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代，正在邛崃永安场上小学的我九岁多了，按照上面随军家属“回乡务农”的政策，随母亲将户口迁回到了山西老家，转学武乡村小上学。
依稀记忆中，当时武乡村和永安场的情况差不多，街上张贴着标语，地里红旗招展，白天黑夜都有人劳动，但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并不多，妇女、老弱病残和小孩才是主力。后来才知道，男人们外出“大炼钢铁”去了，种田种地的多为留在家里的妇女和老年人。
为了大人们安心“大跃进”，人民公社在各个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让劳动归来的人和不能出工的老人和孩子、学生吃集体伙食。祁县老家武乡大队（原武乡村改名）堡内街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设在一个古老的院子里。院分前院后院，前院有厨房、保管间、司务长室；后院设饭厅，摆满了从各家各户收集来的饭桌座凳。饭厅墙上挂着一幅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上面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十九个大字。伙食团分两个组，一是伙食组，成员三名炊事员，一位事务长，负责食堂的供给和就餐；另一个是幼儿园组，工作人员有一位老师和我的母亲，老师管幼儿教学和文体活动，母亲负责照料孩子。我也入了幼儿园，白天在园中活动，午饭晚饭去公共食堂就餐，天黑尽了才回家睡觉。
开始公共食堂的伙食很好，一般中餐能吃到北方人认为珍贵的白面面条；早、晚餐的小米稀粥或玉米糊糊管饱，不时还供应掺和了玉米面和高梁面的白面馒头，日子过的真像人们口头禅形容的“口粮供给食堂化，肚子大小都不怕”。夏收前遇到一段时间的干旱粮食减产，集体劳动的人们又出工不出力不把劳动果实收干打净，公共食堂的饭菜供应出现问题。不久，中餐吃面成了“打牙祭”，馒头几乎绝迹，面条也是汤多面少。细心的祖母曾经把祖孙三人的三碗面条捞干过秤，净重才二两多一点，一人连一两都不到，剩下的尽是汤水。为了让年幼的我多吃一点，祖母和母亲总是把干面条捞在我的碗里，她俩喝面汤。好在母亲是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又是受优待的军属，司务长常让她等人走完后，带一个藏起来的馒头回家给我吃。再后，食堂连汤面、稀粥也供应不上了，开始用玉米秆、玉米棒、高粱秆加工成“代食品”，把队里打下的枣子、杏子发给大家当饭吃。
困难时期人心惶惶，胆小怕事的母亲怕我饿坏了，对不起远在他乡的丈夫，托人带信给父亲，要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我转回部队吃饱饭。
一年后我一个人的户口转回了部队驻地，再次就读永安村小学。记得第一天回家跨进宿舍门，话没说两句，就端起父亲为我留的一碗大米饭和一盘冷回锅肉狼吞虎咽吃起来，害得拉了几天肚子。部队条件好于地方，供应的粮食够吃，又有自种的蔬菜补充，还能吃到战士们宰杀饲养猪只的肉，比起老家和附近农民的日子强多了。
在永安场没过几天，又遇上了全民灭“四害”运动。大人们说的“四害”，就是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老鼠为罪魁祸首，麻雀排行老二，罪名是与百姓争口粮。有一天，我在学校看了“除四害”专栏上面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麻雀，人类的天敌”，文中讲麻雀是怎样繁殖的，一只麻雀一年要吃掉多少粮食，全国的麻雀一年会从人口中抢走多少口粮，简直是罪大恶极的“人类天敌”。
第二天学校开动员会，校长宣讲了消灭麻雀的意义，称其公然与人争抢口粮，须全民共诛之，小学生也要积极参加。会上宣布第三天停课，老师学生回家参加全民大会战，战斗结束后将捕捉的活麻雀或拾得的死麻雀上交学校，以记战果评先进。消灭麻雀，长大后才知道是异想天开，恐怕组织者也晓得并非易事，所以才有了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农村公社、驻军部队、学校停止办公、生产、训练和学习的全民行动。
大会战那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家乡的田边地角、街道院落、部队营区，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或手拿顶端劈成刷把一样的竹竿，或持锣鼓、盆具、扫帚等能发出声响的物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把麻雀整得没有藏身落脚的地方，自投罗网，然后捕杀活捉。
父亲所在的永安场油库生活区开辟了成片的菜地，空地上高大的树木成林。由于禁止打猎，外人又不能随便进入，库区内外房屋顶上盖的瓦与瓦之间的空隙里，大树的枝丫上，构筑了不少麻雀窝，无数的麻雀在库区安然居住，自由自在地飞翔。公社领导认为泉水要消灭麻雀，油库的行动是关键，三番五次地催促部队动手。父亲不敢怠慢，提前安排战士在库房屋顶和一些高大的树枝上绑上竹竿，再在竹竿上牵好落地长绳，并准备了不少响竹、扫帚、锣鼓、金属盆桶，以保证届时灭雀任务能顺利进行。大约上午十时左右，清剿麻雀的战斗正式打响。泉水公社土地上锣鼓鞭炮齐鸣，响竹、盆盆、桶桶乱敲，人们扯开嗓门吆喝“啊嗬”“啊嗬”，惊天动地般的响声惊得不论是在窝里歇息的，还是在天上飞翔的麻雀们一只只惊恐地向远处飞去，刚要落脚林中猛地冒出无数竹竿，顶端绑着的枝叶和红布条拼命晃动，使惊慌失措的麻雀一股脑儿向部队仓库或更远的地方飞去。
麻雀飞到原先的福地，原以为可以歇口气了。谁知早已准备好的仓库干部战士一起动手，拉动绑在屋顶和树梢上的竹竿上的绳子，家属子女则敲打起手中的响具，使原本安静祥和的营区变成了竹枝、红布条不停晃动，锣鼓声、竹筒声、吆喝声轰响的场所……经不住劳累和惊吓的麻雀无助了，不时有一些脆弱的小鸟掉在地上。我和几个部队子弟小学生连忙拣拾起地上挣扎的麻雀，装在书包里向学校交差。当天总共生擒了几十只小麻雀，死麻雀虽然不多，也有10余只。让麻雀遭受灭顶之灾的，实际上是下午开展的上房上树掏鸟窝行动。午饭后，一些身手敏捷的战士登房揭瓦上树，把那些不知存在了多长年的鸟窝一个个拆毁，将其中来不及孵化的鸟蛋和孵化出来不久还不能飞起的幼鸟全部取了出来，丢在地上。我当时数了一下，大概有鸟蛋60多个，小麻雀近百只。
那天，泉水公社总共“消灭”了多少麻雀，不得而知。当时觉得怪好玩的，现在想来真是残酷，而且可笑可怜。长大后才知道，四川的“灭麻雀”起因是这样的。1958年3月，有一位领导阎秀峰到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调查，农民穆青云说，“我们每年为了防止麻雀吃秧田的谷种，就要派人守候吆喝麻雀，不让麻雀停下来，麻雀 飞累了，就会跌下地来！”阎秀峰认为是个好办法，就让组织群众试验，结果第一天只拣到几只飞累坠地的麻雀，看来光守候吆喝效果并不好。阎秀峰又到新繁县新民农业合作社，叫社长罗世发组织群众打麻雀，千军万马吆喝，加上敲锣、敲盆、敲尿桶、敲竹筒……吓得麻雀飞过几个田块便坠下地来，阎认为这个办法管用，通过四川省“除四害指挥部”召开电话会议，向全省推广新民社的经验。后来，四川叙永县认为只在一个农业社消灭麻雀效果有限，必须全县范围同时动手，才有了全省“除四害”的统一行动。四川“打麻雀”的“先进经验”被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这一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消灭麻雀”的人民战争经验终于在全国推广开来。邛崃的这次战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打响的。
向麻雀开战的“辉煌战果“，使家乡以后许多年都很少见到鸟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大规模开展环境生态建没，爱鸟爱各种动植物成为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以后，麻雀等鸟类才逐渐多起来，再次成为人类的好朋友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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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5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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