忆，从2022年3月开始，从绥中县离开的车主需要做三次核酸，还要社区开具“货车出车”证明，返乡后需要提供行程码、健康码、核酸证明和接收证明，如果途径涉疫地区，还要经过14天集中隔离、14天健康监控才能正常活动。为了避开繁琐的手续，李伟有一次离开绥中4个多月才回家。
2022年9月29日，绥中县检察院向绥中县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韩东、贺宏国得知绥芬河爆发疫情后，未履行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未对去过绥芬河的行程进行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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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3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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