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本应是一个放飞梦想的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我们的梦想挿上了飞翔的翅膀，可谁想那条路不少人走得那样的跌跌绊绊，好在我出生在军营算是个例外吧。
我们家有四兄弟，我排行老三，虽然没有像大哥、二哥和四弟那样当过兵，但下乡插队时也是村里的民兵，只能算半个“兵”。父亲是打过仗的老军人，如果我也能参军入伍，家里的五个男子汉都成了军人，许家不成了“军人世家”吗！
1996年我高中毕业，面临一个人难以逾越的考大学还是就业的选择。身为1945年投身抗日游击队终生在部队服役的父亲，考虑老大、老二都当兵去了，把我留在家里最大的可能是下乡当知青，还是为孩子找条出路，设法疏通一下关系，尽量安排他离家近点，各方面都好照顾。
我虽然成年后在成都市安家，从四川省气象局行政处副处长岗位上工作到退休，可出生地是邛崃市泉水乡永安场，在江油市二郎庙高中毕业。为了我的前程，父亲早早联系江油县知青办、公社和大队干部，希望把我插队到明镜公社一大队，那里地势平坦，河水长流，以种植蔬菜和苹果为业，劳动强度不大，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一大队没有安置任务。父亲没法子，我只好下乡到了离部队营区不远的二大队一小队。
这个小队处于丘陵地区，多坡地，也有少许水田，主产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麦、红薯、土豆。好在队里与二小队共享一座青沟水库，还有一幢土墙瓦房的粮食保管房、一个晒坝和一个养有七八条猪的猪圈。粮食保管房存放生产队打下的粮食。晒坝是个三合土坝子，也是生产队开全体人员会的地方。
生产队出工分男女，一天分三次记工分。男的出齐一天工记十个工分，一角七分钱；女的出齐一天工记八个工分，一角三分六。
队中有下乡插队知青五名，四个住在队里提供的公房里。由于离家近，我是白天去出工，晚上回家来住，三顿饭也是在家里吃。
下乡插队的第一年，知青的口粮由国家供应，每人每月48斤，吃饭问题不愁。第二年国家不再给知青供应口粮了，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好在我在家里吃，不愁吃不饱。
为了早日从乡下出来，我在农村表现积极。生产队考虑与父亲部队的关系，对我也比较照顾，安排与妇女一同出工干活。我也为父母和生产队争气，半年里没有缺席一天工。
我学会的第一个农活是栽秧子。每年清明节过后，农民们开始摆弄秧板田，就是在用牛犁好的田里，筑起宽约1.5米的垄，长度随地块的不同而不同。垄的两边都有小水沟，垄耙平后，就在上面人工撒上经过催芽过的谷种，时间不长就会长出秧苗来。五月左右，再由人工拔出秧苗用稻草捆扎起来，农民称作“父捆子“。然后再由男人挑着这些秧苗到大田里一扔，再由妇女们插秧。为了秧苗插得整齐，一般由第一个插秧人用草绳定位，每一垄插六排，每个小坑中的秧苗数大概在四、五棵。挿秧时，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农民排成一行一行的，从地的一头插到另一头。人们都是倒着走插秧，人人姿势半蹲，屁股都快接近水了，时间一长累得我直想打退堂鼓。
一天下来，我累得腰杆都直不起来，回到家后吃了大半铝锅的面片，睡到天亮才觉得好受一点。
我上山下乡挿队的生产队位于江油市二郎庙的大山沟里，队里的田地在不小于60度的山坡上。
听社员们说，1958年前山上树木茂盛，高一点的地方大树枝叶遮天蔽日。可惜“大炼钢铁”时砍光了 ，只剩下满山的荒草和灌木。在朝山里面进去一点，可以看见一片怪石嶙峋的山坡，有点石林的味道。石头空隙处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农业学大寨”时队里的人一把火烧了荒草、灌木，在地里种上了玉米。通过多年的改造，地块还像模像样的，虽然玉米产量低得微乎其微。
我们常到这片土地上点播玉米种籽，爬山越岭的艰辛，在知青们的眼里如同登山观景，辛苦却不乏快乐。好在那时候“靠天吃饭”，玉米播种后就不用人再管了，等到收获季节再上来掰玉米棒子。由于山里离家远，无法回家吃午饭，我就啃一口母亲为我准备的冷馒头，喝一口自备水壶里的冷开水充饥。
那时候二郎庙的农村设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机构，实行军事化管理。全民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了农民出工不出力。“早出工，睌收工，打起火把磨洋工”虽然是“大跃进”时的口号，但在我的眼里，生产队的干部社员干的与“大跃进”时差不了多少。刚到队里时，我干活挺积极的，农民们笑我，还有人说我的风凉话“假洋盘”。久而久之，我也随遇而安，干活不那么卖力了，不过比他们好一点儿，为的是表现好点早点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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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0 0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