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滥用名利是怎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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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那部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中国的40后、50后这两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人不知；同时，对于改革开放后我国许多“知识分子滥用名利是怎样炼成的”，也了如指掌。

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梁衡，在昨（2023年8月8日）天发表的《罕见省部级高干在中央党报公开表达“不满”：我困惑很久，不吐不快》一文中称，近日看到省部级高干曾在中央党报公开表达“不满”，并感叹“我们常批评世风浮躁，怨青年人不成熟，文艺圈太浮浅，干部少学识等等。殊不知精英之浮，才真正是社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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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这位在体制内有声望的梁衡先生，也与我等山野草民、市井布衣老者有如此同感：“精英之浮，才真正是社会的危机。”

梁衡先生鄙视的“精英之浮”，主要也是我辈所指的“知识分子滥用名利”这类丑行。

若问“知识分子滥用名利”这类丑行是怎样“炼”成的，或会众说不一，但也大同小异。

早在几年前，笔者曾经撰文诟病过“知识分子滥用名利”这类丑行。笔者说，约在1986年至1990年间，笔者经常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来自北上广深的公函邮件，拆开来阅读，多是“我们是某某《世界（或中国）名人录》编辑部，知道你是名人并可录入本书。请汇款到某某地。谢谢您的支持。”

当时的中国新闻业，只有官办报纸和广播、电视，持有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的新闻从业人员仅逾20万人，威信很高，被誉为“见官大一职”的“无冕之王”。因此，有渠道（关系）的人，可以不费力就能获知这逾20万人的名单及其职务。于是，“你出钱，我助你成名”的相同编辑部，便雨后春笋般冒出头来捞钱。

笔者自知并非名人，怎好意思出钱沽名钓誉，便将来函悉数扔进了（当时称废纸篓）垃圾桶中。孰料，却在10年之后笔者惊悉，有各方面能力都只能算是一般般的同业中人，竟然获得“市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究其原因，就是此同业中人捧着出钱买来的“世界（或中国）名人录”那本“葵花宝典”，在通过人际关系弄到手的。卑鄙！

“享受岂能是头衔？”梁衡先生在《罕见省部级高干在中央党报公开表达“不满”：我困惑很久，不吐不快》一文中痛斥道：“有一件事想了很久，不吐不快。常见报刊上或会议上介绍某人时，或在名片上印头衔时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甚至追悼会上也不忘加这一条。这个‘津贴’施行于20多年前，那时的知识分子待遇一般，生活也拮据，于是为一部分精英人才发津贴，有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之意，后延续下来。”

殊不知，这倒使一些人用来做了终身夸耀的资本。动不动就“我享受国务院津贴”（类似提法还有“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之类）。事情虽小，却关乎价值导向和社会风气。

津贴是什么？就是生活补助。

正常情况下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很少要人补助，如果真拿了别人或政府给的补助也会心怀忐忑，低调处事，加倍工作。

梁衡先生斥责道：“现在反过来了，把‘津贴’挂在嘴边，印之名片，显于报章，足见其浅。此现象文科多于理科，而犹以书画界为最。媒体也无知，跟着捧。就像某一级首长，在单位吃小灶，出门坐小车，这本是一种生活、工作待遇。如果每开会或印名片，都要称：享受小灶、小车者某，这成何体统，他还算个首长吗？”

梁衡先生讲了一个小故事，为那些沽名钓誉、无功受禄、脸皮比城墙厚三尺的知识分子画像，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记得前些年，有大学教授写了一书稿，投之某出版社，数月无回音，便写信去催问。内容只一句话：某日寄去某稿，不知下文如何。下面的落款倒有20多个头衔，包括“享受津贴”，占了大半页纸。那个编辑也有水平，先用大半页纸照抄了这20多个头衔，再呼某某先生，正文也只有一句话：“水平不够，恕不能用。”

这故事虽短，但对那些沽名钓誉、无功受禄、脸皮比城墙厚三尺的知识分子，真是嬉笑怒骂之极也！

与之相反，众所周知的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钋和测定了一些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190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即唯一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却从不拿这个奖到处炫耀，甚至她还把诺贝尔金质奖章送给小女儿在地上踢着玩。

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无论大的还是小的知识分子，无论做事还是学问，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脚踏实地，不欺世盗名。

也就是说，精英者，乃思想之精，品德之英，社会之脊梁，公民之师范；那些对区区津贴念念不忘、挪做虚名者，非知识精英之所为也！“国要强，先强国民；国民要强，先强精英；精英尚如此，泡沫何其多，国事实堪忧！”

试想，如果有人出国也去印一张“享受”字头的名片，一是外国人看不懂，二是真看懂了就更糟，要大丢人格。呜呼！精英之浮，才真正是社会的危机。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名利，实值深长思之。

梁衡先生对于“精英之浮，才真正是社会的危机”的疾呼，若问缘自何处？笔者简答：“体制是其滋生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