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在大后方搞个什么暴动，拉上几百人、千儿八百人的队伍，除了召来垂死挣扎的反动派更加疯狂的镇压，白白牺牲同志外，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不起丁点作用。白区各地下党组织只要按中央的指示做好隐蔽工作，等待解放大军的到来，分享胜利成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即可。这样既避免了在解放前夕再牺牲大量同志，又为以后的建设输送了干部，两全其美，何不乐而为之？
颜德基作为一位党外人士，不可能知道中央的政策，但他作为一位有着敏锐政治观察能力的军事家，他当然知道，在解放军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搞个什么起义除了白白牺牲以外，毫无实际意义，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的老人，他当然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让亲人和朋友去白白送死。这一点正说明颜德基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人，也说明他在跟共产党中央心灵息息相通，英雄所见略同。
试想，如果颜德基是个惯于见风驶舵、善于专营的人，面对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人心徨徨之时，凭他的能力和影响力，找几十条枪，拉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是毫不费力的事，就算最后失败了，只要他事先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到时候及时逃脱，跑去找到解放军，找到刘伯承和王维舟，也就是位有功之臣，就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可以在新政权中捞个一官半职，至少不会遭受到后来的冤屈。这一点，颜德基肯定是看得到想得到的问题。
然而，颜德基确实不是那种靠牺牲别人，用朋友的鲜血为自己的前程铺路的小人，他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不可能干出靠牺牲别人成就自己的事，也不可能干那种明知不可为而强行为之的事。所以，窃以为，他没能在一九四八年举行川东起义，并不是什么遗憾的事，更不是人生的败笔，相反，则是他生命中又一个闪光之点。
我以为，颜公“其人生最大的遗憾或败笔”，应该是他在已归隐田园以后，还去竞选什么国大代表和争什么镇长的位置。争镇长的虽然不是他本人而是儿子，但所有的人都认为其实就是他在争。从小就在火炉旁，或乘凉的露天坝，听老人们谈论颜德基的故事，其中最多的是他在竞选国大代表时的盛况和跟唐锡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其间也听过多个不同的版本，众说纷纭，莫辨真伪。但这些故事却使颜公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强势的人物形象。
最清楚地记得在儿时我父亲对颜公德基的一句评价：一个大江大河都趟过无数的人，为啥还在乎一条小河沟？意思是一个都统领过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何苦还去争一个小小的镇长职位？正因为他在乎了这条小河沟，最后在这条小河沟里面翻了大船。
儒家一条重要的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抗战后期，颜公德基就已经“穷”了。这里的穷，不是指经济，而是政治，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穷尽到头了。这时他就应该顺应形势归隐了。他也确实回到了开江，做到了归隐山林。然而他却没能完全出世，他还归而不隐，在家乡闹出偌大的动静，最后不但没能独善其身，还累及了整个家族。
颜公德基还有一大人生败笔，就是不应该离开南充返回开江。有道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当时，他虽然在南充，已经就任川北区政协驻会会员，对家乡及各地那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他不会一无所知。此时，他就应该审时度势，尽量远离风暴的中心，老老实实地隐伏下来，做到大隐于朝。当时他在川北行署工作，直接受胡耀邦领导。他就应该在胡公的羽翼之下安度晚年。而他受不了家乡一帮小人的诬告，却不听胡公“就地澄清事实”的劝告，毅然而然地返回了开江。他太自信了，自信他一生没干什么坏事，自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就算是被押赴刑场了，还自信他没有罪，却忘了岳飞也没有罪，袁崇焕也没有罪，忘了在中华大地上还有一座千年都没被推倒的“风波亭”。从这一点看，颜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
从他竞选国大代表到离开南充回开江，这看起来是两件不相关的事，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如果当初他不去竞选国大代表，儿子不去争镇长职位，或许就不会得罪那些歹徒恶人，就不会被人诬告。同样，他如果不回开江，即使受到诬告，也不会遭致如此的灭顶之灾。
颜公德基是复圣后代，颜子家训源远流长。颜公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影响，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征战一生。他笃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并一生为践行这个理论而奋斗。然而，他却对儒家的中庸之道理解不深，阳刚有余，阴柔不足。特别是对道家的出世之说不甚了了。对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术缺乏修为。如果说治国平天下需要用儒家入世理论，那在应该独善其身的时候，就需要道家的出世学说了。儒家的入世是强者人生的一种进取精神，道家的出世则是弱势时的一种避祸之道。
在阅读《颜德基评传》这本书时产生的一些感慨和联想，写下上述文字，不一定正确，发给朋友昌文先生，算是我一点读书心得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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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8-30 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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