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白塔形制特征研究

发胖的老猫 · 发表于 2023-11-10 10:04

广安白塔位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坐落在渠江边的聋子滩上。始建于南宋。现高32.29米，共九层。一至五层为石砌体结构，六至九层为砖砌体结构，外观均为仿木构楼阁式。白塔八百余年来一直矗立在渠江边，是广安的标志性建筑，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尚未发现古代广安白塔大修的文献记录。20世纪六七十年代白塔遭人为破坏，塔身上嵌刻的所有造像被拆除。1985年在塔周围30米范围内筑围墙，未对本体进行维修。白塔因自然侵蚀，产生了结构开裂、腰檐掉落、石材风化、顶部渗漏、植被生长等诸多病害。2010年渠江突发大水，最高洪水位漫过了底层塔身大部，沿江面基座局部被水冲毁。2013年的盗掘对塔基的稳定性造成较大影响。

基于白塔的保存状况与出现的险情，2015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广安白塔抢险加固工程立项（文物保函〔2015〕405号），同年开始编制抢险加固方案，搭设临时脚手架对塔身各层和塔顶进行详细勘察。广安白塔较完整地保留了南宋时期的结构、构件和装饰，是川渝地区宋代砖石塔的典型代表，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01兴造年代考证

1.1既往研究

广安白塔相关的研究著作和文献较少。李明高曾撰短文《广安白塔》，对其历史沿革进行了简单梳理，引《广安州志·疆域》载：“白塔，宋安丙建。”［1］蔡东洲曾撰《安丙遗迹考述》，对四川省内乃至陕甘地区与安丙有关的遗址、遗迹进行了考证，引《广安州新志》载：“白塔，州南五里渠江口。《通志》，宋资政殿大学士安丙建此以镇水口。塔盘九层，高二十一丈余。仰视远观，秀出云表。其三层内有宋军官王景实绍定元（年）正（月）纪游题刻。今存明御史杨瞻、吴伯通、国朝陆长瑜有诗。旧志十六景曰白塔凌云。”［2］

由文献可知，广安白塔乃南宋安丙所建。安丙（1148—1221年），字子文，号皛然山叟，今广安华蓥永兴镇人，孝宗朝进士。曾领导平定了吴曦叛宋降金的“武兴之乱”，镇压了溃军抄掠四川的“红巾之乱”，发动了联夏攻金的“秦巩之役”。1996年在华蓥发现安丙家族墓地，后出版了《华蓥安丙墓》［3］，“所出土安丙墓志、‘嘉定元宝’‘折十’铜钱、宋三彩陶俑及其墓室建筑、石刻等均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价值及很高艺术价值，为南宋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4］。

除白塔外，白塔寺和隔江相望的文笔星塔也为安丙所建。《广安州志·古迹》载：“文笔星，文庙向山鹤岭上，宋安丙建塔。”［5］又载：“白塔寺，治南三里，渠江口，宋安丙建塔。”［6］此外，广安地区还有褒先寺、安公桥等历史遗迹也与安丙有关。

1.2兴造年代

根据塔内第三层绍定元年（1228年）的题刻，广安白塔的兴造年代当在南宋绍定之前无疑。李明高断定“广安白塔建始于淳熙与嘉定之间”［7］，即1174—1224年间。而据蔡东洲的推断，安丙“‘开禧北伐’前一直为州县低级官吏，其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都不足以营造广安二塔”，开禧三年“升为高级官员，才有营造二塔的可能”。“历代相续的广安地方志明确记载，安丙创建时的贴职是‘资政殿大学士’”，而“安丙贴职为‘资政殿大学士’只有在嘉定二年至七年，这就是广安白塔和文笔星塔的建造时间”［8］，即1209—1214年间。

后世修编方志，记录安丙建塔事迹时虽有“资政殿大学士”称谓，但非特指建塔时安丙在任“资政殿大学士”，而应是按习惯以一生中最重要的官职来指代安丙其人。安丙家族自山西应州迁四川广安后，为当地名门望族，出了多位进士，至安丙已是第九世，家族实力雄厚。开禧元年（1205年），安丙“知大安军，岁旱，民艰食，丙以家财即下流籴米数万石以振”［9］。由此可见，以安丙家族的实力，并非要升为高级官员才有经济能力营造广安二塔。古时地方造塔，尤其像广安白塔这样的地标性建筑，多由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出资和主持，从安丙生平来看，真正功成名就应在开禧三年平吴曦之乱后。因此，将白塔的兴造时间界定在开禧三年至安丙逝世之间较为合适，即1207—1221年间。

02建筑基本形制特征

2.1平面布局

广安白塔平面为正方形，底层东西宽8.4、南北宽8.3米，顶层宽3.6米，自下而上逐层收分。一至五层为石砌体结构，每层有斗栱、腰檐、平座。塔身内设有连接上下层的贯穿梯道，均为单跑，直通上一层平座，一层梯道宽0.83米，五层宽0.71米，逐层递减。第一层入口位于南面居中，梯道由南向北登临；第二层出平座后顺时针绕90°，梯道变为由东向西登临；第三层出平座后顺时针绕270°，梯道再次变为由南向北登临；第四层出平座后顺时针绕90°，梯道再次变为由东向西登临；第五层出平座后顺时针绕90°，梯道变为由北向南登临。这种层与层间梯道呈十字交叉，且通过平座进行交通转化的形式，通常称为“穿心绕平座式”。而按照顺时针礼佛的要求，各层楼梯走向规律似乎并不明显。

六至九层为砖砌体结构，只有斗栱与叠涩腰檐，无平座。六层与八层有塔心室，第六层较大，第八层较小。各层在砖砌塔身内设有梯道，宽约0.71米，采用多跑楼梯，绕塔心室顺时针螺旋而上，直到塔顶内室。这种结构是“壁内折上式”和“螺旋式”的混合，与同时代可登临的砖塔，如乐山灵宝塔、宜宾旧州塔、简阳圣德寺塔等结构类似（图二）［10］。

白塔北侧临江，第七层北面有匾额，上塑“如来须相，舍利宝塔”八字，南侧地势逐渐升高，原有同为安丙所建的白塔寺。从地势和塔的朝向来看，塔与寺应是“前塔后寺”的整体格局。塔的第一层南侧为入口，一至四层为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的梯道交替，到第五层变为由北向南登塔，结合第六层与第八层塔心室的礼佛空间来看，佛像应是坐南朝北，背靠白塔寺，面向渠江，拜佛的方向应大致是对着白塔寺的方向。

全国范围而言，“唐塔都是方塔，而宋塔以八角塔为主流，部分地区流行六角塔”［11］。唐代方塔各层楼梯多分布在同一纵剖面上，容易形成上下贯通的结构裂缝，导致整体开裂，甚至一分为二。宋代演变到八角形、六角形，结构整体性增强。巴蜀地区宋代已有八角形砖塔，如大足北山多宝塔、泸州报恩塔，但大部分仍是“宋承唐制”的方形塔，不过无论密檐塔还是楼阁式塔，其结构技术皆已较唐塔成熟。广安白塔所采用的“穿心绕平座式”和“螺旋式”结构，其各层楼梯的方向均是上下交替，结构整体性已显著提升（图三）。

2.2立面特征

广安白塔自下而上逐层收分：底部为基座，包括须弥座和踏步。一至五层塔身为砂岩砌筑，各层有出挑的石构腰檐、斗栱，其上有平座，原有栏杆已毁。各面由方形壁柱分为三开间，其中明间的两根壁柱不落地，一、二层明间柱底雕有莲花座，角柱均有侧脚，为保持结构稳定性，第一层塔身角柱侧脚最大。各层明间有拱券形门洞或壁龛，龛内似有彩绘佛像痕迹。一至四层石墙上开有大量楔形卡槽，原嵌有石雕造像。

六至九层塔身为青砖砌筑，各层有斗栱与叠涩腰檐，无平座。各面由圆形壁柱分为三开间，每间有拱券形门洞或壁龛，仿木构的梁、枋、斗栱等为红色彩裱，其余为白色。塔顶为青砖砌筑，内有方形小室，塔顶无刹，是否为原制尚待考证（表一）。

广安白塔立面的最大特征在于：上下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材质、结构和样式。六至九层的砖砌塔身，梁柱、斗栱等逼真地模仿木结构，腰檐采用叠涩砖，无平座；而一至五层的石砌塔身出挑大，模仿木结构的斗栱、腰檐、平座高度压缩，变形较大。两种材质带来的构件比例差异在宋墓中也可以看到，如白沙宋墓采用完全模仿木构的砖砌斗栱［12］，而安丙家族墓和泸县宋墓石刻中多采用变形的石刻斗栱［13］。

虽然白塔上下的材质、结构和样式截然不同，形成的立面形制差异很大，但从最终建成效果来看，塔身整体的收分，面阔、高度的比例，以及细部装饰等，上下是极为协调的（图四），这充分反映了宋代工匠在塔的设计和建造中高超的技艺和审美。

2.3比较研究

川渝地区宋以前砖石塔最具代表性的是密檐塔，其特点是底层高，上部各层较矮，又分为不可登临和可登临两种。腰檐用砖砌叠涩出挑，形成密檐特征，上下各层檐口连线形成柔和的抛物曲线，不追求仿木构形制。每层不立壁柱和梁枋，不施斗栱，不设平座。几乎都是白塔。密檐塔在唐或唐以前自北方传入川渝地区，如眉山丹棱白塔（847—859年）、新都宝光寺塔（881—885年）；北宋建塔大多沿袭这种形制，如彭州正觉寺塔（1023—1026年）、乐山灵宝塔（1032年）、彭州云居院塔（1034年）、彭州镇国寺塔（1054—1060年）、德阳中江北塔（1068—1077年）和宜宾旧州塔（1102—1109年）等；元代的德阳孝泉龙护舍利塔（1342—1353年）仍延用这一形制（图五∶1～9）［14］。

密檐式塔：1. 眉山丹棱白塔；2. 新都宝光寺塔；3. 彭州正觉寺塔；4. 乐山灵宝塔；5. 彭州云居院塔；6. 彭州镇国寺塔；7. 德阳中江北塔；8. 宜宾旧州塔；9. 德阳孝泉龙护舍利塔密檐式塔（带楼阁式塔特征）；10. 金堂淮口瑞光塔；11. 邛崃石塔寺石塔；12. 简阳圣德寺塔；13. 遂宁蓬溪鹫峰寺塔；14. 自贡荣县镇南塔；15. 乐山井研三江塔；16. 南充白塔楼阁式塔；17. 荣昌报恩塔；18. 广安白塔；19. 资阳丹山白塔（1、3～5、10、11、13、17 分别采自《巴蜀古塔建筑特色研究》，第22、29、34、31、58、44、57、56 页；2、8 采自《四川古建筑》，第201 页；6、7、12、14 ～ 16、19 分别采自《四川宋代砖塔调查研究》，第31、43、59、83、81、75、79 页；9 采自《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 年第1 期；18 为笔者自摄）

南宋时期，川渝地区的砖石密檐塔开始向仿木构楼阁式塔发展。邛崃石塔寺石塔（1169—1172年）底部有高大的基座，底层外加石构梁柱的副阶，模仿三开间的木构殿堂，上部仍是抛物曲线的塔身。金堂淮口瑞光塔（1148年）、简阳圣德寺塔（1197—1202年）、遂宁蓬溪鹫峰寺塔（1204年）、自贡荣县镇南塔（1206年前）、乐山井研三江塔（1206年）、南充白塔（1208—1224年前后）等，也是带楼阁式塔特征的密檐塔这一过渡形态。其特点在于：底层仍较高，腰檐用砖叠涩出挑；上下各层檐口连成柔和的抛物曲线，但已逐渐变得不甚明显；密檐部分层高有所增加，每层立面开始用砖石模仿木构件特征，以壁柱划分开间，上有月梁形额枋，多采用斗栱；形成“红色的梁柱斗栱”和“白色的墙壁”两种配色体系；层数多为十一层或十三层（图五∶10～16）。

至南宋晚期，川渝地区还建造了几座楼阁式砖石塔。其特点在于：密檐式特征进一步减弱或消失，外观模仿木构楼阁；各层层高逐层按比例递减，并逐层收分，檐口连线不再具有明显的抛物曲线特征；每层以壁柱划分开间，再配以仿木构的月梁、斗栱、腰檐等；层数多为五、七、九层。这一风格现存最早的是荣昌报恩塔，建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15］，广安白塔建于1200年以后，资阳丹山白塔与广安白塔风格最为接近，建造年代待考，都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图五∶17～19）。

秦汉至唐，四川盆地通过蜀道与政治中心长安交往密切。北宋定都开封，从四川盆地沿用“方形密檐塔”这一古制来看，文化传播已有滞后。宋室南迁后，北方被少数民族政权占领，四川盆地与北方地区的南北文化交流更弱，而与江南地区的东西文化交流增多。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在平江府重刻《营造法式》［16］，“从南宋绍兴十八年修建的淮口瑞光塔来看，其建筑形制极为古朴，尚未受到《营造法式》的影响。但其后，四川地区建筑形制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扶壁作泥道重栱承素枋、爵头状耍头等《营造法式》中所记录的主流形制相继出现”［17］。

03仿木构斗栱特征

3.1石刻斗栱

广安白塔一至五层各面由壁柱划分为三开间，明间面阔约为次间的2倍，石刻斗栱的施用数量为每面用2朵柱头铺作，2朵转角铺作，明间再施1朵补间铺作，与简阳圣德寺塔底层、荣县镇南塔底层、乐山井研三江塔底层的开间比例和外檐斗栱数相似。广安白塔一至五层的柱头铺作与补间铺作样式一致，均为斜栱斗口跳。栌斗坐在柱头或额枋上，宽而扁平，栌斗上刻出泥道栱，两端有散斗，上承素方。垂直于塔壁挑出华栱，两侧60°各出一斜栱，华栱上置交互斗，斜栱上置散斗，栱端和斗面均与塔身平行。斗上没有刻出橑檐枋，而是用一块垫板替代，其上再承挑出的腰檐，以及上层的平座（图六）。

隔江相望的文笔星塔，砂岩砌筑，每面用2朵转角铺作和1朵补间铺作，补间铺作用斜栱，与白塔一至五层的斜栱做法一致。盐亭花林寺大殿（1311年）前檐和山面铺作均有斜栱做法［18］。此外，安丙家族墓中的石刻仿木构也用斜栱，既有出一跳的，也有出两跳的（图七）。

川渝地区的斜栱做法“多与中原北方地区斜栱做法相似，即自第一跳始逐跳出斜栱，主要用于等级较高的建筑中”，“由于南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并未出现斜栱，因此，推测四川地区南宋后期出现的斜栱做法应是受到中原北方地区的影响，并向南传播至云南地区”［19］。

木构建筑中，“补间铺作采用斜栱的作用之一就是将跨度较大的梁枋檩等构件增加支座，从而减小这些构件底部受剪切的危险”［20］。砖砌体建筑中，可以按照木质斗栱的形制，将砖雕刻或烧制成单独的小构件，再加以拼装，用以支撑屋檐出挑，如广安白塔六至九层的砖构斗栱。

但在石砌体建筑中，因砂岩强度低，出挑的斗栱如果雕刻成小构件，强度过低，则无法支撑屋檐出挑，增加斜栱是为了扩大斗栱承托腰檐的支撑面。此外，广安白塔每一朵石刻斗栱中的栌斗、华栱、斜栱、泥道栱是用同一块石头雕成，连同橑檐枋刻成一整块垫板，其作用也在于增强出挑构件的整体性。即便如此，今天所见广安白塔石刻斗栱、腰檐、平座已大量风化、断裂、掉落，损坏程度远高于砖砌部分。

3.2砖构斗栱

广安白塔六至九层各面由壁柱划分为三开间，明间面阔与次间接近。砖构斗栱的施用数量为每面用2朵柱头铺作，2朵转角铺作，六至八层均为四铺作，九层为斗口跳，不施补间铺作或为简化的补间铺作，每层形制略有差异（图八）。

六层柱头铺作为四铺作单杪，隐刻泥道重栱，华栱上施令栱与批竹耍头相交承橑檐枋，补间铺作已丢失，从彩裱层的残迹看，应与淮口瑞光塔、蓬溪鹫峰寺塔的补间铺作形制接近，与泸县宋墓石刻中月梁上置驼峰的形制也近似（图九）。七层柱头铺作为四铺作单昂，昂底上卷，昂嘴扁平，批竹式耍头，隐刻泥道单栱，正心枋上有单列的散斗，无补间铺作。八层柱头铺作为四铺作单昂，耍头与昂均为批竹式，正心枋上隐刻泥道重栱，补间铺作隐刻单栱，与柱头的重栱鸳鸯交手。九层柱头铺作为斗口跳，华栱上直接承托橑檐枋，无补间铺作。

1. 广安白塔第六层补间铺作；2. 广安白塔第八层补间铺作；3. 淮口瑞光塔第一层补间铺作；4. 泸县宋墓中的补间铺作（1、2、4 为笔者自摄；3 采自《四川宋代砖塔调查研究》，第102 页）

广安白塔六至八层均为批竹式耍头，与南充白塔第一、二层，资阳丹山白塔第一、三层，以及江油云岩寺飞天藏殿（1181年）的木构斗栱相似。第八层的批竹昂形制与《营造法式》一致，但第七层昂底上卷，昂嘴扁平，与《营造法式》所载琴面昂又有所区别，而与南充白塔第二层及飞天藏殿的斗栱相似［21］。这种形制的昂“主要分布于陕西、甘肃、四川和山西中部和西南部，存续时间约为北宋中后期至金代中后期（南宋中后期），可能为陕西地区发源的一种地方做法，继而影响到周边地区，但其存续时间并不长”［22］。

3.3 转角铺作

广安白塔各层转角铺作，最大的特点是角斗均为正置斗。一至五层的石刻角栱斜出，其端头45°砍成直角，上置平盘斗，与华栱端头的交互斗、斜栱端头的散斗平行。广安文笔星塔的转角铺作与白塔石刻转角铺作的形制一致。

六至九层的砖构角昂和角栱，上为正置的平盘斗，与交互斗、散斗平行。平盘斗下皮斜置于角栱（昂）上，上皮正置，承角栱和橑檐枋，斗欹部分非自四面内杀，而是自四角内杀。

与之相似的正置角斗做法在川渝地区的宋代砖塔以及南宋至元代的木构建筑中较常见，如简阳圣德寺塔、荣县镇南塔、乐山井研三江塔、南充白塔、资阳丹山白塔，以及江油云岩寺飞天藏殿、南部醴峰观大殿（1307年）、眉山报恩寺大殿（1327年）、阆中五龙庙文昌阁（1343年）等（图一〇）。

“外檐角斗正置且异型的形制在四川地区宋元建筑中普遍流行，并一直延续至明代初年。但这样的做法在国内现存宋元木构中却极为罕见。仅陕甘及云南地区元代建筑中有所施用，在江浙地区并不得见”，“推测这类角斗应是唐代即有的形制，很可能是陕西地区的地方做法，在中原地区未得到广泛普及，传入四川却成为主流形制，并影响至云南地区”［23］。比如安宁曹溪寺宝华阁、建水指林寺大殿、建水玉皇阁大殿、通海涌金寺古柏阁、芦山青龙寺大殿等，角斗均为正置。

3.4 用材等级

广安白塔一至五层的石刻斗栱截面尺寸与《营造法式》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形，“材”的广厚比约11∶10，远小于《营造法式》规定的3∶2，安丙家族墓M1前、中室之间过道顶部横梁下的斗栱比例与之接近，皆是主要承重受力构件的缘故。取华栱厚（即宽度）来分析其材等，按宋一尺等于31.2厘米计算，材等折算值基本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定。第一层用五等材，逐层降低材等，到第四层用八等材，第五层已小于规定的八等材尺寸。

六至九层砖构斗栱的样式、比例、尺寸等更接近木构斗栱，各层斗栱的基本尺寸一致，单材构件断面尺寸为235mm×120mm，接近2∶1，大于《营造法式》规定的3∶2，其材等折算后介于六等材与七等材之间（表二）。出挑的华栱、角栱、昂等构件的长度均小于《营造法式》规定，如泥道栱、令栱比《法式》规定长度短，皆因受砖构件出挑长度的限制，而隐刻慢栱基本符合《法式》规定。

广安白塔上下采用截然不同的材质、结构、样式、装饰及材等，在川渝地区宋代及以前的塔中，目前所见为孤例。一至五层石构出挑部分比六至九层的砖构损毁要严重得多，从目前的勘查来看，以红砂岩砌筑出挑斗栱、腰檐、平座，易风化，其结构强度存在天然不足，同为南宋建造的广安文笔星塔、荣昌报恩塔为纯石构，损毁更加严重。广安白塔一至五层登临时，要绕平座而行，又增加了上人荷载，带来潜在危险。试作一大胆推测：广安白塔上下部分是否分两次设计建造？原设计可能整体为石砌，待建到五层时，一方面是发现塔的高度越高，石材的垂直运输越困难；另一方面是可能已发现石砌出挑存在结构隐患，故而上部四层改用砖砌。不过无论是一次建造，还是分两段建造，前后时间间隔都不会太长。下部石构和上部砖构的建筑形制特征都指向南宋时期，当时工匠在处理上下两种完全不同材质、形制、装饰、色彩的塔身时，可以做到整体协调，实属不易。

04细部装饰特征

4.1壁柱与额枋

广安白塔一至五层在石构塔身表面隐刻出壁柱、额枋，矩形截面，不用普拍枋。明间额枋高于次间，额枋下施绰幕方（象或摩竭鱼），额枋中部微微隆起，两端出头，模仿南宋川渝地区木构建筑的月梁形制。与之相似的额枋做法在同时代蓬溪鹫峰寺塔、简阳圣德寺塔、荣县镇南塔等砖塔底层都能见到。这种明间升高并做成月梁的形制，还普遍见于南宋川渝地区的摩崖石刻和宋墓中，是当时当地的典型做法，如大足宝顶山石刻［24］、重庆磨儿坡宋墓［25］、彭山虞公夫妇墓［26］、泸县宋墓等。其中安丙家族墓中的月梁做法与之最为接近，中部略微隆起，两端出头，下施绰幕方，上置补间铺作（图一一）。一、二层的石构壁柱侧脚明显，其中一层侧脚最大，额枋也有较明显的生起。三至五层的石构额枋接近平直线，看不出明显的生起，侧脚也不明显。

六至九层在砖砌塔身表面砌出壁柱、额枋，不用普拍枋。壁柱为圆形截面，柱顶带明显卷杀，明间与次间的额枋等高，截面为矩形，上下略有弧度，在额枋与壁柱交接处内，砍成斜面，生动刻画出木构建筑中月梁与圆柱相接的细节。根据现场残留红色颜料分析，壁柱、额枋及斗栱原为铁红色。各层柱枋均有侧脚和生起，六七层角柱生起幅度约在2.5%，八九层角柱生起幅度约在2%。

4.2 腰檐与平座

广安白塔一至五层的腰檐檐口接近平直线，屋面用砂岩雕刻出筒瓦和勾头，坡度平缓，底面雕刻出椽子，翼角部位采用发散的椽子，屋面有戗脊。腰檐之上是石刻平座层，原有栏杆嵌在平座边缘，仍留有安装榫槽。川渝地区汉代石阙已详细刻画出仿木构屋顶的筒瓦、勾头、椽子等，南宋的石构建筑延续了这一传统。

六至九层的腰檐支撑在橑檐枋上，没有平座、栏杆，腰檐采用叠涩砖出挑（各层叠涩砖的皮数不一），叠涩为青砖错缝平砌，只有第三皮砖为45°斜出的菱角牙子。由于檐口有生起，所以腰檐的叠涩砖均形成柔和的曲线。

4.3须弥座

广安白塔的基座又可分为两部分，上部为三层踏步，无装饰，下部为须弥座，束腰以下的合莲为较大莲瓣，束腰以上的仰莲为圆形小莲瓣。须弥座较《营造法式》的样式更简化，没有壸门、柱子及枭混线脚，且整体比例偏矮。

4.4摩竭、象与莲花

广安白塔一至五层明间壁柱均不落地，其中，一、二层壁柱底部有石雕“莲花”底座，是一朵具象的莲花，不同于覆莲瓣柱础。明间“月梁”形额枋下各有2个绰幕方，其形象有两种，有研究者将其解读为“龙头”和“象鼻”状。参考佛教美术的研究成果，被误读为“龙头”的应为“摩竭”或“摩竭鱼”。“摩竭”是“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动物”，“纹饰常见于古代印度的雕塑、绘画艺术之中，在寺院建筑的塔门上尤为多见”［27］。从文献中看，摩竭的神话在4世纪末已传入中国，与广安白塔相似的摩竭形象有北周安伽墓出土的摩竭鱼石刻［28］，隋李和墓石椁盖上的摩竭纹［29］，以及隋唐洛阳天堂遗址出土的摩竭鱼石刻［30］等。“摩竭”“象”与“莲花”都是佛教中常用的雕饰题材（图一二）［31］。

4.5石刻造像

广安白塔五层以上原来应未设造像，而一至四层曾有外挂造像共94尊，现已全部丢失，仅留下墙上浅雕的圆形背光和如意祥云图案。由墙上的榫卯卡槽可以判断，造像尺寸由下至上逐层减小。一至三层每面4尊造像，其分布为两次间各1尊，明间拱券门洞两侧各1尊。第三层16尊造像的背光旁还有石刻榜题，文字均被人抹去，只有一尊榜题文字依稀可辨，为“弥勒菩萨”。四层共46尊小造像，东面14尊，西面10尊，南面8尊，北面14尊，似无规律可循。在各层明间拱券形壁龛内，发现多处彩绘佛像圆形背光的痕迹。

05结语

广安白塔建造于南宋末年，由四川名将安丙主持修建，通过对建筑形制特征及细部装饰的研究发现，广安白塔的形制符合南宋川渝地区建筑的典型营造做法，与川渝地区唐宋古塔、宋元古建筑，以及宋墓石刻中的诸多建筑构件和装饰均能相互印证，是研究川渝地区宋代建筑流变的重要实物例证。广安白塔中的佛教造像，以及“摩竭”“象”“莲花”等佛教题材雕刻，是研究宋代佛教仪轨和佛教美学很好的实物例证。

广安白塔具有重要的建筑史料和佛教美术史料价值，但目前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多问题尚未解答，还需要多学科的学者予以关注。通过建筑形制和佛教造像的研究，可以“透物见人”地分析南宋川渝地区的社会生活、文化传播，不断解读其蕴含的文化意义。因此，建议在修缮中严格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尽可能保留广安白塔所携带的真实的历史信息。

∣ 注释 ∣

[1] 李明高：《广安白塔》，《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

[2] 蔡东洲：《安丙遗迹考述》，《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 据《安丙墓墓志考释·附安丙大事记》：绍兴十八年（1148年）安丙出生；淳熙五年（1178年）登进士第，任昌州大足县主簿；绍熙四年（1193年）知成都府新繁县；嘉泰元年至三年（1201—1203年）任隆庆府通判；开禧元年（1205年）任大安军知军；开禧二年任陕西、河东招抚司随军转运使；开禧三年因平吴曦叛乱，除端明殿学士、中大夫、知兴州、充利州西路安抚使、四川宣抚副使；嘉定元年（1208年）进资政殿学士；

嘉定二年除资政殿大学士、知兴元府、利州路安抚使、四川制置大使；嘉定五年为通奉大夫；嘉定六年为正议大夫；嘉定七年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后除观文殿学士、知潭州；嘉定八年进封武威郡开国公；嘉定十年授崇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万寿观使；嘉定十二年任四川宣抚使，后寻降制授保宁军节度使、兼知兴元府、利东安抚使；嘉定十三年，进少保；嘉定十四年薨，以少傅致仕，赠少师，理宗亲札赐谥忠定。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华蓥安丙墓》，第180～182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4] 刘敏：《南宋安丙家族墓地的发掘及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5]〔清〕陆良瑜修，邓时敏纂：《（乾隆）广安州志》卷三《古迹》，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四川府州县志》第15册，第274页，海南出版社，2001年。

[6]〔清〕陆良瑜修，邓时敏纂：《（乾隆）广安州志》卷三《古迹》，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四川府州县志》第15册，第282页。

[7] 同［1］。

[8] 同［2］。

[9]《宋史》卷四〇二《安丙传》，第12188页，中华书局，1977年。

[10] 乐山灵宝塔、宜宾旧州塔、简阳圣德寺塔、德阳孝泉龙护舍利塔的平面图，详见张墨青：《巴蜀古塔建筑特色研究》，第71页，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大学，2009年。

[11] 薛垲：《唐宋砖塔设计研究》，第132页，博士学位论文，东南大学，2015年。

[12] 宿白著：《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

[13] 文中所引泸县宋墓石刻中的斗栱、月梁等构件形制，均为笔者在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泸州市博物馆等考察所见。以下不再另注。

[14] 图五各塔建造年代的主要来源，参见张墨青：《巴蜀古塔建筑特色研究》；崔航：《四川宋代砖塔调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7年。其中，有专门考证论文的参考论文数据进行修订。南充白塔一说为唐塔，一说为宋塔，从图五的风格演变规律来看，兼具密檐式塔和楼阁式塔特征，更接近宋塔风格，故本文采用宋塔说，参见王书林、徐新云：《四川南充白塔建筑年代初探》，《四川文物》2015年第1期。乐山灵宝塔也有唐塔说和宋塔说，本文采用宋塔说，参见彭学艺：《乐山灵宝塔始建年代之我见》，《四川文物》1995年第1期。其余各塔目前的断代多是以单一的历史文献为主，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因此，图五只能说明川渝地区唐宋古塔风格的大致演变趋势，并不能作为建造年代分期依据。

[15] 据光绪《增修荣昌县志》记载，“白塔建于宋绍兴二年。今寺后殿隶大足，前殿隶荣昌”。参见〔清〕文康修，施学煌续修，敖册贤续纂：《（光绪）荣昌县志》卷一七《寺观》，《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16册，第95页，巴蜀书社，2016年。但从建筑的结构、风格及细部特征来看，其与广安白塔和文笔星塔有相似之处，故目前该塔年代存疑。

[16] 梁思成著：《营造法式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文中所引《营造法式》相关内容均出自此书，以下不再另注。

[17] 王书林：《四川宋元时期的汉式寺庙建筑》，第118～119页，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

[1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盐亭新发现的元代建筑花林寺大殿》，《文物》2017年第11期。

[19] 王书林：《四川宋元时期的汉式寺庙建筑》，第112～113页。

[20] 陈薇：《斜栱发微》，《古建园林技术》1987年第4期。

[21] 南充白塔的斗栱，参见王书林、徐新云：《四川南充白塔建筑年代初探》，《四川文物》2015年第1期；资阳丹山白塔的斗栱，参见张墨青：《巴蜀古塔建筑特色研究》，第136页；江油云岩寺飞天藏殿的斗栱，参见王书林：《四川宋元时期的汉式寺庙建筑》，第34页。

[22] 王书林：《四川宋元时期的汉式寺庙建筑》，第111页。

[23] 王书林：《四川宋元时期的汉式寺庙建筑》，第113页。

[24] 李裕群：《大足宝顶山广大宝楼阁图像考》，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25]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重庆大足龙水镇明光村磨儿坡宋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2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彭山县文化馆：《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27] 岑蕊：《摩竭纹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

[28] 北周安伽墓出土的疑似“摩羯”的动物形象，考古报告中将其识别为龙头像或神兽头像，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第41～4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有学者认为其应为摩羯纹饰，参见王飞：《摩羯纹饰的中国化进程及演变规律——以考古发现之文物为例》，第39页，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13年。

[29] a.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b.同［27］。

[30] 隋唐洛阳天堂遗址出土的摩羯鱼石刻，考古报告称其为“石螭首”或“石龙头”，参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方孝廉等主编：《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发掘报告》，第68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有学者考察其为摩羯鱼石刻，参见张乃翥：《从洛阳出土文物看武周政治的国际文化情采》，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第205～2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商春芳、裴学杰：《摩羯鱼石刻与武则天的转轮王政教思想关系研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1] 广安白塔一至五层的“摩竭”和“象”的分布似无规律可循。限于本研究的深度及文章篇幅，摩竭和象的分布是否蕴含佛教意义仍是未知。此外，由于缺少足够的材料，唐宋时期“摩竭”形象在四川地区的传播路径也尚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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