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达城那些“山那边人”（下）

秦巴闲士 · 发表于 2023-4-26 21:02

药业王兴雨（1917—2001年）：渠县贵福人。父为私塾先生，在地方宗族捐助钱财开办的村塾讲学。

王兴雨5岁上父亲讲学的村塾，读《三字经》《四字经》《百家姓》《论语》等，13岁学作诗文，但父亲却不幸病逝。家中少得可怜的田地，不足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王兴雨帮大户人家放牛，获取少量的稻谷。1932年，经母亲同意，同时也为节省口粮，15岁的王兴雨与同村几个小伙伴翻越铁山，来到达城，经早先做生意的同族长辈举荐，在中药房当学徒。

民国初期，达县中医人数众多，有坐堂行医、家庭应诊、摆摊设点、走村串乡行医，绝大多数为中药医或草药医。达县著名中医龚伯楼、魏文普、刘换章、龚益斋被誉为“达城四大医柱”。此外，江湖医生中少数人拥有祖传秘方或某些医技。1921年后，达县城吴庐初、潘见知、余叔玉、魏宗山最为著名。清代和民国时期，一些中药房依古法炮制中成药，手工生产膏、丹、丸、散。民国时期达城同仁、寿康、德寿昌、乾元、协心5家中药房较为知名。1952年，同仁、寿康合并，两家药房各取一字，取名“同康”。尔后，德寿昌也并入同康药房。

中药房做学徒要求高，即使是在药铺卖力气的，也要粗通文字，不管是在前店卖药，还是在后院制药，必须掌握一定的药理知识，能识药辨药。即使抓药用纸包装，也要包得方正有棱角，还要做到纸包甩出一米以外，不会有细小药材撒出来才算合格。

王兴雨天资聪颖，心灵手巧，三年学徒期满，被掌柜留下来当伙计，因业务精湛，得到店主、坐堂医生、患者、购药者交口称赞。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庆仁济医院（天主教会办）传教士到达县城大北街开办“三善堂”施医馆，用西药治病，达城西药房渐起。1946年，达县有卫生院（所）4家，私人西医诊所11家，西药房12家。王兴雨于1945年离开中药房，自立门户，在翠屏路开办西药房，取名“民康”，兼营自制中成药，时为达城最大的西药房。王兴雨对药房伙计要求严格，必须精通业务，来购药者，只要说出病况，即可按需配药售药，有拿不准的病况，推荐去医院治疗。解放初期，达城有顺口溜：“抓中药去同康，买西药到民康。”民康药房有几个伙计，后来自学成才，成为有资质的医生。

1949年12月，王兴雨参加达县临时治安委员会，欢迎解放军入城，即送大儿子王光熙参加解放军，经培训成为部队卫生员。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时，王倾其家产带头捐助。

王兴雨生养三子一女，逝世前告诉子女，一定要将骨灰盒安葬于贵福老家父亲身旁，再听父亲讲学。

鸡鸭蛋余仁华（1919—1985年）：渠县清河坝人。二十世纪初，余仁华父随山那边人到达城，在上后街开了一家小酒馆谋生。1940年，余仁华母亲（1891—1966年）携余仁华来到达城，帮余父经营酒馆生意。

余母50多岁，那个年代，被称为老人，旧时女人出嫁后随男姓，大家叫她余婆婆或余老太婆。

余婆婆生于清朝末年，是一个缠足的女人。缠足女人走路不便，颤颤巍巍，若是跑步，则只能小步跳跃。余婆婆由河道乘船至达城，坐堂经营酒馆，余仁华父负责酒馆采购及对外业务。余婆婆中等个子，皮肤白皙，满脸微笑。

余家酒馆不大，干净整洁，放了四张小方桌，靠墙设酒柜，放着几个酒坛子，柜台上摆放着带壳花生、瓜子、豆腐干等，用于佐酒。酒客临门，要上一二两白酒，龙门阵大家摆，酒钱各给各。

余婆婆性格开朗，会摆龙门阵，有读过书的酒客将“人才十分丑陋，并无一双绣脚”，打趣断句为“人才十分，丑陋并无，一双好绣脚”，引起满堂哄笑。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余婆婆仍穿长袍，头缠青丝帕，在新潮服饰中显得特别，虽行走不便，但仍不使用拐杖。一些小孩仿学余婆婆走路的神态，唱起儿歌：“老婆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1969年，70多岁的余婆婆卧病在床，自知不久于人世，向儿子说：“我来达城已有二三十年，要回山那边老家了。”不几天，余婆婆撒手人寰。

余仁华到达城时21岁，身材略高，短头发，小时候患火疤眼，留下后遗症——斜眼看人。他不愿意依附于父母酒馆生意讨吃喝，便做起鸡鸭蛋生意，实际上就是赶场挑贩。余半夜三更起床，头缠白布，长袍挽起扎在腰上，宽大的裤腰无腰带，左右裹紧不致脱落。天麻麻亮赶场，购买鸡鸭蛋，将鸡与鸭装进竹篾编织的笼内，下大上小，圆形笼口刚好可放鸡鸭入内。用扁担挑上两只鸡笼，各十来只，另挂装鸡蛋的小竹篾笼，一路不停歇，只换肩，疾步返回达城农贸市场时，天已亮，立马进行贩卖。

解放后，公私合营，余做饮食合作店采购。在那要票证的年月，饮食店除主粮外，均免票证供应。余仁华常购得豆腐或米豆腐、凉粉回家，余婆婆欢喜不已。

　　余家来达城后，一直在上后街周家大院租房，余仁华妻是山那边渠县贵福农村人，1946年来达城，生养两个女儿。改革开放后，1980年，大女儿单位分配住房，全家人乔迁新居。而今，大女儿全家人在成都，二女儿全家人在达州，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木板车龙光成（1922—1970年）：贵福农村人。1940年随同本村几个青年翻越铁山来到达县城，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无亲无友下店。龙光成无亲无友无钱，在柴市街城墙边搭个窝棚睡觉。

　　同村来达城的那几个青年，读过私塾，带有资金，未几，年龄大的经亲友介绍打点，谋到了差事，年龄小的经亲友担保，在铺行当起了学徒。

　　龙光成没上过学，为谋生，只能下野力当挑老二，靠挑货物贩运谋生。很多年以来，绵延的大巴山达城交通困难，进出川物品多由背夫、挑夫长途贩运。有时，在险恶的大山负重行走时，有的挑老二突然不见了，原来是脚滑掉下了山崖。

　　18岁的龙光成身强力壮，挑运货物主要是经荔枝古道往返达县至陕西汉中，一走就是好几天；使用的工具是一根又长又弯的翘翘扁担，呈弯镰刀形，放在肩上，前面高过人头，后面低于臀部。货物前轻后重，全靠自己平衡。一根木棒箍铁头的打杵，斜插扁担助力，让扁担一闪一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那时民间有“一条黄龙（黄表纸）出川去，一条白龙（棉花）入川来”的说法。挑老二经达县挑运至汉中的主要是黄表纸、桐油、生漆、木耳、皮革、猪鬃、青麻、茶叶、药材等山货，由汉中挑运回达城的主要是棉花、盐巴、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

　　1946年，龙光成在达城租房结婚，妻李锡珍也是贵福农村人。龙结束长年在外的挑老二生涯，在石岭桥火炮（鞭炮）作坊做临工，主要是下力搬运送货。

　　解放后，龙参加达县城关运输合作社拉木板车，合作社位于下后街临大北街的十字路口。木板车车架用木料做成，两边装有两个像自行车那样的轮子，两根长而平直的车把，中间一根结实的攀绳。拉车的人头戴草帽，脖系毛巾，上半身裸露，站在车把中间，两手握住车把，肩上套着攀绳，弯腰屈腿前行。那时，达城多坡坡路，特别是凤翎关、达巴路口、罐头厂那几个公路大坡，拉车人弯腰双手垂直于地面，颈项拉长，脚杆拉直，近乎于爬行。

　　1965年后，龙下野力做抬工，以抬石头为主，兼抬一切可抬之物，一般由二至八人组成。那时，达城建设大力发展，房屋基础地基、建筑堡坎等需用大量的条石，有力气者就会去做抬工，也有落魄的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南门河坝码头、建设工地等处可见抬工的身影。李锡珍夫唱妇随，也做起抬工，龙起初不愿意，李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你们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女人也能做到。”李成为达城少有的妇女抬工之一，多是与老公一起抬石头，龙会将抬杠绳索中心线往后移，让自己多承担重量。后来，经人介绍，龙妻做保姆，便不再去做抬工。

　　龙家一直租房居住，常东搬西迁，很不安定。龙家生养一个独女，叫龙宗碧，是针织厂工人，1971年结婚，全家人在凤凰山下牌楼菜园社租房居住。改革开放后，1991年，龙宗碧的爱人做成人教育工作，单位分得住房一套，全家人燃放鞭炮，乔迁新居。

　　李锡珍生于1922年1月2日，逝于2021年12月11日，离百岁之日还有20多天，按虚岁算，可称为百岁老人。

　　龙宗碧今年74岁，生养一儿一女。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龙家非书香门第，又无钱请家教，儿子却是研究生毕业，在深圳发展，成家立业。女儿小学开始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高考获达州市文科状元，现在广州工作，安家落户。

　　子女很想请父母去南方居住，龙宗碧因父母的坟茔在达州，逢年过节要祭拜，要清理坟茔上的杂草，要敬父亲喝点小酒，要与母亲说些悄悄话，便不愿意离开。她每天上午去中心广场跳舞，下午没事时打点小麻将，晚上看喜欢的电视剧。老两口配合默契，一个买菜洗衣做饭，一个打扫清洁卫生洗碗，生活惬意，悠然自乐。

　　结束语：山那边人是达城特有时期特有的现象，推动了老达城商贸业的发展。目前，达城正迈向大城市的步伐，来达城发展的远远不止山那边人。但，山那边人对达城城市建设、商贸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开拓创新的精神理应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