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观察:
体制内“新八股”满天飞,我们应当警惕什么样的文风?
花了一天时间,从八股文、新文化运动、洋八股、党八股等方面,查阅资料,综合观点,谈一谈政府公文文风的演变问题,以及结合当下政府公文的文风,我们应该警惕什么。
一、从科举考试看政府文风
(一)“帖括”方便死记硬背
从唐朝开始,公务员录用考试时,把《四书五经》中的部分内容当作试题,隐去半句,让考生填写,类似于今天语文考试中的填空题,“无他,___________。”
由于《四书五经》是用古代的文风写的,对于唐朝的新时代学子来说,实在太难背,于是就想出了一种方法,把这些经文中的重点内容编成顺口溜,便于记忆,叫做“帖括”,意思大概是“批注、概括”。
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背元素周期表,“那美女归您,牛肉要加钙”,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记得住就是好方法。
当然那时候不是玩谐音梗,而是使用一种归纳的方法,比如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写成“政大核看、道理制文”,8个字,就能帮助你记住32个字。
慢慢地,大家都这么干,就成为一种流行的办法,用得人多了,就成了一种独特的文风了。
(二)“经义”保你政治正确
后来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从国家政策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务员考试必须要考对《四书五经》中内容的理解,叫做“经义”。其实这是好事,以前只需要死记硬背,现在还要考察你自己的理解,看你政治立场对不对,理论水平高不高,写作能力强不强。
但是,只要是考试,一定会有打分依据和标准,比如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观点正确、论据充分,等等。
结构、条理、字数之类的,是可以量化的打分标准,就像高考作文,字数不足先扣几分,不按三段论的结构,又扣几分,条理混乱,再扣几分,至于观点好不好、对不对,这是根据阅卷老师主观喜好来决定的。
所以那时候的公务员考试,就把这些能量化的都量化了,甚至框得很死。
比如题目考你,“从《论语》卫灵公篇,谈谈你对以德治国的理解”。
你开篇必须先背一遍原著里面的节选内容,然后谈你对原文的理解,然后再引入“以德治国”这个话题,之后可能还得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步骤来论证,最终得出你的结论。
这才是一篇合格的政论文或者策论文。
这种“模板”,对于考生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看你考生到底水平高不高。对于确有才华的人,会觉得这种模板禁锢了自己的才华,影响了自己的发挥。但对于水平差的人来说,你给你限定了框架,我就往里填词,虽然可能内容空泛,但起码不会因为自己自由发挥被株连九族。
(三)骈文“为了押韵什么词都能写得出来”
在之后的朝代更迭中,这种文风就变得越来越“规范化”和“模板化”,比如说,字数有规定,结构有规定,还要求对偶句式,内容必须引经据典,所以“骈句”深受大家的追捧。
说到骈文,大家知道《滕王阁序》,觉得这文章写得实在太有文采了,全是典型的“四六句”,而且全是对仗,读起来朗朗上口,随便挑两句出来,都像一首诗,讲究的是字数对仗和音律平仄。
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曾经在历史上,有一个朝代的公文文风极为恢宏,注意,这不是褒义。
汉武帝时期,治国有方,社会安定,因此形成了一种气势恢宏、铺陈夸张、歌功颂德的公文文体,叫做汉大赋。这种文体,注重铺叙、描写,辞藻华丽,句式文整,长篇大论,在大汉盛世备受推崇。公文受到汉赋的影响,注重修辞、文采、音韵、形式,文风一改汉初的简明扼要。
于是,在汉末期以后,政府的公文就开始以骈句为主,偏重形式,追求对仗工整,语言优美,声律和谐,辞藻华丽,形成了一种冗文之风,骈俪之风。再等到了明朝,中央高度集权,为了统一思想,更是对政府公文格式和科举考试都进行了严格规范,也就是“八股文”,政府行文要“八股”,科举考试写文章也要“八股”。
“八股文”的“八股”,就是“八个部分”的意思,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一部分,都有固定的字数和格式。
形式上的约束越严苛,就会导致大家想方设法凑字填进去,让文章看起来起码格式上没问题。
要说“八股文”这玩意,虽然是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容,但是一般人要想凑字数凑一篇像样的文章出来也不容易。
就像现在的一些歌手作的词,“你的笑像一条恶犬”“我与虎谋早餐”,你别管它是啥意思,至少很押韵,不是吗?
只不过,从行文价值来说,如果只关注形式,自然算不上是好文章。连康熙帝也说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
二、政府公文的演变历程
为什么我在第一部分先说古代的行文风格,而非直接说公文的文风演变,因为在历史上,政府官员、士大夫阶级把持着全社会的话语权,他们行文的风格,就影响着全社会的文字风格。
特别是在古代的“体制内职场”和“公考”领域,更是代表着历朝历代最正统的官方文风,不管是在职的公务员,还是想通过举科考试“上岸”的学生,都是当朝政府公文文风最坚定的拥护者。
而要说起公文的规范起源,要从秦朝说起。
(一)森严封建等级下的公文
秦始皇26年,统治者历史上首次明确规定了政府公文的文种和使用范围,其中皇帝向下发的公文有将近30种,下级官员报给皇帝的公文种类有30多种,那时候的公文是以人的名义来发布和流通的。
到了东汉以后,才形成了以机关名义发文的制度,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共计80多种。
随后的历朝历代,都在此基础上,对公文的种类进行调整增减,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公文所代表着的政府权威(也可以说是执政者的个人权威)的传达。
在高度集权的朝代,公文的封建等级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旦官员在公文中不遵照规章,用错了文种,或者没注意到执政者避讳词,或者只是单纯地没有把”皇帝“顶格提行,就可能招来大祸。
因此在古代,负责公文草拟的内勤人员,既是重要岗位,又是风险岗位。公文写得好,得到上级表扬了,本级官员有面子,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如果公文出了纰漏,你自然也要随着领导出事而无法善终。
在这种严苛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公文环境中,自然就造成了公文行文中的千篇一律、格式呆板。毕竟大家都知道,创新这种事是有很大风险的,而借鉴、效仿甚至照抄,是最保险的做法。
所以,在古代,公文的文风一直以来都”模板化“严重,特别是科举考试也加剧了政府文风朝着更苛刻的方向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八股文”。
(二)新的公文体系
1912年,大清灭亡,南京临时政府出台《公文程式》,在历史上可以算得上是破除公文封建等级制度的一个里程碑。
比如里面说到,“文式:勿论何项公文,不限字数,随文而止。”
又说,“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渐增,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用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咸称以官职,民间普遍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开沿前官厅恶称。”
实际上,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打破了以往公文中“八股文”文风旧制,二是废除了公文中向上“语言贿赂”的历史流弊。
1916年,北洋政府发布了新《公文程式》,沿袭和推广了南京临时政府公文程式,并明确提出“凡处理公事之文件名曰公文”,还规定了国务院内设秘书厅,中央各部设置总务厅,负责公文管理。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逐渐对政府公文又进行了改革,1942年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奠定了此后80年的党政机关公文格式和文风的基调。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公文和领导讲话中喜欢使用的口语化的语汇,如“绊脚石”“吃得开”“立不住脚”“摆摆样子”之类,都在陕甘宁边区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文风,活泼生动接地气。
三、新文化运动和“洋八股”
我们回头看“八股文”的发展史,政治力量对它的干预和影响是很大的,不管是从公文的流通,还是科举考试中的行文要求方面。
在古代科举考试中,考官都是政府官员,也就是说,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文风,就会推动文人和学子们去调整自己的文风,迎合他们的喜好。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乾隆虽然对八股文有"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的评价,康熙还专门组织过是否废除八股文的讨论,但由于没有合适的替代方案,所以一直到160多年后,“八股文”才在科举考试中被废除,当然了,之后科举也没了,清朝也亡了。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公元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科举制。
1912年清朝灭亡后,八股文就完全失去了“政治土壤”。
之后再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大家对于废除文言文的呼声很高,由于鲁迅等人对白话文的大力推广,八股文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市场。
此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推行了新的《公文程式》,从那以后,公文文风也开始变得活泼自由起来,文人写作也开始抛开音律平仄和结构对偶,注重内容和内涵的表达。
当时其实还有一种叫做“洋八股”的文风,是指那些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行文动辄就是外来理论,玩弄词藻,洋腔洋调,却忽略了文章的内容和内涵。鲁迅等人也纷纷发文批判,要求警惕“洋八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中也认为,我们现在的一些公文,也算是洋八股,满口都是高深理论,却言之无物,特别是在谈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上,不结合中国实际,不立足地方现状,道理一套一套,却没有什么现实价值。
四、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一)整风运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作了《反对党八股》的专题讲话,呼吁整顿文风和规范公文,这对之后政府公文的文风有深远影响。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真正地阐释了党八股“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甚至是专门整理了一个《宣传指南》,里面收集了四篇文章,教大家如何写文章,其中就包括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内容非常接地气,比如告诉大家,“不要只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要硬写,不要生造除了自己没人能懂的词”,等等。
毛泽东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
如果是读过毛泽东文章的人,一定会发现,他的文章也很接地气,但并不是为了接地气而去添加“土味元素”,或者说,他的文章并不是形式中的接地气,而是内容言之有物,能讲到点子上,能找到病根,还能开出药方,是一种方法论的体现。
在前面我们说到,从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时代,许多接地气的提法就已经很流行了,“半吊子”“一揽子”,一直沿用至今。
可惜,现在体制内的很多笔杆子,只学会在文章中加入这些“土味元素”,看似“接地气”“活泼生动”,但是却忽略了内容上的打磨,言之无物,或者只说问题,不说原因和解决措施。
《反对党八股》中认为“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文章是“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
前几天《谨防“侧卧式”干部》一文遭到很多体制内人士的抨击,正是因为这种文章就是在“为写而写”,刻意模仿一些著名文人的辛辣文风,乍一读觉得有那个味儿了,仔细一推敲,发现正是《反对党八股》中的前两条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天天让我们“警惕”这“警惕”那,病根在哪、怎么施治却只字不提,这样的文章,有什么用?
(二)文革期间“八股”卷土重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务院出台《公文暂行处理办法》,此后直到文革前,公文都在逐步进行规范。
可惜十年文革,把封建朝代的公文“陋习”又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恢复了,虽然没有那么赤裸裸,但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其心可诛。
例如所有公文的开头,必先引一段“语录”,以及“四个伟大”,“万寿无疆”之类套话和空话,而对于公文中要表述出来的内容,却变成了最不重视的部分。这也被学界认为是一种新型的公文“八股”。
(三)公文“糟粕”不时露头
文革后,党中央开始重新规范和改革公文处理办法,公文文风整治方面确实持续性地好转,但是这数十年来,公文文风方面的“流弊”没有完全得以清除。
比如我在查阅资料时,看到一篇论文《关于切实改进公文文风的思考》,里面在介绍论文背景时,仍然大篇幅地引用了“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诸多与论文内容主题无关的论述,大概也算是一种“打自己脸”的典范了。
而当下,我们许多公文,其实也仍然存在类似情况,不管是什么内容,先把“帽子”戴高,要不然就是“政治站位不高”“理论水平不足”。
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顺便提一下,清朝时虽然“八股文”非常正统,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的行文就自由得多。比如雍正皇帝在签批中写过“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的傲娇语调,也有康熙皇帝签批时的万能话术“知道了”成为笑谈。
而毛泽东对这种新式的“八股文”的抨击,更可见出,他非常反感这些“为了强行押韵而填词”的文风。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皇帝不喜欢,领袖也不喜欢,到底是谁在喜欢“八股文”这种文风呢?
五、公文中为什么“四六句”满天飞
如果耐心看完前面善于公文的历史演变历程,我们很容易就得出结论,为什么现在政府公文中“四六句”(骈句)盛行。
(一)文体以骈文为基础
如前文所述,在汉朝形成的汉赋体,对后世公文的影响可谓深远,“偏重形式,追求对仗工整,语言优美,声律和谐”,我们熟悉的《阿房宫赋》,四字句很多,读起来朗朗上口,比起晦涩的冗长的句式,确实语调上、气势上都占些优势。所以我们在写公文时,“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狠抓落实,层层压实责任”,读起来就有那个味儿了。
(二)封建等级制度催生严肃文风
从秦朝起,不管是大臣与皇帝以个人名义行文,还是此后以机构行文,背后依然代表着森严等级制度下的官员之间的谨慎发声。特别在君主集权的朝代,因言获罪的事情屡见不鲜,这种情况下,除了皇帝能够自由地在公文上签批“知道了”,其余下官,谁不随时把“圣上”挂在文首?
(三)科举考试量化考评标准导致形式死板
科举考试就像是全是客观题的考试,比如填空题,错字少字均不得分,也像多选题,多选少选均不得分。在这种情况下,发挥的空间本身不大,加上严苛的政治环境,谈政治问题,不小心跑偏了、反动了,那就是杀头的大罪,所以大家又想求闻达于诸侯,又想保住自己的狗命。这些读书人,考上了公务员,当上了官员,吃了“八股文”的红利,自然就会拥护这种文风了。
六、我们应该警惕什么
一要防写文必先戴帽子。
开篇那段话,用在这篇公文也行,粘到那篇公文也可,既然是“共识”,就不必浪费纸张重复讲了。
“组织领导”也应该精简,有人说,把领导名字放上去,是为了明确责任。政府部门设置之时,部门职责、部门主官职责早就已经明确,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难道不在文件上加他名字,他就不干事了?难道工作出了问题,上面没他名字就追不到他头上?如果是这样,说明政府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是有问题的。
其余内容,不再举例,大家其实都清楚,“责任追究”版块也是,难道不写这个话,就不用追究执行者的责任了?
二要防行文必歌功颂德。
哪怕是“共识”,哪怕是真理,也不需要一遍一遍地说,如果总要把这些放进公文,和当初“两个凡是”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但我们也应看到发展中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成绩可以谈,应该谈,但也应该拿些篇幅给“问题”,和“办法”。
三要防“新八股“。
就是那些新时期的套话、空话,“偏重形式,追求对仗工整”。体制内的人应该知道,网上有很多“公文提法”总结。
“新高度、新境界、新突破、新举措”“主动性、全局性、前瞻性、时代性”“科学化、知识化、专业化、正常化”“出发点、切入点、落脚点、结合点”。
全面推进,统筹兼顾,贯穿始终,切实抓好,扎实推进,加快发展,狠抓落实,从严控制, 严格执行,坚决制止,明确职责。
常打“防疫针”, 筑牢“防火墙”, 念好“紧箍咒”,重用“撒手锏”。
我的观点一直都是,这些花哨的提法不是不能用,而是我们剥开这些花花绿绿的糖衣时,希望看到的是问题,是措施。或者说,是病灶,是药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