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校园霸凌案，不过是该地社会生态的投影
大同曝出校园霸凌案，惹得天怒人怨。这一校园极端霸凌事件触目惊心，刷新了近年来同类事件的底线，激起全社会公愤。连一向以“理中客”自居的胡锡进，也愤而拍案：“这件事不能轻飘飘地过去，它的负面影响需要强有力、掷地有声地翻转过来。”
而官方柔情脉脉的处理结果，与事件烈度明显不相匹配，不仅未能平息众怒，反而激起更大舆论波澜。
在我看来，这起残忍、恶劣程度超乎想象的校园欺凌事件，其发生过程的“强有力”，畸轻处理结果的“掷地有声”，说来并不足为怪。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行为往往受到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此极端事件发生于大同市，实在有其必然性、应然性与实然性。
以我近期较为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大同这个塞外小城，有异于他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丛林法则的格外兴盛。
说起丛林法则，乃是人类社会的底层规则，固然绝非大同所独有。但在现实语境下，若从地域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视角，给大同一个定义，很想向其奉送八个字——
强者通吃，于斯为盛。
未成年人之间的欺侮施暴，竟然可以演绎得如此令人发指、空前绝后。相信若干年后回头看，这会是一个极其醒目的“大同符号”。
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众欺寡。校园是个小社会，弱肉强食的法则，在这里同样适用。
没有人可以否定，包括校园欺凌者，个体的人格成长主要在家庭中完成。
说大同盛行丛林法则，并非乘机起哄、乱贴标签。这个印象，首先来自我近期关注的大同民营企业家刘建日，其遭强拆十余年迄今未获补偿。
“明星市长”耿氏执政大同期间，巨手一挥，以3000万元的拆迁补偿对价，强行拆除刘氏两处手续齐全、第三方机构估值20亿元的商业设施，为“经营城市”让路。
曾广为流传的“老耿语录”中，有一句名言：“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
“推土机政治”下，耿氏及政府是强者，刘氏处于弱者地位。强者有诸多的“可以”，弱者有诸多的“不可以”。
丛林法则在这里，表现为弱者的存在无价值、无意义，活该被强拆。我可以违法施政，你不可以不全力配合。
大同政府四年前与刘氏签订协议，约定一次性支付拆迁补偿款6亿元，却至今仍在“击鼓传花”，算起来补偿到位需三四十年。
其内在逻辑，仍逃不出丛林法则。你弱我强，怎么办归我说了算。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论对错，只论输赢，只问服与不服。
我始终无法理喻的是，渴盼大同再出耿氏式的“个性官员”，在当地仍有颇为广泛的“思想市场”。
耿氏光环，竟寄予了不少大同人，对于地方政治的某种理想主义想象，吹出了高得匪夷所思的音调。
前不久，看到有大同人在自媒体号上宣称，自古以来对大同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有三，即赵武灵王、拓跋珪、耿氏。看罢不禁愕然。没见过有人如此卖力，要“捧杀”一个人民公仆的。
大历史观，是要放眼去望的。耿氏离任大同，不过十余年。如此急于进行历史定位，就不怕有轻率、轻佻之嫌？只不过大同翻修城墙下的斑斑血泪、累累白骨，与他们无涉罢了。
鄙人若是耿氏，闻之怕是会心惊肉跳、寝食难安的。倘若真的受之泰然，则是一种怎样的轻狂。
由此也足见，某些大同人的尊强、慕强 、服强心理，到了何等不可思议的地步。
大同此地，丛林法则异常盛行，势头要领弱肉强食风气之先，或正是肇源于此。
这或许也是耿氏，留与大同的另一笔特殊遗产。
刘建日遭灭顶式强拆，挣扎十余年无人正视；大同校园霸凌事件，受害者遭欺辱时间长达一年多，直到表现出轻生念头方才发现端倪。
不能不说，这个地方为数不少的官民，信奉的不外乎为，“不会游泳的人，就让他们沉下去好了”。
上述两桩事例让人感到，在这个犹如丛林般的生存场域里，大家似乎都扮演着更强大或者更弱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角色。
从官到民，从成人到屁孩，从强拆现场到小学校园，大家忘却了个人身份而顺从群体规范，即变得去个体化。其他啥都毋须去比，要比的是谁更暴戾、谁的手段更“狠”。
也不能不说，这个城市的人们从潜意识里，堂而皇之地把丛林法则，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俨然成为某种精神主流，且互相传染，越来越流行。
及至问题拖大拖炸，官方在最终处理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护强”。
由此看大同校园欺凌事件，不过是该地丛林法则的延展，进而发展到极致。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地方社会基本生态的投影。
置此情境，他们说要“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同篇章”。乌乎，吁嗟也。
来源：老萧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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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9-28 1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