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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体经济的“新”形式
在当前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央重视和地方政府着力的政治任务。不少地区都设置了集体经济发展的量化的任务指标，比如有的地区要求每年每村的集体经济达到5万元，有的村集体达到了政府规定的量化任务指标，但是政府又进一步要求每年按照一定的幅度增长。
与政府日益增加的政治任务压力相悖的现实是，当前中西部农业型地区集体经济发展面临普遍困境。以广西某地为例。X村每年村集体经济不到二十万元，这与隔壁C村每年六十万的村集体收入形成巨大的反差，因此C村书记在乡政府面前腰杆很硬，但是X村书记就抬不起头来了，村书记非常焦虑如何能够提高村集体收入，但是又毫无办法。
新时期的村集体经济不同于1990年代苏南地区集体企业发展时期的集体经济。从其来源看，新村级集体经济主要包括两种形式：
一是，依靠村集体资产和资源获取的收入，比如靠集体土地和集体林地获得的国家补贴。不过在分田到户时，很多行政村山林土地基本上都分到村组了，村组又分到个体农户，行政村一级只剩余很少的集体林地，甚至不少不留下任何的集体林地，因此也难以此获得收入。一些村保留了一部分集体土地，那么现在将集体土地流转出去，就能获得流转收入，从而缓解集体经济发展的考核压力。
比如，在分田到户的时候，X村基本上将全部林地都分到村民小组了，只留下少量的山林，现在这部分山林获得每年2.5万元的国家生态林补贴，成为集体经济收入的稳定来源。
又如，靠集体土地或者集体物业的出租获得的收入。这在东部发达地区非常典型。比如珠三角地区1990年代以来通过来料加工模式带来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人口也大量集聚，土地和房屋迅速增值，村集体也依靠集体物业的出租以及集体土地的大量出租获得大量集体收入。
这种物业出租收入呈现东西部地区分化的情况。比如，2019年在东莞某村调研时，大部分村庄的集体收入都达到上百万元，有的村集体收入达到上亿元。而在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没有强大的工业，也没有众多的外来人口。因此，村集体收入多处于空壳的状态。
当前村集体经济的第二种形式是，依靠村集体产业获得经营性收入或租金收入。这部分收入是当前新时代新型村集体收入，因为它是由国家财政资源和项目投入支持的集体经济。通常来说，国家通过扶贫专项资金或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的投入，在村庄建立一些车间等，然后移交给村集体进行管理，由村集体进行经营或出租给其他主体进行经营，以此来获得集体经营性收入或集体租金收入。
这类村集体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财政资源输血以帮助村集体实现造血。以X村为例，当地村集体经济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的项目资金投入组成。
比如，民族文化的手工艺坊收入每年十万元。这个属于市民宗局的项目，投入总共200万元，租的村民的土地，并建设了相关的厅、食堂、卫生间等等。投入建成之后就移交给村里，属于村里资产，由村集体来进行管理。村集体将其出租并收取每年十万元的租金，构成村集体收入。
又如，梅菜加工厂属于扶贫产业，当时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说要搞三个扶贫试点村，时任村里的老书记就向组织部争取项目支持，说你给我50万元，我成立一个梅菜加工厂。后来，这个扶贫产业项目落地在X村，国家给了一部分财政项目资金，县里的财政配套50万元，再加上整合其他两个村的项目资金。前后投入资金共约350万元。2017年开工，2018年该加工厂建成移交给村集体，并且投入生产。此外，村里还有芋头加工厂，投入了300万元；食用菌加工厂，投入了180万元，都是由政府财政资金投入获得的村集体资产。
总的来看，当前中西部农村村集体具有新的特点，即它主要是通过国家的项目资金的注入来实现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在国家项目自己建成之后，村集体要么自己成为经营者，要么租给别人经营，以此来获得收入。
2、新集体经济为何难以为续
在发展新集体经济上，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仅仅一个X村就投入了将近一千万的资金。但是，基层调研发现，当前这种为了发展集体经济而投入大量资金的项目却普遍进入了难以为续的状态。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之后，要么无人经营，要么亏损严重。国家项目资产被闲置和荒废在那里，无法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财政资金成为了垃圾GDP，造成巨大浪费。
比如X村梅菜加工厂、芋头加工厂以及食用菌加工厂，基本上都荒废在那里，村集体既没法出租，也没法经营。在江西农村、贵州农村等地的调研也发现，大部分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新集体经济发展都是如此。新集体经济出现了普遍的经营困境。
那么，新集体经济为何普遍陷入到难以为继的境地中呢？这是当前新集体经济实践所蕴含的内在冲突导致的。
当前新集体经济具有强政治属性，这与集体经济的市场经营逻辑存在冲突。按照集体经济的经营本身的逻辑来看，市场有风险，在市场运营的过程中，集体经济作为市场经营行为既有可能赚钱，也有可能亏损。集体经济收益不稳定，这是正常的市场逻辑。
但是由于集体经济是国家扶贫项目资金和乡村振兴支持的结果，一方面，它承担大量的政治任务，比如要带动本村的贫困户就业；另一方面，它的市场经营行为无论亏还是赚，都要保持基本的投资收益率。
当地政府将这个投资收益率设置在5%，主要是考虑到项目资金即便是不投资给村集体，而是直接存到银行，都有5%的利息率，因此既然投资给了村集体，那么集体产业在进行运行的时候，必然要保持最基本的5%的投资收益率，这样产业项目的投资才是有效的，因此将村集体项目投资收益率设置在5%的标准，并每年进行资金绩效的考核。如果没达到可能就会问责。
但是，很多集体经济产业可能本身的利润率很难达到5个点，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它是最低端的加工，利润也是最低的，不能按照一般商业利率来”。更别提在市场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血亏都有可能，更无法达到5%的利润率。
但是如果亏损就是国家资产流失，这也是不符合标准的。由此，新集体经济发展面临产业运作的行政考核逻辑与其市场化运作之间逻辑的冲突。
这导致村集体经济是带着包袱进行运营，它按照内在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但是行政考核和项目维稳的逻辑却使其经营和运作不能面临风险。
这使得大量的村集体经济就像一盘死棋，卡在那里，无法“盘活”：一方面，政府出于政治考量和项目资金绩效稳定的的考量，它必须要求村集体经济承担政治任务，并设置收益率的考核指标；
另一方面，集体无法盘活这些集体经济。对于村集体以及一些市场主体来说，由于集体经济运营的成本太高，且运营市场风险一直存在，因此它自己不敢经营，同时村集体也无法降低投资收益率，一些其他经营者无法确保收益率，也不愿意租赁村集体经济。这使得村集体经济变成无法产生任何收益的资产。
X村村干部给我们详细描述了当地新集体经济是如何失败的。
案例一：食用菌厂总共投入了180万元，落地需要60亩地，都是流转村民的土地，给了他们最高的流转租金。食用菌产厂建成之后，由村集体自己来经营。当年生产产量很高，但是当时恰逢疫情，菌子长出来，却不让出门，村干部只能任由菌子烂在棚里。结果当年村集体就亏了十几万，不仅收不回本，连投资收益率也无法给到。后来村集体想要找一个新的本地老板来盘活，但是至今都没有找到。
在这个案例中，尽管后来中央财政说规定减免租金，但是县里财政很困难，没法给个体户补贴，最终还是回天乏力。后来乡镇想要找新的人来接手，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接受。村里的老书记说，资金收益率的点可以降低，但是就算是降了，也没有人敢接手了，风险太大了。
总体来看，在新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项目的各方主体主要被项目管理的逻辑所规制，替代了对村集体经济发展实际逻辑和实际情况的考量，使得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实际。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主要的考量是让项目进行，以及对新集体经济项目运作绩效进行安全性监管。项目资金要尽快落地下去，且要以安全的方式落地下去。政府主要是行政导向和风险规避的逻辑。地方政府有很强的风险厌恶偏向。地方政府不敢随意降低资产收益率或者取消收益率，因为“大家怕担责，上级没有指导性的文件出来，如果（地方政府）降低租金租出去，别人会说领导是不是有猫腻”。
而村集体主要的考量是，先将项目搞到手，项目落地之后，反正已经是本村的资产，也跑不了。因此在争取项目资金的时候，村干部尽管认识到后期运营和维护可能会存在困境。但是在上级的项目压力下，乡镇政府和村集体都会积极争取。这导致新集体经济的普遍失败。
3、新集体经济体制空转的后果
当前新集体经济已经是一盘死棋。“县里不管，他让乡村自己解决，镇里开了会，自己讨论了方案，到县里又不同意。现在是知道病根，但是解决不了。很多村书记不懂抓经济，也盘活不了。他只懂电脑文字和材料，但是想不了办法，盘活不了经济”。
新集体经济经营失败造成了大量令人痛心的资源浪费。一方面，大量原本用于发展经济的项目资金被浪费，一些生产线，原本建设的时候花费了几百万，但是迟迟无法盘活，没法出租出去，导致生产线只能闲置。原来几十万上百万的流水线，一旦闲置几年就不断折旧，变成不值钱的废铜烂铁。这造成了村集体资产的巨大流失和浪费。
另一方面，集体经济发展经过政府考核，乡村两级干部非常忙碌还面临着被追责的风险，但是最终却带来了与集体经济发展无关的经济形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设，带动了一些乡村就业，但是最终却没有没有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大量的项目资金都转化为垃圾GDP。
乡镇干部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也在算账：“投100万，就算每年有5万元的收益，那么也要20年才能回本，但是20年后，是否能赚到钱还不一定，按照当前的算法，20年也赚不到钱啊”。可见，为发展集体经济的体制实际上在空转，治理也没有产生应有效益效益，反而引起了基层的广泛不满。新集体经济发展变成了一种“折腾”。
新时期新集体经济实践的后果，带来笔者对当前集体经济性质和角色的反思，即集体经济本质上是要实现经济功能还是政治统筹功能。
集体经济应当发挥集体组织的功能，助力集体组织村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从而为农村生产生活提供基本的秩序保障。集体经济要想产生经济效益很难，首先，需要成熟的外在市场条件，比如具有良好市场经营能力的村干部，需要成熟的市场配套，包括生产环节、流通环节等各个环节的配套，否则集体生产的成本很高。
其次，集体经济也要能够承担得住风险。显然这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面农村的市场条件不成熟，集体经济经营的效益空间和利润空间很小。“乡村发展产业，一是缺少能人，二是选不对路，在不发达地区，不指向，也弄不起来的，所以集体产业建起来后就是一堆废铁”；另一方面，市场风险不可避免。
可见，通过政治要求和行政考核来实现集体经济的必然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集体很难成为一个市场盈利主体，应当放弃这种依靠政府输血实现村集体经济造血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取而代之的，应当利用集体项目经济，激活集体组织能力，发挥集体的生产生活秩序供给能力。这就需要将国家为发展集体经济投入的资金，转化为集体自身的资产，让集体通过自主安排实现村庄公共服务的组织化供给。国家应当发挥事后监管角色，保证集体经济使用不被少数人俘获。
王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湘潭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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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4-4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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