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健委宣布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初步建立，未来生育率会如何爆炸式回升？

阳光励志少年 · 发表于 2023-7-18 15:36

孩生育政策实施满2年后，国家卫健委宣布，我国已初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2023年7月11日，第34个世界人口日当天，国家卫健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积极落实优化生育政策和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出台生育支持措施，目前我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初步建立。”
国家卫健委具体介绍，各地调整优化人口与生育相关领导机制，半数以上的省份由省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同时，各省、区、市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制定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方案。
如何看待“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初步建立”这一说法？界面新闻注意到，在过往官方文件中，“建立生育支持体系”这一表述虽然经常出现，但并无“初步建立生育支持体系”的时间表。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202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简称《决定》）曾要求，到2025年，“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在这份中国人口政策的“顶层设计”文件中，“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建立”的主要内容包括：“服务管理制度基本完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生育水平适当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
多位接受界面新闻采访的人口学专家表示，官方宣布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初步建立只是阶段性成果，并不意味着未来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设会止步；相反，从“初步建立”到《决定》要求的“基本建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仍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针对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初步建立的详细进展，央视新闻客户端在报道中主要从“各省份产假均延长至158天以上”“各地开展普惠托育服务和托育建设”等方面，介绍了目前取得的成绩。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介绍，婴幼儿缺乏照料是阻碍生育重要因素之一，到2025年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将由2.5增至4.5个。
报道称，各省份普遍设立60天以上的延长产假，15天左右的配偶陪产假，5-20天的父母育儿假，各省份产假均延长至158天以上。半数省份对延长产假部分给予生育津贴。比如浙江、河南、宁夏等省份延长产假期间均由生育保险支付生育津贴。北京规定女方自愿减少延长生育假的，男方享受的陪产假可以增加相应天数。
在普惠托育机构建设方面，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各地开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和托育建设工程，开展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办托班、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报道提到，浙江在17个县试行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福建采用“当年预拨、次年结算”方式，安排1.5亿元补助1.5万个新增托位等。江苏连续4年将新增普惠托育机构作为省政府民生实事，建成省级示范托育机构91家。
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口学专家对界面新闻表示，目前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亮点”的地方，多数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但“‘点’与‘体系’不是一个概念”，目前“离初步建成‘体系’还有很艰苦的路要走”。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庄渝霞长期关注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她告诉界面新闻，应从三个方面关注这一问题，一是建立明确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政策内容要有系统性，政策及部门之间要无缝对接；二是找准方向发力，包括严谨的逻辑思维、明确的研究视角以及工作方向；三是布置攻坚任务，做实方案，重点突破，有机联结。
庄渝霞认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上可由四个“同心圆”逐级扩展搭建起来，包括生育保险政策、生育保障制度、生育保护框架直至生育支持体系。“生育率低只是表象，直接呈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经济压力、照料缺乏以及女性面临就业与生育的双重冲突。”她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婚姻的保障能力弱化，不安全性增强；女性因生育功能以及受生育政策影响，正面临着就业歧视的高压等情况。因此，阶层定位、家庭关系及个人生存，与家庭生育决策，特别是女性生育决策息息相关。
她注意到，近年来为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社会上流行一种“直线思维”的解决思路。“比如，为了提振生育率，采取发放育儿补贴、延长产假等简单做法，就是直线思维。”她说，育儿补贴只是杯水车薪，并无太大效果，而且没有针对低收入群体精准发放，效果更为大打折扣。一味延长产假更会强化女性母职身份，加大对女性就业的歧视。
庄渝霞建议以“曲线思维”对背后深层次原因发力，比如，育儿补贴发放给最有需求的低收入人群，生育效用应为最大；试点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育儿假，形成两性平等育儿和共同就业的局面；幼托服务发力，分担育儿困境；政府财政也要出力制胜，改变企业独自承担生育成本的局面。
她特别指出，现有生育支持更多提“家庭友好”或“生育友好”的干预方向，模糊了性别视角。就国内目前的政策、服务及现实情况来看，女性更多为生育事件买单，付出的代价最大。实际上，生育问题是两性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它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权力及合作问题，它与女性生存、两性关系以及性别平等直接相关，因此，必须将性别视角运用至实践方案中，明确“女性友好”的提法及做法。
“从发达国家生育支持实践经验来看，有一点已成共识，保障女性就业权益、促进性别平等的生育支持方案，更有可能让女性兼容就业及生育的双重责任。”她说。
此外有人口学者提醒，公共政策应该注重国家的“兜底”作用，但现行生育支持政策中，许多生育成本由企业承担，长远看可能并不利于女性权益保障，也难以实现提高生育率的政策目标。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杨慧统计了自三孩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2年9月，除西藏外30个省份的产假政策后发现，这些省份普遍将产假延长30-90天，大部分省份规定职工休假期间工资照发，“因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延长产假政策，企业在其女职工生育一至三个孩子时，平均需承担3.20万至9.59万元生育成本。”
这篇题为《三孩政策下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及对策研究——基于延长产假的分析》论文发表于《人口与经济》期刊。杨慧疑惑，现有三孩政策及延长产假给企业带来的生育成本到底有多大?为此，她首次提出了“企业生育成本”的概念，并从社保性生育成本、工资性生育成本、津贴性生育成本三个方面进行了测算。
研究显示，大部分省份的生育支持政策存在“政策请客，企业买单”问题，延长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全国28个省份由企业支付；12省份企业承担的一孩生育成本为3-4万元；企业二孩生育成本全国均值为6.39万元，三孩为9.59万元。
杨慧认为，该测算结果有助于揭示企业歧视女性、限制女职工生育的客观原因，特别是在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下，企业需要承担数以万计的女职工生育成本，这将降低其促进男女平等就业、落实三孩政策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需要对企业生育成本负担之重予以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