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高考的1987（最终稿）

作家陶靖 · 发表于 2024-5-26 06:05

难忘高考的1987（最终稿）

作家陶靖

-----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出生于川西，那被重重丘陵包围的金堂县石佛乡，亲历了当年人才培养新模式：定向委托培养。那是百废待举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培养急需、紧缺人才的新模式。

-----进入1986年，参加全国普通高考的高中生，参加高考后，又多了一条求学的路子：招录委培生，20世纪80年代的普通高中生除了能够报考普通本专科院校外，还能报考重点院校，不仅有省部属高校，也有市属专科院校，例如成都大学、成都师范专科学校、成都教育学院等。当时的高中生还能通过全国高考，报考省属和部属中等专业学校、市属中专学校。记得1987那一年，金堂县的委培生录取分数线为文科420分，普通大专院校（市属）文科430多分，存在10多分的差距。委培生录取后直接送入四川电大、成都教育学院培训学习。当年的委培生是在高考结束后，各类本专科院校招录生源的同时，在本专科院校和各类中专学校招生之间增加了一项新的招生项目。在决定人生的关键时刻，一句善意的提醒，或者一个举手之劳的小举动，都能达到扭转命运的目的，甚至拯救人的生命，这也是关键时刻的作为与平常时期的作为所存在的巨大差距。例如，对于心灵快要崩溃的人，如果我们能发挥好“举口之劳”或“举手之劳”，我们会用很小的代价，很轻松地创造大效益，甚至能拯救他人的生命。此时关键时刻施援手和减轻对方面临的各种压力，减轻对方的痛苦和压力后，促使快要崩溃失控的精神恢复到正常状态。80年代，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神经的国考：高考。那时的高考，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举国上下支援高考成为独特的风景，我们竹篙中学高中部的考生，高考3天集中居住在县兽药厂宿舍，并有专车接送参考，集体住宿，集体就餐、专车接送，让我们能全身心投入到高考之中，免去了后顾之忧。当时由于我临时赶到兽药厂集体宿舍居住，所带资金缺乏，高考3天面临生活困难，当年的高考带队教师是竹篙中学的常务副校长陈立康老师和该校的高中历史教师唐盛爵老师，竹篙中学常务副校长陈立康老师知道我的困难后，马上叫我与他们一起就餐，共坐一桌。陈副校长的一句话，在高考这一决定人生走向的关键时刻温暖了我的心，解决了我三天的就餐难题，为我在考场正常发挥提供了后勤保障。决定人生命运、决定人生发展方向的高考，不仅决定千百万学子的命运，也影响千百万家庭的命运，它的竞争压力空前，既有考生个人的全身心投入，也有整个家庭的投入和支持，高考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学习能力，也反映考生背后的综合实力，尤其反映了考生背后的后勤保障能力，例如金堂县竹篙镇小学的退休教师陶贤荣老师在我的高考前后曾经给予我极其宝贵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陶继芳、薛孝亮、隆盛镇古顶村肖继福等等恩人的宝贵支持。在我全身心冲刺高考的过程中，我不忘向高考成功的同学虚心请教，并学习借鉴他们的成功学习经验，其中一位毕业于金堂县淮口中学的名叫“曾述兰”的女同学提出了“排除杂念专注学习法”。该学习法提升了我的学习效率，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感谢同学们的成功方法，尤其感谢当年就读于成都师范专科学校的曾述兰老同学的真诚建议。

那个时代的高考既有千军万马竞过高考独木桥的惨烈，也有胜利者的喜悦，同时也伴有考场发挥失利者的哀歌，至今我对当年陈立康老师的关怀仍然难以忘怀。高考结束后，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填报录取志愿，如果错过填报机会或填报不当，会功败垂成。在信息不发达的80年代，高考相关信息传播到闭塞的乡村，十分困难，我当时恰巧居住于乡村我姐夫家里休息，同时焦急地盼望着考后的各种信息。直到8月的某一天，我因自己所穿的凉鞋被损坏，急需要修补，于是我因补鞋来到了竹篙镇，当我走到竹篙中学附近时，巧遇该中学高中部的英语教师陈华老师。陈华老师关切地告诉我：“今天赵镇中学（现名金堂中学）填报高考录取志愿，你知道吗？”我一听，赶忙到校长室向谭世富校长、陈立康常务副校长了解详情。然后乘着公交车，飞驰到赵镇中学校园。赵镇中学校园里的高音喇叭正在播出当年的录取分数线：文科类420分是当年委培生和省部属中专的录取分数线，430多分是当年市属普通大专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当年文科考生高考共考6门功课，每门功课的平均分要达到70分，才能达到录取线。80年代的中国高考成为全国性的热潮，各类高考补习班（复读班）如雨后春笋地创办了起来，学子们在高考失败后，可以多次反复地复读补习，直到高考成功，补习2至3年，最终考取大学的学子不是少数。假如当年没有陈华老师的善意提醒，我会与“高考录取”失之交臂，假如我不临时起意去竹篙镇修补我的破凉鞋，我就没有与陈华老师巧遇的机会，至今我仍然感谢教师陈华，也感谢“修补”凉鞋这一小事件带给我的大机遇。真可谓“一言值千金”，“小事引发大事件”呵。高考结束后，依据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原则和本人志愿，从事定向生招录工作，当时有不少行业通过高考平台，从高考生中招录培养急需紧缺人才，解决人才缺乏的难题，例如税务局等单位就曾招录一些高考生，我们一位同学高考后被税务局特招。80年代的高中生要冲过高考独木桥谈何容易？实在太难了，那时的高中生要先过6月份的“预选关”，冲过了预选分数线，才有资格参加高考，一个班的高中毕业生，只有少数同学能获得预选合格证，才有机会参加高考，大多数学生预选不合格，毕业会考结束后，大多数高中生回到各自的家乡，有少数成绩较好而又未过预选线的同学，下学期会到校参加复读（补习）。当年预选考试结束后的某一天，我来到金堂县竹篙中学，记得一位老师告诉我的预选考试分数没有上录取分数线，听后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艰难蹒跚地回到我姐姐家里，晚上想到我这一年的心血又白费了，不觉中眼泪磅礴，大哭了一场，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第二天我红肿着双眼回到了竹篙中学，准备搬行李回家，此时的我巧遇该校的教导主任刁隆平老师，刁隆平主任告诉我已经上了预选录取分数线，而且超出录取线1分5厘（1.5分），并告诉我明天到校上课，听到这个消息，我惊讶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担心自己听错了。

当年高考预选考试要求十分严格，预选考试的成绩精确到了几分几厘。由于我只是得到了领导的口头通知，当时并未见到1987年《高考预选合格证》，心里忐忑了大约一周，我去到竹篙中学高中文科班的班主任陈念民老师办公室目睹了当年的预选合格证，原来合格证是印刷在一张白色大纸上，上面密密麻麻印刷了为数不少的一寸见方的方框，方框里印有合格证3个大字，还印有考生姓名和准考证编号，当我浏览到陶靖这个名字时，我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预选考试后的某一天，我的薛孝亮姐夫亲自驾驶拖拉机，载着我的陶素兰姐姐风尘扑扑赶到竹篙中学教室里来看望我，见我在教室里正常上课，我的姐夫和姐姐才把自己的一颗心放了下来。由此可见，当年高考预选考试的竞争是十分严酷的，学生、家长和亲属都极其重视预选考试的成败。担心自己在激烈的录取竞争中失败，记得当时在填报录取志愿时，曾有一项填报是否愿意去“三州一市”工作的项目，我竞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愿意到“三州一市”工作的志愿，这是当时全省最边远，最艰苦的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和攀枝花市。多年求学，我仅获得一次高考的机会，仅获得一张预选合格证。那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高考，将我考入定向生行例。30多年悄然离去，对广大莘莘学子而言，80年代大家感到最难的是考取高考预选合格证和高考准考证。这二证对于大多数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来说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现在的高中生难以明白20世纪80年代“国家包分配工作”、”端铁饭碗“、“包农转非”的巨大吸引力和冲过高考两关的艰难。

-----<<定向委培合同>>成了我们定向生的标志，1987年9月金堂县教育局通知我们定向生去教育局签订委培合同书，合同书中明确规定，毕业后必须在教育系统工作满15年，才允许调出教育单位，15年成为我们的定心丸，同时规定毕业后定向作乡村中学的英语教师。1990年，通过四川省教委给予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表、成都市教委的毕业生派遣证、金堂县教育局的工作调令，我进入了光荣而神圣的人民教师行列。也完成了我的签合同→完成学业→多方联合分配的定向生就业三步曲。

难忘那33年前的高考“定向生”

作家陶靖

------弹指一挥间，33年悄然离去，回首1986～1987年那一段岁月，那是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招收师范类定向生（时称委培生）的岁月，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定向培养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新模式。
记得那是1987年9月的一天，我和部分被招录的“定向委培生”一道去金堂县教育局咨询入学事项，那时曾见到奔波忙碌而略显清瘦、和蔼、可钦、可敬的曾世禄局长。据说当时金堂县教育局曾经一度出现培养经费紧张的局面，为了不耽误我们的学业，曾局长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多方设法筹措资金，历经艰辛努力，筹集够了我们那一届定向生的培养经费（学费和生活费），按时将我们送入四川电大、成都教育学院等高校培训。望着德高望重、不辞辛劳、为家乡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曾局长的背影，我们心底油然升起一股股敬意、一股股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动和感恩。当年的师范生“包分配工作”、“包学费”、“包生活费”的“三包”人才培养模式，弥补了山区教育事业的人才急需，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广大乡村寒门学子纷纷报考，同时也难忘为我们定向生培训和就业辛勤工作的教育局陈绍忠局长、人事股曾启玺股长。当年的定向生，如今大多数仍在家乡的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当你们在三尺讲台向广大中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时候，当你们为教育事业奉献赤诚的时候，饮水当思源、不忘恩师情。为山区教育人才的培养造就付出艰辛努力的曾世禄、陈绍忠、曾启玺，但愿这3个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名字，永远被金堂人民牢记，永远被“定向生”群体牢记，永远被定格在龙泉山的壮丽山水间。忆当年，为了获得那一份冲刺高考的殊荣，我曾两度在金堂县竹篙中学的校园里“拼着性命学习”，面对千军万马竞过高考独木桥的壮观，我们压力山大，在重重压力下，谁能最大限度地、高效地使用手里的时间，谁就有高考成功的希望，至少高考成功的可能性要增大许多，为冲过6月的高考“预选”分数线和黑色7月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争分夺秒拼博，全心全意地发奋。我至今难忘我当年的“拼命精神”，那种一切为了高考成功的竭尽全力拼搏的劲头，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回首过去，我至今仍然为当年能在竹篙中学的校园里尽力冲刺而感到自豪。面对千百万学子竞争的国考（高考），由于时间面前人人平等，以至于对学习时间的利用可以精确到分秒，学习效率可以争取到最高，文科类不少考生甚至达到了能熟背教材的学习程度。
历经3年的高校学习，1990年通过四川省教委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表、成都市教委的毕业生派遣证、金堂县教育局的工作调令，我完成了华丽的转身，进入光荣而神圣的人民教师行列。

大学毕业照的后排右一是作者本人，前排右五是校领导王国权老师，二排右一是班主任陈新老师，不忘师恩。

作家陶靖 · 发表于 2024-5-26 06:07

看看这篇高考回忆录：

《高考四十年记》（转帖）
作者：万物生长

如果那年，我们多对或者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地方，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错过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高考的迷人之处，不是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

又是一年高考的季节，是学生、家长外焦里嫩的季节，高考是12年寒窗苦读的结果表达方式，是人生重要的经历和资本，没有高考的人生是不丰满的。

1982年的高考，那是我的高考，距今已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RED走出肖申克用了四十年，南唐从“凤阁龙楼连霄汉”到“一江春水向东流”不过四十年。四十年，可以让一个婴儿步入不惑，可以让一个“不惑”大概率挂掉。四十年，还可以让一个国家从羸弱不堪到厉害无比。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四十年，就是人生的折返点，然后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四十年前，我们都很年轻，像刚从树上下来的猴子，清澈透明,对世界充满了好奇。

四十年前的成都，主城区只有东城区、西城区，属县只有双流和金堂，周遭一众的温江、郫县、灌县、新都、崇庆、新津、彭县、大邑、邛崃、蒲江都还属于温江地区。那时成都还没有干道，也没有二环，一环也只是窄窄的二车道。那时家里还是12吋黑白电视，按键开关，拉杆天线。世界杯、女排、加里森敢死队，都拜它所赐。八一年还用它看过世界冰球C组比赛，那年中国男冰晋级B组。那时的电视尺寸和效果，别说冰球，就是冰壶也看不清楚。

四十年前，老南门旁边还有大片的农田，南门大桥附近经常有人撒网捕鱼，夏天有很多人在桥洞下游泳。

四十年前，成都还没有火锅，电话还是四位，兔脑壳五分钱一个，《电视报》五分钱一张。

四十年前，春熙路叫反帝路，石室叫四中，树德叫九中，列五叫五中。

……

我们是1980年秋进入高中的，史称“高中一九八二级”，但似乎更应该叫“高中一九八〇级”或者“高中一九八二届”。查《石室校志》，第一次称“高中××××级”是1953进校1956年毕业这届，这一届被称为“高中一九五六级”，错误从此开始，当然这不是某个学校的问题。这个错误无法纠正，只能将错就错，不然就重号了。

高中班上五十多人，来自五湖四海，猩猩29中，臭脚10中，范贼8中，阿尔卑铁中，雅各宾百花中学，田队长24中，仇万德5中，秋ber、何矮6中，政委、大忽悠14中，韩骚、夫子南桥中学，饿叶253子弟校，monkey国光子弟校，我和泡桐树、家葵以及一名女生来自四中本校。

那时成都的中学江湖，479外是川附、12中、20中、西北、5中、盐市口、13中。没有成外、实外，更没有嘉祥。那时的9中还比较弱，川附倒是有些厉害，在我们之前川附拿过一次成都高考头名。成都中学中比较意外的是成都2中，其前身是省立成都中学，名门之后，流沙河的母校，20世纪40年代与石室中学、成都县中（七中）、树德中学齐名，2、4、7也正好构成了省、府、县三级中学的完整序列。后来不知因为什么，逐渐衰落，到80年代初已经很不入流了。成都中学体育方面厉害的是7中的篮球、西北的排球、四中的篮球排球、13中的足球，田径厉害的是15中、20中。

现在石室中学门口的“文翁石室”匾额，是清嘉庆时的四川总督蒋攸铦题写，但我初中、高中时它一直挂在里面图书馆门口，我们的毕业照就是在图书馆门口照的，当时“文翁石室”就在那里。图书馆前有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棵是银杏，另一棵也是银杏。这样牛掰的银杏成都还有两处，一是成都画院，一是028。那时大门口这个位置挂的是郭沫若的“求实务虚”，两边是郭老的对联，爱祖国爱人民、求真理求技艺什么的，白底黑字的“成都市第四中学校”则怯生生地挂在旁边的柱子上。以前四中郭老的痕迹很多，我们初中的教室就是郭老当年坐过的。“求实务虚”切换回“文翁石室”大概是在我们毕业后四中恢复“石室中学”校名时，后来，“爱祖国、求真理”也取了下来。再后来，他们把郭老和我的教室也拆了。十批不是好文章，但郭老的字是好字。

相比其他中学，石室中学有两大杀器，一个是2160多年的校史，这个不仅在全市，就是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敢挑战的也不多；另一个是它有司马相如、扬雄、谯周、陈寿、李密、陈子昂、杨升庵、李调元这些校友。有了两千年的加持，有了司马相如们的站台，石室中学就躺平了，面如平湖地看着那些还在比升学率、比清华北大、比博士院士、比李易峰李稻葵的学校，有没有郭老这个校友，也就无所谓了。

四中高八二级共七个班，我们是七班，班主任刘宏吉，教英语。这七个班中一、二班是慢班，三、四、五、六、七是快班，五班在高二时成了文科班。

一、二班全是我的初中同学，我们这个初中班级是从汪家拐小学整抬进四中的，只有两个班，每班却有将近八十号人，这两个班成了四中的“初一九八零级”。初中两个班大概只有十五人考上了重点高中，有约三十人没有考上高中，剩余的百多人四中自己消化，成了高中的两个慢班，这两个班没人考上大学。

高中的语文老师叫陆懋安，西北联大毕业，语文、文学功底深厚。他只教我们一个班，我们毕业后他就退休了，所以我们是他的关门弟子，在写作方面他让我受益匪浅。高二《语文报》的全国作文竞赛，四中参赛的三人全出自陆老师这个班。高中的第一周，陆老师让写命题作文，名曰《第一次走进四中》，因为初中就是四中，所以很凡尔赛地找陆老表示疑问，但这种人陆老明显见得多了，轻松就挡了回去，“你以前是初中生进出四中，现在作为高中生不是第一次吗？！”陆老曾称散文“要像茶叶末，形散而神不散！”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我是弹花匠的女——会谈不会纺！”这是陆老师常用的歇后语。陆老师的作文给分吝啬、评语考究，80分绝对算是高分。整个高中两年最高的一个分数是给猩猩的84分，评语“笔酣墨饱“，作文名字倒不记得了，这个分数和评语支撑了作者许多年。高考猩猩语文全年级第一，并考上成都地质学院（理工大）。除了语文，猩猩其他功课乏善可陈，但体育很厉害，我们班足球队的主力，高二校运会获得跳高第三名，并且还是游泳三级运动员，这个很罕见。他现在银行工作，吊诡的是不以写作、不以运动而是以敢说英语闻名。当时班上的文青是秋ber，七班的前卫派诗人，成名作有《栀子花》和《我爱你，花圃路》（或者是《花圃路，我爱你》）。后来考上成都电讯（电子科大），再后来，经不住烟火气的诱惑，转攻烹饪，在川菜创新上一条道走到黑。菜是越来越专精，人也越来越油腻，诗，早就不写了。雅各宾的写作比较邪性，大作是一篇名《水》的作文，还有一次命题作文——《从公孙休不受鱼谈起》，他写得离题万里，却又文采飞扬，破例得到陆老的表扬。雅各宾能写也能说，还时常语出惊人，比如他说他的北京印刷学院是印刷界的黄埔军校，这些年又说自己长得像吴秀波。另外，雅各宾还创造性地把老七班和高二转到七班的划分为“原住民”和“移民”，这是一项贡献。不过即便有老师如陆老夫子，冥顽不化的学生还是有，最典型的是韩骚，他的作文一直就没有上路。有段时间我们同桌，见过他的一篇作文被给了差评：堆砌辞藻，华而不实。还有一次自命题作文，韩骚标新立异地弄了个《再论×××××××》，这把陆老师给惹火了。韩骚这个“再论”，其实是“一论”或者“论”，但他为了表现事态胶着，二挡起步。不过韩骚的数学了得，参加过全省数学竞赛，后来也学了数学专业。

说到座位，高中两年刘老师没少折腾，先是男生女生同桌，后改成男生男生、女生女生同桌，并且自愿组合，再后来又改回男女同桌。

数学老师罗世华，总是一脑门官司，标志性的口头禅是“同学们，男同学们，女同学们”。高二时曾封七班三大懒王，分别是喻眼睛、田队长、雅各宾。

物理老师方士德，精力充沛，主观很努力。在讲解离心力时，称离心力会使旋转的物体远离它的旋转中心，要是中心的质量不够大（桩子不稳），物体就会飞出去，“那多危险！”后来在大学学了普通物理，才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离心力。方老师还擅长讽刺挖苦，某天毛大迟到，方老师很是不爽，“××，你又迟到了，你都还要迟到？！”毛大非常不忿，说方老师你把我转烂了，方老师来了句“人都转得烂啊？”

化学老师周明英，中规中矩，不苟言笑，她的课很是枯燥。她儿子也在七班，初中和我是同学，成绩很差。

政治老师姓蔡云波，和另一位政治老师刘世豪是成都中学政治课的大V级人物，不走寻常路，敢说，他的课有点海派清口的意思，非常受欢迎。课堂总是笑声不断，但有一个学生从来不笑，他就是蔡老师的儿子，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后来考上西政的专科，2021年初去世了。

体育老师姓晏，名字已经记不得了。高中的体育课基本都是排球，其他很少，足球绝对禁止。有时男生也偷偷拿排球当足球踢，但当我们班的喻眼镜把六班的老孙眼睛踢伤后，就再没人敢踢了。老孙后来上了南邮，毕业后我们成了同事。

高二时四个理科快班中，成绩最好的是四班，其次三班，再次六班，最差是我们七班。普遍规律是体育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成反比，所以我们班的体育成绩在高八二是厉害的，尤其是男生。1981年底在市体开的四中冬季运动会上，我们班总分年级第一。我参加了接力，跑第3棒，另外三人是韩骚、调皮、饿叶。那次运动会饿叶拿了很多名次，他是我们班的体育全才，但是七班的体育委员却不是他而是泡桐树，后者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身高1米9。老泡是我初中同学，四中子弟，家住邮电礼堂旁边孟家巷公安厅宿舍，后来考上西南交大。

七班男生几乎都有外号，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彼此间就都以外号相称了。这些外号，或形象，或文雅，或无聊，或恶毒。“泡桐树”很形象，这家伙身高近1米9，白白胖胖的，很“泡shao”。“夫子”与韩骚都是川医子弟，这个文雅的外号怎么来的记不得了，他后来去了文科班，考上了川大。“何矮”的确矮，但很蹬度，擅长体操，着装标配是笔挺的绿色呢子衣裤配铮亮的接尖皮鞋。何矮第一年没考上，复读一年考上了厦门大学，前几年因抑郁症去世。“臭脚”是说他的脚法臭，一心想走小快灵线路，但一直没有成功，他复读一年后考上西南交大成都分校。“阿尔卑”怎么来的已经记不起，他和六班的老孙是铁路子弟，比较娇气，后来考上武汉医学院，五年学制，1986年我去武汉实习，受到他热情款待。“范贼”的由来也不可考，他后来考上川农，毕业后分到“果树办公室”，在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旁办公。“政委”是我们的班长，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考上了南大。“调皮”是驷马桥川拖子弟，考上华东工程学院，毕业后分到35信箱。2004年还为他闹了个乌龙，那年清明去磨盘山扫墓，路过一处墓地，墓碑上墓主人的名字、年龄都与调皮相同，于是在同学中广播调皮挂了。两年后在35信箱的“光明宾馆”开会，竟然幸会了调皮本尊，流言不攻自破。“仇万德”孔武有力，当年就以江湖儿女自居。他没有参加高考，高二时选上了飞行员，因为他要入伍的缘故，我们这个班的毕业照提前了。后来转业，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不曾想这两年突然火了，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仇道长，道名仇至贤，头衔有中国风水大师、命理师、香港中国风水研究院院长、仇甫全盲派传人。

班上“毛大”有两位，这很不严谨。我的朋友薛总在西北上高中时，班上有两位“王保长”，人家就知道区分为“大王保长”“小王保长”，避免了混乱。所以在取外号上，四中还是不如西北。两位毛大之一是我初中同班同学，高冷，看谁都不顺眼。他高一在五班，高二转到七班，后来考上重庆交通学院，交院我常去，那里的单锅小炒是一种诱惑。另一位毛大家住老南门黉门街，当过英语科代表，没考上大学，后来做生意，再后来吸毒，这些年就没听人说起了。

饿叶、monkey都是东郊大厂子弟，东郊信箱、厂名和代号的对应关系就是他俩给我们科普的。这两人很可惜。monkey（还有个绰号叫儿子）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但大二时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饿叶曾在少体校练过足球，有专业水平，2003年曝光的日本人珠海招妓事件，他是涉事酒店的总经理，后被判无期。七班最让人唏嘘的是田队长，喜欢政治、哲学，高一有一阵痴迷《资本论》，差点休学，后来考上后工，三年级时服安眠药自杀。

女生有外号的不多，只记得有一个叫“DP”，有一个“臭鸡蛋”，还有一个很长，叫“山间铃响马帮来”。

男生没外号的不多，大忽悠是其中一个。“大忽悠”这个外号是这些年才有的，当时没有。因为浓眉大眼成绩又好，所以他可以没外号，这说明什么时候成绩好都是硬道理。尽管成绩一流，但其人举止粗鲁、崇尚暴力，曾于放学路上暴扁三班一同学，又曾带猪蹄子进清真饭馆差点被伙计暴扁。高二他是班上的文娱委员，这几十年我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这小子什么也不会。高二上学期他脸部三角区长了个大大的火疖子，本主不觉得有啥，但猩猩却认为有碍瞻观，纠集几个小兄弟，于课间设伏，将大忽悠擒获并且按倒在地，猩猩亲手把这个火疖子给挤了。因为没有采取消毒措施，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文娱委员肿着半边脸进的教室。从此后大忽悠沉默寡言专心学习，再后来他考上了北大。庆幸的是他去北大晚了63年，否则在赵家楼放火的肯定有他。

班上大概有一半同学是住校的，像我这样不住校的每天往返三次，午饭、晚饭回家吃，晚上下了自习才回家。那时我家住南郊路028，通勤方式有三种，一是坐1路公交，南郊路上南大街下（那时这一条线还叫解放南路）；二是骑车走老南门大桥；三是步行走倒桑树、502厂吊桥、南城塘坎街。那时没有南门彩虹桥，也没有通祠路、文翁路，老南门大桥和百花大桥之间只有502厂吊桥，这个吊桥像都江堰的安澜索桥，摇摇晃晃，可过人过自行车。这个桥后来拆了，几乎在原位置建了一座单拱桥。这三种方式都有些绕路，比较而言走吊桥时间更可控一些。走倒桑树的话出大院马上就得左转，过杀牛巷、珠宝巷到塑料四厂路口再左转才能到倒桑树街。杀牛巷的屠宰厂那时生意还很红火，每天都有大量的水牛送进去屠宰，臭气熏天，尤其是夏天。后来修通祠路，这两条巷子就都没有了。同时期消失的还有河对岸的柳荫街，那是一条很有故事的老街，可惜了。初中就是同学的古董家住倒桑树街502厂宿舍，上学、放学我俩经常一起。古董是他初中的外号，家里叫他莽子。古董高考超水平发挥，到学校拿分数那天，他拿到成绩单后抛下同学以及他老爸，独自狂叫着一路奔跑回家，这情景让我意识到《范进中举》还是很有生活的。

那时的文庙前街，从与南城塘坎街的丁字路口到与南大街的丁字路口，是一条完整的街，后来才被文翁路截成两段。那时文庙前街有两条小巷子可通文庙后街，一条叫石室巷，一条叫孟家巷，其中石室巷也是去四中家属宿舍的通道，石室巷现在已经没有了，孟家巷好像还在。四中的对面有个红军院，据说住有老红军。出校门左拐几十米就是“邮电礼堂”（现在省电信公司的位置），那是一个对外售票的电影院，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高考前一个月，我们十多个男生晚自习时间去看了《少林寺》，刘老师为此很冒火，但因为涉及人太多，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九十年代初邮电礼堂还在，后来就消失了。文庙前街和南大街路口往老南门大桥方向有家羊肉汤，那是秋ber的最爱，经常趁着夜色去吃独食。据说两毛钱一饭盒，味道极鲜，就是饭盒不好洗。羊肉汤再往前走一点，有家“曙光”照相馆，我们毕业的单人照就是在那里照的，那天照完单人照还照了张合影，有十一位同学。沿南大街往红照壁方向，有家有名的包子——南大包，包子很大，很解馋，现在早已消失了。同样消失了的是再前面的“利宾筵”，成都餐饮老字号，工作后曾去吃过，印象深刻的不是它的菜品，而是一个人称古大爷的堂倌，很老派，像郭德纲的相声那样给你介绍菜名，抑扬顿挫，点完菜后他把你的菜唱一遍，也就通知后厨了。

高中期间国内外有这么几件大事：世界杯、女排夺冠、成都大水、马岛战争。

1981年，中国男足参加了世界杯预选赛，平开、高走、暴跌，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让人扼腕的一次。决赛周的比赛和我们高考严重重叠，记得只看了半决赛和决赛。这届世界杯，尤其是中国队参加的预选赛，极大的激发了男生对足球的兴趣。高二开始，我们就时不时地去外面找场地踢足球，后来发展到班级之间比赛。和我们过招最多的是四班，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大学一、二年级，每次寒假、暑假都要比赛一场。

1981年，暑假成都连降暴雨，河水暴涨，淹了不少地方。安顺桥就是那年冲毁的，东湖就是那年形成的。大雨期间曾去古董家看望，他家住一楼，且紧邻南河。到了一看，好家伙，家里的桌椅板凳、盆盆罐罐全都漂在水中，古董拼命地往外舀水。尽管一个人在战斗，但古董全无惧色，抖擞精神，干得正欢。当时我想，这家伙不当海军真是可惜了。从502厂宿舍出来时还朝南河看了一眼，我的天，一片汪洋，根本分不清哪是河，哪是堤岸，哪是公路。古董后来考上重大，二年级时高等数学补考不及格，他认为老师刁难，于是拿了把藏式匕首去威胁老师。他给了数学老师两个选择，一是及格，一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但剧情的发展完全没有按照古董的剧本走，既没有及格，也没有白刀子红刀子，倒是学校给了他一个取消毕业补考的处分。那时的课分考试课和考查课，考试课补考不及格在毕业时还有一次补考机会，及格后才给学位，另外如果一学期两门考试课补考不及格直接降级。后来，古董把涉案凶器送给了我。等古董再次回到学校补考及格并且拿回学位，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

1982年的马岛战争发生时我们了解得很少，国内报道也不多。当时只记得一些关键词：加尔铁里、特混舰队、谢菲尔德号、超级军旗、飞鱼导弹等。真正全面了解这场战争是年底在大学看了有关的纪录片后，印象深刻的不是战斗场面，而是英国民众为特混舰队送行的场面。大概是在朴茨茅斯，傍晚，小雨，舰艇一艘接一艘出港，水兵甲板列队，岸上一名络腮胡大汉挥舞着一面米字旗，送行的民众齐声高唱《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那一届七中高中改成三年，我们之后全部都改三年，我们是最后一届高中两年的。

当时的高考有预考，要通过预考才能参加高考，1982年的预考在5月底，科目、权重、顺序都和高考一样。数学120分，语文、物理、化学100分，英语卷面100分但七折计入总分，生物（包括生理卫生）50分，满分540分。那年预考的难度比高考大，七班上400分的只有七位。

那时的高考在7月份，四中理科在后子门的24中考，考前一天刘老师带我们看考场，从四中步行到后子门，走到一个小巷子，前面有家人在打丧火，刘老师脸色大变，令我们退回改走别的路，并且提醒每个人：明天不得经由此处！

正式的高考在7月7、8、9三天，这三天比较凉快。7日早晨6点半起床，老妈炖了锅鸡汤。七点一刻出门，规定提前一刻进考场，但四中要求提到半小时到。在24中门口遇见刘老师，问我慌不慌？我说“不慌！”我的同学们也都很镇静的样子，个个谈笑风生地，似乎胜利在握。有三个学校在24中考，除我们外是16中和24中。在等着进校门时，不少外校学生还抱着书本在看。进入考场，坐定后我环顾了一下，大多是我们班的同学。我坐最右边一列，我的左边是何矮，前面是毛大，后面是臭脚，左前是猩猩，左后是大忽悠。发完卷子没到时间不让打开卷子，这时猩猩转过头来对我说：“哥，我有点慌！”我测了下脉搏，半分钟54。

7日上午是语文，我觉得不算难。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题目好写。作文我写了800多字，全部做完后还剩十多分钟。下午是化学，我早早就做完了，觉得时间很富裕，反复检查了几遍。当铃响时，我收拾试卷才发现漏了一道8分的大题，这道题是最后一道，在一张半页的纸上，我居然没看见。不过分数出来后，化学却是我数理化唯一及格的一门。

8日下了一天雨，24中校园里一片泥泞。这天考三门，上午数学，下午政治、生物，数学、生物难，政治相对简单。1982年四川高考有个奇葩规定——理科数学不及格、文科语文不及格降10分投档，所以对于我们，数学不及格亏吃大了。考生物时又出了状况，我以为时间还是两个小时，实际是一小时，尽管不伤大雅，但总归是前松后紧。

9日上午是物理，下午是外语。物理有个规定很无厘头——选择题选错了倒扣分，也就是说一道小题你有得分（选对）、不得分（不选）、负分（选错）三种可能，结果没有十足把握的只有不选。考外语时我们那个教室有位外校的女生睡着了，被监考老师拍醒，但后来又睡过去了。

最后一门结束后，猩猩和我在24中门口忽悠同学出去狂欢，我俩声嘶力竭地吆喝了半天，一个响应的都没有。那些亲们，就如同刚刚经历了奥斯维辛，呆呆地看着我俩表演，不说yes也不说no，搞得我俩很是无趣。最后我和猩猩去川宾看了场电影——菲律宾的《女奴》。

那时是先填自愿后拿成绩，不像现在拿到分数再填自愿。1982年四川填报高考志愿大约在7月25日左右，而分数是7月30日才通知的。拿成绩那天我和猩猩、臭脚一起去的，到学校后才知道必须得有家长一起，大概是怕出事，于是我们分别给家里打电话通知家长。

拿到分数等录取这段时间，是转转饭的季节，我们像一群蝗虫从这家吃到那家。那时各家的房子都不大，这十来号人，到哪家都是济济一堂的效果。

8月上旬的一天，全班去百花潭活动，这是七班最后一次集体活动，那天以后，高八二七班就解散了。这天我们班第一个录取通知——田队长的后工——到了。8月中旬，我们七八个男生又去百工堰玩了一天。

8月底，一大帮人去火车站送第一个报到的田队长，从那开始不断有同学去学校报到，后走的和在成都上学的就不断去火车送行，到后来，我也被送走了。

1982年，我们七班考上了30人左右，本科升学率接近60%，那年四川的录取率，大概在6—7%。高考后同学之间有个很大的变化——考上和没考上的两个群体，交集越来越少，来往越来越少。那些没考上的同学，好多就再没见过了。

本文开始引用的那段话，还有很琼瑶很阿Q的结尾，一并粘贴于此，以示有头有尾：

“虽然那年我错过了那道高考题，但是我却遇见了你，你是我的通知书里看不到的惊喜。如果有一天，我像哆啦A梦一样乘坐时光机，如果我又看到了高考的自己，我一定会对他说，千万不要做对那道题，因为，我还想遇见你！

作家陶靖 · 发表于 2024-5-26 06:09

80年代闻名全国的”高考精神“：不少人通过互联网视频观看了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高考学子的拼搏精神，看到如今的“毛坦厂精神”，自然会联想到80年代莘莘学子的高考精神，那时的大多说高考学子为了在千军万马竞过高考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提高获胜把握，尽可能利用学习时间的宽度、深度、长度，因此挑灯夜战延长自己的学习时间，争分夺秒，排除杂念、杂事，专注于学习，把古人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精神演绎到极处，特别是预选后的最后一个月，大多数高考学子们学习时间十分紧张，甚至上厕所需要小跑，打饭要等到最后，为的是节省排队打饭的时间，甚至校园内走路也要思考学习问题。。。。。。当时有高三老师评价到：如今的学生真是拼命呀。80年代考大学的难度不亚于现今的大学生考公务员、考事业编，更不亚于如今的大学生考博士。那时考大学，需要过2关，冲过预选关和高考关。盼望当今的大学生能够学习借鉴80年代的高考精神，奋力冲刺，奋力拼搏，争分夺秒地学习，不负韶华，不浪费宝贵的学习光阴。