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集体养了几头猪，每年割麦子和收水稻前要杀一头分肉给社员。猪肉不是按户分而是按人头分的，每人分二两，知青优待一人分四两。我在家吃饭，分的猪肉拿回家让母亲或炒或燒或炖，全家享受。
农民家里也养猪，条件好的每户养两只，按要求必须以国家收购价卖一头给国家，换一张“准杀证”才能杀另一头猪自己食用。只养得起一头猪的农户，杀猪后也要卖半边白条猪给国家，自己吃剩下来的另一半。农村里一般年底杀猪，所以有“年猪”的说法。也就是说，农民一年只在快过年时杀猪，除了过年吃，大部肉都要切成一条一条的，悬挂在柴火灶上方熏成腊肉，吃的时候切一块，一年里面慢慢吃。
一天早上，生产队刘队长让我不要出早工了，你帮我写封信，工分照记。听说不用出工，写封信还要记工分，这么划算的事立马就答应了。我的小算盘是写信事小，在队长家吃早饭才是关键。信写完了，队长夫人煮了一碗面条表示感谢。那碗面白扎扎的，好像没油没酱油没味精似的。但我在面条下面发现了两块巴掌大、小手指厚的腊肉，高兴惨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早听说，队长一家人平时舍不得吃腊肉，一下子给我整了那么两大块，心里感缴万分。那腊肉咬上一口，满嘴都是油，满口都是香，回家后绘声绘色地给四弟一讲，让他都流了口水。
我上山下乡插队期间，父亲为生产队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化肥是计划物资，农村买不到，用的都是人粪、猪粪、牛粪。父亲就通过军区青白江化肥厂的关系，买了一卡车的化肥送给生产队。部队施工需要的小工，也请队里的农民来做，让他们多挣点钱。生产队收山坡上的玉米时，父亲派军车去帮助运回队里。生产队知恩图报，把我刚去时的全天工价值十分一角七分，提到了四角三分。农村开始推广红薯冬眠育苗新技术，队里让我负责，不用与农民一样下地干活了。
那个年代农村要交公粮，后来改成了上农业税，改革开放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全免了。上农业税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商鞅变法传承至今。也就是说，农民在地里春种秋收得到的粮食要拿出一部分上交给国家，储备在国库里，用来稳定粮食市场，备战备荒，哪个地方出现了粮食供应问题也可以及时解决。由于农村当时生产水平低，劳动精细度差，再加上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低，生产队上交了公粮再留下一定的储备粮后，分配给社员的就不多了。分配办法是一斤水稻、小麦、玉米抵五斤红薯、土豆，分配方案还要报公社批准。由于农民缺粮，所以农村广泛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叫“农忙两干一稀，农闲两稀一干”，也就是说农忙时吃两顿干饭一顿稀饭，农闲时只能吃一顿干饭两顿稀饭。
有些生产队长心眼多，会把储备粮偷偷地分些给社员一些，这就是过去说的私分粮食，发现后要受处罚的。我们大队的三小队就有这种现象，大队就由大队书记、大队长、民兵连长，加上我组成专案组前往三队进行调查处理，一查就是个把月。但奇怪的是，专案组询问当事人时，总会找点事把我支开。查了个把月，结果是“查无实据”，后来觉得有点不让我知晓的味道。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因为不干农活每天仍给我记男劳力的10分工分。
1977年9月，我被安排到大队的民办小学当代课老师，从此再也不用下地干农活了。学校位于大队的中心地带，与大队部邻近，只有五间房，操场与大队部共用。只有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有五个老师，完成教学任务后仍然记工分，一个老师教一个班。我负责教三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四门课，全班只有二十八个学生。
时间长了，同学们都喜欢我。因为我会向学生讲述一些书本以外的故事，听得他们精精有味。记得上第一节课时，我一边讲课一边在课桌间慢慢地走动，最后一排的一个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与其他同学的专注不同，她正趴在桌子上堂而皇之地睡觉，我捏着课本朝她走过去。
“同学，不要睡觉了！”我用书本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桌子，弯腰小声地在她耳边说。
她不为所动地继续趴着。旁边的同学扯了扯我的衣袖说：“老师，她就是这样的，原来的班主任都管不了她。”
我诧异地看了她一眼，周围同学的脸上都是一副习以为常的表情。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没有纵容学生上课睡觉的坏习惯，加大了敲桌子的力度，她猛地一下抬起头，桀骜不驯地看着我。“不要你管！”话音刚落，她就直接跑出了教室，引来同学们的哄堂大笑。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的背影，心想这里孩子可真不听话……。
这个学生叫苗苗，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再加上她是女的，那个年代农村女娃娃一般读完小学就非常不错了。果然她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再也没有上学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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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0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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