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同志加兄弟”的岁月往事--一篇关于援越的回忆文章

tianyawang · 发表于 2023-7-5 14:08

忆“同志加兄弟”的岁月往事

（1957年7月----1958年7月）

一九五七年，我在长春市郊的装甲兵第五坦克学校战术系任战术教员。六月得到调令，到徐州市东郊，一个对外代号为“甸子村”的第四坦克学校报到。

我编入了“湖南队”战术教研组。在欢迎会上，才知道才知道这次调动事情的原委：越南人民军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增强部队进攻作战的机动能力，缩短解放越南南方的日程，正在筹建装甲兵部队，坦克等军事装备已向苏联购买了一部分，军队骨干送到中国来培训。第四坦克学校成立一个对外代号为“湖南队”的越南干部学员队，由越南人民军步兵中抽调的优秀排长、部分连长共一百零五人组成一个教学中队，下属三个教学班，每个班三十五人。目前他们还在广西某军校进行预科学习，主要学习汉语和坦克的一般技术；技术管理干部和后勤修理干部由另外两所坦克学校负责同时培训。

“湖南队”战术教研组，实际只有一个组，为了对外有利于保密，在教研组之前冠了一个“三”字，就成为“湖南队”第三战术教研组。按教学大纲要求，在一年的军事战术教育中，学员要学会连、营两级坦克战术，掌握团一级作战参谋业务知识；基本训练方法是讲理论课、沙盘作业、徒手作业、地图上作业和实兵非实弹射击（用教练弹射击）。从严要求，从实战出发，毕业后能胜任连、营军事主官和团一级作战参谋职务。

教研组汇集了装甲学校系统的尖子战术教员，有的曾在解放战争中多处负伤，有的多次立过战功；我年纪最小，不到二十三周岁，而组织上却任命我为副组长，真有点像开玩笑似的。但在工作中，老同志给予了全力支持，合作始终是和谐、愉快的。行政管理干部配备上也注意了军、政、文素质方面的要求，协调、组织工作能力也较高，干部级别都比同等学员队高半到一个级别，在开展教学工作前，听了驻越南大使何伟关于越南国情、民情、经济、军事、文化、礼仪等的讲话录音，学习了武官处提供的有关军情、民俗、未来作战对象和作战地形特点的资料。备课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写详细的教学提纲、教案、举例，送系主任或训练部长审批，进行试讲，同翻译研究后才能讲课。

当时政治术语中，讲得最多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私援助”、“社会主义阵营”同越南劳动党和国家关系是“同志加兄弟”，讲两军友谊是鲜血凝成的，处处都要以身作则传播友谊。学员从踏入中国的国境线开始，吃、穿、用、军训费等一切的一切，统统都由我国包干，在援外军费中列支，记上一笔“友谊”账就行了。援外是无私的，只有支出，没有回报。越南因长期处于战争年代，经济很落后，学员入校后，除每月生活费高出我军同等学员六元人民币外（当时，我军内的少数民族战士的生活费也是补助六元），每位学员都领“六大件”——上海牌手表一只、英雄金笔一只、航空皮箱一个、中山装便服一套、非军用黑色皮鞋一双和手电筒一只。他们对这几件中国货，很是看重，基本上都作为纪念品珍藏，难得使用。

越南人生活习惯与广西人民相近似，爱吃酸甜、生鱼片、生菜之类的食品。所以，学校从广西籍的军人中选调了后勤、炊事人员；学员中成立了生活委员会，协助炊事班制定菜谱、食谱；翻译小组由越南的文职专业人员担任；学员队建立劳动党总支、教学班建立劳动党支部，属越南驻华使馆领导；教员和行政管理干部过双重党组织生活；凡讨论教学、生活、军训、行管等方面的事都参加会议；劳动党传达内部文件、讲话、政治学习、选举等，则不到会；有这条明文规定，很好操作，能做到“不干预兄弟党的内部事务”。

为使教学与实战相结合，使学员能适应未来在越南南方的水网稻田地作战能力，我们不惜代价，将实车演习的地点，选择在无锡市郊区，那里有坦克部队，演习装备不需用火车载运，交通方便、稻田纵横，只是赔偿经费很高。演习地点得到上级批准后，我们到现场做了大量的教学准备工作。

水稻收割的季节，学员们来到了无锡市，市政府外事办举行了电影招待会，放映了彩色电影片《无锡风光》，分别介绍了无锡多处景点：锡山——惠山公园：公园位于市西郊，园内有动物园，观涧亭，山顶有龙光寺和龙光塔，两个公园联成一体，互进互出，门票相通，梅园，在五星湖北，植梅数千株，为太湖名胜之一；蠡园：在市西南五里湖畔，是著名的园林，长廊连接鱼庄，布置优美玲珑，以假山著名，为太湖游览胜地；鼋头渚：位于市西南太湖中，犊山下，突入湖中形为鼋头，有长桥、飞云阁等名胜；太湖水深4-5米，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无锡市在太湖北岸。

为了确保友军游览的安全，这些旅游景点按友军游览的时间安排，轮流停止对外开放，采取当时的惯用办法：封闭迎客人。用了四个上午的时间，分别游览、参观了上述名胜风景区，学员一行分乘三辆大客车、三辆苏式吉普车；地方外事办派员当导游，同行的教员、行政管理干部任解说员和保卫人员，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照相，在蠡园的鱼庄，观看了太湖用人工手网捕鱼的现场作业，自选鲜鱼用于就餐。有越南学员主动报名帮厨做生鱼片这道菜，当见到这道血淋淋的生鱼片菜时，我们的食欲大减，根本不想吃，但，还得违心地应酬尝一下，品尝一点。

在鼋头渚开了一个联欢会，外事处工作人员、军校工作人员和越南朋友都表演了节目，还拍摄了彩色电影资料片作为无锡旅游宣传品。公园负责人是一位全身多处负伤的老红军，曾任过刘伯承同志的警卫员，“鼋头渚”三个大字就是他请刘伯承同志手书的，园内几项大的建设，都是他请来这里游览的老首长出面协调解决的。当听说今天游览者是越南人民军的干部，出于对越南党政军的崇敬，老红军破例地穿上了一套旧军装会见客人，热情地介绍园内主要景点，并以东道主的身份同全体朋友们一道就餐。按当时的规定，就餐费用由军校负责，在援外军费中列支一笔，公园东道主不负责就餐费。老红军还应客人之约，讲了几个长征途中的战斗故事。

参观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惠山参观泥人馆的展销商品时，一尊“采茶捕蝶”的泥人制品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爱不释手，一个传给一个，在争相传递中不慎失手落地，被打得粉碎。我赶忙上前看标价，立即付了三元七角，算是付了款，也可以说是照价赔偿了。翻译马上接过购货发票递给我，总算圆满解决了一件“国际问题”。

上理论课要用挂图、大字提纲，讲授中还得不断的将术语、专用名词在黑板上正正规规的书写。我只能用汉语讲，翻译坐第一排。

一次，我讲课中用了“建议”这个词，讲的是下级对上级的命令在未形成前，可以提建议，在黑板上写出这个词时，学员不懂，翻译口译，学员们仍不理解其真实、正确的含义，再同翻译探讨，他译成了"抗议"，之后又译成“声明”，都不能准确表达汉语的实意，再译为“批评”，更不确切，实在没法表达了，最后译为“意见”，我觉得勉强可行。这堂课是讲理论，但在翻译过程中花了不少时间，内容还未能准确表述。吸取这一教训，之后的教学都是将要讲的内容先同翻译讲一次，再到课堂上去面对学员正式上课，因此一堂课就讲了两次。这个办法对军事水平不高、不懂军事术语、不懂战术的翻译来讲起到了一些辅助作用。课后还得深入辅导。使之逐步消化学习的内容。

这批学员，来自全年各月平均温度在23—28摄氏度的热带季风气候地区，从未见过霜、雪，更不知道什么叫冰天雪地。徐州市的十月，气温就降到了3—6摄氏度，湖南队的教室提前一个月烤火取暖，当时取暖用的是铸铁炉加上一白铁烟筒将煤烟排出室外，徐州地区都是烧本地生产的烟煤。值班学员不出早操，提前于上课之前将火生好，使教室内温度升高，在还未进入烤火季节之前，曾对学员进行过生火的培训，但具体操作起来问题依然不少，不是生不着炉子就是满教室里都是煤烟。为了解决生火取暖问题，担任每天第一节课的教员，只好牺牲早晨半个小时自带手枪的“天天练”活动，同学员一起提前到教室生火，手把手教。为了防寒，学校给这个队增发了军用毛毯、手套、护耳、口罩、棉鞋和室内的取暖用煤。

同越南友人相处的岁月，节日增多了，民俗民族节日如春节、端阳、中秋、重阳等是相同的；元旦、十一国庆、八一建军节双方都放假；越南国庆、越南人民军建军节，我们也同样放假、休息、发加餐费、集体会餐。所有的法定节日和民俗、民族节日，教员都要持后勤部门签发的加餐介绍卡交湖南队生活委员会，同学员们共同会餐。每次会餐都是十四桌：每桌十人，湖南队学员加上翻译十一桌，教员、行政管理人员两桌，装甲兵司令部的代表、地方党政干部共一桌。菜谱和食谱由生活委员会同炊事班共同制定，学员中抽人帮厨，食品基本是广味系列，蛇肉、狗肉必不可少；主食有八宝饭、猪儿粑、汤元、糍粑、少量米饭；酒以黄酒、甜酒、水果酒等低度酒为主，但每桌都有一瓶中国烈性酒如当时的“竹叶青”之类。会餐前可以对名字入座，应酬礼仪活动，会餐开始后，就只带上自己用的碗筷被请到各桌去喝酒、吃菜，学员十一桌，桌桌都要轮到，吃多吃少都可以，一点不吃就不行。整个会餐是吃不饱的，回到寝室还得吃东西，才不会饿肚子，所以，凡是遇到会餐，我们总得先买点水果，糕点之类的食物放在寝室里备用。

在担任湖南队战术教员的日日夜夜，是我一生中最辛苦、最难忘怀、最劳累的时间之一。

在教学中花费了不少心血，差不多将所有的节假日、星期天和课余时间，都用在与学员“四同”上了：同学习、同娱乐、同甘共苦、同建两军友谊。课外活动在一起除不谈各自党政的机密外，什么都谈，相处是很融洽的，也不拘礼仪，比较随便。

十一国庆节前夕，一个睛好天气的课外活动中，一群学员同我在操场上的草坪中，席地而坐，谈天论地，互相称颂对方党的伟大、领袖的英明、人民勤劳勇敢、军队英勇善战等等。我也谈了：越南国土面积不大，只有三十二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四千万，从综合实力来看，差不多等于我国的一个小省。当时，越南学员也未提出异议，基本同意我的看法。还有一次，在徐州市西郊的褚兰地区进行徒手作业，最后讲评前，我又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当天气候不好，下午学员们都很疲倦，集合队伍时，学员动作太慢，三十几个人的教学班，花了差不多五分钟时间才集合好，我火了：“先讲一句题外话，战术演习场就是战场！这样拖拖拉拉的，哪里有一点战斗气氛，越南人民军就是这样散散慢慢的战斗作风吗？”讲完这些，才进入当天作业内容的讲评。

一九五八年元旦前，校党委召开学校、训练部、战术系、教研组四级联系会议，这种形式的会议每月都要召开一次，主要是协调教育中的有关问题，会议时间短、参加人员少、解决问题多。会议结束时，校长祝位青点我的名，批评我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并举了上述两个例子，说是湖南队学员反映的。我当即表示：一个做具体工作的人，怎么能戴上大国沙文主义的帽子，这是要压死人的，祝说：“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总是有点嘛！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残余总有点嘛！这关系两军的大事，不可小视，就是委屈了也得写个书面检讨，好向友军交账。”于是我按“思想残余”的调子写了约五百字的检讨交学校办公室，学校以“情况简报”加了约三百字的按语附检讨全文发给了湖南队劳动党总支委员会和教学班的劳动党支部，算交了账。简报发出后，学校办公室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检讨不装个人档案，不追究责任，目的是交账。这份简报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万万没想到，提一条意见，校党委竟如此重视，纷纷向我表示歉意。这件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一件小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当时，在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求自己是多么严格啊！

一九五八年七月底，湖南队学员经过统一考试，全部获得了毕业证书，均可以在入校前的基础上提高一个级别以上予以任职，其中：优等生占29%，可以提高一个半到两个级别予以任职；良等生占57%，可以提高一个级别到一个半级别任职；及格生14%，可以提高一个级别任职。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国防部交给的军训任务。湖南队第三战术教研组，集体荣立三等功一次，我本人荣获“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八月初，湖南队的一百零四名（其中一人因病退学）学员，带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深厚友谊，乘火车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祖国，投身于国防建设事业之中。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期五十三页至六十二页，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出版）作者：江国梁，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