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器乐梦想

悠然南山

     自幼，对音乐就有天生好感。其一，喜欢唱歌；其二，喜欢摆弄乐器。

    唱歌好办，随意哼哼即可，一副嗓子足矣；乐器就不一样了，必须得有个家伙在手。

    儿时在重庆，家庭属于城市赤贫，买乐器，等同天方夜谭。好在笛子属于亲民乐器之列。遂与同样喜欢音乐的哥哥以及江北亲戚家孩子们一起买了几分钱的笛子，没事时瞎鼓捣，管他成调成曲否，反正好玩就是。

    之后又跃跃欲试想买口琴，价格明显高于笛子，记忆中还是缠住母亲，买了低端口琴，能吹就行。

    因为仅仅是天生兴趣，并无老师指导，最终结果只能是宫商角徵羽略知一二，能够简单胡乱吹一通了事。

    至于二胡，记忆中也买过，但其难度明显高于笛子口琴，最后也只能是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到了改革开放前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哥哥部队转业，居然带了留声机和一把小提琴回家！又迷上小提琴如诉如泣的动听声音，但依然是夜行般的盲人摸象，无师指导，难成正果！

     就这样，仅仅凭兴趣一路走来瞎鼓捣好几样乐器，最终都不成气候。

     哪怕后来为孩子学琴，咬牙耗费重金购置钢琴，也仅仅是满足孩子今后有点爱好和一技之长，自认年事不小，不敢贸然同时与孩子一起学琴！

    尽管如此磕磕碰碰，对音乐始终情有独钟，总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臆想能否在操弄乐器上好歹有一点拿得出手的东西。

    几年前得知小城有成人培训古筝学习班，夫妻二人便兴致勃勃报名缴费买筝。心里琢磨，有老师教授，怎么都能弄出个子丑寅卯，不会重蹈覆辙，象以前一事无成吧。

    世事难料，虽然跟着老师也算过了所谓初级班、提高班、表演班，但最终还是因为每年避寒海岛，不得不中断学业，功亏一篑，功败垂成！呜呼哀哉！

    检视过往，何以对乐器总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兴许是天赋慧根以及勤奋不够所致吧？

    后来也有朋友鼓动学电吹管或中阮之类，但都被果断拒绝。不想再闹笑话了。

    前些日子，又突发奇想，据朋友介绍吉他可能好上手，于是又有点一时兴起，心血来潮：为什么不搞他一下？但细细打听咨询，每天至少用三到四个小时练习，生性散漫缺乏毅力的我，只好再次偃旗息鼓，挂起免战牌，彻底休兵！

    如此，对自己也算是“盖棺论定”般下结论：我等愚钝之人，天生与乐器无缘，就不必白日做梦期望什么乐手之类的痴心妄想了吧！

    然，近日闻朋友自驾云南版纳，由普洱到版纳途中，过经过老达保拉祜族村，竟然奇迹般的发现一个老达保拉祜村有百分之八十的村民都会弹吉他！甚至也会无伴奏合唱！

    一个远离中原文化的南国边陲之地，且是少数民族的偏僻乡村，何以如此神奇的与音乐、与乐器结缘？

    固然，他们取得这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完全有赖于上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但是与他们自身的资质、慧根有没有关系？

    相比之下，我没有理由与他们比较成长环境和家庭等等，但就其结果看，我不得不说羞愧难当！除了外部环境熏陶，我到底输在哪里？

    行文至此，我只好把这种差距更多的归结于外部环境熏陶！

    曾经有过信誓旦旦的事物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内因而不是外因之说，但面对云南边陲偏僻乡村居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村民擅长吉他这个事实，我也许必须承认，外部原因未必就不能超越内因！

    明显的佐证还来自于同样的事例——滇黔结合部的贵州西部小山村石门坎！

    原本，这里茅塞未开，居住着“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大花苗，他们迁徙到这片属于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盘剥，过着农奴式的贫困生活，而在二十世纪初，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这里名声鹊起，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在西方人眼中拥有“文化圣地”、“海外天国”、“云的那一边”等美誉。

     因为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他们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兴建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倡导民间体育运动，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

    所有这些发生在西南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的偏僻乡村的教育文化奇迹，均源自西方传教士的韧性与默默付出，传教士的到来，极大改变山区文化落后面貌，一跃成为贵州首屈一指的文化重镇。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后来人的深思！

    回到本文开篇，对于器乐之慧根、天赋、禀性等，是不是可以商榷？百年前的滇黔偏僻山村，那里的乡民有多少遗传基因、有多少禀性天赋？何以能够在文化教育上独步天下，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我之乐器梦想与一事无成，外因与内应究竟有何种关联，似乎我已经无法自圆其说。如此，也就只好求助于读者诸君，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