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拙”,应当是儒家思想中一大突出观念,用白话文来释义它,其意思就是表现出笨拙的样子,再说通俗点儿就是故意地“装憨卖傻”。 这一儒家思想被历朝历代多数高官权贵门所乐意接受,甚至运用至炉火纯青。因为能保持“守拙”者,不仅会少了许多麻顺,而且还能官运亨通,甚至成为不败的三朝元老。众所周知的成语典故“指鹿为马”,便是典型范例。 但在历朝历代能坚持“守拙”而官运亨通的大小官员或权贵,他们必须要有由昏君和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奸大恶之人所构成的政权环境,成为滋生“守拙”者的温床。所以,“守拙”的官员便有了经验之谈。他们认为只有学会了“装憨卖傻”地跟着上司说谎,或对谎言充耳不闻甚至推波助澜,那就能保住红顶戴甚至步步升迁。 史家们常说,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王朝,凡是出现政清人和、国泰民安社会景象的年代,必定就是由明君干吏合作执政的结口果。比如唐太宗,他若是没有广开言路、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宽宏大度的执政理念,就决不会出现敢于对他直面诤谏、批评唐太宗这也不对那也错了的谏官魏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营造出流芳千古的“贞观盛世”。 另外宋朝的第四任皇帝仁宗赵祯,也是一个不仅聪明睿智、心怀天下苍生的好皇帝,同时也是一个能够虚心接受言官相当过激的诤谏抨击,哪怕有时让他尴尬致极,他也能做到虚心纳谏、宽宏大度。如此心心相照,终于换来了大宋王朝仁宗时代百姓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四海宴平的清平盛世。 这与在接束了他十年“垂帘听政”儿皇帝傀儡生涯、正式主理朝政之后的公平公政使用皇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坐正皇位后他敢于起用语言犀利、庭议诤谏、不留情面的司马光、韩琦、富弼任最高言官,接受他们的民主监督,并做到知错即改,难能可贵。 在仁宗赵祯主政42年间,他不仅清廉勤政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还能做到力排腐儒官僚们的非议和阻力,重用德才兼备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欧阳修,以及法学家包拯(铁面无私包公)辅政;慧眼识珠地提拔品学皆优、聪明勤勉的小太监怀吉先后当他的随身侍从,再信任地将怀吉遣派去辅助皇后管理中宫,并当徽柔公主的贴身内侍。 唯因溺爱、保护女儿徽柔这件家务事,赵祯破例地与“管得宽”的司马光等言官红过一次脸,并且还听任女儿徽柔在朝庭大堂之上怒斥司马光。但在弄清矛盾真相之后,君臣双方识趣地各让一步,相互体谅,相互信任。 但“清官难断家务事”,徽柔公主与陪伴自己长大的内侍怀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对志趣不和又木讷平庸的附马丈夫万般排斥,终于与婆家发生激烈冲突。徽柔公主不顾一切地夜扣宫门,打破了帝国最严苛的规矩,从而引发滔天非议,司马光甚至要在大殿之上行“碎首进谏”。 于是,赵祯一生所悉心呵护的“言路通畅”、“监督国君”风气,便逼使他只能在爱女之情和维护治国理念之间挣扎得遍体鳞伤......最终,公主以半疯狂的抗争方式,还是屈服于“成为附马真正妻子”的命运,却与怀吉永生不得相见,最终演出了一场不遵循儒家“守拙”思想而形成的大悲剧。 上述明君宋仁宗赵祯的故事,被当今文化人拍成了电视剧《清平乐》。笔者是在腾迅视频中收视的,看得令人荡气回肠,为赵祯、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的被儒家“守拙”思想困惑不能自拔而唏嘘不已。 而反面教材的皇帝也不少,昏庸无能的帝王秦二世便是其中典型。虽说秦时没有专门设制谏官机构,但依旧有大臣专门负责谏言皇帝及其朝政。大秦王朝亦如此。倘若是没有昏庸无能的帝王秦二世,又哪来欺君乱世、大奸大恶、权倾朝野、断送大秦江山的宦官赵高呢? 到了隋朝时期,谏官的名称叫做纳言;再到了明朝时期,言官的权力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他们的霸道,有时候连皇帝都无可奈何,这也就导致了言官的命运,即皇帝不待见。因为这些言官,一说话就指责皇帝的过失,群臣也不喜欢。 不过凡是做臣子的人,从小都是被灌输了天地君亲师这类儒家“守拙”思想的,所以大部分官员对于言官向皇帝气势汹汹的诤谏,就多作壁上观般“装憨卖傻”,只求明哲保身。拿时下的流行语讲,就是“躺平”和“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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